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孩子身體健康，就不存在權利侵害嗎？| Pixabay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索尼婭·蘇特（Sonia Suter）專門研究生物倫理與醫療政策，她說：“法院會說，雖然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精子，但你怎麼確定情況就因此而更糟？你怎麼知道某個捐贈者就比另一個捐贈者更好？”
“沒有法律機制能解決這個看似明顯錯誤的事情，”她補充道，“問題在於，監管很少。如果你說你沒有得到想要的精子，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可能違反了合同，但這可能很難證明。”
蘇特說，一些業內觀察家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應該設立一個單獨的分支機構，來監管包括精子銀行在內的生育行業。
“他們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嗎？他們在提供他們承諾提供的產品嗎？”蘇特問道，“這是關乎人命的事情。他們雖然是在購買和銷售，但他們的產品可不是一輛汽車那麼簡單。這是會產生巨大影響的。”
雖然 FDA 的確監管生殖組織，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監管範圍僅限於預防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
FDA發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監管選擇捐精者的過程，它只確保捐精者滿足健康狀態或年齡等基本要求。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孩子身體健康，就不存在權利侵害嗎？| Pixabay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索尼婭·蘇特（Sonia Suter）專門研究生物倫理與醫療政策，她說：“法院會說，雖然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精子，但你怎麼確定情況就因此而更糟？你怎麼知道某個捐贈者就比另一個捐贈者更好？”
“沒有法律機制能解決這個看似明顯錯誤的事情，”她補充道，“問題在於，監管很少。如果你說你沒有得到想要的精子，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可能違反了合同，但這可能很難證明。”
蘇特說，一些業內觀察家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應該設立一個單獨的分支機構，來監管包括精子銀行在內的生育行業。
“他們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嗎？他們在提供他們承諾提供的產品嗎？”蘇特問道，“這是關乎人命的事情。他們雖然是在購買和銷售，但他們的產品可不是一輛汽車那麼簡單。這是會產生巨大影響的。”
雖然 FDA 的確監管生殖組織，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監管範圍僅限於預防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
FDA發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監管選擇捐精者的過程，它只確保捐精者滿足健康狀態或年齡等基本要求。
圖 | Pixabay
哈佛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的倫理學家路易斯·P·金（Louise P. King）博士說，當診所犯錯時，所有認為自己得到了錯誤精子的人，都應該聯繫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或 FDA，這些機構會對相應的事件進行調查。
她說：“他們有責任找出導致這種案例發生的原因，並預防將來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然而，ASRM 也只是一家給精子銀行、醫生與診所提供建議的專業機構，它並不負責監管。
推動法律：
為“生育欺詐”定罪
法律方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這部分源於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案例。
在七、八十年代期間，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生殖醫生使用了他自己的精子——而不是患者丈夫或匿名捐贈者的精子，讓至少 46 名女性受孕。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孩子身體健康，就不存在權利侵害嗎？| Pixabay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索尼婭·蘇特（Sonia Suter）專門研究生物倫理與醫療政策，她說：“法院會說，雖然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精子，但你怎麼確定情況就因此而更糟？你怎麼知道某個捐贈者就比另一個捐贈者更好？”
“沒有法律機制能解決這個看似明顯錯誤的事情，”她補充道，“問題在於，監管很少。如果你說你沒有得到想要的精子，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可能違反了合同，但這可能很難證明。”
蘇特說，一些業內觀察家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應該設立一個單獨的分支機構，來監管包括精子銀行在內的生育行業。
“他們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嗎？他們在提供他們承諾提供的產品嗎？”蘇特問道，“這是關乎人命的事情。他們雖然是在購買和銷售，但他們的產品可不是一輛汽車那麼簡單。這是會產生巨大影響的。”
雖然 FDA 的確監管生殖組織，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監管範圍僅限於預防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
FDA發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監管選擇捐精者的過程，它只確保捐精者滿足健康狀態或年齡等基本要求。
圖 | Pixabay
哈佛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的倫理學家路易斯·P·金（Louise P. King）博士說，當診所犯錯時，所有認為自己得到了錯誤精子的人，都應該聯繫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或 FDA，這些機構會對相應的事件進行調查。
她說：“他們有責任找出導致這種案例發生的原因，並預防將來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然而，ASRM 也只是一家給精子銀行、醫生與診所提供建議的專業機構，它並不負責監管。
推動法律：
為“生育欺詐”定罪
法律方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這部分源於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案例。
在七、八十年代期間，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生殖醫生使用了他自己的精子——而不是患者丈夫或匿名捐贈者的精子，讓至少 46 名女性受孕。
唐納德·克萊恩在1979年開設了他的生育診所，這在當時還是相對新穎的專業 | Alyssa Schukar
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醫生承認了兩項重罪指控，並承認他曾為使用自己的精子讓患者懷孕一事，向州調查員撒謊。他的醫療執照被吊銷，同時被判緩刑一年。
州檢察官表示，由於州法律沒有禁止這種行為，他們無法提出更嚴厲的訴訟。
根據DNA測試結果，現在有60個人認為這位前醫生是他們的生父。36歲的馬特·懷特（Matt White）居住在印第安波利斯，他在閱讀了有關該案件的新聞報道後發現，自己和克萊恩醫生有血緣關係。
他立即意識到，他母親曾在那間診所就診並懷孕。
他說：“我不敢相信有個人——更別說是這樣一個表面風光、可信賴的專業醫生，居然會一次又一次地侵犯女性一生中最親密的經歷——生孩子。”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孩子身體健康，就不存在權利侵害嗎？| Pixabay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索尼婭·蘇特（Sonia Suter）專門研究生物倫理與醫療政策，她說：“法院會說，雖然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精子，但你怎麼確定情況就因此而更糟？你怎麼知道某個捐贈者就比另一個捐贈者更好？”
“沒有法律機制能解決這個看似明顯錯誤的事情，”她補充道，“問題在於，監管很少。如果你說你沒有得到想要的精子，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可能違反了合同，但這可能很難證明。”
蘇特說，一些業內觀察家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應該設立一個單獨的分支機構，來監管包括精子銀行在內的生育行業。
“他們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嗎？他們在提供他們承諾提供的產品嗎？”蘇特問道，“這是關乎人命的事情。他們雖然是在購買和銷售，但他們的產品可不是一輛汽車那麼簡單。這是會產生巨大影響的。”
雖然 FDA 的確監管生殖組織，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監管範圍僅限於預防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
FDA發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監管選擇捐精者的過程，它只確保捐精者滿足健康狀態或年齡等基本要求。
圖 | Pixabay
哈佛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的倫理學家路易斯·P·金（Louise P. King）博士說，當診所犯錯時，所有認為自己得到了錯誤精子的人，都應該聯繫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或 FDA，這些機構會對相應的事件進行調查。
她說：“他們有責任找出導致這種案例發生的原因，並預防將來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然而，ASRM 也只是一家給精子銀行、醫生與診所提供建議的專業機構，它並不負責監管。
推動法律：
為“生育欺詐”定罪
法律方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這部分源於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案例。
在七、八十年代期間，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生殖醫生使用了他自己的精子——而不是患者丈夫或匿名捐贈者的精子，讓至少 46 名女性受孕。
唐納德·克萊恩在1979年開設了他的生育診所，這在當時還是相對新穎的專業 | Alyssa Schukar
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醫生承認了兩項重罪指控，並承認他曾為使用自己的精子讓患者懷孕一事，向州調查員撒謊。他的醫療執照被吊銷，同時被判緩刑一年。
州檢察官表示，由於州法律沒有禁止這種行為，他們無法提出更嚴厲的訴訟。
根據DNA測試結果，現在有60個人認為這位前醫生是他們的生父。36歲的馬特·懷特（Matt White）居住在印第安波利斯，他在閱讀了有關該案件的新聞報道後發現，自己和克萊恩醫生有血緣關係。
他立即意識到，他母親曾在那間診所就診並懷孕。
他說：“我不敢相信有個人——更別說是這樣一個表面風光、可信賴的專業醫生，居然會一次又一次地侵犯女性一生中最親密的經歷——生孩子。”
馬特·懷特，他的名字寓意著“來自上帝的禮物”，這也是他母親當時對於精子捐贈的看法 | Alyssa Schukar
懷特和一些他最近發現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推動印第安納州把“生育欺詐”定為重罪。該措施於六月初由州長簽署成為法律。
這項法律涵蓋了涉及醫療程序、藥物以及像精子、卵子和胚胎這樣的人類生殖組織的欺詐案件。若罪名成立，被告將被處以6個月至2年半的徒刑，最高罰款10000美元。
這使得印第安納州成為少數幾個對捐精進行監管的州。2016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一項法律，為通過輔助生殖誕下孩子的家庭提供了一些保護。
但是那位法學教授福克斯認為，法律應該更進一步。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混淆生育”。他認為，當人的生育選擇因他人的疏忽或過錯而混淆或受到損害時，法院應當承認這種損失。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孩子身體健康，就不存在權利侵害嗎？| Pixabay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索尼婭·蘇特（Sonia Suter）專門研究生物倫理與醫療政策，她說：“法院會說，雖然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精子，但你怎麼確定情況就因此而更糟？你怎麼知道某個捐贈者就比另一個捐贈者更好？”
“沒有法律機制能解決這個看似明顯錯誤的事情，”她補充道，“問題在於，監管很少。如果你說你沒有得到想要的精子，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可能違反了合同，但這可能很難證明。”
蘇特說，一些業內觀察家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應該設立一個單獨的分支機構，來監管包括精子銀行在內的生育行業。
“他們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嗎？他們在提供他們承諾提供的產品嗎？”蘇特問道，“這是關乎人命的事情。他們雖然是在購買和銷售，但他們的產品可不是一輛汽車那麼簡單。這是會產生巨大影響的。”
雖然 FDA 的確監管生殖組織，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監管範圍僅限於預防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
FDA發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監管選擇捐精者的過程，它只確保捐精者滿足健康狀態或年齡等基本要求。
圖 | Pixabay
哈佛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的倫理學家路易斯·P·金（Louise P. King）博士說，當診所犯錯時，所有認為自己得到了錯誤精子的人，都應該聯繫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或 FDA，這些機構會對相應的事件進行調查。
她說：“他們有責任找出導致這種案例發生的原因，並預防將來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然而，ASRM 也只是一家給精子銀行、醫生與診所提供建議的專業機構，它並不負責監管。
推動法律：
為“生育欺詐”定罪
法律方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這部分源於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案例。
在七、八十年代期間，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生殖醫生使用了他自己的精子——而不是患者丈夫或匿名捐贈者的精子，讓至少 46 名女性受孕。
唐納德·克萊恩在1979年開設了他的生育診所，這在當時還是相對新穎的專業 | Alyssa Schukar
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醫生承認了兩項重罪指控，並承認他曾為使用自己的精子讓患者懷孕一事，向州調查員撒謊。他的醫療執照被吊銷，同時被判緩刑一年。
州檢察官表示，由於州法律沒有禁止這種行為，他們無法提出更嚴厲的訴訟。
根據DNA測試結果，現在有60個人認為這位前醫生是他們的生父。36歲的馬特·懷特（Matt White）居住在印第安波利斯，他在閱讀了有關該案件的新聞報道後發現，自己和克萊恩醫生有血緣關係。
他立即意識到，他母親曾在那間診所就診並懷孕。
他說：“我不敢相信有個人——更別說是這樣一個表面風光、可信賴的專業醫生，居然會一次又一次地侵犯女性一生中最親密的經歷——生孩子。”
馬特·懷特，他的名字寓意著“來自上帝的禮物”，這也是他母親當時對於精子捐贈的看法 | Alyssa Schukar
懷特和一些他最近發現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推動印第安納州把“生育欺詐”定為重罪。該措施於六月初由州長簽署成為法律。
這項法律涵蓋了涉及醫療程序、藥物以及像精子、卵子和胚胎這樣的人類生殖組織的欺詐案件。若罪名成立，被告將被處以6個月至2年半的徒刑，最高罰款10000美元。
這使得印第安納州成為少數幾個對捐精進行監管的州。2016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一項法律，為通過輔助生殖誕下孩子的家庭提供了一些保護。
但是那位法學教授福克斯認為，法律應該更進一步。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混淆生育”。他認為，當人的生育選擇因他人的疏忽或過錯而混淆或受到損害時，法院應當承認這種損失。
保障生育選擇的權利 | Pixabay
2017年，在對這一概念的早期測試中，新加坡最高法院審理了一起案件。在這個案例裡，生育診所不小心出錯，沒有使用丈夫的精子，導致一對伴侶生下了一個混血兒。
法院將此描述為一種新的損失——“遺傳類同”的損失，並將30%的撫養費用（約為233000美元）補償給了這對伴侶。
福克斯認為，這樣的法律行為可以讓美國法院幫助受害的客戶對抗診所犯下的一系列錯誤與不作為，例如：未能檢測出捐精者是否患有嚴重的、高遺傳性的疾病，或者是沒有使用可靠的標記精子樣本的方法。
福克斯博士說：“由於大量草率的做法，一些即將成為家長的人，他們孩子的一半DNA並非來自他們所知道、所選擇的捐精者。”
編譯來源：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3/health/sperm-banks-fertility-artificial-insemination.html
c.2019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作者：Jacqueline Mroz
翻譯：Amaranth
編輯：李子李子短信，麥麥
譯文版權屬於果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如有需要請聯繫sns@guo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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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殼
ID：Guok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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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從精子銀行買來的精子不是當初想要的那個，可是生下來的小孩身體健康，你還會上訴嗎？精子銀行給錯精子，是一種“錯誤”嗎？
"編者按
對於想要生育後代的夫婦來說，如果男性罹患無精、弱精症，精子庫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全國批准設立的精子庫有20多家，根據規定，這些精子庫嚴格禁止商業化運營。
國外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精子銀行多是商業機構。購買者可以看到捐贈者的信息，選擇心儀的精子進行授精。但就像網店賣家可能發錯貨一樣，如果精子銀行給錯了精子，應該怎麼辦？
這篇文章介紹的，便是幾個這樣的故事：有的是精子銀行無意的過失，有的是被醫生故意替換了精子。誰應當為此負責？如果誕下的孩子身體健康，那麼父母還能認為他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嗎？
缺乏監管：
用紙筆做標記，混淆樣本
十七年前，三十多歲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侶決定要個孩子。精子銀行成為了她們的目標。
她們倆花了數小時研究精子捐贈者的個人資料，最終選擇了一位醫療檔案上沒有什麼疾病、家人也幾乎沒有健康問題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們只知道他的標識號碼。
辛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之後，這對伴侶決定再次使用同一個捐贈者的精子來受孕——很快，第二個兒子也降生了。
圖 | Pixabay
等兩個男孩長大一些後，他們將精子捐獻者的識別號碼輸入到在線數據庫中，找到了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最終，這些孩子的家長們，決定讓他們全都進行一次 DNA 測試。
測試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兒子們和其他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結果發現，精子銀行出售給她的精子，不是來自那個她精心挑選的男人，而是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捐贈者。
她找出了這個捐贈者的身份，發現他的病史並不乾淨——祖父患有阿茲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歲時死於腦癌，另一位則死於心臟病。
談到精子銀行時，辛迪說：“我感覺他們汙染了我孩子們的基因庫。”
“我沒有選擇有家族腦癌病史的人。我永遠都不會選擇這位捐贈者。他們應該為網站上有這個捐贈者而感到羞愧。”
有專家估計，在美國，每年通過人工授精出生的兒童可能多達60000人，但這一數據並沒有官方的統計。而且，也沒有人追蹤過，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購買的精子不是來自他們選擇的捐贈者。
但是，在這個消費級DNA測試流行的年代，“買錯精子”這樣的軼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或者有時是通過捐贈的精子出生的孩子們，發現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給的精子不對——而這時往往已經過了幾十年。
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 harvard.edu
這些不斷累積的案例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子銀行和生育診所是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這些故事非常令人心痛，對法律也極具挑戰性，”聖地亞哥大學衛生法政策與生物倫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說，“但這些事情也比我們所知道的要更為普遍。”
他補充道：“精子銀行受到的監管非常少，而且許多精子銀行還在使用過時的標記方法來標記精子樣本，例如紙和筆；所以弄錯或混淆樣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預見的。”
提出投訴：
不是強姦，但我受到了侵犯
梅麗莎是馬薩諸塞州的一位單身母親，她在 21 歲的女兒進行了 DNA 測試後發現，紐約市的一家生育診所 Repro Lab Inc. 當年給錯了精子。
她女兒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人，並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贈者的識別號碼——這個人並不是梅麗莎幾十年前在診所選擇的捐贈者。
梅麗莎說：“他們給錯了捐贈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兒沒接受DNA檢測，我根本不可能發現。”
“你不知道你遺傳了什麼——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你自己的孩子就得到了不好的基因。”她補充道，“雖然這不是強姦，而是醫療手術。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放進自己身體裡，我覺得我的身體受到了侵犯。”
這是手術，卻讓她感覺受到侵犯 | Pixabay
Repro Lab 的總裁阿維爾達·格里洛（Awilda Grillo）說，25 年前梅麗莎收到的精子不是由他們公司採集的，而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精子銀行。
格里洛說：“不是我們負責打包的，我們只給她提供了她訂購的東西。”
梅麗莎向紐約州衛生署提交了一份長達 40 頁的對 Repro Lab 的投訴，但是衛生署發現，這家生育診所唯一的問題，只是記錄保存不完善而已。
梅麗莎得知，接受了錯誤精子的家長們幾乎沒有法律上的補救措施。
“我不想起訴他們，因為我愛我的女兒，”她說，“而且訴訟沒那麼簡單。罪名是‘不當出生’（wrongful birth），但如果這其中沒有健康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夠被判有這種過錯。”
誰來負責：
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損害嗎？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佈雷特，起訴了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中西部精子銀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與她的女性伴侶從精子銀行得到的精子，並非來自她們所選擇的捐贈者。
的確，這對伴侶的孩子顯然是混血兒，而她們選擇的捐贈者卻與她們同樣都是白人。訴訟聲稱，該精子銀行的精子瓶號碼是用筆和墨水寫的，記錄並沒有上傳到電腦上。
但法官駁回了這項訴訟。法官認為，這不是“不當出生”，因為克拉佈雷特的孩子沒有健康問題。
雖然像她這樣的客戶可能認為，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提供錯誤的精子是欺詐行為，但法院一直認定，如果孩子身體健康，那就沒有什麼損害。
孩子身體健康，就不存在權利侵害嗎？| Pixabay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索尼婭·蘇特（Sonia Suter）專門研究生物倫理與醫療政策，她說：“法院會說，雖然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精子，但你怎麼確定情況就因此而更糟？你怎麼知道某個捐贈者就比另一個捐贈者更好？”
“沒有法律機制能解決這個看似明顯錯誤的事情，”她補充道，“問題在於，監管很少。如果你說你沒有得到想要的精子，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可能違反了合同，但這可能很難證明。”
蘇特說，一些業內觀察家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應該設立一個單獨的分支機構，來監管包括精子銀行在內的生育行業。
“他們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嗎？他們在提供他們承諾提供的產品嗎？”蘇特問道，“這是關乎人命的事情。他們雖然是在購買和銷售，但他們的產品可不是一輛汽車那麼簡單。這是會產生巨大影響的。”
雖然 FDA 的確監管生殖組織，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監管範圍僅限於預防艾滋病、肝炎等傳染病的傳播。
FDA發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監管選擇捐精者的過程，它只確保捐精者滿足健康狀態或年齡等基本要求。
圖 | Pixabay
哈佛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的倫理學家路易斯·P·金（Louise P. King）博士說，當診所犯錯時，所有認為自己得到了錯誤精子的人，都應該聯繫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或 FDA，這些機構會對相應的事件進行調查。
她說：“他們有責任找出導致這種案例發生的原因，並預防將來再次出現這種情況。”
然而，ASRM 也只是一家給精子銀行、醫生與診所提供建議的專業機構，它並不負責監管。
推動法律：
為“生育欺詐”定罪
法律方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這部分源於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案例。
在七、八十年代期間，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生殖醫生使用了他自己的精子——而不是患者丈夫或匿名捐贈者的精子，讓至少 46 名女性受孕。
唐納德·克萊恩在1979年開設了他的生育診所，這在當時還是相對新穎的專業 | Alyssa Schukar
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醫生承認了兩項重罪指控，並承認他曾為使用自己的精子讓患者懷孕一事，向州調查員撒謊。他的醫療執照被吊銷，同時被判緩刑一年。
州檢察官表示，由於州法律沒有禁止這種行為，他們無法提出更嚴厲的訴訟。
根據DNA測試結果，現在有60個人認為這位前醫生是他們的生父。36歲的馬特·懷特（Matt White）居住在印第安波利斯，他在閱讀了有關該案件的新聞報道後發現，自己和克萊恩醫生有血緣關係。
他立即意識到，他母親曾在那間診所就診並懷孕。
他說：“我不敢相信有個人——更別說是這樣一個表面風光、可信賴的專業醫生，居然會一次又一次地侵犯女性一生中最親密的經歷——生孩子。”
馬特·懷特，他的名字寓意著“來自上帝的禮物”，這也是他母親當時對於精子捐贈的看法 | Alyssa Schukar
懷特和一些他最近發現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推動印第安納州把“生育欺詐”定為重罪。該措施於六月初由州長簽署成為法律。
這項法律涵蓋了涉及醫療程序、藥物以及像精子、卵子和胚胎這樣的人類生殖組織的欺詐案件。若罪名成立，被告將被處以6個月至2年半的徒刑，最高罰款10000美元。
這使得印第安納州成為少數幾個對捐精進行監管的州。2016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一項法律，為通過輔助生殖誕下孩子的家庭提供了一些保護。
但是那位法學教授福克斯認為，法律應該更進一步。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混淆生育”。他認為，當人的生育選擇因他人的疏忽或過錯而混淆或受到損害時，法院應當承認這種損失。
保障生育選擇的權利 | Pixabay
2017年，在對這一概念的早期測試中，新加坡最高法院審理了一起案件。在這個案例裡，生育診所不小心出錯，沒有使用丈夫的精子，導致一對伴侶生下了一個混血兒。
法院將此描述為一種新的損失——“遺傳類同”的損失，並將30%的撫養費用（約為233000美元）補償給了這對伴侶。
福克斯認為，這樣的法律行為可以讓美國法院幫助受害的客戶對抗診所犯下的一系列錯誤與不作為，例如：未能檢測出捐精者是否患有嚴重的、高遺傳性的疾病，或者是沒有使用可靠的標記精子樣本的方法。
福克斯博士說：“由於大量草率的做法，一些即將成為家長的人，他們孩子的一半DNA並非來自他們所知道、所選擇的捐精者。”
編譯來源：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3/health/sperm-banks-fertility-artificial-insemination.html
c.2019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作者：Jacqueline Mroz
翻譯：Amaranth
編輯：李子李子短信，麥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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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殼
ID：Guokr42
靠譜科普
就看果殼
如果你從精子銀行買來的精子不是當初想要的那個，可是生下來的小孩身體健康，你還會上訴嗎？精子銀行給錯精子，是一種“錯誤”嗎？
AI和同事們等你來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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