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最早，潘真在豆瓣組建的互助群裡發佈了一條消息，宣佈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小組的成立，願意參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維碼進群，她參照了國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組的模式：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定期聚會，5〜10個人圍坐在一起，每個人有5分鐘的時間陳述自己的過往，相互交流經驗、相互鼓勵、相互支持，解決他們共同的問題。據潘真回憶，一天的時間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個到來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當潘真熱情表示歡迎時，對方的表現也顯得不太積極。“其實從豆瓣到QQ，有很多所謂的社交焦慮障礙群，大家都只是線上討論得火熱，其中有真有假，他們會在匿名的情況下在群裡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難。或許是孤單，或許是需要一些傾聽者，但涉及線下的社交，群裡就會顯得十分沉悶。”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最早，潘真在豆瓣組建的互助群裡發佈了一條消息，宣佈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小組的成立，願意參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維碼進群，她參照了國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組的模式：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定期聚會，5〜10個人圍坐在一起，每個人有5分鐘的時間陳述自己的過往，相互交流經驗、相互鼓勵、相互支持，解決他們共同的問題。據潘真回憶，一天的時間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個到來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當潘真熱情表示歡迎時，對方的表現也顯得不太積極。“其實從豆瓣到QQ，有很多所謂的社交焦慮障礙群，大家都只是線上討論得火熱，其中有真有假，他們會在匿名的情況下在群裡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難。或許是孤單，或許是需要一些傾聽者，但涉及線下的社交，群裡就會顯得十分沉悶。”
潘真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那些曾經被困在社交焦慮障礙裡的人，打開那扇落滿了灰塵的窗戶，迎接一個全新的世界。潘真在自己的線下互助小組群裡事無鉅細地袒露了自己的經歷，這樣能夠很好地打消他們的恐懼和不信任感。這一方式有短暫的效應，迴應者們對她向自己“下手”的勇氣表示了敬佩，群裡熱鬧了一陣。
第一次互助的時間和地址公佈後，有5個人報名參加，但真正抵達現場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現在的花店合夥人高麗林。初見高麗林時，潘真像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她是1.75米的高個兒姑娘，蜷縮在一個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頭緊緊地握著，似乎下一秒無法忍受時就要從現場逃離。高麗林後來告訴我，那天她做了三個小時的心理建設才出門，最後是一個聲音反覆在腦海中出現：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過一本《芬蘭人的噩夢》，最初這些小畫發佈在Facebook上，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高人氣，被各國網友稱為“社恐”指南，她和高麗林分享了這個故事。“芬蘭人的白日夢：一輛空無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電梯，一種不需要打擾別人，也不會被別人打擾的生活⋯⋯”這讓處於緊張狀態下的高麗林感到了放鬆。後來，潘真收到很多原本要來而未到場者的微信，其中有一位是患有口吃的工程師，巨大的壓力最終還是打敗了他。潘真表示理解，也許第一次不成功，還可以有第二次。
高麗林是第一次社交焦慮障礙互助的唯一成果。她慢慢向潘真打開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她是某家旅遊公司的行政人員，她最大的恐懼是在公共場合彙報工作進展。即使那些數據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但只要站在臺上，她腦海裡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級領導視察工作的大會上，高麗林拿著手稿的手在發抖，聲音已經變調，可想而知那一次彙報慘不忍睹，因為說錯了很多重要的數據，她最終被點名批評，差一點丟了工作。
覃宇輝告訴我：“焦慮障礙分為特定對象恐懼症、社交焦慮障礙、場所恐懼症、廣泛性焦慮障礙等。像高麗林的恐懼便是對某個特定情景或場合的恐懼。只要他們不面對所恐懼的場景，別人是看不出他們是否患有焦慮障礙的。”潘真給高麗林發了EPQ問卷，結果顯示，她確確實實不是怯場這麼簡單，她的內向和神經質值都異於常人。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最早，潘真在豆瓣組建的互助群裡發佈了一條消息，宣佈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小組的成立，願意參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維碼進群，她參照了國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組的模式：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定期聚會，5〜10個人圍坐在一起，每個人有5分鐘的時間陳述自己的過往，相互交流經驗、相互鼓勵、相互支持，解決他們共同的問題。據潘真回憶，一天的時間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個到來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當潘真熱情表示歡迎時，對方的表現也顯得不太積極。“其實從豆瓣到QQ，有很多所謂的社交焦慮障礙群，大家都只是線上討論得火熱，其中有真有假，他們會在匿名的情況下在群裡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難。或許是孤單，或許是需要一些傾聽者，但涉及線下的社交，群裡就會顯得十分沉悶。”
潘真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那些曾經被困在社交焦慮障礙裡的人，打開那扇落滿了灰塵的窗戶，迎接一個全新的世界。潘真在自己的線下互助小組群裡事無鉅細地袒露了自己的經歷，這樣能夠很好地打消他們的恐懼和不信任感。這一方式有短暫的效應，迴應者們對她向自己“下手”的勇氣表示了敬佩，群裡熱鬧了一陣。
第一次互助的時間和地址公佈後，有5個人報名參加，但真正抵達現場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現在的花店合夥人高麗林。初見高麗林時，潘真像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她是1.75米的高個兒姑娘，蜷縮在一個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頭緊緊地握著，似乎下一秒無法忍受時就要從現場逃離。高麗林後來告訴我，那天她做了三個小時的心理建設才出門，最後是一個聲音反覆在腦海中出現：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過一本《芬蘭人的噩夢》，最初這些小畫發佈在Facebook上，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高人氣，被各國網友稱為“社恐”指南，她和高麗林分享了這個故事。“芬蘭人的白日夢：一輛空無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電梯，一種不需要打擾別人，也不會被別人打擾的生活⋯⋯”這讓處於緊張狀態下的高麗林感到了放鬆。後來，潘真收到很多原本要來而未到場者的微信，其中有一位是患有口吃的工程師，巨大的壓力最終還是打敗了他。潘真表示理解，也許第一次不成功，還可以有第二次。
高麗林是第一次社交焦慮障礙互助的唯一成果。她慢慢向潘真打開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她是某家旅遊公司的行政人員，她最大的恐懼是在公共場合彙報工作進展。即使那些數據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但只要站在臺上，她腦海裡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級領導視察工作的大會上，高麗林拿著手稿的手在發抖，聲音已經變調，可想而知那一次彙報慘不忍睹，因為說錯了很多重要的數據，她最終被點名批評，差一點丟了工作。
覃宇輝告訴我：“焦慮障礙分為特定對象恐懼症、社交焦慮障礙、場所恐懼症、廣泛性焦慮障礙等。像高麗林的恐懼便是對某個特定情景或場合的恐懼。只要他們不面對所恐懼的場景，別人是看不出他們是否患有焦慮障礙的。”潘真給高麗林發了EPQ問卷，結果顯示，她確確實實不是怯場這麼簡單，她的內向和神經質值都異於常人。
第二次線下互助，潘真只約了高麗林，她覺得高麗林現在的狀態合適一對一突破，因為她是在公共場合才有恐懼。這一次高麗林放鬆許多，她告訴了潘真導致這個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學的時候，被班主任當眾羞辱過。因為我回答不上來一道題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語言侮辱了我，我還落得了一個難聽的綽號，只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就能聽到同學們在背後小聲喊著我的綽號。”在社交焦慮障礙的形成原因中，曾經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後每週，潘真都會約高麗林吃飯，讓她大聲朗讀自己寫的日記，或是找一個會議室讓她演練平常彙報的PPT。反覆幾次練習後，高麗林的表達順暢了許多，這超出了潘真的預期。“這給了我很好的鼓勵，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不是不可能，關鍵是得找到有趣的方法。”
社交焦慮障礙可以互助嗎？
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嗎？這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潘真的腦海當中。雖然國內沒有一個正式的機構推出過類似戒酒互助協會一樣的“社恐”互助組織，但加拿大聖·約瑟夫衛生保健研究所焦慮症治療與研究中心主任馬丁·M.安東尼所寫的《羞澀與社交焦慮》一書中曾提到過社交焦慮障礙治療方式中團體療法的優勢。“團體療法使患者有機會認識其他有相同問題的人，這樣患者既可以從其他人的失敗和成功中吸取教訓和總結經驗，也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團體治療給患者提供機會接觸到參與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對治療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
就此我詢問了覃宇輝對於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說：“如果不是特別嚴重的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病患之間存在共情與認同感，線下聚會的過程就像是治療過程中使用的暴露療法，屬於社交場景的模擬，可以達到對恐懼物的適應。但值得注意的是，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很關鍵，如果方式不當極易激活焦慮感，引發病情的加重。”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最早，潘真在豆瓣組建的互助群裡發佈了一條消息，宣佈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小組的成立，願意參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維碼進群，她參照了國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組的模式：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定期聚會，5〜10個人圍坐在一起，每個人有5分鐘的時間陳述自己的過往，相互交流經驗、相互鼓勵、相互支持，解決他們共同的問題。據潘真回憶，一天的時間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個到來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當潘真熱情表示歡迎時，對方的表現也顯得不太積極。“其實從豆瓣到QQ，有很多所謂的社交焦慮障礙群，大家都只是線上討論得火熱，其中有真有假，他們會在匿名的情況下在群裡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難。或許是孤單，或許是需要一些傾聽者，但涉及線下的社交，群裡就會顯得十分沉悶。”
潘真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那些曾經被困在社交焦慮障礙裡的人，打開那扇落滿了灰塵的窗戶，迎接一個全新的世界。潘真在自己的線下互助小組群裡事無鉅細地袒露了自己的經歷，這樣能夠很好地打消他們的恐懼和不信任感。這一方式有短暫的效應，迴應者們對她向自己“下手”的勇氣表示了敬佩，群裡熱鬧了一陣。
第一次互助的時間和地址公佈後，有5個人報名參加，但真正抵達現場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現在的花店合夥人高麗林。初見高麗林時，潘真像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她是1.75米的高個兒姑娘，蜷縮在一個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頭緊緊地握著，似乎下一秒無法忍受時就要從現場逃離。高麗林後來告訴我，那天她做了三個小時的心理建設才出門，最後是一個聲音反覆在腦海中出現：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過一本《芬蘭人的噩夢》，最初這些小畫發佈在Facebook上，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高人氣，被各國網友稱為“社恐”指南，她和高麗林分享了這個故事。“芬蘭人的白日夢：一輛空無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電梯，一種不需要打擾別人，也不會被別人打擾的生活⋯⋯”這讓處於緊張狀態下的高麗林感到了放鬆。後來，潘真收到很多原本要來而未到場者的微信，其中有一位是患有口吃的工程師，巨大的壓力最終還是打敗了他。潘真表示理解，也許第一次不成功，還可以有第二次。
高麗林是第一次社交焦慮障礙互助的唯一成果。她慢慢向潘真打開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她是某家旅遊公司的行政人員，她最大的恐懼是在公共場合彙報工作進展。即使那些數據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但只要站在臺上，她腦海裡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級領導視察工作的大會上，高麗林拿著手稿的手在發抖，聲音已經變調，可想而知那一次彙報慘不忍睹，因為說錯了很多重要的數據，她最終被點名批評，差一點丟了工作。
覃宇輝告訴我：“焦慮障礙分為特定對象恐懼症、社交焦慮障礙、場所恐懼症、廣泛性焦慮障礙等。像高麗林的恐懼便是對某個特定情景或場合的恐懼。只要他們不面對所恐懼的場景，別人是看不出他們是否患有焦慮障礙的。”潘真給高麗林發了EPQ問卷，結果顯示，她確確實實不是怯場這麼簡單，她的內向和神經質值都異於常人。
第二次線下互助，潘真只約了高麗林，她覺得高麗林現在的狀態合適一對一突破，因為她是在公共場合才有恐懼。這一次高麗林放鬆許多，她告訴了潘真導致這個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學的時候，被班主任當眾羞辱過。因為我回答不上來一道題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語言侮辱了我，我還落得了一個難聽的綽號，只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就能聽到同學們在背後小聲喊著我的綽號。”在社交焦慮障礙的形成原因中，曾經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後每週，潘真都會約高麗林吃飯，讓她大聲朗讀自己寫的日記，或是找一個會議室讓她演練平常彙報的PPT。反覆幾次練習後，高麗林的表達順暢了許多，這超出了潘真的預期。“這給了我很好的鼓勵，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不是不可能，關鍵是得找到有趣的方法。”
社交焦慮障礙可以互助嗎？
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嗎？這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潘真的腦海當中。雖然國內沒有一個正式的機構推出過類似戒酒互助協會一樣的“社恐”互助組織，但加拿大聖·約瑟夫衛生保健研究所焦慮症治療與研究中心主任馬丁·M.安東尼所寫的《羞澀與社交焦慮》一書中曾提到過社交焦慮障礙治療方式中團體療法的優勢。“團體療法使患者有機會認識其他有相同問題的人，這樣患者既可以從其他人的失敗和成功中吸取教訓和總結經驗，也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團體治療給患者提供機會接觸到參與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對治療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
就此我詢問了覃宇輝對於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說：“如果不是特別嚴重的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病患之間存在共情與認同感，線下聚會的過程就像是治療過程中使用的暴露療法，屬於社交場景的模擬，可以達到對恐懼物的適應。但值得注意的是，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很關鍵，如果方式不當極易激活焦慮感，引發病情的加重。”
覃宇輝詳細跟我講述了在治療社交焦慮障礙時使用的暴露療法、系統脫敏法，這也是目前西方國家主流的治療手段，能有效地控制社交焦慮障礙的病情。對來訪者深度瞭解之後，專門制定一套符合其產生社交焦慮障礙的刺激等級。一般來說，刺激分為15個等級。通過鼓勵患者進入到讓他感到恐懼的情景中，接受1級刺激適應後再進行更深度的2級刺激，以此類推。在持續的刺激下，患者會發現雖然感到異常恐懼和害怕，但所恐懼的災難並未實際出現，最終讓恐懼狀況得到緩解。
潘真的自救過程讓她對社交焦慮障礙的起因和治療方式有一定的認知。在社交互助群裡，她每一天都會發送關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研究報告，讓每個人正視自己的問題。在確定線下互助人選之前，她會公佈每一次線下活動的主題。“在高麗林的互助中，我開始意識到如果光是聚會，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互助作用，必須開展有主題的活動，才能迅速建立起互助者之間的信任，對於初次見面的社恐者讓他們袒露心扉是一個妄想。”潘真的主題活動分成了動靜兩類：一類是閱讀會和觀影會；另一類是瑜伽或冥想。最後留給大家一些時間，表達今天的感受。
潘真記得有主題的互助活動第一期舉行時，除高麗林外，來了4位成員。羅銘是上一次給潘真發來抱歉信息的未到場者，在閱讀會上，潘真看他憋紅了臉也說不出話來，便鼓勵他停下來，可以打開播放器，用一首歌表達現在的心情。羅銘挑選了一首爵士樂，當音樂在房間瀰漫時，羅銘深深喘了口氣，那種無法言表的痛苦情緒在音樂中慢慢消散，氛圍變得舒適且輕鬆起來。
潘真決定給高麗林投資一家花店小院，是在互助小組開展之後的一年。因為潘真丈夫要去美國工作，他們一家人不得不離開中國，她希望高麗林能在小院裡繼續把互助活動延續下去。她依然記得十年前被同學送進醫院急診室的聖誕夜，那種徹骨的絕望感，是她一生無法忘卻的記憶。“社交焦慮障礙者有多麼恐懼社交，就有多麼期待融入一個集體，這是許多人無法想象的痛苦⋯⋯”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最早，潘真在豆瓣組建的互助群裡發佈了一條消息，宣佈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小組的成立，願意參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維碼進群，她參照了國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組的模式：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定期聚會，5〜10個人圍坐在一起，每個人有5分鐘的時間陳述自己的過往，相互交流經驗、相互鼓勵、相互支持，解決他們共同的問題。據潘真回憶，一天的時間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個到來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當潘真熱情表示歡迎時，對方的表現也顯得不太積極。“其實從豆瓣到QQ，有很多所謂的社交焦慮障礙群，大家都只是線上討論得火熱，其中有真有假，他們會在匿名的情況下在群裡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難。或許是孤單，或許是需要一些傾聽者，但涉及線下的社交，群裡就會顯得十分沉悶。”
潘真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那些曾經被困在社交焦慮障礙裡的人，打開那扇落滿了灰塵的窗戶，迎接一個全新的世界。潘真在自己的線下互助小組群裡事無鉅細地袒露了自己的經歷，這樣能夠很好地打消他們的恐懼和不信任感。這一方式有短暫的效應，迴應者們對她向自己“下手”的勇氣表示了敬佩，群裡熱鬧了一陣。
第一次互助的時間和地址公佈後，有5個人報名參加，但真正抵達現場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現在的花店合夥人高麗林。初見高麗林時，潘真像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她是1.75米的高個兒姑娘，蜷縮在一個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頭緊緊地握著，似乎下一秒無法忍受時就要從現場逃離。高麗林後來告訴我，那天她做了三個小時的心理建設才出門，最後是一個聲音反覆在腦海中出現：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過一本《芬蘭人的噩夢》，最初這些小畫發佈在Facebook上，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高人氣，被各國網友稱為“社恐”指南，她和高麗林分享了這個故事。“芬蘭人的白日夢：一輛空無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電梯，一種不需要打擾別人，也不會被別人打擾的生活⋯⋯”這讓處於緊張狀態下的高麗林感到了放鬆。後來，潘真收到很多原本要來而未到場者的微信，其中有一位是患有口吃的工程師，巨大的壓力最終還是打敗了他。潘真表示理解，也許第一次不成功，還可以有第二次。
高麗林是第一次社交焦慮障礙互助的唯一成果。她慢慢向潘真打開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她是某家旅遊公司的行政人員，她最大的恐懼是在公共場合彙報工作進展。即使那些數據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但只要站在臺上，她腦海裡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級領導視察工作的大會上，高麗林拿著手稿的手在發抖，聲音已經變調，可想而知那一次彙報慘不忍睹，因為說錯了很多重要的數據，她最終被點名批評，差一點丟了工作。
覃宇輝告訴我：“焦慮障礙分為特定對象恐懼症、社交焦慮障礙、場所恐懼症、廣泛性焦慮障礙等。像高麗林的恐懼便是對某個特定情景或場合的恐懼。只要他們不面對所恐懼的場景，別人是看不出他們是否患有焦慮障礙的。”潘真給高麗林發了EPQ問卷，結果顯示，她確確實實不是怯場這麼簡單，她的內向和神經質值都異於常人。
第二次線下互助，潘真只約了高麗林，她覺得高麗林現在的狀態合適一對一突破，因為她是在公共場合才有恐懼。這一次高麗林放鬆許多，她告訴了潘真導致這個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學的時候，被班主任當眾羞辱過。因為我回答不上來一道題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語言侮辱了我，我還落得了一個難聽的綽號，只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就能聽到同學們在背後小聲喊著我的綽號。”在社交焦慮障礙的形成原因中，曾經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後每週，潘真都會約高麗林吃飯，讓她大聲朗讀自己寫的日記，或是找一個會議室讓她演練平常彙報的PPT。反覆幾次練習後，高麗林的表達順暢了許多，這超出了潘真的預期。“這給了我很好的鼓勵，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不是不可能，關鍵是得找到有趣的方法。”
社交焦慮障礙可以互助嗎？
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嗎？這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潘真的腦海當中。雖然國內沒有一個正式的機構推出過類似戒酒互助協會一樣的“社恐”互助組織，但加拿大聖·約瑟夫衛生保健研究所焦慮症治療與研究中心主任馬丁·M.安東尼所寫的《羞澀與社交焦慮》一書中曾提到過社交焦慮障礙治療方式中團體療法的優勢。“團體療法使患者有機會認識其他有相同問題的人，這樣患者既可以從其他人的失敗和成功中吸取教訓和總結經驗，也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團體治療給患者提供機會接觸到參與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對治療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
就此我詢問了覃宇輝對於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說：“如果不是特別嚴重的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病患之間存在共情與認同感，線下聚會的過程就像是治療過程中使用的暴露療法，屬於社交場景的模擬，可以達到對恐懼物的適應。但值得注意的是，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很關鍵，如果方式不當極易激活焦慮感，引發病情的加重。”
覃宇輝詳細跟我講述了在治療社交焦慮障礙時使用的暴露療法、系統脫敏法，這也是目前西方國家主流的治療手段，能有效地控制社交焦慮障礙的病情。對來訪者深度瞭解之後，專門制定一套符合其產生社交焦慮障礙的刺激等級。一般來說，刺激分為15個等級。通過鼓勵患者進入到讓他感到恐懼的情景中，接受1級刺激適應後再進行更深度的2級刺激，以此類推。在持續的刺激下，患者會發現雖然感到異常恐懼和害怕，但所恐懼的災難並未實際出現，最終讓恐懼狀況得到緩解。
潘真的自救過程讓她對社交焦慮障礙的起因和治療方式有一定的認知。在社交互助群裡，她每一天都會發送關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研究報告，讓每個人正視自己的問題。在確定線下互助人選之前，她會公佈每一次線下活動的主題。“在高麗林的互助中，我開始意識到如果光是聚會，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互助作用，必須開展有主題的活動，才能迅速建立起互助者之間的信任，對於初次見面的社恐者讓他們袒露心扉是一個妄想。”潘真的主題活動分成了動靜兩類：一類是閱讀會和觀影會；另一類是瑜伽或冥想。最後留給大家一些時間，表達今天的感受。
潘真記得有主題的互助活動第一期舉行時，除高麗林外，來了4位成員。羅銘是上一次給潘真發來抱歉信息的未到場者，在閱讀會上，潘真看他憋紅了臉也說不出話來，便鼓勵他停下來，可以打開播放器，用一首歌表達現在的心情。羅銘挑選了一首爵士樂，當音樂在房間瀰漫時，羅銘深深喘了口氣，那種無法言表的痛苦情緒在音樂中慢慢消散，氛圍變得舒適且輕鬆起來。
潘真決定給高麗林投資一家花店小院，是在互助小組開展之後的一年。因為潘真丈夫要去美國工作，他們一家人不得不離開中國，她希望高麗林能在小院裡繼續把互助活動延續下去。她依然記得十年前被同學送進醫院急診室的聖誕夜，那種徹骨的絕望感，是她一生無法忘卻的記憶。“社交焦慮障礙者有多麼恐懼社交，就有多麼期待融入一個集體，這是許多人無法想象的痛苦⋯⋯”
覃宇輝說，目前沒有全國範圍內的社交焦慮障礙患病率調查。但是綜合社交焦慮障礙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焦慮障礙的患病率很高，年患病率在2.6%〜7.9%之間。由於國人對該症普遍認識不足，大量病患被輕描淡寫地認為是“膽小、內向”而未受到重視，導致病患數量估計趨於保守。那些聚集在豆瓣、QQ社交平臺上的年輕人，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互聯網通道使社交焦慮障礙者的內心獨白公之於眾，“社恐”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互聯網上年輕人在現實生活壓力下的自我調侃，然而事實也許比想象中要複雜得多。
潘真擁抱了每一位到場的互助者，當天晚上她收到了每個人的微信，裡面有感激，有不可言語的興奮，當然也有表示以後不會再參加的人。潘真告訴我，在她主辦的20多期活動裡，共有22名線上成員參加過互助活動，其中有8人多次參加，像羅銘這樣面對自己走出第一步的人不在少數。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實習生盛煜涵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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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製造偶像】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首次患病的平均年齡是13歲，75%的患者首次出現症狀的年齡在8〜15歲之間，終生患病率高達13.3%。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從豆瓣到QQ群，不少民間自發的互助小組散佈於網絡中，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
記者 | 卡生
社交焦慮障礙症自救者
潘真躺在宿舍裡，宿舍裡靜悄悄的，而操場上人聲鼎沸，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正在舉行。她給自己耳朵裡塞了耳機，把聲音調到足夠大，蓋過從操場傳來的男孩女孩們的歡笑聲。半夢半醒之中，她感到有人在不斷地搖晃著她的胳膊，當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救病床上，醫生正準備給她洗胃。她辯解道，她只是吃了三顆安眠藥而已⋯⋯事實上，潘真並沒有撒謊，她沒有想過要自殺，她只是討厭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她多吃了兩顆安眠藥好讓自己迅速睡著。
《如此美好的一天》劇照
人海茫茫，我是通過豆瓣的“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找到潘真的，類似的小組大概有15個，人數最多的小組大概有25000個成員。我在豆郵中給幾乎所有互助小組的活動發起者發了豆郵，少數幾個回覆我的人中就有潘真。
什麼是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標準呢？《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裡將原來“社交恐懼”的診斷詞條修訂為“社交焦慮障礙”。這個微小的改變，反映出了精神醫學界對這種精神障礙由淺到深的認識過程。書中寫道：“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
眼前的潘真，在和朋友合開的花店裡為我們的見面準備了下午茶點。見了我，她閒適淡定地和我打招呼，看不出絲毫侷促。她穿著一身藏青色袍子，正坐在茶席間泡茶。我和她開玩笑，說她一點都不像“社恐者”，她笑笑，跟我聊起了十年前那個駭人聽聞的“自殺事件”之後發生的事情。
圖 | 視覺中國
潘真大學讀的西方哲學史，她說，學這麼偏門的學科是想避開社交。每天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都在圖書館和書打交道，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生活，如果不出差錯她一生將從事學術方面的研究。大四畢業那年，家裡人開始著急她的婚姻大事，並安排了一次相親。從沒有談過戀愛的潘真在約會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如果對方對自己沒有感覺怎麼辦？”“如果我們之間沒話說怎麼辦？”“如果相親失敗了父母會不會怪罪自己？”腦海中的念頭讓她輾轉反側到天明。潘真赴約之後，坐在餐廳角落，不敢抬頭看對方一眼，對方說什麼她已經聽不到，回答越是語無倫次，她越感到恐懼，多少次她想重整旗鼓恢復理智，最後竟然聯想出對方一定認為自己有精神疾病。她沒有繃住，沒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餐廳。回到宿舍，潘真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膽怯的行為，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
之後，潘真開始在圖書館裡查閱社交焦慮障礙一類的書，她的恐懼與焦慮、完美主義傾向、惡意揣測、自我的過度評價和羞恥感，每一種當天的行為都在社交焦慮障礙的症狀欄裡。她回憶了一下過往和異性的交往過程，從小學到大學，她所有的同桌均為女性，也從來沒有想過和男同學說話，即使有異性和她聊天，她也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對方。
《Mary and Max》劇照
我在查閱社交焦慮障礙症資料時，看到一種特殊的社交焦慮障礙症，叫異性社交焦慮障礙。潘真告訴我，為了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範疇，她使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做了自查。艾森克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簡稱EPQ）是由英國心理學家H.J.艾森克提出的三個維度人格類型學說，對於測試社交焦慮障礙人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測得的結果與多種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十分接近。潘真的測試傾向中符合社交焦慮障礙症患者內向性與神經質的個性。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數據，美國成人中有1500萬人（約7%）有社交焦慮障礙。可見社交焦慮障礙症算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疾病，並非是某個人特有的隱疾。這是否是一種可以通過自救獲得改善或者自愈的心理疾病呢？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系且對社交焦慮障礙症研究多年的心理諮詢師覃宇輝向我解釋：“從基因角度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遺傳性大概在20%〜40%。有的人如果是血清素（5-HT）或者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良，神經遞質紊亂導致的焦慮症，那藥物是比較有效的干預方式，如果由於後天因素像是社交受挫、防禦以及缺乏自信引起的輕、中度社交焦慮障礙，可以嘗試從認知、行為層面進行干預。”
在排除了並非病理性社交焦慮障礙後，潘真開始了自己漫長且艱難的“自救行動”。潘真從自己個人的成長中找到了恐懼異性的端倪，她回憶說：“我記得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看電視，只要是有男女親吻的鏡頭，我媽就會讓我捂住眼睛；為了不讓我早戀，父母告訴我的班主任，不允許我的同桌是異性；初中時我收到過一封情書，我媽就跟瘋了一樣，在家裡暴跳如雷，點火燒了那封情書，還把事情鬧到了學校，最後男同學的家長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把他轉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在家風嚴謹的環境裡，潘真的一言一行都在父母的注視之下，只要有一絲風吹草動，她的父母猶如驚弓之鳥。這種對異性的阻隔與切斷，讓潘真彷彿生活在一個缺乏異性的真空空間。
《生活大爆炸》劇照
大學期間，她研究了各類克服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例如森田療法、系統脫敏療法以及刺激的暴露療法之後，她對森田療法的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森田療法的核心思想非常東方，講究“順其自然，為所當為”，鼓勵患者懷抱順其自然的心態，接受消極的體驗和不良的症狀。更重要的是，這個流派的創始人森田正馬曾經的患病誘因與她極為相似。同是出生在嚴苛的家庭，被施予的家庭壓力像是一枚安靜的“核彈”，最終在日常生活中爆炸了。
聽上去這個療法很抽象，但在實操上還是有一些具體辦法的。譬如找尋到生活中的誘因，潘真曾經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接下來潘真要說服自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不把社交焦慮障礙的問題作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她開始培養一些興趣愛好。根據她內在人格的“敏感”“自省”“安靜”，她參加了一些冥想和瑜伽的活動，並在這樣的場景下，試圖與異性說話。雖然一開始僅僅是“你好”“再見”，她告訴自己，“沒有關係，你已經很棒了！”潘真告訴我，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她說完就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時，才發現自己雙手浸滿了汗水。
互助之難
網絡上有一條盛傳的段子：“去年參加的一個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群今天終於解散了，因為沒有人說過一句話！”我認為這條頗具段子屬性的話並非空穴來風。在我接觸和尋找社交焦慮障礙互助小組的過程中，情況遠比我想象的困難。除了潘真以一個自愈者的身份向我袒露心跡之外，其他的採訪邀約或多或少受到了阻礙。我在一個互助群裡發佈消息後，下一秒我就被群主踢出了群，原因是這樣會讓別人難堪，並涉嫌侵犯以及窺伺隱私。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社交互助者，幾次三番加微信被拒絕，拒絕理由是“我已經不做‘社恐’互助了”。
潘真萌生要做一個互助小組群的想法，已經醞釀了兩年。她說：“我當年非常清楚那種困局，猶如進入了一片泥沼地，越想要掙脫，卻越陷越深。互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那些並非病理性的輕、中度患者。”還有一個原因潘真沒說，與西方社會不同，在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求助心理諮詢師的習慣，讓一個社恐者能具備直面陌生心理諮詢師的勇氣，這比普通的心理疾病患者更為艱難。
最早，潘真在豆瓣組建的互助群裡發佈了一條消息，宣佈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小組的成立，願意參加的人可以添加她的二維碼進群，她參照了國外戒毒、戒酒互助小組的模式：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定期聚會，5〜10個人圍坐在一起，每個人有5分鐘的時間陳述自己的過往，相互交流經驗、相互鼓勵、相互支持，解決他們共同的問題。據潘真回憶，一天的時間有30多人自主入群，每個到來的人基本上都是默默入群。當潘真熱情表示歡迎時，對方的表現也顯得不太積極。“其實從豆瓣到QQ，有很多所謂的社交焦慮障礙群，大家都只是線上討論得火熱，其中有真有假，他們會在匿名的情況下在群裡表述自己今天遇到的困難。或許是孤單，或許是需要一些傾聽者，但涉及線下的社交，群裡就會顯得十分沉悶。”
潘真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那些曾經被困在社交焦慮障礙裡的人，打開那扇落滿了灰塵的窗戶，迎接一個全新的世界。潘真在自己的線下互助小組群裡事無鉅細地袒露了自己的經歷，這樣能夠很好地打消他們的恐懼和不信任感。這一方式有短暫的效應，迴應者們對她向自己“下手”的勇氣表示了敬佩，群裡熱鬧了一陣。
第一次互助的時間和地址公佈後，有5個人報名參加，但真正抵達現場的只有一人。唯一的互助者便是她現在的花店合夥人高麗林。初見高麗林時，潘真像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她是1.75米的高個兒姑娘，蜷縮在一個角落不敢正眼看人，拳頭緊緊地握著，似乎下一秒無法忍受時就要從現場逃離。高麗林後來告訴我，那天她做了三個小時的心理建設才出門，最後是一個聲音反覆在腦海中出現：如果要逃，又何必想要救自己呢？
潘真想起去年看過一本《芬蘭人的噩夢》，最初這些小畫發佈在Facebook上，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高人氣，被各國網友稱為“社恐”指南，她和高麗林分享了這個故事。“芬蘭人的白日夢：一輛空無一人的公共巴士，一部只有自己的電梯，一種不需要打擾別人，也不會被別人打擾的生活⋯⋯”這讓處於緊張狀態下的高麗林感到了放鬆。後來，潘真收到很多原本要來而未到場者的微信，其中有一位是患有口吃的工程師，巨大的壓力最終還是打敗了他。潘真表示理解，也許第一次不成功，還可以有第二次。
高麗林是第一次社交焦慮障礙互助的唯一成果。她慢慢向潘真打開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她是某家旅遊公司的行政人員，她最大的恐懼是在公共場合彙報工作進展。即使那些數據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但只要站在臺上，她腦海裡便是一片空白。在一次上級領導視察工作的大會上，高麗林拿著手稿的手在發抖，聲音已經變調，可想而知那一次彙報慘不忍睹，因為說錯了很多重要的數據，她最終被點名批評，差一點丟了工作。
覃宇輝告訴我：“焦慮障礙分為特定對象恐懼症、社交焦慮障礙、場所恐懼症、廣泛性焦慮障礙等。像高麗林的恐懼便是對某個特定情景或場合的恐懼。只要他們不面對所恐懼的場景，別人是看不出他們是否患有焦慮障礙的。”潘真給高麗林發了EPQ問卷，結果顯示，她確確實實不是怯場這麼簡單，她的內向和神經質值都異於常人。
第二次線下互助，潘真只約了高麗林，她覺得高麗林現在的狀態合適一對一突破，因為她是在公共場合才有恐懼。這一次高麗林放鬆許多，她告訴了潘真導致這個心理疾病的原因。“我上小學的時候，被班主任當眾羞辱過。因為我回答不上來一道題目，她用非常粗鄙的語言侮辱了我，我還落得了一個難聽的綽號，只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就能聽到同學們在背後小聲喊著我的綽號。”在社交焦慮障礙的形成原因中，曾經的“社交受挫”是重要的成因之一。之後每週，潘真都會約高麗林吃飯，讓她大聲朗讀自己寫的日記，或是找一個會議室讓她演練平常彙報的PPT。反覆幾次練習後，高麗林的表達順暢了許多，這超出了潘真的預期。“這給了我很好的鼓勵，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不是不可能，關鍵是得找到有趣的方法。”
社交焦慮障礙可以互助嗎？
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真的可以做嗎？這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潘真的腦海當中。雖然國內沒有一個正式的機構推出過類似戒酒互助協會一樣的“社恐”互助組織，但加拿大聖·約瑟夫衛生保健研究所焦慮症治療與研究中心主任馬丁·M.安東尼所寫的《羞澀與社交焦慮》一書中曾提到過社交焦慮障礙治療方式中團體療法的優勢。“團體療法使患者有機會認識其他有相同問題的人，這樣患者既可以從其他人的失敗和成功中吸取教訓和總結經驗，也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唯一患有此病的人，團體治療給患者提供機會接觸到參與暴露和角色扮演的其他患者，對治療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
就此我詢問了覃宇輝對於社交焦慮障礙線下互助的可行性。他說：“如果不是特別嚴重的社交焦慮障礙症，互助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病患之間存在共情與認同感，線下聚會的過程就像是治療過程中使用的暴露療法，屬於社交場景的模擬，可以達到對恐懼物的適應。但值得注意的是，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很關鍵，如果方式不當極易激活焦慮感，引發病情的加重。”
覃宇輝詳細跟我講述了在治療社交焦慮障礙時使用的暴露療法、系統脫敏法，這也是目前西方國家主流的治療手段，能有效地控制社交焦慮障礙的病情。對來訪者深度瞭解之後，專門制定一套符合其產生社交焦慮障礙的刺激等級。一般來說，刺激分為15個等級。通過鼓勵患者進入到讓他感到恐懼的情景中，接受1級刺激適應後再進行更深度的2級刺激，以此類推。在持續的刺激下，患者會發現雖然感到異常恐懼和害怕，但所恐懼的災難並未實際出現，最終讓恐懼狀況得到緩解。
潘真的自救過程讓她對社交焦慮障礙的起因和治療方式有一定的認知。在社交互助群裡，她每一天都會發送關於社交焦慮障礙的研究報告，讓每個人正視自己的問題。在確定線下互助人選之前，她會公佈每一次線下活動的主題。“在高麗林的互助中，我開始意識到如果光是聚會，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互助作用，必須開展有主題的活動，才能迅速建立起互助者之間的信任，對於初次見面的社恐者讓他們袒露心扉是一個妄想。”潘真的主題活動分成了動靜兩類：一類是閱讀會和觀影會；另一類是瑜伽或冥想。最後留給大家一些時間，表達今天的感受。
潘真記得有主題的互助活動第一期舉行時，除高麗林外，來了4位成員。羅銘是上一次給潘真發來抱歉信息的未到場者，在閱讀會上，潘真看他憋紅了臉也說不出話來，便鼓勵他停下來，可以打開播放器，用一首歌表達現在的心情。羅銘挑選了一首爵士樂，當音樂在房間瀰漫時，羅銘深深喘了口氣，那種無法言表的痛苦情緒在音樂中慢慢消散，氛圍變得舒適且輕鬆起來。
潘真決定給高麗林投資一家花店小院，是在互助小組開展之後的一年。因為潘真丈夫要去美國工作，他們一家人不得不離開中國，她希望高麗林能在小院裡繼續把互助活動延續下去。她依然記得十年前被同學送進醫院急診室的聖誕夜，那種徹骨的絕望感，是她一生無法忘卻的記憶。“社交焦慮障礙者有多麼恐懼社交，就有多麼期待融入一個集體，這是許多人無法想象的痛苦⋯⋯”
覃宇輝說，目前沒有全國範圍內的社交焦慮障礙患病率調查。但是綜合社交焦慮障礙的研究可以發現，這種焦慮障礙的患病率很高，年患病率在2.6%〜7.9%之間。由於國人對該症普遍認識不足，大量病患被輕描淡寫地認為是“膽小、內向”而未受到重視，導致病患數量估計趨於保守。那些聚集在豆瓣、QQ社交平臺上的年輕人，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互聯網通道使社交焦慮障礙者的內心獨白公之於眾，“社恐”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互聯網上年輕人在現實生活壓力下的自我調侃，然而事實也許比想象中要複雜得多。
潘真擁抱了每一位到場的互助者，當天晚上她收到了每個人的微信，裡面有感激，有不可言語的興奮，當然也有表示以後不會再參加的人。潘真告訴我，在她主辦的20多期活動裡，共有22名線上成員參加過互助活動，其中有8人多次參加，像羅銘這樣面對自己走出第一步的人不在少數。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實習生盛煜涵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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