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是四人幫主犯之一。
自1971年1月起，王洪文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月薪68元。1973年5月，調中央工作。
王洪文的業餘愛好不少，其中有兩項，即愛請客、愛喝酒。
當了中央副主席以後，王洪文在開支上沒有量入為出，自我剋制，而是利用職權，另闢蹊徑。
1974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開了三天，他就宴請上海的中央委員兩次。一次是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調去廚師做中餐，一次是把錦江飯店的名廚調去做西餐。
身在北京的王洪文在花銷方面的錢款來源，除了工資，還有上海每月給他的生活補貼。至於上海方面給了王洪文多少生活補助，具體數量，連市委書記徐景賢都不清楚。
徐景賢1975年3月10日寫給張春橋、姚文元告王洪文的信中曾提到：“據敬標自己說，洪文同志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補助'一些，並說是經馬老同意的。我曾經問每次給的具體數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幾百元，始終未說明具體數字，並說是洪文同志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說：‘恐怕太多了！”
王洪文愛喝茅臺酒，被捕以後還從他的辦公室酒櫃裡發現不少整瓶茅臺酒。當時的茅臺酒在市場上買不到，價格也相對較高，1瓶6、7元錢。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資喝茅臺，一個月工資只夠買10瓶酒。但當時人民大會堂舉辦國宴，每次國宴結束後，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臺酒並在一起，然後重新裝瓶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王洪文看中這個機會，去買了許多次，一些人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聞生甚至說："他要到我們這裡來佔什麼便宜，沒門"。
當時的制度對官員公款吃喝限制得很嚴。但王洪文找到了變通的辦法。徐景賢的回憶錄《十年一夢》揭開了這個祕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總司的小兄弟馬振龍當了上海市輕工局黨委副書記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試製試用產品的大權。王洪文去北京以後，馬振龍就源源不斷地給王洪文送試吃、試穿、試用、試玩的產品，從香菸、酒類到糖果、罐頭、從手錶、照相機、打火機到錄音機、電視機，連王洪文設宴用的高級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馬振龍送去。......
高檔食品、家用電器、日用百貨、漁獵用具一應俱全的上海市輕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資供應站。而執掌這方面大權的馬振龍，也越來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當了四屆人大代表，而且經王洪文批准，連續到日本、阿爾巴尼亞等國訪問。一番投桃報李的交換，使王洪文有了物質基礎，過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