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在湖南推行的第一項行政改革叫取消支郡，設置直轄州。支郡是節度使的轄州。控制的支郡越多，節度使的權勢越大。按照慣例，宋朝吞併湖南，應該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設立多個節度使。當年南唐攻滅南楚時，就是這樣處置的。
然而，趙匡胤並未在湖南設立節度使，原本應該成為節度使支郡的州則直隸中央。這也並非無例可循，五代時期即有先例。更何況，節度使的轄區從來就不是一級正式的地方行政單位，那不過是朝廷對分裂這一既成事實的默認。如今，趙匡胤不再默認這個事實，改變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自從湖南成功取消了支郡，新徵服的州直屬朝廷便成為大宋的慣例，這對宋朝重塑中央集權意義重大。因為隨著對外兼併戰爭的全面展開，宋軍征服的土地越多，朝廷直轄的州也就越多。而節度使的地盤不能擴張，只能在日益強大的朝廷威壓下，漸漸枯萎。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所有節度使的支郡均被取消，困擾中央政府近兩百年的藩鎮割據問題終於得到徹底解決。
湖南政改的第二項措施是朝官知州。州的行政長官本來是刺史，理論上由朝廷任免。但由於節度使割據地方，一些支郡的州刺史實際是由節度使任免的；即便是由朝廷任命的刺史，懾於節度使的淫威，往往對藩鎮侵政不聞不問。節度使通過對刺史的控制，在轄區內發號施令，割據一方。
趙匡胤在湖南推行的第一項行政改革叫取消支郡，設置直轄州。支郡是節度使的轄州。控制的支郡越多，節度使的權勢越大。按照慣例，宋朝吞併湖南，應該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設立多個節度使。當年南唐攻滅南楚時，就是這樣處置的。
然而，趙匡胤並未在湖南設立節度使，原本應該成為節度使支郡的州則直隸中央。這也並非無例可循，五代時期即有先例。更何況，節度使的轄區從來就不是一級正式的地方行政單位，那不過是朝廷對分裂這一既成事實的默認。如今，趙匡胤不再默認這個事實，改變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自從湖南成功取消了支郡，新徵服的州直屬朝廷便成為大宋的慣例，這對宋朝重塑中央集權意義重大。因為隨著對外兼併戰爭的全面展開，宋軍征服的土地越多，朝廷直轄的州也就越多。而節度使的地盤不能擴張，只能在日益強大的朝廷威壓下，漸漸枯萎。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所有節度使的支郡均被取消，困擾中央政府近兩百年的藩鎮割據問題終於得到徹底解決。
湖南政改的第二項措施是朝官知州。州的行政長官本來是刺史，理論上由朝廷任免。但由於節度使割據地方，一些支郡的州刺史實際是由節度使任免的；即便是由朝廷任命的刺史，懾於節度使的淫威，往往對藩鎮侵政不聞不問。節度使通過對刺史的控制，在轄區內發號施令，割據一方。
趙匡胤
趙匡胤既然取消了支郡，改革直轄州的行政長官也就成了配套舉措。雖然名義上，刺史仍然是直轄州的正式長官，但已經不到地方赴任，或者根本就不授予人；而改派知某州軍州事（簡稱知州）的差遣官，實際到地方主持州務。
從唐朝開始，官職發生了重大變革。許多官職僅僅用來區別品級高低、俸祿多少、官員資格等，成為虛銜，沒有實際掌管的事務；而真正主管事務的官員，則另行委派，稱為差遣。
知州作為一種朝廷委派到地方的差遣官，最早始於唐代宗時，五代時期日漸流行，但其制度還非常不成熟，難以擔當整肅地方、重塑集權的重任。
趙匡胤改良後的知州則完全不同。這些知州不僅由朝廷正式委派，而且均由文職朝官擔任。他們是隸屬於中央的官員，而非地方官；他們直接受朝廷領導，而不受地方節制。趙匡胤在湖南的政治改革，並非止於一隅，而是要為日後在全國推行做準備。如果他仍然任命刺史作為州長官，那麼這種“湖南模式”就根本無法對北方的政局產生半點影響，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裡，刺史就是節度使的屬官。
現在不同了，無論是實際上還是名義上，知州與節度使都兩不相干。待到時機成熟，趙匡胤便可以在北方通過分割支郡、設置直轄州，特別是任免知州的方式，逐漸削弱、架空節度使，最終完成削藩集權的大業。
趙匡胤在湖南推行的第一項行政改革叫取消支郡，設置直轄州。支郡是節度使的轄州。控制的支郡越多，節度使的權勢越大。按照慣例，宋朝吞併湖南，應該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設立多個節度使。當年南唐攻滅南楚時，就是這樣處置的。
然而，趙匡胤並未在湖南設立節度使，原本應該成為節度使支郡的州則直隸中央。這也並非無例可循，五代時期即有先例。更何況，節度使的轄區從來就不是一級正式的地方行政單位，那不過是朝廷對分裂這一既成事實的默認。如今，趙匡胤不再默認這個事實，改變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自從湖南成功取消了支郡，新徵服的州直屬朝廷便成為大宋的慣例，這對宋朝重塑中央集權意義重大。因為隨著對外兼併戰爭的全面展開，宋軍征服的土地越多，朝廷直轄的州也就越多。而節度使的地盤不能擴張，只能在日益強大的朝廷威壓下，漸漸枯萎。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所有節度使的支郡均被取消，困擾中央政府近兩百年的藩鎮割據問題終於得到徹底解決。
湖南政改的第二項措施是朝官知州。州的行政長官本來是刺史，理論上由朝廷任免。但由於節度使割據地方，一些支郡的州刺史實際是由節度使任免的；即便是由朝廷任命的刺史，懾於節度使的淫威，往往對藩鎮侵政不聞不問。節度使通過對刺史的控制，在轄區內發號施令，割據一方。
趙匡胤
趙匡胤既然取消了支郡，改革直轄州的行政長官也就成了配套舉措。雖然名義上，刺史仍然是直轄州的正式長官，但已經不到地方赴任，或者根本就不授予人；而改派知某州軍州事（簡稱知州）的差遣官，實際到地方主持州務。
從唐朝開始，官職發生了重大變革。許多官職僅僅用來區別品級高低、俸祿多少、官員資格等，成為虛銜，沒有實際掌管的事務；而真正主管事務的官員，則另行委派，稱為差遣。
知州作為一種朝廷委派到地方的差遣官，最早始於唐代宗時，五代時期日漸流行，但其制度還非常不成熟，難以擔當整肅地方、重塑集權的重任。
趙匡胤改良後的知州則完全不同。這些知州不僅由朝廷正式委派，而且均由文職朝官擔任。他們是隸屬於中央的官員，而非地方官；他們直接受朝廷領導，而不受地方節制。趙匡胤在湖南的政治改革，並非止於一隅，而是要為日後在全國推行做準備。如果他仍然任命刺史作為州長官，那麼這種“湖南模式”就根本無法對北方的政局產生半點影響，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裡，刺史就是節度使的屬官。
現在不同了，無論是實際上還是名義上，知州與節度使都兩不相干。待到時機成熟，趙匡胤便可以在北方通過分割支郡、設置直轄州，特別是任免知州的方式，逐漸削弱、架空節度使，最終完成削藩集權的大業。
現代的湖南省地形圖
此外，以朝官為知州，也大大增加了知州的權威。這樣，他們不僅在處理地方事務時，脖子更硬；在面對節度使時，腰板也更直，也就敢於與節度使分庭抗禮，分藩鎮之權。這些朝官又都是文官，比起當時的武將，具有文化知識的他們也更懂得忠義，造反的概率大大降低；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甚至與武將、士兵互相看不順眼，也就缺乏在地方進行軍事割據的基礎；而他們長期處理政務，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對地方的治理水平顯然又高於武人。所以，以朝官為知州，皇帝、朝廷、百姓皆受益。
對於大宋第一批知州的人選，趙匡胤也煞費苦心。他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給事中李昉權知衡州，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這些都是腹有詩書、辦事幹練的有識文士。
不過，這些知州的差遣前都有一個“權”字，有“代理”“臨時”之意。本來，新官初任，先以代理的身份“實習”一段時間，合格後再轉正，這種地方官員任職的傳統方式至遲起自秦漢。然而，在趙匡胤這裡，“權”還有了新的意義。一個“權”字，似乎暗示地方官都是臨時差遣，提醒他們不要有盤踞地方的非分之想；又似乎在向天下藩鎮表明：朕設知州，只是權宜之計，是一個臨時官職，並沒有常設的意圖，以此來安撫北方的節度使們，避免恐慌。
湖南政改的第三項措施，是創設通判。為防止知州成為新一輪土皇帝，趙匡胤在知州之外，又設通判。這是一種比較蹩腳的官職。論官位，它在知州之下，似乎是一州的二把手；論職權，他不僅與知州同理一州之政，而且有對知州的監視之權，俗稱“監州”。通判與知州互相制約，難以一支獨大。第一位有史記載的通判是刑部郎中賈玭，他的兒子是宋初著名神童賈黃中。
由於湖南是一片沒有藩鎮割據的“淨土”，因此，趙匡胤的三大改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迅速在湖南展開。通過改革，朝廷權力延伸至地方乃至基層，併為今後的政權結構搭好了新架子，節度使賴以割據的政權基礎正在走向分崩離析。就像杯酒釋兵權一樣，湖南政改是趙匡胤逼軍人和平退出政治的另一種方式，它們為大宋的改革共同定下了一個基調——循序漸進，溫和穩定。
趙匡胤在湖南推行的第一項行政改革叫取消支郡，設置直轄州。支郡是節度使的轄州。控制的支郡越多，節度使的權勢越大。按照慣例，宋朝吞併湖南，應該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設立多個節度使。當年南唐攻滅南楚時，就是這樣處置的。
然而，趙匡胤並未在湖南設立節度使，原本應該成為節度使支郡的州則直隸中央。這也並非無例可循，五代時期即有先例。更何況，節度使的轄區從來就不是一級正式的地方行政單位，那不過是朝廷對分裂這一既成事實的默認。如今，趙匡胤不再默認這個事實，改變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
自從湖南成功取消了支郡，新徵服的州直屬朝廷便成為大宋的慣例，這對宋朝重塑中央集權意義重大。因為隨著對外兼併戰爭的全面展開，宋軍征服的土地越多，朝廷直轄的州也就越多。而節度使的地盤不能擴張，只能在日益強大的朝廷威壓下，漸漸枯萎。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所有節度使的支郡均被取消，困擾中央政府近兩百年的藩鎮割據問題終於得到徹底解決。
湖南政改的第二項措施是朝官知州。州的行政長官本來是刺史，理論上由朝廷任免。但由於節度使割據地方，一些支郡的州刺史實際是由節度使任免的；即便是由朝廷任命的刺史，懾於節度使的淫威，往往對藩鎮侵政不聞不問。節度使通過對刺史的控制，在轄區內發號施令，割據一方。
趙匡胤
趙匡胤既然取消了支郡，改革直轄州的行政長官也就成了配套舉措。雖然名義上，刺史仍然是直轄州的正式長官，但已經不到地方赴任，或者根本就不授予人；而改派知某州軍州事（簡稱知州）的差遣官，實際到地方主持州務。
從唐朝開始，官職發生了重大變革。許多官職僅僅用來區別品級高低、俸祿多少、官員資格等，成為虛銜，沒有實際掌管的事務；而真正主管事務的官員，則另行委派，稱為差遣。
知州作為一種朝廷委派到地方的差遣官，最早始於唐代宗時，五代時期日漸流行，但其制度還非常不成熟，難以擔當整肅地方、重塑集權的重任。
趙匡胤改良後的知州則完全不同。這些知州不僅由朝廷正式委派，而且均由文職朝官擔任。他們是隸屬於中央的官員，而非地方官；他們直接受朝廷領導，而不受地方節制。趙匡胤在湖南的政治改革，並非止於一隅，而是要為日後在全國推行做準備。如果他仍然任命刺史作為州長官，那麼這種“湖南模式”就根本無法對北方的政局產生半點影響，因為在人們的潛意識裡，刺史就是節度使的屬官。
現在不同了，無論是實際上還是名義上，知州與節度使都兩不相干。待到時機成熟，趙匡胤便可以在北方通過分割支郡、設置直轄州，特別是任免知州的方式，逐漸削弱、架空節度使，最終完成削藩集權的大業。
現代的湖南省地形圖
此外，以朝官為知州，也大大增加了知州的權威。這樣，他們不僅在處理地方事務時，脖子更硬；在面對節度使時，腰板也更直，也就敢於與節度使分庭抗禮，分藩鎮之權。這些朝官又都是文官，比起當時的武將，具有文化知識的他們也更懂得忠義，造反的概率大大降低；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甚至與武將、士兵互相看不順眼，也就缺乏在地方進行軍事割據的基礎；而他們長期處理政務，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對地方的治理水平顯然又高於武人。所以，以朝官為知州，皇帝、朝廷、百姓皆受益。
對於大宋第一批知州的人選，趙匡胤也煞費苦心。他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給事中李昉權知衡州，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這些都是腹有詩書、辦事幹練的有識文士。
不過，這些知州的差遣前都有一個“權”字，有“代理”“臨時”之意。本來，新官初任，先以代理的身份“實習”一段時間，合格後再轉正，這種地方官員任職的傳統方式至遲起自秦漢。然而，在趙匡胤這裡，“權”還有了新的意義。一個“權”字，似乎暗示地方官都是臨時差遣，提醒他們不要有盤踞地方的非分之想；又似乎在向天下藩鎮表明：朕設知州，只是權宜之計，是一個臨時官職，並沒有常設的意圖，以此來安撫北方的節度使們，避免恐慌。
湖南政改的第三項措施，是創設通判。為防止知州成為新一輪土皇帝，趙匡胤在知州之外，又設通判。這是一種比較蹩腳的官職。論官位，它在知州之下，似乎是一州的二把手；論職權，他不僅與知州同理一州之政，而且有對知州的監視之權，俗稱“監州”。通判與知州互相制約，難以一支獨大。第一位有史記載的通判是刑部郎中賈玭，他的兒子是宋初著名神童賈黃中。
由於湖南是一片沒有藩鎮割據的“淨土”，因此，趙匡胤的三大改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迅速在湖南展開。通過改革，朝廷權力延伸至地方乃至基層，併為今後的政權結構搭好了新架子，節度使賴以割據的政權基礎正在走向分崩離析。就像杯酒釋兵權一樣，湖南政改是趙匡胤逼軍人和平退出政治的另一種方式，它們為大宋的改革共同定下了一個基調——循序漸進，溫和穩定。
北宋地形圖
但也許就是因為改革的基調太溫和，趙匡胤在後世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議，以至於很多人根本意識不到，他所開啟的是一場關係中國今後八百年命運的改革。
其實，五代時期，想一步到位的改革比比皆是。比如後梁梁太祖朱溫急於削藩，就曾在建國不久後，強行採取分鎮（肢解藩鎮）、移鎮（調換節度使）的手段，結果逼出了許多亂子。儘管靠著武力，朱溫將這些亂子悉數平定，但也因此消耗了大量國力後梁後唐。善於從前人教訓中吸取經驗的趙匡胤，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改革是謀與略的結合，它既需要胸懷大略，需要“頂層設計”，保證改革的宏觀方向；又需要腹有良謀，需要“基層設計”，保證措施切實可行地推行下去。“釋兵權”是略，“杯酒”是謀；湖南政改是略，溫和穩定是謀。大宋立國三年，一個以四兩之輕撥千斤之重的改革家形象，在萬歲殿中，日漸清晰了。
湖南試驗田裡的三項政改措施茁壯成長，更加堅定了趙匡胤到北方推廣新政策的信心與決心。在北方的藩鎮裡，他也有一塊堪比湖南的試驗田，那就是符彥卿的轄地——天雄軍。但趙匡胤怎麼也想不到，“符彥卿”三個字，竟然在朝廷裡激起了軒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