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在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設立‘國家公祭日’是件好事，但如果能夠早點設立就更好了。所有戰爭遇難者的想法一定是‘希望沒有戰爭、希望世界和平’。中國把‘國家公祭日’定在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具有里程碑意義，可以讓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慘狀，讓南京、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代表來悼念戰爭遇難者，而不僅僅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
說這話的是松岡環女士。她生於1947年，畢業於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系東洋史學科。上大學歷史課時，她就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但對南京大屠殺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無所知。後來，她成為一名小學歷史老師。日本小學一般在6年級開設歷史課程，富有責任感的松岡環驚訝地發現，日本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語焉不詳。於是，她來到中國開展調查。
1988年至今，她80多次往返於日本和南京，採集到300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250名參與侵佔南京的原侵華日軍士兵的證言，用圖片、影像、錄音和文字，向日本民眾傳播南京大屠殺真相。
在倖存者面前記錄真相時，她幾度停筆，只因那段往事太過悲慘。但這些經歷苦難的人們依舊激勵著她前行，“這些接近90歲的老人們，較之於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他們更支持我。在我痛苦的時候，每每想起這些話，就會馬上充滿力量，繼續調查下去”。
在右翼勢力面前，她從不低頭。“他們在網上和雜誌上誹謗、中傷我，簡直小題大做，我不怕他們，反而可以藉機傳播歷史真相。”
昨天，松岡環來到南京，參加今天舉行的“國家公祭日”活動。她說，每年這時候，她都要來這裡。這是她與南京這座城市的約定。
在日本大阪的家裡，松岡環珍藏著三顆雨花石，用紅布包裹著，放在一個心形的小盒子裡。那是1999年12月，時年85歲的倖存者張秀英前往日本作證時，送給她的禮物。
1999年8月，松岡環帶著翻譯盛卯弟，前往南京市浦口區，為南京大屠殺性暴力受害者做口述實錄。他們向路人打聽“中港一村”，路人告知：“中港一村沒聽過，要是寧港一村就在這附近。”
在一群又小又矮的瓦房中穿梭尋覓，松岡環終於見到了張秀英。
得知松岡環是日本人，張秀英的第一反應是：“我不想和日本人說話。”松岡環請她開口：“日本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殺和南京的性暴力，請婆婆務必向不明真相的年輕人講出您的經歷。”
“說南京大屠殺是不存在的，真是豈有此理。我就是活證人。”張秀英一急，便開了口。在講述中，張秀英幾次感嘆：“日本鬼子太殘酷！”
1937年12月，張秀英記得，在一個很冷很冷的日子，日軍進到村子。她正在陶姓的地主家幫工，3個月大的女兒睡在自家裡屋。日本人跑來，把連同她在內的四五十個女人拉到廣場上。日本兵用刺刀扎她們，並讓她們脫掉外套，只著襯衣和內褲在廣場上跑步。三十來個日本兵邊看，邊拍手叫好。跑完以後，日本兵將張秀英帶回陶家，強姦了她。之後，張秀英哭著跑回自己家，發現房子已經被日軍放火燒塌了，連3個月大的女兒也被燒死。一時找不到丈夫，她帶著3歲的兒子跟村裡人一起向山上逃去……
“每次看到紅色的雨花石，我就會想起在南京大屠殺中倒下的中國受害者的鮮血，就會憶起張秀英說過的那些話。”松岡環說，“與受害者同心同行，我一直記著這句話。為南京的受害者做口錄，目的就是把他們滲透著鮮血的痛苦記憶傳達給一無所知的日本國民。”
拾起筆來闡明真相
“日本很多民眾如果不主動學習歷史，就不知道歷史真相，也不知道日本曾經侵略中國，甚至簡單地認為日本是美國侵略下的受害國。”松岡環頗為憤慨地說，“我覺得，有必要告訴日本小朋友這段歷史的沿革。比如，原子彈之所以會在廣島長崎爆炸，是因為先有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然後才有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不瞭解戰爭真相，小朋友就不知道和平為何物。既然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不在教科書裡，那我只能自己去找。”
1988年，松岡環第一次到南京調查。此後的20多年裡，她80多次往返於日本和南京，採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原侵華日軍士兵的證言，用圖片、影像、錄音和文字，向日本民眾傳播南京大屠殺真相。
1997年，松岡環在大阪成立南京大屠殺60週年全國聯絡會（前身為一民間和平團體組織，始創於1985年，1990年曾用名“銘心會南京”），組織20多名日本學生參加了南京市教育局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組織的“留下歷史的見證——萬名學生尋找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令營活動，向居住在南京的70歲以上老人詢問親歷南京大屠殺的過程。
此後，松岡環還進行了性暴力受害者的口錄調查，收集來自公文館（日本整理和保管公文、以公開為原則的文化機構）的資料，得到了20世紀40年代製作的“南京大屠殺案敵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表（部分）等，站在市民運動的立場推進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
1999年春，松岡環拿到了1997年學生調查的530名受害者的名冊。為了將加害者與受害者進行對照以查明事實，松岡環及其所在的“銘心會”在日本對原日軍士兵進行同步調查，以南京的集體屠殺和性暴力受害調查為重點。
首先，將530名受害者從證言到受害實際情況作了分類後，鬆崗環選擇有明確住址記載的人作為進一步調查的對象，加註住所、姓名、電話號碼等主要事項，製成“男女分類預定訪問名冊”。以此名冊為基礎，調查小組用了大約4年時間，走遍南京城內和郊外尋找提供證言的人，並做了詳細的記錄。每次訪問結束時，調查小組還要詢問：“你知道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人嗎？”這樣，親歷者的數量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
1999年夏至2002年冬，松岡環訪問的證人有180多個。在調查中，松岡環發現，有許多南京的受害者很早就去世了，壽命比那些侵華日本士兵要短得多。好幾次，松岡環找到受害者的家，附近的人卻說：“他已經在幾年前死了。”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了，可走進去一問，許多受害者的記憶已經模糊了。
“這是與時間的競爭，我們必須徵得受害者的同意，錄製錄像、磁帶，拍下照片，做好記錄。”松岡環說，做口錄時，她常常會因受害者無比悲慘的命運而流淚，正在寫字的手，也會因此停下來，可為了闡明歷史真相，她又重新拾起筆。那些受害老人不願觸痛傷口，甚至不願意再回憶下去，可松岡環不得不喚醒她們的記憶，儘管這樣做會讓她們痛苦難當。
不折不扣的體力活
2000年春，在南京性暴力受害調查中，松岡環重點訪問了當年居住在國際安全區及周邊地區和多次發生集體屠殺的長江岸邊下關地區的婦女家庭。在7天時間裡，她從早到晚都和翻譯一起進行口錄調查。走街串巷，找到受害者的家，希望她們把話說出來。“有的老太太開口了，但話題轉移到性暴力上，她們常常自怨自艾，很難說出口。我也知道，這很難，可非得如此。”
另一方面，分散在日本各地的加害者，為了隱匿國家、部隊和他們自己的罪行，常常三緘其口。
“很多老兵一聽‘想問一下南京的事情’，往往就此打斷對話，甚至將我趕走。”松岡環說，後來，她就假裝路過順便帶點小禮物，跟老兵從戰爭的苦難聊起，慢慢取得信任。有一家，她去過20多次後，才讓老兵敞開了心扉。
大約4年半的時間裡，松岡環及其調查小組尋訪了近畿地區（日本的京都、大阪二府和滋賀、兵庫、奈良、和歌山、三重）200多名日本原士兵，截至2003年3月，共記錄了約140人次的證言。
學校放假時，她就到中國調查。而上課期間，幾乎每個週六，松岡環會去調查日本原士兵。從大阪去三重縣的市津和四日市，乘電車要花2個小時，去靠近南紀的鄉下海岸和尾鷲就更遠了。因為要扛著資料和錄像設備、小禮物，松岡環戲稱，調查也是不折不扣的體力活。
當時在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服役的井上益男說，自己的中隊在國際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大學附近充當了一個月的南京直轄警備部隊。
“日本軍官經常來這裡，說聲‘進去一下’就進了女子大學校園，把女孩子帶走……婦女被裝進卡車帶走的事也看到過好幾次，有時一個車斗裡裝了20個人……強姦每天都有……”
參加南京戰役的原士兵谷山吉藏（1916年生，南京戰役時在日軍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機槍中隊）的證言，則反映了頻繁發生於長江岸邊的集體屠殺。
“南京陷落後幾天，在入城儀式舉行之前……（他們）全都穿著黑黑的厚棉襖，我想他們是在哪兒被抓住了給帶到下關來的……500名左右的俘虜，被命令面朝江坐在揚子江岸邊。我們讓他們分成幾列坐了。我當時正在等待機槍掃射的命令。那邊全坐好之後，上頭隊長髮出命令：‘機槍！’我想，中國人並不知道要掃射。他們連反抗都沒有反抗。因為他們面朝揚子江，所以我們機槍中隊就在距離他們50米的後方，在相當近的地方開槍了。四挺機槍‘噠噠噠噠噠——’開火了……子彈打在衣服上，白色的棉絮飛了出來。打死了之後，屍體放著不管，江水上來自然會把它們帶走的。”
這樣的屠殺，與倖存者劉永興（1914年生）的口述不謀而合。
“12月15日，在大方巷被集中起來的四五千人被轉移到長江岸邊的下關，8個人一排，最前面的是國民黨警察，後面是普通的男人，我和三十來個附近的熟人跟在隊伍後頭。隊伍的各處都有拿槍的士兵步行監視著。因為最後面日軍抱著好幾挺機槍，我們心想恐怕要被殺了，非常害怕……不一會兒，日軍從隊伍後面20個一批地把人拉出去，在離開不遠的地方用機槍掃射，開始了屠殺。到處傳來‘救命！救命！’的叫聲。可怕的機槍聲響個不停。機槍也掃射到我們的方向，我和弟弟一起往長江裡跳，弟弟中了彈，周圍的人‘啪啪’地倒下去。天已經完全黑了，日軍登上屍堆，確認是否還有人活著，發現呻吟著的活人，就用刺刀扎死。他們也走到我邊上，我藏在小船的邊上，一直和屍體泡在水中裝死。好容易到了半夜，日軍撤走了，我小心翼翼地看看周圍，只有活下來的我和七八個人影在動。”
松岡環說：“士兵們個人實際目睹的狀況是個狹隘的範圍，誰也不可能看到南京大屠殺的全像，但同一部隊的士兵所說的經歷在內容、時間、地點上是一致的，能夠認定是事實。另外，根據受害方的證言和當時的日記，也能夠證明其為不可動搖的事實。”
比健康更珍貴的真情
2002年8月，松岡環出版了《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侵華日軍原士兵102人的證言》（社會評論社出版），同時被朝日電視臺的“新聞站”作為“8·15終戰特集”採用，並出席了每日廣播公司的廣播節目。這本書問世之後，首先蜂擁而至的是否定南京大屠殺一方的反應。右翼勢力對她進行各種誹謗中傷，郵箱裡面也充斥著不負責任的垃圾郵件，甚至還有人汙衊她“收了中國人的錢”。
面對這些，她從不低頭。“他們在網上和雜誌上誹謗、中傷我，簡直小題大做，我不怕他們，反而可以藉機傳播歷史真相。”
2003年，以倖存者證言為主要素材的《南京戰·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出版。
同年，以國內外調查資料製作的58塊展板，在日本40多個地方巡展。令松岡環感到吃驚的是，來看展覽的大多是老人。她開始思考，如何吸引年輕人來了解歷史呢？
2005年，松岡環有了製作紀錄片的想法，她將蒐集的素材製成電影，以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
2009年，松岡環編導的首部紀錄片《南京，被割裂的記憶》製作完成。該片以7名日本老兵和6名中國倖存者的證言貫穿始末，在東京、大阪、名古屋影院上映13周，有的老人甚至帶著氧氣瓶前來觀影。今年4月，該片中文版在南京舉行中國首映，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此後，松岡環又完成了第二部紀錄片《南京的鬆村伍長》，時長30分鐘，以證言方式記錄日軍第16師團第33聯隊士兵鬆村芳治在河北殘殺婦女、兒童，參與南京大屠殺、用機槍掃射民眾的暴行。“來看電影的日本人都是有意願瞭解這段歷史的人，通過電影，他們對歷史真相會有個清醒的認識。就加害者和被害者而言，說出那些塵封的舊事，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松岡環如是評論自己的作品。
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漫長歲月裡，大多數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總是這樣對松岡環說：“您是學校的老師吧？請告訴孩子們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我是活生生的證人。”
張秀英說：“我擔心日本右翼的勢力可能會來取你的命，我會一直支持你。”
倖存者常志強說：“您在南京的時候，如果遇到為難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時間來我家。”
……
“這些接近90歲的老人們，較之於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他們更支持我。在我痛苦的時候，每每想起這些話，就會馬上充滿力量，繼續去調查。”松岡環激動地說。
其實，上世紀80年代末松岡環開始調查時，並沒有遇上任何大方向上的障礙。
可近10年來，隨著日本社會右傾化日益嚴重，她所遇到的各種障礙越來越多。在學校教書，松岡環會被校長叫去談話，讓她不要教小朋友歷史書上沒有寫的東西。還有家長跑來給她提意見說：“你不要給我們小孩教這段歷史。”甚至，她還被教育委員會叫去訓話，警告說她這樣做是違反公務員法的。
“其實，我這樣做並不違反公務員法。”松岡環說，“儘管受到右翼勢力的威脅，但我是歷史老師，有義務把歷史真相教給年青一代。即便只是為了那些‘三光’政策下的倖存者，我也必須把真相告訴孩子們。”
與此同時，也有支持松岡環的日本國民安慰她說：“您調查了這麼多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日本原士兵和遭到屠殺、強姦的倖存者，並出版書籍、製作電影，很辛苦吧。”
為了幫助她的調查、慰問受害者，有的日本同仁還給松岡環寄來捐款。“我知道有理解和支持這些活動的市民存在，感到很高興。”她說。
“我將堅守信條而行動”
就研究本身來說，松岡環認為，專家不應該只把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數量問題作為焦點。“我覺得，與其這樣，不如參照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證言，日本士兵的日記、中國方面的日記（如金陵女子大學的老師程瑞芳）等等，它們應該詳細地記錄、驗證具體的屠殺、強姦、施暴、放火、掠奪以及對之後生活的破壞。我花費10年的時間調查了參加南京戰役的250名日本士兵和300多名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我想，如果研究的老師們能夠申請相關的歷史研究經費，並且動員更多的人進行調查，一定能發現更多新的事實證據。”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77週年紀念日，同時也是中國設立的首個“國家公祭日”。對此，松岡環說，在日本，大部分人並不關心中國的“國家公祭日”。“我也是在《每日新聞》上看到報道，才知道有這個事情。想來，日本媒體也不想大張旗鼓地宣揚這件事。”
在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會參加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遇難者的公祭活動，並表示深切哀悼。幾年前，就連美國的大使也來參加這類公祭活動。
松岡環表示，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殘暴、最有象徵性的大屠殺事件。“這並不僅是77年前發生的舊事，它影響深遠，受害者始終揹負著身心的傷痛在繼續生活。參與屠殺的部分士兵也一直很後悔。在日本的學校，年輕人很少有機會學習近現代史，因此，正視日本的侵害歷史也有些困難。但是，今天，我們正視歷史，為的是不再重複過去的錯誤。即使加害者能夠忘記，受害者也不可能忘記那些痛苦啊！”
“當然，要改變現狀，首先，以日本政府為首的日本社會應該正視侵華戰爭，承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行擄走中國人和朝鮮人、使用細菌戰和生物武器等歷史事實，這點很重要。作為日本國民，我僅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從南京大屠殺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兩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傳播歷史真相。遺憾的是，現在的日本社會，只有一部分有良知的人接受這個事實。即使如此，我仍覺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與今後中日國際問題的解決息息相關，所以，我將一直以此為信條而行動。”松岡環最後說。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原日本侵華士兵姓名使用化名。）
作者：付鑫鑫
編輯：趙徵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