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區狀元街是聊城的一條老街，其街東西走向，西接孫家衚衕，東至東口南街的牌坊口，雖長不到 二百五十米，但其在歷史上卻是相當的顯赫。
關於其名字的來源歷來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大概是：鄧秉恆開此街購置宅院，是為鄧家大院，其中出了位狀元名叫鄧鍾嶽，大院改名叫狀元府，於是大家把此街改名叫狀元街。這麼一說似乎是對的。
另據現居遼寧省盤錦市沙春建先生說：清朝乾隆年間，曾經參修過《四庫全書》的胡德琳，出任東昌知府，在任親自撰修《東昌府志》。這位見多識廣的知府，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曾經閱讀過《永樂大典》。他為我們尋找這為元朝狀元，留下了寶貴線索——《（乾隆）東昌府志》卷十一《建置一·城池·東昌府·在城坊巷》：“狀元坊，今名狀元街，在府治東南，國朝兩狀元亦居此。元馬氏擢高科，郡人立是坊以榮之。永樂大典。”
胡德琳的意思是說：“原先的狀元坊，現在叫作狀元街。位置在府衙的東南方。我大清朝兩位狀元傅以漸、鄧鍾嶽也住在這條街上。考查坊名的由來，原來是元代馬姓高中進士，家鄉的人們就立了一個狀元坊，以此來榮耀他。我所依據的是《永樂大典》。”
胡德琳撰述的這條記錄，後來也為嘉慶府志和宣統聊城縣誌所抄錄。但無論是胡德琳，還是後來的修志者，都未能考證清楚這為馬姓“高科”者是誰。究其原因，恐和元代進士資料稀缺難見有關，況且《元史》所記歷科狀元，並無馬姓者，於是，人們也就很難將這位高科進士和歷史上未知名的狀元聯繫起來。那麼，這位“高科”是否可考呢？答案是肯定的。
偶讀曹伯啟《曹文貞詩集（四庫本）卷六》有一詩，詩題為：“道過東昌，申仲禮僉司暨狀元呼都克岱爾諸父臺輔賢昆仲厚意相邀，別後以詩寄謝”。詩云：“十載重逢骨鯁臣，生涯能斥向來貧。一時輟棹舒情曲，三接乘驂到水濱。烏府前循儀範古，鴻臚首唱姓名新。清門幸喜陪清讌，世路悠悠懶問津。”
這個東昌狀元是誰呢？我們知道，“呼都克岱爾”、“呼圖克岱爾”，是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對元人“護都沓兒”、“護都答兒”、“忽都達兒”等譯名的一種更改。可巧的是，相同發音的還有延祐五年蒙古色目人榜狀元忽都達兒。不過，戊午狀元忽都達兒系湖南澧陽人、蒙古捏古歹氏，今有黃溍所作的墓誌傳世，因此，可以將其排除。如此一來，曹伯啟所記載的這位叫作“呼都克岱爾”東昌狀元，就是延祐二年右榜第一人：護都沓兒。而曹伯啟原詩的題目也應是：“道過東昌，申仲禮僉司暨狀元護都沓兒諸父臺輔賢昆仲厚意相邀，別後以詩寄謝。”
曹伯啟此詩作於延祐三年。當時，他正以中憲大夫、刑部侍郎的身份，前往湖南沅州按察八番傜民構亂事，舟過東昌，遂有是會。
其詩之大意是：“自從江南憲臺一別，我已經有十年沒見到骨鯁之臣申從敬仲禮了，他的生活也早已脫離了原來的貧窮。我船到東昌後，就停了下來，和老朋友談談心，抒發抒發心中的感慨。你要知道，他們可是三次用馬車到會通河邊來接我的啊！申僉憲所遵循的禮法完全是古人倡導的，而鴻臚寺第一個報唱出來的狀元名字卻是嶄新的。大家都是清白門庭中人，能聚到一起舉行清雅的宴會，真是三生有幸！因此啊，那些世路上紛繁複雜的事情，也就懶得去想它了！”
通過對曹伯啟詩的解讀，我們完全可以確認：元延祐二年（1315 年）首科蒙古色目人榜狀元護都沓兒，是東昌路聊城縣人。而且，我們由此也可以確認：胡德琳引《永樂大典》所記載之“馬氏”，就是元延祐首科狀元護都沓兒。馬氏，系其漢姓。元末抑或明初的東昌方誌，記有此人，因此，《永樂大典》輯錄各地方誌時，故有錄入。
據此以下推斷：
1.元朝時這裡就有街道，且街心立有狀元坊，此街與清朝的狀元街重合。
2.根據坊字的解釋，和前兩句話可以看出狀元街原名狀元坊，且假設此牌坊就是街的入口牌坊，有類似街巷標識的作用，古城區同類的還有文明街南首的文明坊，樓西大街的興禮坊等。畢竟元代承接唐宋，坊巷名稱尚未成熟，街就是坊，坊也是街。
3.所謂鄧秉恆開此街的說法很可能不準確，他可能僅僅是重修或重建了此街。
這狀元街是這麼來的：宋朝時這裡有一條街道，其名未知，到了元朝東昌路聊城縣的護都沓兒中了狀元，郡人為表彰他的功績，以其漢姓馬姓，立馬氏狀元牌坊，於是此街改名為“狀元坊”，這狀元牌坊就是此坊巷的標誌，到了清朝時，街巷破敗不堪，鄧秉恆重修了此街，正巧其孫鄧鍾嶽又考中狀元，這街也就正好叫狀元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