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 微信公眾號：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359篇原創首發文章
炎熱的六月，是雷陣雨突如其來的季節。對中國商界來說，這也是充滿不確定的季節。
黃如論怎麼回事？吳小暉怎麼回事？萬達怎麼回事？復星怎麼回事？海航怎麼回事？市場的風聲，股價的異動，監督的態度，一切似乎都充滿變數。
中國的首富們，何等脆弱！
如果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對首富們的貸款——貸款是形成資產的源泉——真的逐筆仔細追究，我敢說，條件和用途都合規、不騙貸、不內外勾兌的不會是多數。如果不是房地產價格一直向上攀升，很多瘋狂擴張的首富恐怕已經被過高的負債率“撐死”。
餓死的企業很少，撐死的企業很多。因為企業做小而死的企業家很少，因為企業做大而死的富豪很多。
做大不是問題，但為了做大，自我膨脹、信用膨脹、債務膨脹、虛浮膨脹，乃至不知道天高地厚，以為掙的錢都是自己的本事，對社會沒有發自內心的責任，那很可能走向不歸之路。
越來越多的金融大鱷、產融大亨、激進的海外投資者，都將面臨大考。
誰會倒下，誰會屹立，誰會焦慮，誰會從容，都將水落石出。
今晚（6月22日晚），我想著這些風光無比、對競爭者無比強悍、對下屬總是高昂著頭、永遠“一言堂”的首富們，內心卻有些悲憫。
中國再大的首富，只要政府監管有些風吹草動，股票就可能跌停，只要銀行只收不貸就會垮臺，所以必須忙不迭地澄清——有些澄清甚至文法都不通順。但這說明了什麼？
說明中國真正有尊嚴、有底氣的商人和企業家，並不是很多。
但是，難道他們就不想擁有尊嚴？
我想到了馬克思的一句話，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人的尊嚴如何形成？一部分來自於自身是否追求和堅持有尊嚴的準則，一部分來自外部環境的條件是不是有助於人們尊嚴的形成。
在我27年的媒體生涯中，我聽過不少企業家淚流滿面地講述他們從貧寒卑微的起點一步步出人頭地的歷程。他們感謝改革開放的政策，但也遭遇過無數刁難和官員“設租”的壓力。有一位企業家曾對我說：“難道我們不想有尊嚴嗎？每年春節，我也想在家陪陪家人，辛苦一年都很少陪他們，但是我不趁著這個時候去給官員拜年送禮，行嗎？我只能去。”
這個企業家對我說：“我真心感謝‘新型政商關係’政策，現在每年春節我不用去送禮了，我就在家裡好好陪父母。只要我好好做企業，依法經營，不偷稅，我就不用去逢迎。”
中國商人和企業家的尊嚴，也許可以分為三種成分：制度性尊嚴，社會性尊嚴，自制性尊嚴。
首先是，我們的制度環境能不能賦予他們尊嚴？如果他們不能得到公平的機會，公平的准入條件，公平的金融待遇，不得不走門子攀附與鑽營，何來尊嚴感？
其次，他們的經營管理是不是為社會創造了正向的價值，從而贏得社會的認可？
最後，他們自身的修養，有沒有節制？符合不符合中國文化的基本要求？
美國經濟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德龍在研究美國富豪的財富來源時指出，這些富豪獲得鉅額財富有以下三個來源：（遺產）繼承，加上股票市場的繁榮；說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業；在恰當的時間佔據恰當的位置：創建具有巨大社會效用的企業。德龍認為，財富集中的總體水平更是一個“政治”和“文化”的現象，而不是一個“經濟”現象，它與我們的政治體制以及我們對它持有的態度密切相關。
請中國的首富們仔細想一想：如果沒有十幾億人口的市場，沒有改革開放的政策，沒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沒有社會的包容性，會不會有你們的今天？
一個國家的市場有多大，政策有多大激勵——這好比是一種乘數——就會對企業家才能產生多大的乘法效應。因此，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不應是外在的強迫，而應是內心的必然。
中國商人何時能有真正的尊嚴？那是在一個結合點上，一邊是法治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邊是商人、企業家發自內心地體認到自己的社會責任。
我不願意去猜測，在中國首富階層中，誰誰的命運會如何？但我相信，有尊嚴的中國商業階層終將形成，正如人類良知和善念的力量，終將大過貪婪、投機和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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