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新中國誕生的那一年——1949年。
1960年我考入楊浦區少年藝術學校舞蹈班，後又考入楊浦區戲曲學館滬劇班，從此與滬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學藝是艱苦的，條件遠不如今天。但領導和老師對我們學生的要求是做一個革命的文藝接班人，藝術上要文武兼備、一專多能。如果要說“不忘初心”，這恐怕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初的“初心”。在滬劇教材中除了加強唱腔訓練外，凌愛珍老團長特別強調要我們這批學生練武功，什麼翻跟斗、打把子、練身段一樣不能缺。第二年就排了武戲《白蛇傳·盜仙草》，我演白娘娘，戲中要走邊、開打、踢槍，最後還要從兩張桌子上倒扎虎翻下，然後一排前橋。系統學習傳統戲曲基本功的做法對演員非常有用，它為我日後的脫穎而出以及藝術上的精進提供了非常紮實的基礎。
我是愛華滬劇團培養的一名演員。愛華滬劇團的《紅燈記》1963年春節在紅都劇場首演，這是第一個出現在全國戲劇舞臺上的《紅燈記》，後來聞名全國的京劇《紅燈記》就移植改編自它。1964年11月，“愛華”的凌愛珍、袁濱忠、韓玉敏、凌大可、王育、徐德甫一行六人應邀赴京，並於當月6日晩上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摩學習中國京劇院的京劇《紅燈記》，當介紹京劇《紅燈記》移植於愛華滬劇團的滬劇劇本，他們是上海楊浦區屬的一個小劇團時，毛主席高興地說“哦？團小志氣大”，又接著說：“你們小劇團能搞出這麼個好戲是不容易的”。五十多年過去了，主席的話仍是我心中永遠的“初心”。
"我生於新中國誕生的那一年——1949年。
1960年我考入楊浦區少年藝術學校舞蹈班，後又考入楊浦區戲曲學館滬劇班，從此與滬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學藝是艱苦的，條件遠不如今天。但領導和老師對我們學生的要求是做一個革命的文藝接班人，藝術上要文武兼備、一專多能。如果要說“不忘初心”，這恐怕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初的“初心”。在滬劇教材中除了加強唱腔訓練外，凌愛珍老團長特別強調要我們這批學生練武功，什麼翻跟斗、打把子、練身段一樣不能缺。第二年就排了武戲《白蛇傳·盜仙草》，我演白娘娘，戲中要走邊、開打、踢槍，最後還要從兩張桌子上倒扎虎翻下，然後一排前橋。系統學習傳統戲曲基本功的做法對演員非常有用，它為我日後的脫穎而出以及藝術上的精進提供了非常紮實的基礎。
我是愛華滬劇團培養的一名演員。愛華滬劇團的《紅燈記》1963年春節在紅都劇場首演，這是第一個出現在全國戲劇舞臺上的《紅燈記》，後來聞名全國的京劇《紅燈記》就移植改編自它。1964年11月，“愛華”的凌愛珍、袁濱忠、韓玉敏、凌大可、王育、徐德甫一行六人應邀赴京，並於當月6日晩上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摩學習中國京劇院的京劇《紅燈記》，當介紹京劇《紅燈記》移植於愛華滬劇團的滬劇劇本，他們是上海楊浦區屬的一個小劇團時，毛主席高興地說“哦？團小志氣大”，又接著說：“你們小劇團能搞出這麼個好戲是不容易的”。五十多年過去了，主席的話仍是我心中永遠的“初心”。
1973年1月，上海市人民滬劇團與愛華滬劇團合併成立上海滬劇團（1982年改製為上海滬劇院），為了體現合併成果，殷功普團長決定《紅燈記》《沙家浜》兩個劇組的成員相互滲進，宣佈我擔任阿慶嫂一角。一個區級劇團的青年演員剛進國家劇院馬上得到一個女一號主角，這信任，當然也是一種考驗。自此以後，我一直在劇院的一線上演出排戲，一個戲接一個戲。1982年的一天，我領悟了黨組織的希望，打了入黨申請報告。1986年7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黨員的我，對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樣了。1985年起，我先後擔任了一團團長、直屬團團長、浦東分院院長、馬莉莉文化工作室總經理、上海滬劇院副院長。在體制管理上我也作了嘗試，從計劃經濟的全額撥款到差額撥款，從自收自支到完全個人的自負盈虧，這中間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裡清楚。欣慰的是每一次嘗試改革的同時又伴隨著一次次藝術上的收穫，讓我獲得了許多獎項。但事物往往具有兩面性，儘管很艱難，轉過身來卻不願意讓任何人看到我的傷感和軟弱，我把我的青春、我最寶貴的時光全部獻給了滬劇事業，直至今日我不後悔。我喜歡這樣一句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2008年，我被授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滬劇）代表性傳承人。如今退休了，從劇場舞臺走下來的我又走向了更廣闊的社會大舞臺，進學校下社區作藝術講座，做評委，輔導群眾文藝，作為上海白玉蘭獎評委庫成員觀看演出參加座談，用學到的知識服務於社會、服務於老百姓是一件其樂無窮的大快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將永遠激勵我去工作和生活。（馬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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