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適在臺灣去世，他生前為自己做的小結關鍵詞就是“捱罵”——“我捱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的確如此，胡適出道以來就不斷捱罵，而且不斷獲得新的罵名，乃至1949 年後更是被罵為“列強走狗”、“人民的敵人”……
一個公眾人物捱罵不可怕，被罵的人可以依然故我。然而，可怕的是， 在謾罵聲中，不僅屬於公眾人物那本真的東西被顛覆了，汙名化了，而且由公眾人物所承載與傳播的那些有價值的思想、理念與精神也被顛倒黑白，搞得面目全非了。
胡適如何迴應責罵他的人呢？他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反損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 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捱罵。如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胡適情願捱罵，以至於以偏激思想著稱的李敖說：“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理性知識分子卻認為胡適所倡導、堅持和信仰的那些精神為人們指引了一個心靈的天堂。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 文學家、哲學家。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也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 年他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另外，他還擁有驚人的 36 個博士頭銜。
海歸的胡適博士剛一回國就聲譽鵲起、名滿華夏，隨之就開始被人罵了。當時有人大罵新文化運動，將陳獨秀與胡適放在一起罵：“陳匪獨秀胡適之，看你倆往哪跑？”青年毛澤東在談及言論方面對他影響最大的兩個人時，胡適之是放在陳獨秀之前的。
當時，胡適被罵主要是有人覺得他的個人主義味道太重了。學術可言“兼容幷包”，政治豈能“思想自由”？有人批評道，個人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生觀。胡適反脣相譏說這是個大笑話。難道社會主義國家裡就可以不用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了嗎？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就用不著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個人了嗎？
五四時，知識分子最時髦的便是大談“主義”，胡適卻潑他們一身冷水， 由此引來“問題與主義”的大論戰，胡適認為：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 卻去高談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用現在流行的話就是“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他認為，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這就是實踐出真知的樸素道理。而在當時，卻被批判為“個人自由主義”，遭到李大釗等人的口誅筆伐。
胡適的理想國是什麼樣的呢？曾經首倡“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他， 到了 1922 年，開始改變不關注政治的初衷，因為他看到了陳炯明在廣東的聯省自治搞得風生水起，正契合他漸進式改良主義的思想。
陳炯明作為中華民國時期廣東的軍政領袖，畢生堅持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致力於以和平協商的方式統一中國，陳炯明要將廣東建設為模範省，他所推行的縣級自治、司法獨立、裁兵減政、大辦教育等等改革措施，都令胡適等公共知識分子眼前一亮，大加讚賞。
這一年，丁文江與胡適共同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好政府主義”。他們心目中的“好政府”概念基本就是陳炯明所搞的聯省自治。比如“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等等，都是陳炯明正在一項一項精心落實的施政綱領與改革措施。
然而，就在胡適等社會精英群體對陳炯明聲援支招的同時，孫中山和陳炯明的政見矛盾卻激化了，“六一六事件”使陳炯明這個摸著憲政石頭過河的改革先行者成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範省”理想，如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國又一次失去通過一省自治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實現憲政共和的大好機會。對此，胡適雖在北方隔岸觀火，卻發表文章認為，孫文是在搞“倒行逆施”。胡適改良主義的泡影也就此破滅了！胡適先生這位當時的意見領袖，一直敢於批評有權勢的人，其思想言論較為超前，曾屢次被人罵作“胡說”。
1929 年，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代表陳德徵，在國民黨“三全大會” 上提交了一份《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的提案，提出法院審理政治犯太重證據，使“反革命分子”漏網，主張有中央黨部的證明，就可以定罪。針對這一有違法治的提案，胡適嚴詞批評：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政府的權限。過此權限，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的，人民都可以控告。
隨即陳德徵回了一篇名為《胡說》的文章，斥責胡適不懂得黨，不懂得主義，不懂得法律，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胡適看了《胡說》批道：可憐陳德徵，生平只知有三民主義，只知有黨治。胡適歷來崇尚以個人自由為起點，以民主憲政為基石，推動社會進步，看到所謂“黨治” 有墮落到法西斯的傾向，甚為失望。
他寫出《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刊載在《新月》上，直接叫板國民黨：“其一，國民黨當國，一切法令公文，都用文言，不用國語；其二， 國共合作，造就絕對專制，使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
胡適“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毫不客氣地指出，國民黨登臺執政以後， “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他甚至不留一點情面，直接指出“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1929 年 4 月，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直接批評孫中山，否定國民黨的既定國策；10 月，又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再批孫中山和蔣介石。不久又將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公開出版，並在序言中說： “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胡適接連不斷的尖銳批評，令國民黨政府大為難堪和頭痛。
這期間，在胡適劈頭蓋臉地執著批評下，國民黨確有不少改進。比如胡適要求國民黨廢除一切“鬼話文”，公文法令改用國語，次年，教育部就通令全國實行國語教育，通令本身用的就是白話文。再比如，胡適堅決反對訓政以及搞武裝暴力，指出：“暴力革命帶來的，必然是暴力專制政府”，對此，國民黨答應儘快結束訓政，實行憲政。
胡適以後再接再厲，更是大談特談政治，發表了批判國民黨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後來成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最有價值的文章。胡適去世後被國民黨人稱為“文化聖人”，與這一期間批評國民黨的文章有著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