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季羨林
季羨林先生晚年講過一句深有意味的話:“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僅此而言已頗為難得。而實際上，遼寧美術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的《清華園日記》及其影印本則超越了這句話。為什麼這麼說呢？蓋因裡面說的全是真話。這在截至目前已出的名人日記裡面可以說獨一無二。季老先生在這本日記裡的引言中說:“在過去，奉獻日記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把日記全文抄出，像別的書稿那樣，交出版社排印出版。把原文中的錯字、別字都加以改正，漏掉的則加以補充。換句話說，就是稍稍塗點脂抹點粉，穿著整齊，然後出臺亮相。另一種做法是把原文照相影印，錯別字無法改，漏掉的字無法填，這就等於赤條條地走上舞臺，對作者是有些不利的。我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採用後者，目的是向讀者獻上一份真誠。”
同樣意思的話，季老先生在該日記的後記中又說了一遍:“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什麼樣的思想，什麼樣在人前難以說出口的話，都寫了進去。萬沒想到今天會把日記公開。這些話是不是要刪掉呢？我考慮了一下，決定不刪，一仍其舊，一句話也沒有刪。我七十年前不是聖人，今天不是聖人，將來也不會成為聖人。我不想到孔廟裡去陪著吃冷豬肉。我把自己活脫脫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那麼，這本公開出版的《清華園日記》是不是如先生所言“一字不易”呢？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與影印本對讀，即可一目瞭然。這裡僅擷取《清華園日記》中的部分內容，來印證季老先生的話。首先來看看季羨林先生對自己青春期隱祕慾望的記錄:
1932年12月1日，過午看同志成中學賽足球和女子籃球。所謂看女子籃球者實在就是去看大腿。說真的，不然的話，誰還去看呢？
12月21日，看清華對附中女子籃球賽。說實話，看女人打籃球，其實不是去看籃〈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學大腿倍兒黑，只看半場而返。1933年12月2日，過午看女子籃球賽，不是去看想［打］籃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1934年5月10日，晚上，有人請客，在合作社喝酒，一直喝到九點，我也喝了幾杯。以後又到王紅豆(即王岷源，紅豆乃混蛋的對音)屋去閒聊，從運動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象之辭，於是皆大歡喜，回屋睡覺。
另有一處更直接:“今天(5月17日)看了一部舊小說《石點頭》，短篇的，描寫並不怎樣穢褻，但不知為什麼，總容易引起我的性慾。我今生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幾個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觸。”
如果說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這類想法當不為外人知。而一旦公開出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絕大多數人會把那些“不足為外人道”處盡皆刪除。蓋因慾望哪怕是正常的慾望都最易遭人詬病。尤其是名聲響亮且被視為道德楷模的“國學大師”，年輕時竟也如此“粗鄙”，豈非自黑自辱！而結果呢？被評價為“非聖人弗為也！”公認坦誠的胡適，赤誠的吳宓，其日記又怎樣？就我的閱讀經驗所及，似只有章克標的回憶可比。
其次，是日記中盡皆保留了他“罵”臧克家與巴金的內容。要知道，《清華園日記》2002年出版的時候，這兩位文學界的大家仍然健在。由中國的傳統看，“為尊者諱”一直是個被謹守的準則。可反過來說，這個時候已年屆91歲，躋身泰斗級大師行列的季老先生，似更應愛惜自己的羽毛。可季先生的選擇竟迥異常人，既然發表那就不做任何“修飾”。季先生自己就說:“我的原則仍然是隻講實話，不說謊言。我想遵守古希臘人的格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我不想遵守中國古代一些人的‘為尊者諱’的辦法以自欺欺人。”如果季先生對自己的“舊事”都不避諱，那麼對別人的“評價”早已過時，何必放在心上？
1933年10月31日的日記寫道:“前幾禮拜，作了一篇《再評烙印》，是罵臧克家的，不意給曦晨(即李廣田)看見了，以為有傷忠厚，勸我不要發表，曹(葆華)詩人又不退還稿子，我頗為難——昨夜幾失眠。”
《清華園日記》出版後，絲毫沒有影響季羨林與臧克家的關係，兩人書札往來相當頻密。那麼，季羨林為什麼要“罵”臧克家呢？1933年9月13日的日記應該就是答案:“晚飯後，同曹葆華在校內閒遛，忽然談到我想寫篇文章，罵聞一多，他便鼓勵我多寫這種文章，他在他辦的《詩與批評》上特闢一欄給我，把近代詩人都開一下刀。”
這一點與今天“罵名人”而求出名的路徑何其相似乃爾！至於季羨林“罵”巴金則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1932年9月19日的日記寫道:“晚上楊丙辰先生請客，在座的有巴金(李芾甘)，真想不到今天會能同他見一面。自我讀他的《滅亡》後，就對他很留心。後來聽到王岷源談到他，才知道他是四川人。無論怎樣，他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作家。”1933年8月18日的日記，對巴金有著極高的評價:“看巴金的《家》，令我想到《紅樓夢》。
後來，巴金參與編輯的《文學季刊》抽掉了原定出版的《兔子》一稿。這讓季羨林大為不滿，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接連表達了對巴金的“惡評”:“像巴金等看不起我們，當在意料中，但我們又何曾看起他們呢？”“因為抽稿子的事情，心裡極不痛快。今天又聽到(李)長之說到幾個人又都現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淺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現在自己都奇怪，因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這些糾紛，惹得許多人都原形畢露，未免大煞風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但在“4月2日，《文學季刊》第二期把我的《兔子》登出來了。”這說明年輕時的季羨林不僅相當情緒化，而且其年輕時的心胸與老年時也有著天壤之別。
而對於文壇人物的觀感，則相當到位:“1934年1月6日，今天文學季刊社請客……北平文藝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髮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東招西呼，認識人，有的仰面朝天，一個也不理，三三兩兩一小組，熱烈地談著話……頗乏，腦海裡老是晃動著這個會影子，那一個個的怪物都浮現出來。”
再次，該日記讓我們看到了對一些清華教授不同以往的評價。對此，季老先生的說法是:“我的原則仍然是隻講實話，不說謊言。我想遵守古希臘人的格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我不想遵守中國古代一些人的‘為尊者諱’的辦法以自欺欺人……雖然時間相距將近七十年，但我對老師的看法完全沒有改變。”
季老先生就讀的是西洋文學系。系主任王文顯“不大會說中國話，只說英文，講授‘莎士比亞’一課，有寫好的講義，上課時照本宣科，我們就筆記”。“上他的課，作抄寫機，真比上吳可讀(英籍教授Pollard Urquert)的課都討厭。”
他認為，吳宓是西洋文學系中最有學問的教授。但因對吳宓給自己的分數不滿意，居然有些“氣急敗壞”。“吳宓把中西詩文比較paper(論文)發還，居然給我I，真渾天下之大蛋！我的paper實在值I，但有比我還壞的，也竟然拿E拿S。一晚上心裡不痛快，我覺得是個侮辱。”
葉公超對季羨林發表文章給過很大幫助。“(1934年2月4日)我對他(葉公超)講我最近很喜歡寫essay(隨筆)。他給了我很多的指示，並且笑著說‘現在中國文壇上缺少寫essay的人，你很可以努力了’。”2月16日，“我走出他的門來的時候，心裡充滿歡欣與勇氣。我把《年》《枸杞樹》《兔子》拿給葉公超看，並且附了一封信，明天可以送出去，我希望他能說實話。”2月19日，“過午接到葉公超的信，說，他已經看過了我的文章了，印象很好，尤其難得的是他的態度非常誠懇，他約我過午到他家去面談。我同長之去了，他說我可寫下去，比徐轉蓬一般人寫得強。他喜歡《年》……他希望我以後寫文章仍然要樸實，要寫擴大的意識，一般人的感覺，不要寫個人的怪癖，描寫早晨、黃昏，這是無聊的——他這一說，我的茅塞的確可以說是開了。我以前實在並沒有把眼光放這樣大，他可以說給我指出了路，而這路又是我願意走的。還有，我自己喜歡《年》，而得不到別人的同意，幾天來，我就為這苦惱著，現在居然得到了同意者，我是怎樣喜歡呢？他叫我把《年》改幾個字，在‘寰中’上發表。”2月27日，“今天把《年》改了，抄好了，又看了一遍，覺得還不壞，預備明天送給葉公超。”3月7日，“我在圖書館遇見葉公超，他說，我那篇《年》預備在第一期上登出來，這使〈我〉高興得不得了。”3月12日，“今天把《我怎樣寫起文章來》拿給葉公超先生看，又附上了一封信。”3月16日，“晚上同長之訪葉公超，談了半天。他說我送給他的那篇東西他一個字也沒看，這使我很難過。”
緊接著，季羨林在17日的日記寫道:“心裡老想著昨天晚上葉公超對我的態度——媽的，只要老子寫出好文章來，怕什麼鳥？……我已經決定:葉某真太不通，我以後不理他的了，真真豈有此理，簡直出人意料之外。”之前的1月18日，“晚上同長之訪老葉，明明在家裡，卻說出去了，不知什麼原因。真正豈有此理。”
到了5月4日，對葉公超的評價又有了180度的大轉彎。因為“葉公超先生送來了三本《學文》……《學文》封面清素，裡面的印刷和文章也清素淡雅，總起來是一個清素的印象，我非常滿意，在這種大吵大鬧的國內的刊物，《學文》彷彿雞群之鶴，有一種清高的氣概。”其中透露的心態完全隨著心情變化，明白無誤地顯示著季羨林的不成熟。
同時，對於考試的態度，季先生與今日的大學生一般無二。
1934年3月13日，“媽的，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洩氣，還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孃的什麼東西？”4月23日，“一上課，照例又來了，paper，reading report (閱讀報告)，test(測試)……媽的，一大堆，一大串，我這是來念書嗎？”
《清華園日記》讓我們熟悉了季羨林先生年輕時代的所思所想所為，讓我們真切地看到了一位“大師”曾經有過的真正真實的青年形象，難怪《清華園日記》被今日的青年學子當做勵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