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
——[英]狄更斯《雙城記》
一
我們已經習慣於抱怨自己所處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裡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無所不在的噪聲，覆蓋了世界本初的聲音——風聲雨聲、關雎鹿鳴；我們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看見藍天，由於霾的存在，我已無法分辨白晝與黃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間也需要開燈，當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顏色定位為“雨過天青雲過處”，那樣的顏色，也只能從舊日瓷器上尋找了；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三聚氰胺，這些原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物質被“發明”出來，讓我們的生存時時處於險境；更不用說各種詐騙手段加深了人們彼此間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場合，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捂緊自己的錢包；面對他人的求助，大多數人都會裝聾作啞，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時難分好壞，比如登月、填海造陸、武器不斷升級……人們總是有很多理由，把這個時代裡的勾當說成正當，把無理變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儘管上帝早就警告人類的自信不要無限膨脹，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別塔）的衝動始終沒有熄滅，人們總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現。我引一段王開嶺的話：“20世紀中葉後的人類，正越來越深陷此境：我們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裡！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毀滅大自然的成就！”“可別忘了：連人類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連作家都對我們這個時代失去了信心，文學似乎與農業文明有著天然的聯繫，當世界失去了最真實的聲音與光澤，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層魅被撕掉了，文學也就失去了表達的對象，也失去了表達的激情。流行的網絡文學已經是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對此，大多數作家都持抵抗的態度。所謂“純文學”，除了用“純”字來表示自身的純度外，幾乎要在市場環境中淪陷。我聽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說，發表即終結，也就是說，一部精心構築的作品發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為已經沒有人再去閱讀文學刊物，所以對於一部作品，連罵的人都沒有。還有各種各樣的禁忌、雷區限制著他們的筆，讓他們無法真實地表達，只能避重就輕，把他們與國外大師們放在一個平臺上比較，那才是國際玩笑。
站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我想起清末學人樑濟與他的兒子梁漱溟的一段對話。梁漱溟年輕時是革命黨，曾參加北方同盟會，參與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樑濟則是保皇黨，對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國近代史上的這爺倆，真是一對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後，樑濟這樣問自己的革命黨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年輕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樑濟說：“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後，樑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二
在儒家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不在將來，而在過去。對於孔子，理想的時代，就是已經逝去的周代，是那個時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標準，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夢見周公”“吾從周”。同理，在當代，在有些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是民國時代。他們把那個時代假想為一個由長袍旗袍、公寓電車、報館書局、教授名流組成的中產階級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個時代，必定如魚得水，殊不知在那個餓殍遍野、戰亂不已的時代，一個人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概率恐怕更大。當然，對過往朝代的眷戀往往被當作對現實的一種談判策略，這就另當別論了，與那個朝代本身無關。
相比之下，喜歡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幾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很多年前有人做過“你最願生活在哪個朝代”的網絡民調，宋代位居第一。有網友說：
這個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在一百年裡，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於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鑑》；如果我思想新，那麼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麼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麼關係。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裡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閒，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於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從微信視頻裡看到臺灣藝術史家蔣勳先生的一段談話，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說：“宋朝是中國和東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識分子典範。讀聖賢書，所學何學？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閒，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並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對此我不持異議，因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辭賦酎酒，有絲絃佐茶，有桃李為友，有歌舞為朋。各門類的物質文明史，宋代都是無法繞過的環節。比如吃茶，雖然在唐代末期因陸羽的《茶經》而成為一種文化，但在宋代才成為文人品質的象徵，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業的蝴蝶裝，到宋代才成為主要的裝訂形式，它取代了書籍以“卷”為單位的形態，在閱讀時可以隨便翻到某一頁，而不必把全“卷”打開。我們今天最廣泛使用的字體——宋體，也是用這個朝代命名的，這是因為在宋代，一種線條清瘦、平穩方正的字體取代了粗壯的顏氏字體，這種新體，就是“宋體字”，可見那個朝代影響之深遠。更不用說山水園林、金石名物、琴棋書畫、民間娛樂，都在宋代達到高峰。歐陽修自稱“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書籍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加上自己這個老翁，剛好六個“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編目並加以解說，編成一本書，叫“集古錄”。後來宋徽宗有了規模更大的收藏，也編了一本書，叫“宣和博古圖錄”。
但這只是泛泛地說，具體到某一個人，情況就不這麼簡單了。比如，在蘇軾看來，自己身處的時代未必是最好的時代，甚至，那是一個很差的時代。
三
我們就拿蘇軾來說事兒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當蘇軾離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鄉眉州，自閬中上終南山，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起，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準備經大散關進入關中，再向東進入河洛平原，抵達首都汴京參加科舉考試時，他心裡滿滿的，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順利，比如他在參加了禮部初試後，互為敵手的兩位政壇大佬歐陽修和張方平居然一致推舉他。時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的歐陽修甚至對自己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還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後來歐陽修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薦年輕的蘇軾、蘇轍兄弟參加皇帝主持的特別考試——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蘇軾的卷子後，意氣風發地回到後宮，對曹後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他說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蘇軾、蘇轍，可見蘇軾、蘇轍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賞識，仕宦生涯也絕不會一帆風順。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賞識，他所受到的攻訐和迫害就越多，因為那會對別人的生存構成威脅。更何況蘇軾性格耿直，是一個有一說一的嚴守一，不會曲意迎合，這使他中槍的機率更高——才華熠熠、飄逸俊秀的蘇軾，天生就是一個眾矢之的。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
——[英]狄更斯《雙城記》
一
我們已經習慣於抱怨自己所處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裡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無所不在的噪聲，覆蓋了世界本初的聲音——風聲雨聲、關雎鹿鳴；我們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看見藍天，由於霾的存在，我已無法分辨白晝與黃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間也需要開燈，當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顏色定位為“雨過天青雲過處”，那樣的顏色，也只能從舊日瓷器上尋找了；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三聚氰胺，這些原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物質被“發明”出來，讓我們的生存時時處於險境；更不用說各種詐騙手段加深了人們彼此間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場合，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捂緊自己的錢包；面對他人的求助，大多數人都會裝聾作啞，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時難分好壞，比如登月、填海造陸、武器不斷升級……人們總是有很多理由，把這個時代裡的勾當說成正當，把無理變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儘管上帝早就警告人類的自信不要無限膨脹，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別塔）的衝動始終沒有熄滅，人們總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現。我引一段王開嶺的話：“20世紀中葉後的人類，正越來越深陷此境：我們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裡！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毀滅大自然的成就！”“可別忘了：連人類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連作家都對我們這個時代失去了信心，文學似乎與農業文明有著天然的聯繫，當世界失去了最真實的聲音與光澤，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層魅被撕掉了，文學也就失去了表達的對象，也失去了表達的激情。流行的網絡文學已經是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對此，大多數作家都持抵抗的態度。所謂“純文學”，除了用“純”字來表示自身的純度外，幾乎要在市場環境中淪陷。我聽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說，發表即終結，也就是說，一部精心構築的作品發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為已經沒有人再去閱讀文學刊物，所以對於一部作品，連罵的人都沒有。還有各種各樣的禁忌、雷區限制著他們的筆，讓他們無法真實地表達，只能避重就輕，把他們與國外大師們放在一個平臺上比較，那才是國際玩笑。
站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我想起清末學人樑濟與他的兒子梁漱溟的一段對話。梁漱溟年輕時是革命黨，曾參加北方同盟會，參與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樑濟則是保皇黨，對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國近代史上的這爺倆，真是一對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後，樑濟這樣問自己的革命黨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年輕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樑濟說：“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後，樑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二
在儒家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不在將來，而在過去。對於孔子，理想的時代，就是已經逝去的周代，是那個時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標準，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夢見周公”“吾從周”。同理，在當代，在有些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是民國時代。他們把那個時代假想為一個由長袍旗袍、公寓電車、報館書局、教授名流組成的中產階級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個時代，必定如魚得水，殊不知在那個餓殍遍野、戰亂不已的時代，一個人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概率恐怕更大。當然，對過往朝代的眷戀往往被當作對現實的一種談判策略，這就另當別論了，與那個朝代本身無關。
相比之下，喜歡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幾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很多年前有人做過“你最願生活在哪個朝代”的網絡民調，宋代位居第一。有網友說：
這個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在一百年裡，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於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鑑》；如果我思想新，那麼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麼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麼關係。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裡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閒，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於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從微信視頻裡看到臺灣藝術史家蔣勳先生的一段談話，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說：“宋朝是中國和東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識分子典範。讀聖賢書，所學何學？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閒，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並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對此我不持異議，因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辭賦酎酒，有絲絃佐茶，有桃李為友，有歌舞為朋。各門類的物質文明史，宋代都是無法繞過的環節。比如吃茶，雖然在唐代末期因陸羽的《茶經》而成為一種文化，但在宋代才成為文人品質的象徵，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業的蝴蝶裝，到宋代才成為主要的裝訂形式，它取代了書籍以“卷”為單位的形態，在閱讀時可以隨便翻到某一頁，而不必把全“卷”打開。我們今天最廣泛使用的字體——宋體，也是用這個朝代命名的，這是因為在宋代，一種線條清瘦、平穩方正的字體取代了粗壯的顏氏字體，這種新體，就是“宋體字”，可見那個朝代影響之深遠。更不用說山水園林、金石名物、琴棋書畫、民間娛樂，都在宋代達到高峰。歐陽修自稱“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書籍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加上自己這個老翁，剛好六個“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編目並加以解說，編成一本書，叫“集古錄”。後來宋徽宗有了規模更大的收藏，也編了一本書，叫“宣和博古圖錄”。
但這只是泛泛地說，具體到某一個人，情況就不這麼簡單了。比如，在蘇軾看來，自己身處的時代未必是最好的時代，甚至，那是一個很差的時代。
三
我們就拿蘇軾來說事兒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當蘇軾離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鄉眉州，自閬中上終南山，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起，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準備經大散關進入關中，再向東進入河洛平原，抵達首都汴京參加科舉考試時，他心裡滿滿的，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順利，比如他在參加了禮部初試後，互為敵手的兩位政壇大佬歐陽修和張方平居然一致推舉他。時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的歐陽修甚至對自己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還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後來歐陽修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薦年輕的蘇軾、蘇轍兄弟參加皇帝主持的特別考試——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蘇軾的卷子後，意氣風發地回到後宮，對曹後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他說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蘇軾、蘇轍，可見蘇軾、蘇轍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賞識，仕宦生涯也絕不會一帆風順。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賞識，他所受到的攻訐和迫害就越多，因為那會對別人的生存構成威脅。更何況蘇軾性格耿直，是一個有一說一的嚴守一，不會曲意迎合，這使他中槍的機率更高——才華熠熠、飄逸俊秀的蘇軾，天生就是一個眾矢之的。
蘇軾作《瀟湘竹石圖（局部）》
軾的意思，是車上供人憑倚之橫木，《左傳》中有“憑軾而觀”之語。蘇洵當年給兒子起名蘇軾，是希望他含蓄內斂，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兒子蘇軾鋒芒畢露，不會藏拙，曾憂心忡忡地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而對蘇轍，他卻省心得多，說：“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意思是：你辦事，我放心。
蘇軾的政治生涯高開低走，儘管曾經擔任過帝國的禮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官居三品，但他更多的時光，是在貶謫中度過的。他的政治生涯，是從失敗走向失敗，從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支撐他生命的家國理想被無情地封堵，讓他的人生一次次陷入絕境。就在這個星光燦爛的宋朝，黨爭成了絞殺人性的機器，最終埋葬了這個精緻耀眼的朝代。蘇軾一生處在一個無物之陣中，他的對手，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四
有人說，蘇軾在官場上的所有失敗，都是由小人造成的。
所以，蘇軾要“突圍”。
然而，奠定了蘇軾一生政治悲劇的，並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他就是蘇軾最大的政敵——王安石。
當時的宋朝，雖承平日久，外表華美，但內部的潰爛，已經越來越難以掩飾。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寫下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痛陳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宋神宗趙頊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調的理想主義者，日本講壇社《中國的歷史》稱他為“偉大的改革設計師”，並評價“王安石變法”是“滴水不漏的嚴密的制度設計”。然而，在蘇軾（時任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眼裡，他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千瘡百孔。他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的急躁冒進和黨同伐異。他知道，無論多麼優美的紙上設計，在這塊土地上都會變得醜陋不堪——惠及貧苦農民的青苗法，終於變成盤剝農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讓百姓以付稅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實際操作中，又為各級官吏搜刮民財提供了堂皇的藉口，每人每戶出錢的多寡，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全憑地方官吏一句話。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於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遞到各級貪官汙吏的手中。
蘇軾敏銳地意識到，目今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那時的他，縱然有宋神宗賞識，卻畢竟人微言輕。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個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擊石——擊的是王安石這塊石，卻仍忍不住要發聲。
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雖然辭去相職，心情黯然地離開朝廷，但在這場廝殺中，富弼、歐陽修、司馬光這些股肱之臣，病的病，死的死。
自此，小人們在帝國政壇上可以橫行無忌。
這些人，包括呂惠卿、曾布、舒亶、鄧綰、李定等，而且，排名不分先後，因為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小人。而這一群小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王安石的識人術，天下無雙。
五
這浮華的世上，人心不如鬼。那個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對蘇軾的才華始終懷有深深的嫉妒，專門跑到蘇軾那裡騙來了詩稿，然後從中尋找“反動言論”，向朝廷檢舉揭發；李定為了逃避回鄉為逝去的母親丁憂盡孝，竟然隱瞞了母親去世的事實，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恰巧蘇軾寫了一首詩，歌頌棄官尋母的朱壽昌，被李定當成指桑罵槐，針對自己，準備好了小鞋，等著給蘇軾穿。當然，他們如此凶狠，除了嫉妒，還有恐懼——蘇軾深得皇帝賞識，說不定哪天會得到重用，那樣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大的威脅。
他們為蘇軾定製的罪名是“譏訕朝政”“濫得時名”。
蘇軾才華熠熠，道德完美。口無遮攔，這是他唯一的軟肋。
朝廷上的一片“廢蘇”之聲，讓宋神宗感到無奈和無力。終於，為了維護朝廷的“安定團結”，宋神宗下令御史臺查辦蘇軾。
蘇軾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目擊者形容蘇軾當時的場面時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那一年，是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
歷史中所說的“烏臺詩案”，“烏臺”就是御史臺。它位於汴京城內東澄街上，與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臺的大門是向北開的，取陰殺之義，四周遍植柏樹，有數千烏鴉在低空中迴旋，造成一種暗無天日的視覺效果，所以人們常把御史臺稱作烏臺，以顏色命名這個機構，直截了當地指明瞭它的黑暗本質。“詩”，當然是指蘇軾那些惹是生非的詩了。
根據蘇軾後來在詩中的記述，他在御史臺的監獄，實際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積不大，一伸手，就可觸到它粗糙的牆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視線只能向上，遙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這是一種非人的身體虐待，更是一種精神的折磨。九百年後，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監獄。
他終於知道了大宋政壇的深淺。那深度，就是牢獄的深度。
黑暗、陡峭、寒冷。
那是他一生命運的最低點。
假如不是宋太宗定下了不得殺戮持異議大夫的法規，此時蘇軾，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十二月二十八，蘇軾終於在監獄裡聽到了朝廷的判決。
宋神宗沒有捨得把他處死，而是把他貶到黃州。
保留公職，以觀後效。
六
蘇軾生命中的低潮，自黃州開始。11世紀，那個收留了蘇軾的黃州，實際上還是一片蕭索之地。這座位於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漢市僅需一個小時車程，如今早已是滿眼繁華，而在當時，卻十分寥落荒涼。
在那裡，蘇軾雖為團練副使，卻沒有任何實權，連工資都停發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可領。蘇軾雖然做了二十多年官，但如他自己所說，“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沒有多少積蓄，即使維持著最低標準的生活，蘇軾帶到黃州的錢款，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盡了。按照黃州當時的物價水平一斗米大約二十文錢，一匹絹大約一千二百文錢，再加上各種雜七雜八的花銷，一個月下來也得四千多文錢。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一筆鉅款。
或許，從他發現黃州城東那片荒蕪的山坡的那一刻，他就決計進行生產自救了。那個山坡，大約百餘步長短，曾經做過營地。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吳船錄》裡描述它：“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這個山坡，本無名字，蘇軾以“東坡”命名，因為它位於城東，而他心儀的詩人白居易當年貶謫到忠州做刺史時，也居住在城東，寫了《東坡種花二首》，還寫了一首《步東坡》，所以，蘇軾乾脆把這塊地，稱為“東坡”。
他也從此自稱“東坡居士”。
假如我們能夠於公元1082年在黃州與蘇軾相遇，這個男人的面容一定會讓我們吃驚——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個俊美少年，也不像三年前離開御史臺監獄時那樣面色憔悴蒼白，此時的蘇軾，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銅，兩鬢皆白，像他自己詞裡曾說的，“塵滿面，鬢如霜”。
1082年，四月初四，寒食節，蘇軾在一片悽風苦雨中寫下著名的《寒食帖》。這份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行書墨稿，被藝術史家稱為“天下行書第三”。
《寒食帖》的內容如下：
自我來黃州，
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
泥汙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
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
濛濛水雲裡。
空庖煮寒菜，
破灶燒溼葦。
那知是寒食，
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
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
死灰吹不起。
面對蘇軾的這幅帖時，我的心會陡然收緊，彷彿上面的每個字都在戰慄，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場悽風苦雨中瑟瑟發抖。這詩、這字，飽含痛感。那個“紙”字，“氏”下的“巾”字，豎筆拉得很長，彷彿音樂中突然拉長的音符，或者一聲悠長的嘆息。那是那個時代強加在蘇軾身上的最真實的疼痛，即使經過了九百多年的時光，依然會在一瞬間把我們的內心穿透。
七
但對蘇軾來說，在黃州的歲月還不算是最慘的。他的人生悲劇，深不見底。儘管在“元祐更化”中，隨著當年被王安石排擠的重臣司馬光等重返政壇，蘇軾一度被重新起用，官升禮部郎中，獲賜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後來又先後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成為帝國的三品大員，相當正部級領導，可謂扶搖直上，身入玉堂，但蘇軾獨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沒有改。他就像李敬澤寫過的伍子胥，永遠沒有辦法讓上級喜歡，永遠不能苟且將就，永遠像他的小妾朝雲形容的那樣“一肚子不合時宜”。司馬光、呂公著兩位宰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盡行廢除。蘇軾卻挺身為王安石辯護。蘇軾不喜歡二元對立，他喜歡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他不僅對司馬光有意見，而且在政事堂上與司馬光急赤白臉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氣還沒消，連罵：“司馬牛！司馬牛！”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
——[英]狄更斯《雙城記》
一
我們已經習慣於抱怨自己所處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裡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無所不在的噪聲，覆蓋了世界本初的聲音——風聲雨聲、關雎鹿鳴；我們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看見藍天，由於霾的存在，我已無法分辨白晝與黃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間也需要開燈，當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顏色定位為“雨過天青雲過處”，那樣的顏色，也只能從舊日瓷器上尋找了；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三聚氰胺，這些原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物質被“發明”出來，讓我們的生存時時處於險境；更不用說各種詐騙手段加深了人們彼此間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場合，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捂緊自己的錢包；面對他人的求助，大多數人都會裝聾作啞，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時難分好壞，比如登月、填海造陸、武器不斷升級……人們總是有很多理由，把這個時代裡的勾當說成正當，把無理變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儘管上帝早就警告人類的自信不要無限膨脹，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別塔）的衝動始終沒有熄滅，人們總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現。我引一段王開嶺的話：“20世紀中葉後的人類，正越來越深陷此境：我們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裡！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毀滅大自然的成就！”“可別忘了：連人類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連作家都對我們這個時代失去了信心，文學似乎與農業文明有著天然的聯繫，當世界失去了最真實的聲音與光澤，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層魅被撕掉了，文學也就失去了表達的對象，也失去了表達的激情。流行的網絡文學已經是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對此，大多數作家都持抵抗的態度。所謂“純文學”，除了用“純”字來表示自身的純度外，幾乎要在市場環境中淪陷。我聽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說，發表即終結，也就是說，一部精心構築的作品發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為已經沒有人再去閱讀文學刊物，所以對於一部作品，連罵的人都沒有。還有各種各樣的禁忌、雷區限制著他們的筆，讓他們無法真實地表達，只能避重就輕，把他們與國外大師們放在一個平臺上比較，那才是國際玩笑。
站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我想起清末學人樑濟與他的兒子梁漱溟的一段對話。梁漱溟年輕時是革命黨，曾參加北方同盟會，參與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樑濟則是保皇黨，對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國近代史上的這爺倆，真是一對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後，樑濟這樣問自己的革命黨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年輕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樑濟說：“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後，樑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二
在儒家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不在將來，而在過去。對於孔子，理想的時代，就是已經逝去的周代，是那個時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標準，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夢見周公”“吾從周”。同理，在當代，在有些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是民國時代。他們把那個時代假想為一個由長袍旗袍、公寓電車、報館書局、教授名流組成的中產階級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個時代，必定如魚得水，殊不知在那個餓殍遍野、戰亂不已的時代，一個人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概率恐怕更大。當然，對過往朝代的眷戀往往被當作對現實的一種談判策略，這就另當別論了，與那個朝代本身無關。
相比之下，喜歡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幾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很多年前有人做過“你最願生活在哪個朝代”的網絡民調，宋代位居第一。有網友說：
這個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在一百年裡，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於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鑑》；如果我思想新，那麼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麼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麼關係。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裡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閒，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於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從微信視頻裡看到臺灣藝術史家蔣勳先生的一段談話，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說：“宋朝是中國和東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識分子典範。讀聖賢書，所學何學？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閒，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並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對此我不持異議，因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辭賦酎酒，有絲絃佐茶，有桃李為友，有歌舞為朋。各門類的物質文明史，宋代都是無法繞過的環節。比如吃茶，雖然在唐代末期因陸羽的《茶經》而成為一種文化，但在宋代才成為文人品質的象徵，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業的蝴蝶裝，到宋代才成為主要的裝訂形式，它取代了書籍以“卷”為單位的形態，在閱讀時可以隨便翻到某一頁，而不必把全“卷”打開。我們今天最廣泛使用的字體——宋體，也是用這個朝代命名的，這是因為在宋代，一種線條清瘦、平穩方正的字體取代了粗壯的顏氏字體，這種新體，就是“宋體字”，可見那個朝代影響之深遠。更不用說山水園林、金石名物、琴棋書畫、民間娛樂，都在宋代達到高峰。歐陽修自稱“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書籍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加上自己這個老翁，剛好六個“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編目並加以解說，編成一本書，叫“集古錄”。後來宋徽宗有了規模更大的收藏，也編了一本書，叫“宣和博古圖錄”。
但這只是泛泛地說，具體到某一個人，情況就不這麼簡單了。比如，在蘇軾看來，自己身處的時代未必是最好的時代，甚至，那是一個很差的時代。
三
我們就拿蘇軾來說事兒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當蘇軾離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鄉眉州，自閬中上終南山，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起，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準備經大散關進入關中，再向東進入河洛平原，抵達首都汴京參加科舉考試時，他心裡滿滿的，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順利，比如他在參加了禮部初試後，互為敵手的兩位政壇大佬歐陽修和張方平居然一致推舉他。時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的歐陽修甚至對自己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還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後來歐陽修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薦年輕的蘇軾、蘇轍兄弟參加皇帝主持的特別考試——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蘇軾的卷子後，意氣風發地回到後宮，對曹後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他說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蘇軾、蘇轍，可見蘇軾、蘇轍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賞識，仕宦生涯也絕不會一帆風順。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賞識，他所受到的攻訐和迫害就越多，因為那會對別人的生存構成威脅。更何況蘇軾性格耿直，是一個有一說一的嚴守一，不會曲意迎合，這使他中槍的機率更高——才華熠熠、飄逸俊秀的蘇軾，天生就是一個眾矢之的。
蘇軾作《瀟湘竹石圖（局部）》
軾的意思，是車上供人憑倚之橫木，《左傳》中有“憑軾而觀”之語。蘇洵當年給兒子起名蘇軾，是希望他含蓄內斂，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兒子蘇軾鋒芒畢露，不會藏拙，曾憂心忡忡地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而對蘇轍，他卻省心得多，說：“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意思是：你辦事，我放心。
蘇軾的政治生涯高開低走，儘管曾經擔任過帝國的禮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官居三品，但他更多的時光，是在貶謫中度過的。他的政治生涯，是從失敗走向失敗，從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支撐他生命的家國理想被無情地封堵，讓他的人生一次次陷入絕境。就在這個星光燦爛的宋朝，黨爭成了絞殺人性的機器，最終埋葬了這個精緻耀眼的朝代。蘇軾一生處在一個無物之陣中，他的對手，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四
有人說，蘇軾在官場上的所有失敗，都是由小人造成的。
所以，蘇軾要“突圍”。
然而，奠定了蘇軾一生政治悲劇的，並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他就是蘇軾最大的政敵——王安石。
當時的宋朝，雖承平日久，外表華美，但內部的潰爛，已經越來越難以掩飾。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寫下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痛陳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宋神宗趙頊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調的理想主義者，日本講壇社《中國的歷史》稱他為“偉大的改革設計師”，並評價“王安石變法”是“滴水不漏的嚴密的制度設計”。然而，在蘇軾（時任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眼裡，他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千瘡百孔。他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的急躁冒進和黨同伐異。他知道，無論多麼優美的紙上設計，在這塊土地上都會變得醜陋不堪——惠及貧苦農民的青苗法，終於變成盤剝農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讓百姓以付稅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實際操作中，又為各級官吏搜刮民財提供了堂皇的藉口，每人每戶出錢的多寡，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全憑地方官吏一句話。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於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遞到各級貪官汙吏的手中。
蘇軾敏銳地意識到，目今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那時的他，縱然有宋神宗賞識，卻畢竟人微言輕。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個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擊石——擊的是王安石這塊石，卻仍忍不住要發聲。
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雖然辭去相職，心情黯然地離開朝廷，但在這場廝殺中，富弼、歐陽修、司馬光這些股肱之臣，病的病，死的死。
自此，小人們在帝國政壇上可以橫行無忌。
這些人，包括呂惠卿、曾布、舒亶、鄧綰、李定等，而且，排名不分先後，因為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小人。而這一群小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王安石的識人術，天下無雙。
五
這浮華的世上，人心不如鬼。那個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對蘇軾的才華始終懷有深深的嫉妒，專門跑到蘇軾那裡騙來了詩稿，然後從中尋找“反動言論”，向朝廷檢舉揭發；李定為了逃避回鄉為逝去的母親丁憂盡孝，竟然隱瞞了母親去世的事實，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恰巧蘇軾寫了一首詩，歌頌棄官尋母的朱壽昌，被李定當成指桑罵槐，針對自己，準備好了小鞋，等著給蘇軾穿。當然，他們如此凶狠，除了嫉妒，還有恐懼——蘇軾深得皇帝賞識，說不定哪天會得到重用，那樣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大的威脅。
他們為蘇軾定製的罪名是“譏訕朝政”“濫得時名”。
蘇軾才華熠熠，道德完美。口無遮攔，這是他唯一的軟肋。
朝廷上的一片“廢蘇”之聲，讓宋神宗感到無奈和無力。終於，為了維護朝廷的“安定團結”，宋神宗下令御史臺查辦蘇軾。
蘇軾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目擊者形容蘇軾當時的場面時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那一年，是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
歷史中所說的“烏臺詩案”，“烏臺”就是御史臺。它位於汴京城內東澄街上，與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臺的大門是向北開的，取陰殺之義，四周遍植柏樹，有數千烏鴉在低空中迴旋，造成一種暗無天日的視覺效果，所以人們常把御史臺稱作烏臺，以顏色命名這個機構，直截了當地指明瞭它的黑暗本質。“詩”，當然是指蘇軾那些惹是生非的詩了。
根據蘇軾後來在詩中的記述，他在御史臺的監獄，實際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積不大，一伸手，就可觸到它粗糙的牆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視線只能向上，遙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這是一種非人的身體虐待，更是一種精神的折磨。九百年後，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監獄。
他終於知道了大宋政壇的深淺。那深度，就是牢獄的深度。
黑暗、陡峭、寒冷。
那是他一生命運的最低點。
假如不是宋太宗定下了不得殺戮持異議大夫的法規，此時蘇軾，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十二月二十八，蘇軾終於在監獄裡聽到了朝廷的判決。
宋神宗沒有捨得把他處死，而是把他貶到黃州。
保留公職，以觀後效。
六
蘇軾生命中的低潮，自黃州開始。11世紀，那個收留了蘇軾的黃州，實際上還是一片蕭索之地。這座位於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漢市僅需一個小時車程，如今早已是滿眼繁華，而在當時，卻十分寥落荒涼。
在那裡，蘇軾雖為團練副使，卻沒有任何實權，連工資都停發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可領。蘇軾雖然做了二十多年官，但如他自己所說，“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沒有多少積蓄，即使維持著最低標準的生活，蘇軾帶到黃州的錢款，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盡了。按照黃州當時的物價水平一斗米大約二十文錢，一匹絹大約一千二百文錢，再加上各種雜七雜八的花銷，一個月下來也得四千多文錢。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一筆鉅款。
或許，從他發現黃州城東那片荒蕪的山坡的那一刻，他就決計進行生產自救了。那個山坡，大約百餘步長短，曾經做過營地。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吳船錄》裡描述它：“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這個山坡，本無名字，蘇軾以“東坡”命名，因為它位於城東，而他心儀的詩人白居易當年貶謫到忠州做刺史時，也居住在城東，寫了《東坡種花二首》，還寫了一首《步東坡》，所以，蘇軾乾脆把這塊地，稱為“東坡”。
他也從此自稱“東坡居士”。
假如我們能夠於公元1082年在黃州與蘇軾相遇，這個男人的面容一定會讓我們吃驚——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個俊美少年，也不像三年前離開御史臺監獄時那樣面色憔悴蒼白，此時的蘇軾，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銅，兩鬢皆白，像他自己詞裡曾說的，“塵滿面，鬢如霜”。
1082年，四月初四，寒食節，蘇軾在一片悽風苦雨中寫下著名的《寒食帖》。這份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行書墨稿，被藝術史家稱為“天下行書第三”。
《寒食帖》的內容如下：
自我來黃州，
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
泥汙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
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
濛濛水雲裡。
空庖煮寒菜，
破灶燒溼葦。
那知是寒食，
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
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
死灰吹不起。
面對蘇軾的這幅帖時，我的心會陡然收緊，彷彿上面的每個字都在戰慄，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場悽風苦雨中瑟瑟發抖。這詩、這字，飽含痛感。那個“紙”字，“氏”下的“巾”字，豎筆拉得很長，彷彿音樂中突然拉長的音符，或者一聲悠長的嘆息。那是那個時代強加在蘇軾身上的最真實的疼痛，即使經過了九百多年的時光，依然會在一瞬間把我們的內心穿透。
七
但對蘇軾來說，在黃州的歲月還不算是最慘的。他的人生悲劇，深不見底。儘管在“元祐更化”中，隨著當年被王安石排擠的重臣司馬光等重返政壇，蘇軾一度被重新起用，官升禮部郎中，獲賜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後來又先後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成為帝國的三品大員，相當正部級領導，可謂扶搖直上，身入玉堂，但蘇軾獨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沒有改。他就像李敬澤寫過的伍子胥，永遠沒有辦法讓上級喜歡，永遠不能苟且將就，永遠像他的小妾朝雲形容的那樣“一肚子不合時宜”。司馬光、呂公著兩位宰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盡行廢除。蘇軾卻挺身為王安石辯護。蘇軾不喜歡二元對立，他喜歡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他不僅對司馬光有意見，而且在政事堂上與司馬光急赤白臉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氣還沒消，連罵：“司馬牛！司馬牛！”
蘇軾作《黃州寒食帖（局部）》
後來一直欣賞他的宋神宗、一直保護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誤國小人的忽悠下，開始瘋狂打擊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蘇軾又開始了一路被貶的歷程，由杭州，到潁州，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後終結在海南島“百物皆無”的儋州，越貶越遠，再貶，就貶出地球了。
但他的政治對手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他到惠州後，他從前的朋友、當時已官居相位的章惇一心想搞死他。由於宋太祖不得殺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採取借刀殺人的老套路，於是派蘇軾的死敵程訓才擔任廣南提刑，讓蘇軾沒有好日子過。蘇軾過得好了，他們便過不好。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繼室王閏之去世後，一直照顧蘇軾的侍妾朝雲，就是在26歲時得瘟疫，死在惠州的。後來，已是白髮老人的蘇軾又被貶到更遙遠的儋州，除了最小的兒子蘇過陪伴，身邊“百物皆無”，不要說報紙網絡，連一本書都找不到，只有無邊的苦寂與孤獨，像茫漠的大海，與他相伴。
八
中國歷史上的文人藝術家，論個人境遇，很難找出比蘇軾更悲慘的。假若我替蘇軾回答樑濟的提問，我一定會說，他所置身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壓抑得透不過氣來，看不到一點希望。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無論身處何等的尷尬與荒謬中，都與蘇軾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語。蘇軾的文字——像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尖銳的痛感，卻沒有怨氣。
我不喜歡怨氣重的人，具體地說，我不喜歡憤青，尤其是老憤青。年輕的時候，我們對很多事物心懷激憤，還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後，仍對命運憤憤不平，就顯得無聊、無趣，甚至無理了。怨氣重，不是表明在一個人的強大，而是在表明一個人的猥瑣與虛弱。蘇軾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氣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們藝術史上的那個蘇軾了。他知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夜與晝、枯與榮、滅與生，是萬物的規律，誰也無法抗拒，因此，他決定笑納生命中的所有陰晴悲歡、枯榮滅生。他不會像屈原那樣自戀，把自己當作香草幽蘭，只因自己的政治藍圖無法運行，就帶著自己的才華與抱負投身冰冷的江水，縱身一躍的剎那也保持著華美的身段與造型，就像奧運會上的跳水運動員那樣；他不會像魏晉名士那樣裝傻充愣，一副嬉皮士造型；也不會像詩仙李白那樣“皇帝呼來不上船”，醉眼迷離愛誰誰，一旦不得志，隨時可以揮手與朝廷說拜拜——要不他怎麼叫李白呢。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木心說：“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的所謂豪放，都是做出來的，是外露的架子。”這話有點隨便了。假如豪放那麼好做，那就請木心先生做來看看。實際上，豪放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在煉獄裡煉出來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強烈而持久的擊打。蘇軾的豪放氣質，除了天性使然，更因為苦難與黑暗給了他一顆強大的內心，可以笑看大江東去，縱論世事古今。他豪放，因為他有底氣，有強大的自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無論周公瑾、諸葛亮還是曹孟德，那麼多的風雲人物，那麼多的歷史煙雲，都終被這東去的江水淘洗乾淨了。神馬都是浮雲，都是雪泥鴻爪——雪泥鴻爪這詞，就是蘇軾發明的。一個人的高貴，不是體現為驚世駭俗，而是體現為寵辱不驚、安然自立。他畫墨竹（《瀟湘竹石圖》），畫石頭（《枯木怪石圖》），都是要表達他心中的高貴。他熱愛生命，不是愛它的絢麗、耀眼，而是愛它的平靜、微渺、坦蕩、綿長。
他的心是寬闊的，所以他愛儒，愛道，也愛佛，最終把它們融匯成一種全新的人生觀——既不遠離紅塵，也不拼命往官場裡鑽。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溫情地注視著人世間，把自視甚高的理想主義，置換為溫暖的人間情懷。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但他無論當多麼小的官，他都不會喪失內心的溫暖。他滅蝗，抗洪，修蘇堤，救孤兒，權力所及的事，他從不錯過，他甚至寫了《豬肉頌》，為不知豬肉可食的黃州人發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見過豬跑，沒吃過豬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橫流的東坡肉。它的烹食要領是：五花肉的肉質瘦而不柴、肥而不膩，以肉層不脫落的部位為佳；用酒代替水燒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質酥軟無比……
還是在黃州，每當日暮時分，他從東坡的農田荷鋤回家，過城門時，守城士卒都知道這位滿面塵土的老農是一個大詩人、大學問家，只是對他為何淪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時還會拿他開幾句玩笑，蘇軾都泰然自處，有時還跟著他們開玩笑。
在儋州——他的末日時光裡，他還不忘調侃自己幾句，說自己年紀大了，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來眼去了。在他的生命裡，不再有崎嶇和坎坷，只有雲起雲落、月白風清。
那是一種能夠笑納一切的達觀，像海明威所說，對於一切厄運，都要“勇敢而有風度地忍受”。
十個世紀以後，一位名叫顧城的年輕詩人寫了一句詩，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文化人格的迴應。他說：
“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
九
無論一個人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眼裡，他終不過是一隻螞蟻。在中國藝術史上，很少有人像蘇軾這樣深深地墮入凡塵，就像《寒食帖》裡所寫，“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美豔的“花”轉眼之間就會墮入泥土，但縱然是泥土，也有它的價值與尊嚴。他的生命，一頭連著最凡俗、最卑微的生活，另一頭卻連著最深邃、精緻、典雅的精神世界。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質，帶動了宋代藝術風氣的，不是那些身處華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卻是置身青燈孤館、野店雞號中的蘇軾——
詞本是文人們遣興抒懷的遊戲筆墨，是流行歌曲，如林語堂所說的，“內容歌詠的總是‘香汗’‘羅幕’‘亂髮’‘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纖指’等”，到了蘇軾手裡，才真正有了文學的氣象，如葉嘉瑩先生說：“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
他的散文，超越了那些虛無高蹈的文章策論，它不是為朝廷、為帝王寫的，而是為心，為一個人最真實的存在而寫的。它拒絕了格式化，拒絕了宮殿語法，因而更樸素、更誠實，也更乾淨，它也因這份透明，而不為時空所阻，在千人萬人的心頭回旋。
他的書法，既不像唐代楷書那樣強調法度，拘謹理性，也不像唐代草書那樣叛逆，那樣張牙舞爪，而是將自己的個性揮灑得那麼酣暢淋漓，無拘無束。蘇軾最恨懷素、張旭，在詩裡大罵他們：“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他追求歷經世事風雨之後的那份從容淡定，喜歡平淡之下的暗流湧動，喜歡收束於簡約中的那種張力。他寫：“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他的字，不是為紀念碑而寫的，不見偉大的野心，卻正因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偉大。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
——[英]狄更斯《雙城記》
一
我們已經習慣於抱怨自己所處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裡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無所不在的噪聲，覆蓋了世界本初的聲音——風聲雨聲、關雎鹿鳴；我們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看見藍天，由於霾的存在，我已無法分辨白晝與黃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間也需要開燈，當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顏色定位為“雨過天青雲過處”，那樣的顏色，也只能從舊日瓷器上尋找了；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三聚氰胺，這些原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物質被“發明”出來，讓我們的生存時時處於險境；更不用說各種詐騙手段加深了人們彼此間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場合，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捂緊自己的錢包；面對他人的求助，大多數人都會裝聾作啞，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時難分好壞，比如登月、填海造陸、武器不斷升級……人們總是有很多理由，把這個時代裡的勾當說成正當，把無理變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儘管上帝早就警告人類的自信不要無限膨脹，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別塔）的衝動始終沒有熄滅，人們總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現。我引一段王開嶺的話：“20世紀中葉後的人類，正越來越深陷此境：我們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裡！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毀滅大自然的成就！”“可別忘了：連人類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連作家都對我們這個時代失去了信心，文學似乎與農業文明有著天然的聯繫，當世界失去了最真實的聲音與光澤，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層魅被撕掉了，文學也就失去了表達的對象，也失去了表達的激情。流行的網絡文學已經是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對此，大多數作家都持抵抗的態度。所謂“純文學”，除了用“純”字來表示自身的純度外，幾乎要在市場環境中淪陷。我聽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說，發表即終結，也就是說，一部精心構築的作品發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為已經沒有人再去閱讀文學刊物，所以對於一部作品，連罵的人都沒有。還有各種各樣的禁忌、雷區限制著他們的筆，讓他們無法真實地表達，只能避重就輕，把他們與國外大師們放在一個平臺上比較，那才是國際玩笑。
站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我想起清末學人樑濟與他的兒子梁漱溟的一段對話。梁漱溟年輕時是革命黨，曾參加北方同盟會，參與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樑濟則是保皇黨，對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國近代史上的這爺倆，真是一對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後，樑濟這樣問自己的革命黨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年輕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樑濟說：“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後，樑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二
在儒家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不在將來，而在過去。對於孔子，理想的時代，就是已經逝去的周代，是那個時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標準，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夢見周公”“吾從周”。同理，在當代，在有些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是民國時代。他們把那個時代假想為一個由長袍旗袍、公寓電車、報館書局、教授名流組成的中產階級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個時代，必定如魚得水，殊不知在那個餓殍遍野、戰亂不已的時代，一個人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概率恐怕更大。當然，對過往朝代的眷戀往往被當作對現實的一種談判策略，這就另當別論了，與那個朝代本身無關。
相比之下，喜歡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幾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很多年前有人做過“你最願生活在哪個朝代”的網絡民調，宋代位居第一。有網友說：
這個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在一百年裡，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於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鑑》；如果我思想新，那麼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麼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麼關係。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裡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閒，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於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從微信視頻裡看到臺灣藝術史家蔣勳先生的一段談話，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說：“宋朝是中國和東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識分子典範。讀聖賢書，所學何學？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閒，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並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對此我不持異議，因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辭賦酎酒，有絲絃佐茶，有桃李為友，有歌舞為朋。各門類的物質文明史，宋代都是無法繞過的環節。比如吃茶，雖然在唐代末期因陸羽的《茶經》而成為一種文化，但在宋代才成為文人品質的象徵，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業的蝴蝶裝，到宋代才成為主要的裝訂形式，它取代了書籍以“卷”為單位的形態，在閱讀時可以隨便翻到某一頁，而不必把全“卷”打開。我們今天最廣泛使用的字體——宋體，也是用這個朝代命名的，這是因為在宋代，一種線條清瘦、平穩方正的字體取代了粗壯的顏氏字體，這種新體，就是“宋體字”，可見那個朝代影響之深遠。更不用說山水園林、金石名物、琴棋書畫、民間娛樂，都在宋代達到高峰。歐陽修自稱“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書籍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加上自己這個老翁，剛好六個“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編目並加以解說，編成一本書，叫“集古錄”。後來宋徽宗有了規模更大的收藏，也編了一本書，叫“宣和博古圖錄”。
但這只是泛泛地說，具體到某一個人，情況就不這麼簡單了。比如，在蘇軾看來，自己身處的時代未必是最好的時代，甚至，那是一個很差的時代。
三
我們就拿蘇軾來說事兒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當蘇軾離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鄉眉州，自閬中上終南山，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起，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準備經大散關進入關中，再向東進入河洛平原，抵達首都汴京參加科舉考試時，他心裡滿滿的，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順利，比如他在參加了禮部初試後，互為敵手的兩位政壇大佬歐陽修和張方平居然一致推舉他。時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的歐陽修甚至對自己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還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後來歐陽修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薦年輕的蘇軾、蘇轍兄弟參加皇帝主持的特別考試——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蘇軾的卷子後，意氣風發地回到後宮，對曹後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他說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蘇軾、蘇轍，可見蘇軾、蘇轍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賞識，仕宦生涯也絕不會一帆風順。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賞識，他所受到的攻訐和迫害就越多，因為那會對別人的生存構成威脅。更何況蘇軾性格耿直，是一個有一說一的嚴守一，不會曲意迎合，這使他中槍的機率更高——才華熠熠、飄逸俊秀的蘇軾，天生就是一個眾矢之的。
蘇軾作《瀟湘竹石圖（局部）》
軾的意思，是車上供人憑倚之橫木，《左傳》中有“憑軾而觀”之語。蘇洵當年給兒子起名蘇軾，是希望他含蓄內斂，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兒子蘇軾鋒芒畢露，不會藏拙，曾憂心忡忡地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而對蘇轍，他卻省心得多，說：“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意思是：你辦事，我放心。
蘇軾的政治生涯高開低走，儘管曾經擔任過帝國的禮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官居三品，但他更多的時光，是在貶謫中度過的。他的政治生涯，是從失敗走向失敗，從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支撐他生命的家國理想被無情地封堵，讓他的人生一次次陷入絕境。就在這個星光燦爛的宋朝，黨爭成了絞殺人性的機器，最終埋葬了這個精緻耀眼的朝代。蘇軾一生處在一個無物之陣中，他的對手，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四
有人說，蘇軾在官場上的所有失敗，都是由小人造成的。
所以，蘇軾要“突圍”。
然而，奠定了蘇軾一生政治悲劇的，並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他就是蘇軾最大的政敵——王安石。
當時的宋朝，雖承平日久，外表華美，但內部的潰爛，已經越來越難以掩飾。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寫下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痛陳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宋神宗趙頊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調的理想主義者，日本講壇社《中國的歷史》稱他為“偉大的改革設計師”，並評價“王安石變法”是“滴水不漏的嚴密的制度設計”。然而，在蘇軾（時任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眼裡，他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千瘡百孔。他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的急躁冒進和黨同伐異。他知道，無論多麼優美的紙上設計，在這塊土地上都會變得醜陋不堪——惠及貧苦農民的青苗法，終於變成盤剝農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讓百姓以付稅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實際操作中，又為各級官吏搜刮民財提供了堂皇的藉口，每人每戶出錢的多寡，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全憑地方官吏一句話。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於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遞到各級貪官汙吏的手中。
蘇軾敏銳地意識到，目今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那時的他，縱然有宋神宗賞識，卻畢竟人微言輕。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個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擊石——擊的是王安石這塊石，卻仍忍不住要發聲。
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雖然辭去相職，心情黯然地離開朝廷，但在這場廝殺中，富弼、歐陽修、司馬光這些股肱之臣，病的病，死的死。
自此，小人們在帝國政壇上可以橫行無忌。
這些人，包括呂惠卿、曾布、舒亶、鄧綰、李定等，而且，排名不分先後，因為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小人。而這一群小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王安石的識人術，天下無雙。
五
這浮華的世上，人心不如鬼。那個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對蘇軾的才華始終懷有深深的嫉妒，專門跑到蘇軾那裡騙來了詩稿，然後從中尋找“反動言論”，向朝廷檢舉揭發；李定為了逃避回鄉為逝去的母親丁憂盡孝，竟然隱瞞了母親去世的事實，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恰巧蘇軾寫了一首詩，歌頌棄官尋母的朱壽昌，被李定當成指桑罵槐，針對自己，準備好了小鞋，等著給蘇軾穿。當然，他們如此凶狠，除了嫉妒，還有恐懼——蘇軾深得皇帝賞識，說不定哪天會得到重用，那樣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大的威脅。
他們為蘇軾定製的罪名是“譏訕朝政”“濫得時名”。
蘇軾才華熠熠，道德完美。口無遮攔，這是他唯一的軟肋。
朝廷上的一片“廢蘇”之聲，讓宋神宗感到無奈和無力。終於，為了維護朝廷的“安定團結”，宋神宗下令御史臺查辦蘇軾。
蘇軾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目擊者形容蘇軾當時的場面時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那一年，是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
歷史中所說的“烏臺詩案”，“烏臺”就是御史臺。它位於汴京城內東澄街上，與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臺的大門是向北開的，取陰殺之義，四周遍植柏樹，有數千烏鴉在低空中迴旋，造成一種暗無天日的視覺效果，所以人們常把御史臺稱作烏臺，以顏色命名這個機構，直截了當地指明瞭它的黑暗本質。“詩”，當然是指蘇軾那些惹是生非的詩了。
根據蘇軾後來在詩中的記述，他在御史臺的監獄，實際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積不大，一伸手，就可觸到它粗糙的牆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視線只能向上，遙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這是一種非人的身體虐待，更是一種精神的折磨。九百年後，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監獄。
他終於知道了大宋政壇的深淺。那深度，就是牢獄的深度。
黑暗、陡峭、寒冷。
那是他一生命運的最低點。
假如不是宋太宗定下了不得殺戮持異議大夫的法規，此時蘇軾，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十二月二十八，蘇軾終於在監獄裡聽到了朝廷的判決。
宋神宗沒有捨得把他處死，而是把他貶到黃州。
保留公職，以觀後效。
六
蘇軾生命中的低潮，自黃州開始。11世紀，那個收留了蘇軾的黃州，實際上還是一片蕭索之地。這座位於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漢市僅需一個小時車程，如今早已是滿眼繁華，而在當時，卻十分寥落荒涼。
在那裡，蘇軾雖為團練副使，卻沒有任何實權，連工資都停發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可領。蘇軾雖然做了二十多年官，但如他自己所說，“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沒有多少積蓄，即使維持著最低標準的生活，蘇軾帶到黃州的錢款，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盡了。按照黃州當時的物價水平一斗米大約二十文錢，一匹絹大約一千二百文錢，再加上各種雜七雜八的花銷，一個月下來也得四千多文錢。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一筆鉅款。
或許，從他發現黃州城東那片荒蕪的山坡的那一刻，他就決計進行生產自救了。那個山坡，大約百餘步長短，曾經做過營地。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吳船錄》裡描述它：“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這個山坡，本無名字，蘇軾以“東坡”命名，因為它位於城東，而他心儀的詩人白居易當年貶謫到忠州做刺史時，也居住在城東，寫了《東坡種花二首》，還寫了一首《步東坡》，所以，蘇軾乾脆把這塊地，稱為“東坡”。
他也從此自稱“東坡居士”。
假如我們能夠於公元1082年在黃州與蘇軾相遇，這個男人的面容一定會讓我們吃驚——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個俊美少年，也不像三年前離開御史臺監獄時那樣面色憔悴蒼白，此時的蘇軾，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銅，兩鬢皆白，像他自己詞裡曾說的，“塵滿面，鬢如霜”。
1082年，四月初四，寒食節，蘇軾在一片悽風苦雨中寫下著名的《寒食帖》。這份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行書墨稿，被藝術史家稱為“天下行書第三”。
《寒食帖》的內容如下：
自我來黃州，
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
泥汙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
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
濛濛水雲裡。
空庖煮寒菜，
破灶燒溼葦。
那知是寒食，
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
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
死灰吹不起。
面對蘇軾的這幅帖時，我的心會陡然收緊，彷彿上面的每個字都在戰慄，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場悽風苦雨中瑟瑟發抖。這詩、這字，飽含痛感。那個“紙”字，“氏”下的“巾”字，豎筆拉得很長，彷彿音樂中突然拉長的音符，或者一聲悠長的嘆息。那是那個時代強加在蘇軾身上的最真實的疼痛，即使經過了九百多年的時光，依然會在一瞬間把我們的內心穿透。
七
但對蘇軾來說，在黃州的歲月還不算是最慘的。他的人生悲劇，深不見底。儘管在“元祐更化”中，隨著當年被王安石排擠的重臣司馬光等重返政壇，蘇軾一度被重新起用，官升禮部郎中，獲賜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後來又先後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成為帝國的三品大員，相當正部級領導，可謂扶搖直上，身入玉堂，但蘇軾獨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沒有改。他就像李敬澤寫過的伍子胥，永遠沒有辦法讓上級喜歡，永遠不能苟且將就，永遠像他的小妾朝雲形容的那樣“一肚子不合時宜”。司馬光、呂公著兩位宰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盡行廢除。蘇軾卻挺身為王安石辯護。蘇軾不喜歡二元對立，他喜歡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他不僅對司馬光有意見，而且在政事堂上與司馬光急赤白臉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氣還沒消，連罵：“司馬牛！司馬牛！”
蘇軾作《黃州寒食帖（局部）》
後來一直欣賞他的宋神宗、一直保護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誤國小人的忽悠下，開始瘋狂打擊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蘇軾又開始了一路被貶的歷程，由杭州，到潁州，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後終結在海南島“百物皆無”的儋州，越貶越遠，再貶，就貶出地球了。
但他的政治對手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他到惠州後，他從前的朋友、當時已官居相位的章惇一心想搞死他。由於宋太祖不得殺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採取借刀殺人的老套路，於是派蘇軾的死敵程訓才擔任廣南提刑，讓蘇軾沒有好日子過。蘇軾過得好了，他們便過不好。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繼室王閏之去世後，一直照顧蘇軾的侍妾朝雲，就是在26歲時得瘟疫，死在惠州的。後來，已是白髮老人的蘇軾又被貶到更遙遠的儋州，除了最小的兒子蘇過陪伴，身邊“百物皆無”，不要說報紙網絡，連一本書都找不到，只有無邊的苦寂與孤獨，像茫漠的大海，與他相伴。
八
中國歷史上的文人藝術家，論個人境遇，很難找出比蘇軾更悲慘的。假若我替蘇軾回答樑濟的提問，我一定會說，他所置身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壓抑得透不過氣來，看不到一點希望。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無論身處何等的尷尬與荒謬中，都與蘇軾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語。蘇軾的文字——像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尖銳的痛感，卻沒有怨氣。
我不喜歡怨氣重的人，具體地說，我不喜歡憤青，尤其是老憤青。年輕的時候，我們對很多事物心懷激憤，還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後，仍對命運憤憤不平，就顯得無聊、無趣，甚至無理了。怨氣重，不是表明在一個人的強大，而是在表明一個人的猥瑣與虛弱。蘇軾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氣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們藝術史上的那個蘇軾了。他知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夜與晝、枯與榮、滅與生，是萬物的規律，誰也無法抗拒，因此，他決定笑納生命中的所有陰晴悲歡、枯榮滅生。他不會像屈原那樣自戀，把自己當作香草幽蘭，只因自己的政治藍圖無法運行，就帶著自己的才華與抱負投身冰冷的江水，縱身一躍的剎那也保持著華美的身段與造型，就像奧運會上的跳水運動員那樣；他不會像魏晉名士那樣裝傻充愣，一副嬉皮士造型；也不會像詩仙李白那樣“皇帝呼來不上船”，醉眼迷離愛誰誰，一旦不得志，隨時可以揮手與朝廷說拜拜——要不他怎麼叫李白呢。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木心說：“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的所謂豪放，都是做出來的，是外露的架子。”這話有點隨便了。假如豪放那麼好做，那就請木心先生做來看看。實際上，豪放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在煉獄裡煉出來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強烈而持久的擊打。蘇軾的豪放氣質，除了天性使然，更因為苦難與黑暗給了他一顆強大的內心，可以笑看大江東去，縱論世事古今。他豪放，因為他有底氣，有強大的自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無論周公瑾、諸葛亮還是曹孟德，那麼多的風雲人物，那麼多的歷史煙雲，都終被這東去的江水淘洗乾淨了。神馬都是浮雲，都是雪泥鴻爪——雪泥鴻爪這詞，就是蘇軾發明的。一個人的高貴，不是體現為驚世駭俗，而是體現為寵辱不驚、安然自立。他畫墨竹（《瀟湘竹石圖》），畫石頭（《枯木怪石圖》），都是要表達他心中的高貴。他熱愛生命，不是愛它的絢麗、耀眼，而是愛它的平靜、微渺、坦蕩、綿長。
他的心是寬闊的，所以他愛儒，愛道，也愛佛，最終把它們融匯成一種全新的人生觀——既不遠離紅塵，也不拼命往官場裡鑽。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溫情地注視著人世間，把自視甚高的理想主義，置換為溫暖的人間情懷。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但他無論當多麼小的官，他都不會喪失內心的溫暖。他滅蝗，抗洪，修蘇堤，救孤兒，權力所及的事，他從不錯過，他甚至寫了《豬肉頌》，為不知豬肉可食的黃州人發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見過豬跑，沒吃過豬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橫流的東坡肉。它的烹食要領是：五花肉的肉質瘦而不柴、肥而不膩，以肉層不脫落的部位為佳；用酒代替水燒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質酥軟無比……
還是在黃州，每當日暮時分，他從東坡的農田荷鋤回家，過城門時，守城士卒都知道這位滿面塵土的老農是一個大詩人、大學問家，只是對他為何淪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時還會拿他開幾句玩笑，蘇軾都泰然自處，有時還跟著他們開玩笑。
在儋州——他的末日時光裡，他還不忘調侃自己幾句，說自己年紀大了，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來眼去了。在他的生命裡，不再有崎嶇和坎坷，只有雲起雲落、月白風清。
那是一種能夠笑納一切的達觀，像海明威所說，對於一切厄運，都要“勇敢而有風度地忍受”。
十個世紀以後，一位名叫顧城的年輕詩人寫了一句詩，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文化人格的迴應。他說：
“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
九
無論一個人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眼裡，他終不過是一隻螞蟻。在中國藝術史上，很少有人像蘇軾這樣深深地墮入凡塵，就像《寒食帖》裡所寫，“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美豔的“花”轉眼之間就會墮入泥土，但縱然是泥土，也有它的價值與尊嚴。他的生命，一頭連著最凡俗、最卑微的生活，另一頭卻連著最深邃、精緻、典雅的精神世界。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質，帶動了宋代藝術風氣的，不是那些身處華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卻是置身青燈孤館、野店雞號中的蘇軾——
詞本是文人們遣興抒懷的遊戲筆墨，是流行歌曲，如林語堂所說的，“內容歌詠的總是‘香汗’‘羅幕’‘亂髮’‘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纖指’等”，到了蘇軾手裡，才真正有了文學的氣象，如葉嘉瑩先生說：“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
他的散文，超越了那些虛無高蹈的文章策論，它不是為朝廷、為帝王寫的，而是為心，為一個人最真實的存在而寫的。它拒絕了格式化，拒絕了宮殿語法，因而更樸素、更誠實，也更乾淨，它也因這份透明，而不為時空所阻，在千人萬人的心頭回旋。
他的書法，既不像唐代楷書那樣強調法度，拘謹理性，也不像唐代草書那樣叛逆，那樣張牙舞爪，而是將自己的個性揮灑得那麼酣暢淋漓，無拘無束。蘇軾最恨懷素、張旭，在詩裡大罵他們：“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他追求歷經世事風雨之後的那份從容淡定，喜歡平淡之下的暗流湧動，喜歡收束於簡約中的那種張力。他寫：“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他的字，不是為紀念碑而寫的，不見偉大的野心，卻正因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偉大。
蘇軾作《黃州寒食帖（局部）》
他的繪畫，傳到今天的，只有兩幅，一幅叫“瀟湘竹石圖”，還有一幅，叫“枯木怪石圖”，但他倡導的文人畫理論，卻影響了金元明清，餘緒至今未斷。蘇軾看不起那些院體畫家，認為他們少文采，沒學問，因而只知照貓畫虎，不見風神與性情。文人畫在兩漢魏晉就開始起源，但有了唐代王維，文學的氣息才真正融入到繪畫中，紙上萬物，才活起來，與畫家心氣相通。至宋代，歐陽修、王安石都確立了文人畫論的主調，但在蘇軾手上，文人畫的理論才臻於完善。妖嬈絢麗的唐代藝術，到了他們手上，立即退去了華麗的光斑，變得素樸、簡潔、典雅、莊重。後來的宋代畫家，把複雜多變的世界，都收容在這看似單一的墨色中，繪畫由俗世的豔麗，遁入哲學式的深邃、空靈。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遠不可能畫出宋代水墨的豐富，因為墨汁裡邊摻了太多的化學物質，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畫裡，我們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光的遊動。
蘇軾帶來了中國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一場觀念革命，他因此成為北宋繼蘇惟演、歐陽修之後的第三位文壇領袖，成為中國藝術史上獨一無二的藝術大師，也成為我的心頭最愛。
十
這份美，被北宋著名畫家李公麟畫在一幅圖卷裡。這幅藝術史上的名畫，記錄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蘇軾在“元祐更化”中返京，與朋友們在王詵的西園舉行雅集的情況——王詵不僅是當朝駙馬，也是著名畫家，201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皇家祕藏·銘心絕品——《石渠寶笈》故宮博物院九十週年特展”，展出有王詵的名作《漁村小雪圖》。那次聚會，參加者有：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米芾、蔡肇、李之儀、鄭靖老、張耒、王欽臣、劉涇、晁補之，還有僧人圓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陳碧虛，共15人，加上侍姬、書童，共22人。鬆檜梧竹，小橋流水，極園林之勝。賓主風雅，或寫詩，或作畫，或題石，或撥阮，或看書，或說經，極宴遊之樂。李公麟以他首創的白描手法，用寫實的方式，描繪當時的情景，取名“西園雅集圖”。
《西園雅集圖》幾乎成了中國藝術家迷戀的經典題材，僅李公麟一人，就畫過團扇、手卷兩種不同的本子。北宋米芾，南宋馬遠，元代趙孟頫（傳），明代仇英、陳洪綬，清代張翎等著名畫家，也都畫過同題作品。其中李公麟《西園雅集圖》卷現被私人收藏，馬遠《西園雅集圖》長卷收藏在美國納爾遜·艾金斯博物館，趙孟頫《西園雅集圖》卷和仇英的《西園雅集圖》軸分別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之養心殿》第二冊中，現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畫中的場面，讓我想起文藝復興畫家拉斐爾為教皇宮殿繪製的大型壁畫《雅典學院》——一幅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的雅典學院為主題的大型繪畫。在這幅畫上，彙集著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語法大師伊壁鳩魯，幾何學家歐幾里得（一說是阿基米德），犬儒學派哲學家第歐根尼，哲學家芝諾……畫家試圖以這樣一場集會，把歐洲歷史的黃金時代永久定格。
《西園雅集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文藝組合，比如“三蘇”中的兩蘇（蘇軾、蘇轍），書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在中國的北宋，一個小小的私家花園，就成為融匯那個時代輝煌藝術的空間載體。
那一份光榮，絲毫不遜於古希臘的雅典學院。
美丰儀，成為當下時興的一個熱詞。但真正的美丰儀，不是《琅琊榜》裡的梅長蘇、蕭景琰，而是真實歷史中的蘇軾、蘇轍、秦觀、米芾。他們不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種從紅塵萬丈中超拔出來的美。中國傳統的審美記憶中找不見史泰龍式的肌肉男，而是將這種力量與擔當收束於優雅藝術與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國，才崇尚這種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十一
蘇軾生活的時代，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他一生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一茬不如一茬。葉嘉瑩說：“北宋弱始自仁宗。”宋仁宗當年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對蘇軾器重有加；宋英宗久慕蘇軾文名，曾打算任命蘇軾為翰林，因為受到宰相韓琦的阻撓，才沒能實現；宋神宗也器重蘇軾，卻抵不過朝廷群臣的構陷而將蘇軾下獄，縱然他寄望於蘇軾，也犯不著為蘇軾一人得罪群臣；宋哲宗貪戀女色，十四歲就想著以宮中尋找乳婢的名義給自己找女人；宋徽宗玩物玩女人，終致亡國，關於他的故事，留在後面細說。公元1101年，蘇軾死在常州，距離北宋王朝的覆滅，只有25年。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獨中與世界對話，將自己的思念與感傷，快樂與淒涼，將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須承受的輕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塵土、雨睛雲夢，月明風嫋，留在他的藝術裡。在悲劇性的命運裡，他仍不忘採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開嶺所寫的：“即使在一個糟糕透頂的年代、一個心境被嚴重干擾的年代，我們能否在抵抗陰暗之餘，在深深的疲憊和消極之後，仍能為自己攢下一些明淨的生命時日，以不至於太辜負一生？”
我經常說，現實中的所有問題與困境，都有可能從歷史中找到答案。許多人並不相信，在這裡，蘇軾就成為從現實圍困中拔地而起的一個最真實的例子。時代給他設定的困境與災難，比我們今天面對的要複雜得多。蘇軾置身在一個稱得上壞的時代，卻並不去幻想一個更好的時代，因為即使在最好的時代裡，也會有不好的東西。
他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織的現實。因此，蘇軾沒有怨恨過他的時代，甚至連抱怨都沒有。這是因為他用不著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樣的時代，更不會對自己與時代的關係做出精心的設計與謀劃。
有的藝術家必須依託一個好的時代才能生長，就像葉賽寧自殺後，高爾基感嘆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但像蘇軾這樣的人是大於時代的，無論身處怎樣的時代，時代都壓不死他。
他給予那個時代的，比他從時代中得到的更多。
木心說:藝術家僅次於上帝。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也就是蘇軾寫下《寒食帖》之後的第三個春天裡，宋神宗把蘇軾調任到離汴京不遠的汝州。他從黃州出發，順江而下，過金陵時，他一定要去拜見一下已經辭官、在金陵城與鐘山之間的半山園隱居八九年的王安石。聞聽蘇軾過金陵，王安石等不到蘇軾前來晉謁，就已騎上小驢，去江邊船上，主動去尋找蘇軾了。因為作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關注著遠在黃州的蘇軾。蘇軾的詩詞、散文、書法、繪畫，讓王安石深感著迷。藝術在不知不覺中，彌合著二人在政治上的巨大鴻溝。相別時，王安石發出這樣的長嘆：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不幸言中了。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文｜祝勇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
——[英]狄更斯《雙城記》
一
我們已經習慣於抱怨自己所處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代裡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無所不在的噪聲，覆蓋了世界本初的聲音——風聲雨聲、關雎鹿鳴；我們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看見藍天，由於霾的存在，我已無法分辨白晝與黃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間也需要開燈，當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顏色定位為“雨過天青雲過處”，那樣的顏色，也只能從舊日瓷器上尋找了；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三聚氰胺，這些原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物質被“發明”出來，讓我們的生存時時處於險境；更不用說各種詐騙手段加深了人們彼此間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場合，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捂緊自己的錢包；面對他人的求助，大多數人都會裝聾作啞，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時難分好壞，比如登月、填海造陸、武器不斷升級……人們總是有很多理由，把這個時代裡的勾當說成正當，把無理變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儘管上帝早就警告人類的自信不要無限膨脹，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別塔）的衝動始終沒有熄滅，人們總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現。我引一段王開嶺的話：“20世紀中葉後的人類，正越來越深陷此境：我們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裡！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毀滅大自然的成就！”“可別忘了：連人類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連作家都對我們這個時代失去了信心，文學似乎與農業文明有著天然的聯繫，當世界失去了最真實的聲音與光澤，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層魅被撕掉了，文學也就失去了表達的對象，也失去了表達的激情。流行的網絡文學已經是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對此，大多數作家都持抵抗的態度。所謂“純文學”，除了用“純”字來表示自身的純度外，幾乎要在市場環境中淪陷。我聽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說，發表即終結，也就是說，一部精心構築的作品發表在刊物上的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為已經沒有人再去閱讀文學刊物，所以對於一部作品，連罵的人都沒有。還有各種各樣的禁忌、雷區限制著他們的筆，讓他們無法真實地表達，只能避重就輕，把他們與國外大師們放在一個平臺上比較，那才是國際玩笑。
站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我想起清末學人樑濟與他的兒子梁漱溟的一段對話。梁漱溟年輕時是革命黨，曾參加北方同盟會，參與到推翻清朝的革命中；而樑濟則是保皇黨，對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國近代史上的這爺倆，真是一對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後，樑濟這樣問自己的革命黨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年輕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樑濟說：“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後，樑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二
在儒家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不在將來，而在過去。對於孔子，理想的時代，就是已經逝去的周代，是那個時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標準，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夢見周公”“吾從周”。同理，在當代，在有些知識分子心裡，最好的時代是民國時代。他們把那個時代假想為一個由長袍旗袍、公寓電車、報館書局、教授名流組成的中產階級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個時代，必定如魚得水，殊不知在那個餓殍遍野、戰亂不已的時代，一個人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概率恐怕更大。當然，對過往朝代的眷戀往往被當作對現實的一種談判策略，這就另當別論了，與那個朝代本身無關。
相比之下，喜歡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宋代，幾乎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很多年前有人做過“你最願生活在哪個朝代”的網絡民調，宋代位居第一。有網友說：
這個朝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在一百年裡，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於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鑑》；如果我思想新，那麼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麼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麼關係。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裡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閒，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於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從微信視頻裡看到臺灣藝術史家蔣勳先生的一段談話，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品位的朝代”。他說：“宋朝是中國和東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識分子典範。讀聖賢書，所學何學？讀書的目的是讓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自己過得悠閒，讓自己有一種智慧去體驗生命的快樂，並且能與別人分享這種快樂。”
對此我不持異議，因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辭賦酎酒，有絲絃佐茶，有桃李為友，有歌舞為朋。各門類的物質文明史，宋代都是無法繞過的環節。比如吃茶，雖然在唐代末期因陸羽的《茶經》而成為一種文化，但在宋代才成為文人品質的象徵，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極，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業的蝴蝶裝，到宋代才成為主要的裝訂形式，它取代了書籍以“卷”為單位的形態，在閱讀時可以隨便翻到某一頁，而不必把全“卷”打開。我們今天最廣泛使用的字體——宋體，也是用這個朝代命名的，這是因為在宋代，一種線條清瘦、平穩方正的字體取代了粗壯的顏氏字體，這種新體，就是“宋體字”，可見那個朝代影響之深遠。更不用說山水園林、金石名物、琴棋書畫、民間娛樂，都在宋代達到高峰。歐陽修自稱“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書籍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加上自己這個老翁，剛好六個“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編目並加以解說，編成一本書，叫“集古錄”。後來宋徽宗有了規模更大的收藏，也編了一本書，叫“宣和博古圖錄”。
但這只是泛泛地說，具體到某一個人，情況就不這麼簡單了。比如，在蘇軾看來，自己身處的時代未必是最好的時代，甚至，那是一個很差的時代。
三
我們就拿蘇軾來說事兒吧。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暮春三月，當蘇軾離開自己生活了近20年的故鄉眉州，自閬中上終南山，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起，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準備經大散關進入關中，再向東進入河洛平原，抵達首都汴京參加科舉考試時，他心裡滿滿的，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起初他很順利，比如他在參加了禮部初試後，互為敵手的兩位政壇大佬歐陽修和張方平居然一致推舉他。時任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的歐陽修甚至對自己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還說，“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後來歐陽修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又推薦年輕的蘇軾、蘇轍兄弟參加皇帝主持的特別考試——制科特考，宋仁宗看了蘇軾的卷子後，意氣風發地回到後宮，對曹後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他說的太平宰相，就是指蘇軾、蘇轍，可見蘇軾、蘇轍兄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然而即使有皇帝、宰相的賞識，仕宦生涯也絕不會一帆風順。甚至，皇帝和宰相越是賞識，他所受到的攻訐和迫害就越多，因為那會對別人的生存構成威脅。更何況蘇軾性格耿直，是一個有一說一的嚴守一，不會曲意迎合，這使他中槍的機率更高——才華熠熠、飄逸俊秀的蘇軾，天生就是一個眾矢之的。
蘇軾作《瀟湘竹石圖（局部）》
軾的意思，是車上供人憑倚之橫木，《左傳》中有“憑軾而觀”之語。蘇洵當年給兒子起名蘇軾，是希望他含蓄內斂，為他人提供倚靠。他最怕的是兒子蘇軾鋒芒畢露，不會藏拙，曾憂心忡忡地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而對蘇轍，他卻省心得多，說：“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意思是：你辦事，我放心。
蘇軾的政治生涯高開低走，儘管曾經擔任過帝國的禮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官居三品，但他更多的時光，是在貶謫中度過的。他的政治生涯，是從失敗走向失敗，從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支撐他生命的家國理想被無情地封堵，讓他的人生一次次陷入絕境。就在這個星光燦爛的宋朝，黨爭成了絞殺人性的機器，最終埋葬了這個精緻耀眼的朝代。蘇軾一生處在一個無物之陣中，他的對手，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四
有人說，蘇軾在官場上的所有失敗，都是由小人造成的。
所以，蘇軾要“突圍”。
然而，奠定了蘇軾一生政治悲劇的，並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他就是蘇軾最大的政敵——王安石。
當時的宋朝，雖承平日久，外表華美，但內部的潰爛，已經越來越難以掩飾。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寫下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痛陳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宋神宗趙頊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調的理想主義者，日本講壇社《中國的歷史》稱他為“偉大的改革設計師”，並評價“王安石變法”是“滴水不漏的嚴密的制度設計”。然而，在蘇軾（時任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眼裡，他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千瘡百孔。他不是反對變法，而是反對王安石的急躁冒進和黨同伐異。他知道，無論多麼優美的紙上設計，在這塊土地上都會變得醜陋不堪——惠及貧苦農民的青苗法，終於變成盤剝農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讓百姓以付稅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實際操作中，又為各級官吏搜刮民財提供了堂皇的藉口，每人每戶出錢的多寡，根本沒有客觀的標準，而全憑地方官吏一句話。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於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遞到各級貪官汙吏的手中。
蘇軾敏銳地意識到，目今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那時的他，縱然有宋神宗賞識，卻畢竟人微言輕。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個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擊石——擊的是王安石這塊石，卻仍忍不住要發聲。
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雖然辭去相職，心情黯然地離開朝廷，但在這場廝殺中，富弼、歐陽修、司馬光這些股肱之臣，病的病，死的死。
自此，小人們在帝國政壇上可以橫行無忌。
這些人，包括呂惠卿、曾布、舒亶、鄧綰、李定等，而且，排名不分先後，因為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小人。而這一群小人，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王安石的識人術，天下無雙。
五
這浮華的世上，人心不如鬼。那個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對蘇軾的才華始終懷有深深的嫉妒，專門跑到蘇軾那裡騙來了詩稿，然後從中尋找“反動言論”，向朝廷檢舉揭發；李定為了逃避回鄉為逝去的母親丁憂盡孝，竟然隱瞞了母親去世的事實，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恰巧蘇軾寫了一首詩，歌頌棄官尋母的朱壽昌，被李定當成指桑罵槐，針對自己，準備好了小鞋，等著給蘇軾穿。當然，他們如此凶狠，除了嫉妒，還有恐懼——蘇軾深得皇帝賞識，說不定哪天會得到重用，那樣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大的威脅。
他們為蘇軾定製的罪名是“譏訕朝政”“濫得時名”。
蘇軾才華熠熠，道德完美。口無遮攔，這是他唯一的軟肋。
朝廷上的一片“廢蘇”之聲，讓宋神宗感到無奈和無力。終於，為了維護朝廷的“安定團結”，宋神宗下令御史臺查辦蘇軾。
蘇軾是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抓的。目擊者形容蘇軾當時的場面時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那一年，是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
歷史中所說的“烏臺詩案”，“烏臺”就是御史臺。它位於汴京城內東澄街上，與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臺的大門是向北開的，取陰殺之義，四周遍植柏樹，有數千烏鴉在低空中迴旋，造成一種暗無天日的視覺效果，所以人們常把御史臺稱作烏臺，以顏色命名這個機構，直截了當地指明瞭它的黑暗本質。“詩”，當然是指蘇軾那些惹是生非的詩了。
根據蘇軾後來在詩中的記述，他在御史臺的監獄，實際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積不大，一伸手，就可觸到它粗糙的牆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視線只能向上，遙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這是一種非人的身體虐待，更是一種精神的折磨。九百年後，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了大致相同的監獄。
他終於知道了大宋政壇的深淺。那深度，就是牢獄的深度。
黑暗、陡峭、寒冷。
那是他一生命運的最低點。
假如不是宋太宗定下了不得殺戮持異議大夫的法規，此時蘇軾，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十二月二十八，蘇軾終於在監獄裡聽到了朝廷的判決。
宋神宗沒有捨得把他處死，而是把他貶到黃州。
保留公職，以觀後效。
六
蘇軾生命中的低潮，自黃州開始。11世紀，那個收留了蘇軾的黃州，實際上還是一片蕭索之地。這座位於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漢市僅需一個小時車程，如今早已是滿眼繁華，而在當時，卻十分寥落荒涼。
在那裡，蘇軾雖為團練副使，卻沒有任何實權，連工資都停發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可領。蘇軾雖然做了二十多年官，但如他自己所說，“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沒有多少積蓄，即使維持著最低標準的生活，蘇軾帶到黃州的錢款，也只用一年就消耗殆盡了。按照黃州當時的物價水平一斗米大約二十文錢，一匹絹大約一千二百文錢，再加上各種雜七雜八的花銷，一個月下來也得四千多文錢。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一筆鉅款。
或許，從他發現黃州城東那片荒蕪的山坡的那一刻，他就決計進行生產自救了。那個山坡，大約百餘步長短，曾經做過營地。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吳船錄》裡描述它：“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這個山坡，本無名字，蘇軾以“東坡”命名，因為它位於城東，而他心儀的詩人白居易當年貶謫到忠州做刺史時，也居住在城東，寫了《東坡種花二首》，還寫了一首《步東坡》，所以，蘇軾乾脆把這塊地，稱為“東坡”。
他也從此自稱“東坡居士”。
假如我們能夠於公元1082年在黃州與蘇軾相遇，這個男人的面容一定會讓我們吃驚——他不再是20年前初入汴京的那個俊美少年，也不像三年前離開御史臺監獄時那樣面色憔悴蒼白，此時的蘇軾，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銅，兩鬢皆白，像他自己詞裡曾說的，“塵滿面，鬢如霜”。
1082年，四月初四，寒食節，蘇軾在一片悽風苦雨中寫下著名的《寒食帖》。這份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行書墨稿，被藝術史家稱為“天下行書第三”。
《寒食帖》的內容如下：
自我來黃州，
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
泥汙燕支雪。
暗中偷負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
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
濛濛水雲裡。
空庖煮寒菜，
破灶燒溼葦。
那知是寒食，
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
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
死灰吹不起。
面對蘇軾的這幅帖時，我的心會陡然收緊，彷彿上面的每個字都在戰慄，在九百多年前的那場悽風苦雨中瑟瑟發抖。這詩、這字，飽含痛感。那個“紙”字，“氏”下的“巾”字，豎筆拉得很長，彷彿音樂中突然拉長的音符，或者一聲悠長的嘆息。那是那個時代強加在蘇軾身上的最真實的疼痛，即使經過了九百多年的時光，依然會在一瞬間把我們的內心穿透。
七
但對蘇軾來說，在黃州的歲月還不算是最慘的。他的人生悲劇，深不見底。儘管在“元祐更化”中，隨著當年被王安石排擠的重臣司馬光等重返政壇，蘇軾一度被重新起用，官升禮部郎中，獲賜金帶、金鍍銀鞍轡馬，後來又先後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成為帝國的三品大員，相當正部級領導，可謂扶搖直上，身入玉堂，但蘇軾獨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沒有改。他就像李敬澤寫過的伍子胥，永遠沒有辦法讓上級喜歡，永遠不能苟且將就，永遠像他的小妾朝雲形容的那樣“一肚子不合時宜”。司馬光、呂公著兩位宰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盡行廢除。蘇軾卻挺身為王安石辯護。蘇軾不喜歡二元對立，他喜歡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他不僅對司馬光有意見，而且在政事堂上與司馬光急赤白臉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氣還沒消，連罵：“司馬牛！司馬牛！”
蘇軾作《黃州寒食帖（局部）》
後來一直欣賞他的宋神宗、一直保護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誤國小人的忽悠下，開始瘋狂打擊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蘇軾又開始了一路被貶的歷程，由杭州，到潁州，到定州，到英州，到惠州，最後終結在海南島“百物皆無”的儋州，越貶越遠，再貶，就貶出地球了。
但他的政治對手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他到惠州後，他從前的朋友、當時已官居相位的章惇一心想搞死他。由於宋太祖不得殺文臣的最高指示，他只能採取借刀殺人的老套路，於是派蘇軾的死敵程訓才擔任廣南提刑，讓蘇軾沒有好日子過。蘇軾過得好了，他們便過不好。蘇軾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繼室王閏之去世後，一直照顧蘇軾的侍妾朝雲，就是在26歲時得瘟疫，死在惠州的。後來，已是白髮老人的蘇軾又被貶到更遙遠的儋州，除了最小的兒子蘇過陪伴，身邊“百物皆無”，不要說報紙網絡，連一本書都找不到，只有無邊的苦寂與孤獨，像茫漠的大海，與他相伴。
八
中國歷史上的文人藝術家，論個人境遇，很難找出比蘇軾更悲慘的。假若我替蘇軾回答樑濟的提問，我一定會說，他所置身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壓抑得透不過氣來，看不到一點希望。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無論身處何等的尷尬與荒謬中，都與蘇軾的困境不可同日而語。蘇軾的文字——像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尖銳的痛感，卻沒有怨氣。
我不喜歡怨氣重的人，具體地說，我不喜歡憤青，尤其是老憤青。年輕的時候，我們對很多事物心懷激憤，還可以理解。但人到中年以後，仍對命運憤憤不平，就顯得無聊、無趣，甚至無理了。怨氣重，不是表明在一個人的強大，而是在表明一個人的猥瑣與虛弱。蘇軾不是哀哀怨怨的受氣包，不是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倘如此，他就不是我們藝術史上的那個蘇軾了。他知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夜與晝、枯與榮、滅與生，是萬物的規律，誰也無法抗拒，因此，他決定笑納生命中的所有陰晴悲歡、枯榮滅生。他不會像屈原那樣自戀，把自己當作香草幽蘭，只因自己的政治藍圖無法運行，就帶著自己的才華與抱負投身冰冷的江水，縱身一躍的剎那也保持著華美的身段與造型，就像奧運會上的跳水運動員那樣；他不會像魏晉名士那樣裝傻充愣，一副嬉皮士造型；也不會像詩仙李白那樣“皇帝呼來不上船”，醉眼迷離愛誰誰，一旦不得志，隨時可以揮手與朝廷說拜拜——要不他怎麼叫李白呢。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軾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脫胎換骨的。木心說：“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的所謂豪放，都是做出來的，是外露的架子。”這話有點隨便了。假如豪放那麼好做，那就請木心先生做來看看。實際上，豪放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在煉獄裡煉出來的，既有文火慢熬，也有強烈而持久的擊打。蘇軾的豪放氣質，除了天性使然，更因為苦難與黑暗給了他一顆強大的內心，可以笑看大江東去，縱論世事古今。他豪放，因為他有底氣，有強大的自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無論周公瑾、諸葛亮還是曹孟德，那麼多的風雲人物，那麼多的歷史煙雲，都終被這東去的江水淘洗乾淨了。神馬都是浮雲，都是雪泥鴻爪——雪泥鴻爪這詞，就是蘇軾發明的。一個人的高貴，不是體現為驚世駭俗，而是體現為寵辱不驚、安然自立。他畫墨竹（《瀟湘竹石圖》），畫石頭（《枯木怪石圖》），都是要表達他心中的高貴。他熱愛生命，不是愛它的絢麗、耀眼，而是愛它的平靜、微渺、坦蕩、綿長。
他的心是寬闊的，所以他愛儒，愛道，也愛佛，最終把它們融匯成一種全新的人生觀——既不遠離紅塵，也不拼命往官場裡鑽。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溫情地注視著人世間，把自視甚高的理想主義，置換為溫暖的人間情懷。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但他無論當多麼小的官，他都不會喪失內心的溫暖。他滅蝗，抗洪，修蘇堤，救孤兒，權力所及的事，他從不錯過，他甚至寫了《豬肉頌》，為不知豬肉可食的黃州人發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見過豬跑，沒吃過豬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橫流的東坡肉。它的烹食要領是：五花肉的肉質瘦而不柴、肥而不膩，以肉層不脫落的部位為佳；用酒代替水燒肉，不但去除腥味，而且能使肉質酥軟無比……
還是在黃州，每當日暮時分，他從東坡的農田荷鋤回家，過城門時，守城士卒都知道這位滿面塵土的老農是一個大詩人、大學問家，只是對他為何淪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時還會拿他開幾句玩笑，蘇軾都泰然自處，有時還跟著他們開玩笑。
在儋州——他的末日時光裡，他還不忘調侃自己幾句，說自己年紀大了，再也不能和小姑娘眉來眼去了。在他的生命裡，不再有崎嶇和坎坷，只有雲起雲落、月白風清。
那是一種能夠笑納一切的達觀，像海明威所說，對於一切厄運，都要“勇敢而有風度地忍受”。
十個世紀以後，一位名叫顧城的年輕詩人寫了一句詩，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文化人格的迴應。他說：
“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
九
無論一個人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眼裡，他終不過是一隻螞蟻。在中國藝術史上，很少有人像蘇軾這樣深深地墮入凡塵，就像《寒食帖》裡所寫，“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美豔的“花”轉眼之間就會墮入泥土，但縱然是泥土，也有它的價值與尊嚴。他的生命，一頭連著最凡俗、最卑微的生活，另一頭卻連著最深邃、精緻、典雅的精神世界。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質，帶動了宋代藝術風氣的，不是那些身處華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卻是置身青燈孤館、野店雞號中的蘇軾——
詞本是文人們遣興抒懷的遊戲筆墨，是流行歌曲，如林語堂所說的，“內容歌詠的總是‘香汗’‘羅幕’‘亂髮’‘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纖指’等”，到了蘇軾手裡，才真正有了文學的氣象，如葉嘉瑩先生說：“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
他的散文，超越了那些虛無高蹈的文章策論，它不是為朝廷、為帝王寫的，而是為心，為一個人最真實的存在而寫的。它拒絕了格式化，拒絕了宮殿語法，因而更樸素、更誠實，也更乾淨，它也因這份透明，而不為時空所阻，在千人萬人的心頭回旋。
他的書法，既不像唐代楷書那樣強調法度，拘謹理性，也不像唐代草書那樣叛逆，那樣張牙舞爪，而是將自己的個性揮灑得那麼酣暢淋漓，無拘無束。蘇軾最恨懷素、張旭，在詩裡大罵他們：“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他追求歷經世事風雨之後的那份從容淡定，喜歡平淡之下的暗流湧動，喜歡收束於簡約中的那種張力。他寫：“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他的字，不是為紀念碑而寫的，不見偉大的野心，卻正因這份性之所至、文心剔透而偉大。
蘇軾作《黃州寒食帖（局部）》
他的繪畫，傳到今天的，只有兩幅，一幅叫“瀟湘竹石圖”，還有一幅，叫“枯木怪石圖”，但他倡導的文人畫理論，卻影響了金元明清，餘緒至今未斷。蘇軾看不起那些院體畫家，認為他們少文采，沒學問，因而只知照貓畫虎，不見風神與性情。文人畫在兩漢魏晉就開始起源，但有了唐代王維，文學的氣息才真正融入到繪畫中，紙上萬物，才活起來，與畫家心氣相通。至宋代，歐陽修、王安石都確立了文人畫論的主調，但在蘇軾手上，文人畫的理論才臻於完善。妖嬈絢麗的唐代藝術，到了他們手上，立即退去了華麗的光斑，變得素樸、簡潔、典雅、莊重。後來的宋代畫家，把複雜多變的世界，都收容在這看似單一的墨色中，繪畫由俗世的豔麗，遁入哲學式的深邃、空靈。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遠不可能畫出宋代水墨的豐富，因為墨汁裡邊摻了太多的化學物質，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畫裡，我們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光的遊動。
蘇軾帶來了中國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一場觀念革命，他因此成為北宋繼蘇惟演、歐陽修之後的第三位文壇領袖，成為中國藝術史上獨一無二的藝術大師，也成為我的心頭最愛。
十
這份美，被北宋著名畫家李公麟畫在一幅圖卷裡。這幅藝術史上的名畫，記錄了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蘇軾在“元祐更化”中返京，與朋友們在王詵的西園舉行雅集的情況——王詵不僅是當朝駙馬，也是著名畫家，201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皇家祕藏·銘心絕品——《石渠寶笈》故宮博物院九十週年特展”，展出有王詵的名作《漁村小雪圖》。那次聚會，參加者有：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米芾、蔡肇、李之儀、鄭靖老、張耒、王欽臣、劉涇、晁補之，還有僧人圓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陳碧虛，共15人，加上侍姬、書童，共22人。鬆檜梧竹，小橋流水，極園林之勝。賓主風雅，或寫詩，或作畫，或題石，或撥阮，或看書，或說經，極宴遊之樂。李公麟以他首創的白描手法，用寫實的方式，描繪當時的情景，取名“西園雅集圖”。
《西園雅集圖》幾乎成了中國藝術家迷戀的經典題材，僅李公麟一人，就畫過團扇、手卷兩種不同的本子。北宋米芾，南宋馬遠，元代趙孟頫（傳），明代仇英、陳洪綬，清代張翎等著名畫家，也都畫過同題作品。其中李公麟《西園雅集圖》卷現被私人收藏，馬遠《西園雅集圖》長卷收藏在美國納爾遜·艾金斯博物館，趙孟頫《西園雅集圖》卷和仇英的《西園雅集圖》軸分別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之養心殿》第二冊中，現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畫中的場面，讓我想起文藝復興畫家拉斐爾為教皇宮殿繪製的大型壁畫《雅典學院》——一幅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的雅典學院為主題的大型繪畫。在這幅畫上，彙集著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語法大師伊壁鳩魯，幾何學家歐幾里得（一說是阿基米德），犬儒學派哲學家第歐根尼，哲學家芝諾……畫家試圖以這樣一場集會，把歐洲歷史的黃金時代永久定格。
《西園雅集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文藝組合，比如“三蘇”中的兩蘇（蘇軾、蘇轍），書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在中國的北宋，一個小小的私家花園，就成為融匯那個時代輝煌藝術的空間載體。
那一份光榮，絲毫不遜於古希臘的雅典學院。
美丰儀，成為當下時興的一個熱詞。但真正的美丰儀，不是《琅琊榜》裡的梅長蘇、蕭景琰，而是真實歷史中的蘇軾、蘇轍、秦觀、米芾。他們不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種從紅塵萬丈中超拔出來的美。中國傳統的審美記憶中找不見史泰龍式的肌肉男，而是將這種力量與擔當收束於優雅藝術與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國，才崇尚這種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十一
蘇軾生活的時代，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他一生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位皇帝，一茬不如一茬。葉嘉瑩說：“北宋弱始自仁宗。”宋仁宗當年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對蘇軾器重有加；宋英宗久慕蘇軾文名，曾打算任命蘇軾為翰林，因為受到宰相韓琦的阻撓，才沒能實現；宋神宗也器重蘇軾，卻抵不過朝廷群臣的構陷而將蘇軾下獄，縱然他寄望於蘇軾，也犯不著為蘇軾一人得罪群臣；宋哲宗貪戀女色，十四歲就想著以宮中尋找乳婢的名義給自己找女人；宋徽宗玩物玩女人，終致亡國，關於他的故事，留在後面細說。公元1101年，蘇軾死在常州，距離北宋王朝的覆滅，只有25年。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獨中與世界對話，將自己的思念與感傷，快樂與淒涼，將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須承受的輕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塵土、雨睛雲夢，月明風嫋，留在他的藝術裡。在悲劇性的命運裡，他仍不忘採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開嶺所寫的：“即使在一個糟糕透頂的年代、一個心境被嚴重干擾的年代，我們能否在抵抗陰暗之餘，在深深的疲憊和消極之後，仍能為自己攢下一些明淨的生命時日，以不至於太辜負一生？”
我經常說，現實中的所有問題與困境，都有可能從歷史中找到答案。許多人並不相信，在這裡，蘇軾就成為從現實圍困中拔地而起的一個最真實的例子。時代給他設定的困境與災難，比我們今天面對的要複雜得多。蘇軾置身在一個稱得上壞的時代，卻並不去幻想一個更好的時代，因為即使在最好的時代裡，也會有不好的東西。
他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織的現實。因此，蘇軾沒有怨恨過他的時代，甚至連抱怨都沒有。這是因為他用不著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樣的時代，更不會對自己與時代的關係做出精心的設計與謀劃。
有的藝術家必須依託一個好的時代才能生長，就像葉賽寧自殺後，高爾基感嘆的：他生得太早，或者太晚了。但像蘇軾這樣的人是大於時代的，無論身處怎樣的時代，時代都壓不死他。
他給予那個時代的，比他從時代中得到的更多。
木心說:藝術家僅次於上帝。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也就是蘇軾寫下《寒食帖》之後的第三個春天裡，宋神宗把蘇軾調任到離汴京不遠的汝州。他從黃州出發，順江而下，過金陵時，他一定要去拜見一下已經辭官、在金陵城與鐘山之間的半山園隱居八九年的王安石。聞聽蘇軾過金陵，王安石等不到蘇軾前來晉謁，就已騎上小驢，去江邊船上，主動去尋找蘇軾了。因為作為一代文宗，王安石一直關注著遠在黃州的蘇軾。蘇軾的詩詞、散文、書法、繪畫，讓王安石深感著迷。藝術在不知不覺中，彌合著二人在政治上的巨大鴻溝。相別時，王安石發出這樣的長嘆：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不幸言中了。
像蘇軾這樣僅次於上帝的人，在歷史中果然成了絕版，徒留我們這些庸碌之徒，站在自己的時代裡，發出千年一嘆。
祝勇，著名作家、學者，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主要作品有：《血朝廷》《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祕角落》等。出版有12卷《祝勇作品系列》。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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