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傅克友
橫空出世的雄安新區，在這個清明小長假成為舉國矚目的焦點，也讓曾經默默無聞的三個河北小縣，成為投機客和炒房團的覬覦之地。然而，現實給他們澆了一盆冷水。
按照《人民日報》的說法，雄安新區建設是一個重大歷史機遇，但肯定不會成為又一個資本拉動的造城運動，不能讓“炒房矮化了雄安新區的千年大計”。
的確，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既然作為千年大計，就非一日之功，亦不會有一夜暴富之利，不能成為投機客的天堂、炒房客的樂土。
當然，一時樓盤停售、交易凍結，只是權宜之計。全國關注甚至舉世矚目的問題是：未來怎樣規劃和建設，才能讓雄安新區成為那個眾望所歸的“千年大計”？
事實上，只有當雄安新區真正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緩解了北京“大城市病”；只有當雄安真正探索出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培育出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只有當雄安真正調整優化了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加快構建了世界級城市群——到了那時，我們才能說雄安新區承擔或實現了“千年大計”的使命。
雄安新區要實現這樣的使命，需要遵循兩個方面的規律——一個是國際上城市群發展的規律；二是國內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區建設中市場經濟的規律。
而雄安新區有這樣的標本參照，也有這樣的經驗可循，這是成功的重要保障。
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辦法，即通過新城建設和功能的分化，解決汙染和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問題。
但關鍵在於，新城能不能承接分化的功能，能不能承載更多的人口。也就是說，需要通過新城發展，帶動整個城市群的協調發展。
比如，東京都市圈，超過100萬以上的城市有4個，總面積1.36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的3.5%；人口約3561萬人，佔全國人口的27.8%；GDP佔日本全國的三分之一。而紐約城市群，包括紐約、費城、巴爾的摩等多個大城市以及200多個市鎮，面積13.8萬平方公里，佔美國總面積的1.5%，人口6500萬，佔美國總人口的22.5%。
這些城市群的共同特點，就在於城市功能的合理分擔和一體化的融合發展。之所以說雄安新區不是所謂的“首都副中心”，即在於它在整個區域經濟和城市群發展中的作用。雄安新區不僅是北京破解“大城市病”問題的“兩翼”，還是河北發展的“兩翼”，更是整個區域經濟和城市群發展的新引擎。
國際上城市群的發展經驗，提供了他山之石。所以，雄安新區要建設綠色智慧新城，要打造優美生態環境，要發展高端高新產業，還要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顯然，這都不是大幹快上的“造城運動”所能完成的任務。
從國內經驗來看，雄安新區被放到了與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相提並論的地位，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甚至喊出了“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雄安”。
這不是豪言壯語，而是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需要作出的一次重大戰略選擇。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一場重大試驗。一方面，它有著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建設提供的市場經濟經驗可資借鑑；另一方面，它可能還需要在市場經濟改革中走得更遠。
深圳和上海浦東之所以成功，有改革開放的天時地利，有稅收優惠等帶來的政策效應，但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先行一步的體制機制效應。雄安新區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但是卻一定不能承接非市場經濟的某些體制機制弊端。
比如，北京當下的高房價現象，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行政資源堆積帶來的結果，當然不能任由這樣的效應在雄安新區將來出現失控的風險，更不能讓這樣的效應成為資本、人才流入的障礙。怎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吸引人才流入和社會資本參與建設，這將是雄安新區需要試點並努力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