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優雅的鬍子（吳永剛-Max）
老吉林人常說：東關出秧子，西關出球子，牛馬行出的是窮棒子。恕我寡陋，儘管這句話在我耳朵裡都磨出了繭子，卻未能在相關典籍裡找到確切的出處。我也不知道這三個“子”是不是滿語複數與漢語的完美結合，更不確定這句帶有方位指示的話是不是屬於漢語“互文”的修飾手法。在吉林城生活了幾十年後，我只知道這一句老話反映出的是舊社會吉林城的民風特點——至今仍在歷史塵煙中偶露端倪。
若往回穿越幾十年，你在大街上嚷嚷秧子、球子只出自吉林某一片兒區，挨乓呲的概率會非常大。解放前，吉林一直是瀋陽以北比鐵嶺重要得多的大城市，諾大一座省城，哪片兒不出秧子，哪片兒沒有球子！那麼什麼是秧子，什麼是球子呢？在今天，秧子、球子和棒子是被現代東北方言逐漸邊緣化的老詞兒。棒子就是窮得光剝出溜兒的窮人，窮棒子。這個好理解。秧子和球子的含義源流就顯得有些複雜了。
那五少爺時是秧子，後來是棒子裝秧子。圖片取自網絡
在現代漢語裡，秧子通常指植物的幼苗或動物的幼體。比如稻秧子、瓜秧子、豬秧子、魚兒秧子等。幼苗幼體總是不硬撐兒的，經不住風吹雨打，容易生病鬧災，需要持續呵護。用詞靈活的吉林方言中就把一些思想幼稚、缺少社會歷練、為人處事不成熟的人叫做秧子。有人說秧子是專指年輕人，我覺得不準確。秧子的用法很靈活，一些時候，它也可能是指老而不經事的人或老軟骨頭。
吉林城東萊門，也叫小東門，現址在江邊天主教堂附近
吉林城朝陽門，也叫大東門
不過，不分年老年少，能被叫做秧子的人，家庭條件肯定差不了。你要是窮得兜比臉乾淨，那你多萌都不會被叫做秧子，你那是棒子！否則對於那些拾掇秧子的人來說，哪有油水可撈呢？
對那幫沒有閱歷、骨氣卻有錢有閒的秧子，幫閒、篾片兒們蹭吃蹭喝蹭嫖，那叫架（攏）秧子；騙子們設局釣魚詐財，那叫念秧兒；鬍子們綁肉票勒贖金，關押肉票的地方那叫秧子房！總之，在老吉林城廂，對付秧子的法子多了去了，只有好人想不到的，沒有惡人辦不到的！
原本舊時吉林城居民是以“四品以上職任較繁者”一類的旗人權貴為主體，“性直樸，習禮讓，務農敦本”（以上語出《吉林外紀》）之氛圍尚在。個別富裕的八旗家庭出個秧子並非普遍現象。可惜一陣開埠妖怪風，帶來四海新水汽。這妖風一方面吹壯了城市規模和經濟總量，另一方面也吹盛了享樂主義的花枝。原本蠻荒的東關不知不覺變成暴發戶雲集，歡場筍現的花花世界。吃喝玩樂之類的老把戲之外，又被大煙嗎啡“錦上添花”。那市井浮浪之氣逐漸瀰漫，把那好端端尚武敦厚的軍旅味民風銷蝕成奢靡閒逸的“遊惰寄生”（語出《吉林新志》）。
由於吉林城商業、娛樂業的重心自晚清開始逐步由西向東偏移，那些有閒又有錢的秧子們便如蝴蝶迷香、飛蠅逐臭一般徜徉在經濟發展日新月異的吉林東關：日本近江屋洋行新來了洋服料子，那得去瞧瞧；昇平書坊新來了下海的清倌，那得去捧捧；東富有換了廚子，那得去嚐嚐。你要跟他們說衛國，他們跟你翻白眼；你要跟他講保家，他們跟你撇撇嘴；你要跟他們揮揮拳頭，這幫傢伙立馬縮脖端肩佝僂腰——讓蹲就跪，能跑就顛兒。難怪《吉林新志》的作者既憐且恨地寫道：……年未耄耋，而優遊無事，或年已及壯，而人事不知，然此猶小康之家，若夫大富則全家皆遊民，且日事其惡做劇。或吞煙而吐霧，或長三兒吆五喝六麼六。有懷藥針而頻刺者，有尋暗娼兒狎妓者。故有“大秧子”、“老秧子”、“緊抖漏”、“小悠盪”等綽號，類皆送給此輩者……
總之，缺乏精神文明建設的經濟發展把吉林城三行十街、西關、北關的秧子們都吸引到了吉林東關，進而使秧子的密度高於城內外各處，最終成就了“東關出秧子”的名聲！
電影《茶館》裡的二德子就是一個營房旗人出身的球子
如果說秧子是有悖於傳統民風的貶義稱謂，在吉林城的老話兒裡，那“球子”之稱就比較複雜了。現在很多人把球子理解為流氓，這是不準確的。吉林方言中常戲謔地稱一些學齡前兒童的淘氣頑皮為“球哄哄的”，你說這是把兒童貶低為地痞呢，還是無賴呢？
老吉林德勝門，在進德勝路和越山路交匯處東側
球子是東北方言中比較特殊的稱謂，它的定義是指倔強頑劣、不循常規、好鬥毆且善鬥毆的人。嚴格的說，球子是指年輕人，不過有時，界定的年齡範圍可適當擴大。一些桀驁不馴、恃勇好鬥的人，即便不算年輕了，也可被歸在球子的範疇。
老吉林城的球子們大體遵循並捍衛鄉規義理所推崇的道德規範，當然中間也不排除雜糅了不少義氣、親情之類的私人因素。總之，和現在說“一言不合就車珠子”不同，球子們的生活裡，一言不合就揮拳動腳。有人又說了，在東北，打架那是家常便飯，在哪兒不是“能動手就不吵吵”？在你這就成球子了？
遠景為老吉林福綏門（水門洞子），取自《江城日報》皮福生先生作品
這麼問沒錯，東北人的確有用打架代替吵架解決矛盾的優良傳統。問題是大多數愛打架的人沒被叫做球子是因為他有正當職業，打架只是生活插曲。而球子正好反過來，在世俗的眼光裡，球子們打架是正當職業，謀生只是生活插曲。再者一般人打架就是支花架子或者三拳兩腳之類，缺少競技體育獨有的觀賞性。而球子成天就研究打架，不斷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扔石鎖、踹大樹、扎馬步、打把勢……人家日常會勤奮刻苦、堅持不懈地進行體能和技巧訓練。所以球子們打架的可看性極高：支花架子能支你滿臉花，球子的三拳兩腳能把你頃刻放倒——人家那是專業打架的行家！
那為啥說吉林西關出球子呢？這個問題不像秧子那麼好回答，得自己慢慢縷：球子扎堆西關，必然是風氣使然，風氣形成自然離不開傳統——吉林尚武的傳統由旗人開創。清代，吉林城屬於八旗軍事管理，早期的管理或較後來粗放，但對彈壓地面素來不含糊。所以能動武且不違法的一定是軍營，只有軍營裡的軍人才能有時間、有權利研究打架鬥毆。
吉林的八旗部隊軍營有別於關內。《吉林外紀》中記載：……吉林與京城暨各省駐防、綠營兵弁，情形皆不相同。吉林兵丁散處各屯，率以務農、打牲為業。惟春秋二季調集省垣，先令本管協領督率各佐領演練步射、騎射、槍陣各技藝，又復專派協領輪看後，乃擇日分旗於校場大操，分別獎賞責革……
水師營舊址
儘管上段記載中提到吉林兵丁散處各屯，但吉林附近並非沒有如北京火器營、善撲營一類的大兵營。著名的船廠水師營就在吉林西關！《吉林通志》記載，順治年間吉林設船廠：“船廠，順治十八年設，在吉林西門外松花江北岸，東西一百五十九丈六尺，南北十八丈，凡水師製造船艦均在此廠。”《吉林外紀》記載“康熙二十二年早運糧船，設立水手營……水手營入會稽司者，八百五十六戶……”船營和水手營組成的水師營中雖有大比例漢人，但大多入隸旗籍，且孤聚滿蒙腹地，與關內漢人已有不同。特別是營中之人皆為職業軍人，軍人遵紀、重信、尚武的風氣更是與一般民人大不相同。
考慮到《吉林外紀》所載可能是吉林通省總共的水手數量，結合《永吉縣誌》“總管一員……船務水手二百五十名，船務匠役四十五名”的記載核算，吉林水師營合計官、兵編制為317個，則水師營戶口（旗丁的家屬通常住在營房裡）數應在三百左右，這些住戶居住在迎恩門（臨江門）外迤邐至溫德河口的江岸，受附近小型旗屯（如黃旗屯、紅旗屯、藍旗屯）的拱衛，成為當時吉林城廂最大的兵營。營中旗兵為按月領餉的職業軍人，除造船、操練，不許涉及民人操持的各種行業。
然而鴉片戰爭以後，因種種原因，吉林的旗兵兵制已不適合時代的發展要求，光緒年間開始，吉林更是招募訓練了新軍。包括水師營士兵在內的舊制旗兵被逐步邊緣化。宣統二年（1910年），曾經抗擊沙俄，巡航鄂霍茨克海的遠東第一水師——吉林水師營終被裁汰。此後，伴隨清政府的覆滅，大批水師營和臨近城市的旗屯退伍兵成為浪蕩在西關的無業遊民。沒有旗田的旗兵們沒了固定的餉銀，生活變得無著。徐德源先生在《吉林舊事見聞》中就留下不少西關旗人生活困頓的記錄。
船營街舊影，船營即船廠和水師營的合併簡稱
多困頓，生活總得繼續。在艱苦的謀生過程裡，這些退伍（姑且稱之為退伍）水兵最熟悉的生活就是打架，於是許多旗人下層用打架來懷念過去的榮光，用打架來宣洩對現實落差的不滿，甚至用打架來“尋求生活來源”。其中不少善戰之人甚至深入城區，成為鬧市中橫行霸道的黑惡勢力（我家長輩就回憶過去河南街、通天街裡有不少穿著綢大衫，“擎著”文明棍，很“爺態”的老球子）。
這些有恃勇逞強、不挨欺負的活典型們教育了貧苦群眾！一來二去，西關某些旗漢雜居的街衢巷陌裡，舊軍隊傳統以特殊的恃勇求榮的鬥毆形式被保留下來，這種風氣紮根並逐步蔓延，最終讓盛產球子成為吉林西關的特色。
其實這種演進歷程並非吉林獨有，除了那些關裡飽受排滿影響的旗人聚居區外，東三省、北京、河北都有類似的情況。那些生活無著的底層旗人小社會裡，尚武之風往往最終過度為好鬥毆和善鬥毆的球子風氣。比如金啟孮先生在《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一書中關於北京營房旗人在清亡前後尚武之風的微妙轉變，就是這一特殊歷史的詳實記錄。
寫到這裡，心中隱隱覺得，或有人認為：溯源秧子和球子，在今天或略顯無聊。的確，今時世風或早暗自輕覷對民俗歷史的探究，醉心於此之朋輩也少有能從中求得大富貴。可對於一座自豪於歷史文化名城稱號的城市，總該有人去補隙這座城市和城中人的歷史記憶，以備後來人從容不迫著或弘揚，或借鑑，或警示。拉大時間和空間維度，誰又能準確預言眼前事的經濟價值呢？於我而言：獲知其然之驚，得知其所以然之喜——或許這就是我用探究歷史掌故的方式深愛這座城而求圖的最大回報吧……
本文為優雅的鬍子原創文章，其他自媒體轉載須經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