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姓名字號考略'
◆文 / 劉斌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它規定對帝王、聖人及尊長不得直稱其名，而要採取其他方法稱呼。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周代雖有避諱，但尚無完備的制度。有人以為秦漢時避諱制度已臻完備，其實秦漢時代的諱制並不嚴密，如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並不諱“楚”字；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在《左傳》中作“啟蟄”，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司馬遷在《史記》中卻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紀》中直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竟不避當朝皇帝漢武帝的諱。
避諱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政治的產物，從避諱的種類上來講，主要有避國諱、避家諱和避先聖諱三種。國諱是指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須遵循的，如漢高祖名劉邦，《論語•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漢石經殘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將“邦”改為“國”。家諱是指在家族內部避父、祖的名諱，如唐代詩人李賀因避父名“晉肅”之諱而不能考“進士”，宋代蘇軾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為“引”，蘇軾為人作序時又改用“敘”。另外，族外之人在與之交往時，也要注意尊重別人的家諱。先聖諱是指避上古時代所謂聖人的諱，如宋大中祥符年間規定“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的規定。此外，在官場上還有一種不成制度的“憲諱”，即下屬官吏為逢迎討好而避長官的名諱。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它規定對帝王、聖人及尊長不得直稱其名，而要採取其他方法稱呼。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周代雖有避諱，但尚無完備的制度。有人以為秦漢時避諱制度已臻完備，其實秦漢時代的諱制並不嚴密，如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並不諱“楚”字；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在《左傳》中作“啟蟄”，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司馬遷在《史記》中卻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紀》中直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竟不避當朝皇帝漢武帝的諱。
避諱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政治的產物，從避諱的種類上來講，主要有避國諱、避家諱和避先聖諱三種。國諱是指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須遵循的，如漢高祖名劉邦，《論語•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漢石經殘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將“邦”改為“國”。家諱是指在家族內部避父、祖的名諱，如唐代詩人李賀因避父名“晉肅”之諱而不能考“進士”，宋代蘇軾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為“引”，蘇軾為人作序時又改用“敘”。另外，族外之人在與之交往時，也要注意尊重別人的家諱。先聖諱是指避上古時代所謂聖人的諱，如宋大中祥符年間規定“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的規定。此外，在官場上還有一種不成制度的“憲諱”，即下屬官吏為逢迎討好而避長官的名諱。
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
避諱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方法。
改字 就是遇有君王及尊者的名改用其他字代替，這種方法始於秦漢，歷代不廢。改字中用以替代的字，有的是音近的字，如司馬遷撰作《史記》,因其父名“談”，所以把書中的“趙談”改為“趙同”，把“李談”改為“李同”；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遼代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女真作“女直”。有的是意近的字，如東晉人為避晉文帝司馬昭諱，改王昭君為“王明君”，把漢人作的《昭君》曲改為《明君》曲；而楊家將中的楊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趙匡胤始祖玄朗諱，改名延昭。有的是意同的字，如漢文帝名恆，後人避諱改為“常”，將恆山也改為“常山”；唐高宗名治，後人改治為“理”，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把“治亂不知”寫成“理亂不知”。再如秦始皇名政，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中，幾處“正”字都寫作“端”，如“以矯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當然避諱的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情況，這裡就不再一一贅敘。
因避諱而改字使得古籍上一些人名、地名、書名較為混亂，極易引起誤解。如為避漢武帝劉徹諱，秦漢之際的蒯徹被改名為“蒯通”；宋朝時的文彥博，其先人本姓“敬”，後晉時因避高祖石敬瑭諱，其曾祖父改姓“文”，後漢時又複姓“敬”。再如號稱六朝古都的建康，本名建業，《三國志•吳主傳》載：“秋九月，權遷都建業。”晉元帝司馬睿都建業時，因避晉愍帝司馬鄴諱，改名“建康”。今湖北天門縣原名景陵縣，雍正四年，胤禛為避其父玄燁的陵墓名（景陵），詔令改景陵縣為“天門”縣。唐代司馬一職原本稱“治中”，唐高宗李治為避其諱，下令“改諸州治中為司馬”，於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為“江州司馬青衫溼”。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一書，為避李世民諱，將《世本》這本書稱為《系本》。清代刻印前代古書，凡是觸犯本朝避諱的字一一追改，如康熙皇帝名玄燁，“玄”諱改為“元”，“燁”諱改為“煜”。
空字 是將所諱之字空而不書，或作某、或作□、或直書“諱”。例如，司馬遷撰《史記》，避景帝劉啟諱，在《孝文本紀》中寫到：“元年正月，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這裡的某即指劉啟。唐人撰《隋書》，避李世民諱，將王世充寫為“王 充”，致使《隋書》在翻刻過程中誤將“王 充”連寫成“王充”。南朝沈約撰《宋書》紀傳劉宋史，對劉宋帝王名多以“諱”替代，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這裡的“諱”，指晉文帝劉義隆。許慎作《說文解字》對當朝安帝劉祜及上至光武帝劉秀之名，皆作“上諱”，避而不書，更不釋其形音義，現在能在《說文》中見到這些字，蓋為後學者所補。清段玉裁注《說文》，避玄燁、弘曆諱，以“元”代“玄”，以“宏”代“弘”，並加空圍“□”，今版《說文解字注》已作回改，故避諱之舉不復見。
缺筆 一般是對所避之字的最後一筆不書，這種現象始於唐代。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時，“世”寫作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它規定對帝王、聖人及尊長不得直稱其名，而要採取其他方法稱呼。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周代雖有避諱，但尚無完備的制度。有人以為秦漢時避諱制度已臻完備，其實秦漢時代的諱制並不嚴密，如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並不諱“楚”字；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在《左傳》中作“啟蟄”，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司馬遷在《史記》中卻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紀》中直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竟不避當朝皇帝漢武帝的諱。
避諱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政治的產物，從避諱的種類上來講，主要有避國諱、避家諱和避先聖諱三種。國諱是指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須遵循的，如漢高祖名劉邦，《論語•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漢石經殘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將“邦”改為“國”。家諱是指在家族內部避父、祖的名諱，如唐代詩人李賀因避父名“晉肅”之諱而不能考“進士”，宋代蘇軾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為“引”，蘇軾為人作序時又改用“敘”。另外，族外之人在與之交往時，也要注意尊重別人的家諱。先聖諱是指避上古時代所謂聖人的諱，如宋大中祥符年間規定“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的規定。此外，在官場上還有一種不成制度的“憲諱”，即下屬官吏為逢迎討好而避長官的名諱。
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
避諱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方法。
改字 就是遇有君王及尊者的名改用其他字代替，這種方法始於秦漢，歷代不廢。改字中用以替代的字，有的是音近的字，如司馬遷撰作《史記》,因其父名“談”，所以把書中的“趙談”改為“趙同”，把“李談”改為“李同”；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遼代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女真作“女直”。有的是意近的字，如東晉人為避晉文帝司馬昭諱，改王昭君為“王明君”，把漢人作的《昭君》曲改為《明君》曲；而楊家將中的楊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趙匡胤始祖玄朗諱，改名延昭。有的是意同的字，如漢文帝名恆，後人避諱改為“常”，將恆山也改為“常山”；唐高宗名治，後人改治為“理”，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把“治亂不知”寫成“理亂不知”。再如秦始皇名政，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中，幾處“正”字都寫作“端”，如“以矯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當然避諱的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情況，這裡就不再一一贅敘。
因避諱而改字使得古籍上一些人名、地名、書名較為混亂，極易引起誤解。如為避漢武帝劉徹諱，秦漢之際的蒯徹被改名為“蒯通”；宋朝時的文彥博，其先人本姓“敬”，後晉時因避高祖石敬瑭諱，其曾祖父改姓“文”，後漢時又複姓“敬”。再如號稱六朝古都的建康，本名建業，《三國志•吳主傳》載：“秋九月，權遷都建業。”晉元帝司馬睿都建業時，因避晉愍帝司馬鄴諱，改名“建康”。今湖北天門縣原名景陵縣，雍正四年，胤禛為避其父玄燁的陵墓名（景陵），詔令改景陵縣為“天門”縣。唐代司馬一職原本稱“治中”，唐高宗李治為避其諱，下令“改諸州治中為司馬”，於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為“江州司馬青衫溼”。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一書，為避李世民諱，將《世本》這本書稱為《系本》。清代刻印前代古書，凡是觸犯本朝避諱的字一一追改，如康熙皇帝名玄燁，“玄”諱改為“元”，“燁”諱改為“煜”。
空字 是將所諱之字空而不書，或作某、或作□、或直書“諱”。例如，司馬遷撰《史記》，避景帝劉啟諱，在《孝文本紀》中寫到：“元年正月，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這裡的某即指劉啟。唐人撰《隋書》，避李世民諱，將王世充寫為“王 充”，致使《隋書》在翻刻過程中誤將“王 充”連寫成“王充”。南朝沈約撰《宋書》紀傳劉宋史，對劉宋帝王名多以“諱”替代，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這裡的“諱”，指晉文帝劉義隆。許慎作《說文解字》對當朝安帝劉祜及上至光武帝劉秀之名，皆作“上諱”，避而不書，更不釋其形音義，現在能在《說文》中見到這些字，蓋為後學者所補。清段玉裁注《說文》，避玄燁、弘曆諱，以“元”代“玄”，以“宏”代“弘”，並加空圍“□”，今版《說文解字注》已作回改，故避諱之舉不復見。
缺筆 一般是對所避之字的最後一筆不書，這種現象始於唐代。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時，“世”寫作
避宋真宗趙恆諱，“恆”寫作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它規定對帝王、聖人及尊長不得直稱其名，而要採取其他方法稱呼。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周代雖有避諱，但尚無完備的制度。有人以為秦漢時避諱制度已臻完備，其實秦漢時代的諱制並不嚴密，如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並不諱“楚”字；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在《左傳》中作“啟蟄”，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司馬遷在《史記》中卻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紀》中直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竟不避當朝皇帝漢武帝的諱。
避諱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政治的產物，從避諱的種類上來講，主要有避國諱、避家諱和避先聖諱三種。國諱是指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須遵循的，如漢高祖名劉邦，《論語•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漢石經殘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將“邦”改為“國”。家諱是指在家族內部避父、祖的名諱，如唐代詩人李賀因避父名“晉肅”之諱而不能考“進士”，宋代蘇軾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為“引”，蘇軾為人作序時又改用“敘”。另外，族外之人在與之交往時，也要注意尊重別人的家諱。先聖諱是指避上古時代所謂聖人的諱，如宋大中祥符年間規定“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的規定。此外，在官場上還有一種不成制度的“憲諱”，即下屬官吏為逢迎討好而避長官的名諱。
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
避諱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方法。
改字 就是遇有君王及尊者的名改用其他字代替，這種方法始於秦漢，歷代不廢。改字中用以替代的字，有的是音近的字，如司馬遷撰作《史記》,因其父名“談”，所以把書中的“趙談”改為“趙同”，把“李談”改為“李同”；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遼代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女真作“女直”。有的是意近的字，如東晉人為避晉文帝司馬昭諱，改王昭君為“王明君”，把漢人作的《昭君》曲改為《明君》曲；而楊家將中的楊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趙匡胤始祖玄朗諱，改名延昭。有的是意同的字，如漢文帝名恆，後人避諱改為“常”，將恆山也改為“常山”；唐高宗名治，後人改治為“理”，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把“治亂不知”寫成“理亂不知”。再如秦始皇名政，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中，幾處“正”字都寫作“端”，如“以矯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當然避諱的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情況，這裡就不再一一贅敘。
因避諱而改字使得古籍上一些人名、地名、書名較為混亂，極易引起誤解。如為避漢武帝劉徹諱，秦漢之際的蒯徹被改名為“蒯通”；宋朝時的文彥博，其先人本姓“敬”，後晉時因避高祖石敬瑭諱，其曾祖父改姓“文”，後漢時又複姓“敬”。再如號稱六朝古都的建康，本名建業，《三國志•吳主傳》載：“秋九月，權遷都建業。”晉元帝司馬睿都建業時，因避晉愍帝司馬鄴諱，改名“建康”。今湖北天門縣原名景陵縣，雍正四年，胤禛為避其父玄燁的陵墓名（景陵），詔令改景陵縣為“天門”縣。唐代司馬一職原本稱“治中”，唐高宗李治為避其諱，下令“改諸州治中為司馬”，於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為“江州司馬青衫溼”。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一書，為避李世民諱，將《世本》這本書稱為《系本》。清代刻印前代古書，凡是觸犯本朝避諱的字一一追改，如康熙皇帝名玄燁，“玄”諱改為“元”，“燁”諱改為“煜”。
空字 是將所諱之字空而不書，或作某、或作□、或直書“諱”。例如，司馬遷撰《史記》，避景帝劉啟諱，在《孝文本紀》中寫到：“元年正月，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這裡的某即指劉啟。唐人撰《隋書》，避李世民諱，將王世充寫為“王 充”，致使《隋書》在翻刻過程中誤將“王 充”連寫成“王充”。南朝沈約撰《宋書》紀傳劉宋史，對劉宋帝王名多以“諱”替代，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這裡的“諱”，指晉文帝劉義隆。許慎作《說文解字》對當朝安帝劉祜及上至光武帝劉秀之名，皆作“上諱”，避而不書，更不釋其形音義，現在能在《說文》中見到這些字，蓋為後學者所補。清段玉裁注《說文》，避玄燁、弘曆諱，以“元”代“玄”，以“宏”代“弘”，並加空圍“□”，今版《說文解字注》已作回改，故避諱之舉不復見。
缺筆 一般是對所避之字的最後一筆不書，這種現象始於唐代。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時，“世”寫作
避宋真宗趙恆諱，“恆”寫作
避清世宗胤禛諱，“胤”寫作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它規定對帝王、聖人及尊長不得直稱其名，而要採取其他方法稱呼。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周代雖有避諱，但尚無完備的制度。有人以為秦漢時避諱制度已臻完備，其實秦漢時代的諱制並不嚴密，如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並不諱“楚”字；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在《左傳》中作“啟蟄”，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司馬遷在《史記》中卻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紀》中直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竟不避當朝皇帝漢武帝的諱。
避諱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政治的產物，從避諱的種類上來講，主要有避國諱、避家諱和避先聖諱三種。國諱是指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須遵循的，如漢高祖名劉邦，《論語•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漢石經殘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將“邦”改為“國”。家諱是指在家族內部避父、祖的名諱，如唐代詩人李賀因避父名“晉肅”之諱而不能考“進士”，宋代蘇軾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為“引”，蘇軾為人作序時又改用“敘”。另外，族外之人在與之交往時，也要注意尊重別人的家諱。先聖諱是指避上古時代所謂聖人的諱，如宋大中祥符年間規定“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的規定。此外，在官場上還有一種不成制度的“憲諱”，即下屬官吏為逢迎討好而避長官的名諱。
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
避諱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方法。
改字 就是遇有君王及尊者的名改用其他字代替，這種方法始於秦漢，歷代不廢。改字中用以替代的字，有的是音近的字，如司馬遷撰作《史記》,因其父名“談”，所以把書中的“趙談”改為“趙同”，把“李談”改為“李同”；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遼代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女真作“女直”。有的是意近的字，如東晉人為避晉文帝司馬昭諱，改王昭君為“王明君”，把漢人作的《昭君》曲改為《明君》曲；而楊家將中的楊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趙匡胤始祖玄朗諱，改名延昭。有的是意同的字，如漢文帝名恆，後人避諱改為“常”，將恆山也改為“常山”；唐高宗名治，後人改治為“理”，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把“治亂不知”寫成“理亂不知”。再如秦始皇名政，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中，幾處“正”字都寫作“端”，如“以矯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當然避諱的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情況，這裡就不再一一贅敘。
因避諱而改字使得古籍上一些人名、地名、書名較為混亂，極易引起誤解。如為避漢武帝劉徹諱，秦漢之際的蒯徹被改名為“蒯通”；宋朝時的文彥博，其先人本姓“敬”，後晉時因避高祖石敬瑭諱，其曾祖父改姓“文”，後漢時又複姓“敬”。再如號稱六朝古都的建康，本名建業，《三國志•吳主傳》載：“秋九月，權遷都建業。”晉元帝司馬睿都建業時，因避晉愍帝司馬鄴諱，改名“建康”。今湖北天門縣原名景陵縣，雍正四年，胤禛為避其父玄燁的陵墓名（景陵），詔令改景陵縣為“天門”縣。唐代司馬一職原本稱“治中”，唐高宗李治為避其諱，下令“改諸州治中為司馬”，於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為“江州司馬青衫溼”。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一書，為避李世民諱，將《世本》這本書稱為《系本》。清代刻印前代古書，凡是觸犯本朝避諱的字一一追改，如康熙皇帝名玄燁，“玄”諱改為“元”，“燁”諱改為“煜”。
空字 是將所諱之字空而不書，或作某、或作□、或直書“諱”。例如，司馬遷撰《史記》，避景帝劉啟諱，在《孝文本紀》中寫到：“元年正月，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這裡的某即指劉啟。唐人撰《隋書》，避李世民諱，將王世充寫為“王 充”，致使《隋書》在翻刻過程中誤將“王 充”連寫成“王充”。南朝沈約撰《宋書》紀傳劉宋史，對劉宋帝王名多以“諱”替代，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這裡的“諱”，指晉文帝劉義隆。許慎作《說文解字》對當朝安帝劉祜及上至光武帝劉秀之名，皆作“上諱”，避而不書，更不釋其形音義，現在能在《說文》中見到這些字，蓋為後學者所補。清段玉裁注《說文》，避玄燁、弘曆諱，以“元”代“玄”，以“宏”代“弘”，並加空圍“□”，今版《說文解字注》已作回改，故避諱之舉不復見。
缺筆 一般是對所避之字的最後一筆不書，這種現象始於唐代。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時，“世”寫作
避宋真宗趙恆諱，“恆”寫作
避清世宗胤禛諱，“胤”寫作
再如宋高宗趙構紹興八年的《世說新語》，遇玄朗、弘殷、敬、匡胤、恆、桓等字皆缺末筆。當然，也有在今天看來不是缺末筆者，如避孔子諱，“丘”寫作
◆文 / 劉斌
黃帝本姓公孫，後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於有熊，亦稱有熊氏。
在中國古代，姓、氏、名、號是四個不同的概念。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稱號，是某一群人的族號；氏是由姓衍生出來的分支；名是某人在社會上使用的特稱或符號 ；號則是某人的別稱。此外，古人還有取“字”一說，“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
今天我們講的“以姓氏筆畫為序”中的“姓氏”，實際上等於上古時期所講的“姓”，姓與氏的合一，那是秦漢以後的事，在先秦時期兩者是有區別的。從姓氏的產生來說，“姓”的起源比較古老，一旦形成就基本穩定。“氏”相對“姓”來說是後起的，並且會因歷史條件的影響而變更，所以顧炎武說：“氏一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漢代以後，姓與氏一般不加區分，趨於合一。再從二者的作用來看，也不相同。《資治通鑑•外紀》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這就意味著“姓”的作用主要是用來“別婚姻”的，而“氏”的作用主要是用來“明貴賤”的。
炎帝，是中國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首領。
今天我們講名字，通常僅指人名，但古人卻是名、字分開，有的人還有號。名、字、號其實都是人的名稱，不過取用時有所不同。每一個人必須有名，但不一定有字和號，而有字號者則必然有名。“名”一般是由長輩來取，“字”多數情況下也出於長輩，從名字中往往可以體現長輩對子女的意願或期望；“號”則多是本人所起，用來表示自己的志趣或情操，而不受家族或行輩的制約。
古人的姓與氏
姓，大概產生於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中國的姓遠不止百家，顧炎武根據《春秋》，考得22個姓，這大致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一些情況。戰國之際，社會發生劇烈變革，舊貴族沒落，不少還淪為奴隸，這時，用以“別貴賤”的氏已經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平民也漸次由無姓到有姓，姓與氏合二為一。東漢時應劭在作《風俗通•姓氏篇》時，羅列了500個左右的姓，北宋時期錢塘無名氏作《百家姓》，收錄了502個姓，但南宋時鄭樵統計當時的姓，已經多達1745個。清代張澍對“姓”的考查結果是5129個，建國後閆福卿編撰過一部《中國姓氏彙編》，共收錄5730個姓。其中單字姓3470個，雙字姓2085個，三字姓163個，四字和五字姓12個。有專家認為，現代常用的姓大約400個左右。
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姒等都加女旁，這可能暗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說文解字》對“姓”的解釋是，“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由此隱約可見母姓的血緣關係。最初的“姓”如何發生，文獻不足證，很難詳考。有人認為起源於圖騰，但據《國語•晉語》載，傳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之後，其眾子散居各地，分為若干姓。
古人最初確定姓的緣由或者說姓的來源主要有如下幾種：一是對母系氏族社會女性的崇拜，例如姬、姜、娰、媯等；二是以封國與官爵為姓，如齊、楚、司徒、司馬、王、侯等；三是以祖先族號與諡號為姓，如夏、商、周、文、武、穆、康等；四是以出生與居住地或職業為姓，如姚、東郭、南、百里、巫、卜等；五是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等；六是自然界景物為姓，例如江、河、風、雲、金、石等。一般說來，同姓者同出一源，但也並非有人所說的那麼絕對。因為古代常有改姓的情況，例如有的是因為皇帝賜姓，如劉邦賜項伯姓劉；有因避諱避禍而改姓，如五代時吳越王錢鏐，因鏐與劉同音，為避其名諱，該國的劉姓人，皆去劉字的卯頭刀旁，改為金氏，另如明代黃子澄的後代因避“靖難”之禍而改姓“田”；也有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原因而改者，如漢朝時諸縣的“葛”姓遷陽都後，為區別於當地葛姓而稱“諸葛”，北魏孝文帝時改“拓跋”姓為“元”等等。
以動物或植物為姓，如馬、牛、龍、羊、梅、柳、李、葉。
姓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別婚姻”，“同姓不婚”在古代是男女婚姻的一大原則，它對於貴族婦女來說尤為重要。據王力先生的研究，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別，要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來表示排行，如孟姜、伯姬、仲子、叔姬、季羋等。若出嫁以後則採用下列幾種方法予以區別：一是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如齊姜、晉姬、秦贏、國姜等；二是嫁給別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芮姜、息媯、江羋等；三是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等；四是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諡號，如武姜（鄭武公妻）、昭姬（齊昭公妻）等。
每個人的姓是在出生前就確定好了的，在貴族階層女子也只稱姓，無論生前死後、婚前嫁後，不管怎樣稱呼，必須帶上姓；但是男子的情況就不同了，通常只稱氏而不稱姓。
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一般認為，氏是姓的分支，帶有父系氏族社會的時代烙印。古人命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概括而言，命氏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1.諸侯以受封國名為氏，如虞氏、夏氏、周氏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以其祖父的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公子啡，字子駟，其子稱公孫夏，公孫夏之子則稱駟氏。也有以父字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歸父，字子家，其後則稱子家氏。卿大夫及其後裔有以受封的邑名為氏，如晉國的韓氏、魏氏、趙氏、範氏、知氏，齊國的崔氏、盧氏、鮑氏；2.有以職官為氏，如師氏、巫氏、士氏、卜氏、祝氏、陶氏、籍氏、司馬氏、司空氏、中行氏、樂正氏；3.有以所居的地名為氏，如東門氏、北郭氏、南宮氏、百里氏、柳下氏；4.還有以祖先的字或諡號為氏的，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莊辛（楚莊王之後，莊為諡號）。
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
這裡有兩點應當指出，一是氏是可變的，有時還變化得比較頻繁，一個貴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幾個氏，其稱謂就更加複雜多變。如春秋時期晉國有位大夫，在《左傳》中就有九種稱謂：會、季氏、武子、士會、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稱謂中的士、隨、範是氏；士，是以其祖先職官為氏；隨、範是以先後受封的采邑為氏；會為名，季為排行，武為諡號。再如戰國時原系衛國公室子孫的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二是婦女稱謂中的氏與這裡所談的氏不是一回事，如姬氏、媯氏、姜氏，這個氏是加於姓之下，與先秦古籍中的母氏、舅氏、伯氏的氏用法相當。
古人的名與字
姓與氏是公共的，名與字是個人的稱謂。上古人的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時辰相關，如商王太乙、仲壬、盤庚、武丁、帝辛等；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黑臀、黑肱、寤生（鄭莊公）等。但東周以後取名越來越講究，魯桓公六年，桓公問命名應遵守的禮節，大夫申繻提出“信”“義”“象”“假”“類”五條，即“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據《左傳•桓公二年》載，晉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二子，其一取名為仇，另一取名為成師，晉大夫師服就此大發議論，認為取這樣的名不合乎禮，是國家大亂的預兆。
上古人取名一般很樸素，有的與生理特徵或其他事件有關，如春秋時寤生（鄭莊公）。
古人取名有的追慕先聖，如張堯、張禹、張湯、黃舜、周昌等；有的崇尚英武雄健，如著名東漢史學家班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馬超、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政治家王猛、元末北方紅巾軍將領李武等；有的追求長生長壽，如漢元帝時期宮廷畫師毛延壽、西漢名將霍去病、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南宋抗金將領趙萬年等。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取名講究清高雅緻，一度盛行以“之”命名，如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科學家祖沖之，史學家裴松之，文學家顏延之，將軍劉牢之等，這個“之”與先秦時期虞國的宮之奇、晉國的介之推、鄭國的燭之武和佚之狐等人名中的“之”不同。先秦人名中的“之”多是虛詞，不含實際意義。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許多人時髦以佛僧命名，如僧佑、僧智、梵童、摩訶之名比比皆是。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
古人的名，多數情況下是由長輩給取的，屈原在《離騷》中自敘：“皇攬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意思就是說，父親端詳我氣度斐然，便賜予我貞祥的美名。據《周禮》載：“婚生三月而加名”，意即嬰兒出生三個月由父親取名，但也有本人取名或改名的情況，例如《漢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元朝末年有個張士誠，原名張九四，是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有一文人想取笑他，給他改名為“士誠”，張士誠還以此名沾沾自喜，卻不知典故出自《孟子》的“士，誠小人也”之句，因而貽笑方家。
就一般情況而言，先秦時如果是兄弟和姐妹較多，常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以別長幼，如伯夷、叔齊、仲尼、季路等。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明神宗的兒子朱常洛、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皆用“常”，第三字同從“水”旁。此外作為名，一般只有兩個音節和一個音節兩種情形。
漢代之後逐漸在名上以同字或同偏旁等方式表示同輩關係，如宋代蘇軾、蘇轍兄弟共享偏旁“車”。
“字”是在男女成年後才取，取“字”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人尊重，所以古人取“字”一般限於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同輩和屬下只許稱尊長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禮記•曲禮》說，男子20歲成人，舉行冠禮時取字；女子15歲許嫁，舉行笄禮時取字。字與名相表裡，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故有“表字”之說。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字和名在意義上相關連，如屈原名平字原，顏回名回字子淵，趙雲名雲字子龍；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岳飛字鵬舉，亮與孔明、飛與鵬舉意義皆相近；有的字和名為同義詞，如宰予字子我，樊須字子遲，再如東漢時張衡字平子，彌衡字正平，宋代詩人陸游字務觀，秦觀字少遊，他們名字中的衡與平、觀與遊都是同義詞；有的字和名為反義詞，如曾黜字皙，《說文》：“黜，小黑也”“皙，人色白也”。再如宋代朱熹字符晦，元代趙孟俯字子昂，他們的名字中，熹與晦、俯（俯）與昂都是反義詞；有的字和名相輔相成，如東漢梁鴻字伯鸞，西晉陸機字士衡，鴻與鸞是兩種為人稱道的鳥，機與衡是北斗中的兩顆星。再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因“樂天”而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補之字無咎，因“補”過才能“無咎”。也有的字取於典故或成語，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字偉長，取自《孔叢子》中“非不偉其體幹也”；曹操字孟德，出自《荀子》中“夫是之謂德操”；元末戲曲家高明字則誠，來自《禮記》“誠則明矣”之句；清初文人錢謙益字受之，用《尚書》中“謙受益”的典故。還有的字取於排行，如管夷吾字仲，範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取字很有講究，有的名和字為近義詞，如諸葛亮字孔明。
古人的號
“號”是別稱，又稱“別號”，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但是專門用來表示尊稱的“號”並不常見。唐宋以後理學盛行，繁文褥節越來越多，本來對他人稱“字”已經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據《周禮》講的“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在對人的稱呼上也大做文章，於是比“字”更表恭敬的“號”逐漸流行起來。這樣，一個人的稱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還有號，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蘇軾號東坡居士。宋代以後，取號更成為時髦，由於“號”既可自取，也可贈送，所以隨意性和可變性較大，以至許多文人的別號多達十幾個、幾十個，如元代的倪鎮、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別號為後人熟知，反倒淹沒本名，如鄭板橋、章太炎等。別號中常見“居士”“山人”，藉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頗深，如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即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還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謂“六一”；陸游憂世憤俗，權貴們譏其不守禮法，於是自號“放翁”；南宋畫家鄭思肖宋亡後自號“所南”“木穴國人”（木穴合而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以“八大”連寫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藉以抒發胸中明亡的苦悶。直到近代以後，文人用號之風才大為減少。
李白號青蓮居士
作為帝王，還有諡號、廟號、尊號、年號之稱。諡號據稱是對死者生前事蹟和品德的概括，其實不盡然。諡號蓋始於周，王力先生把諡號分為三類：其一是表揚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評的，如靈、煬、厲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懷等。諡號不僅帝王有，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後也要由朝廷賦予諡號，如齊桓公、秦穆公、晉靈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諸葛亮）、文忠公（歐陽修）等。
廟號是帝王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並追尊以名號。廟號始於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從漢代起，一般說來，每個朝代的第一個帝王稱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後嗣君稱太宗、世宗等，如漢高祖的廟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稱太宗孝文皇帝，漢武帝則稱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趙匡胤的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尊號可以奉上好幾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詞。
年號是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始於漢武帝，新君即位必須改變年號，稱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時也可以改元，例如漢武帝即位初年號稱建元，後曾改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徵和等，宋徽宗即位時年號稱建中靖國，後改為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
尊號是生前奉上的稱號，始於唐，如李隆基的尊號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古人還有綽號，綽號一般是對人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等等的刻畫和形容，如《水滸》中108人都有綽號，再如春秋時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唐朝李義府稱“笑中刀”“李貓”，宋代宰相王珪在位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他事，人稱“三旨相公”等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還常以其他方式來代替人名，楚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為七種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東漢孔融稱孔北海，唐代韓愈稱韓昌黎，柳宗元稱柳河東、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稱王臨川，蘇轍稱蘇欒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漢代班超稱班定遠，蔡邕稱蔡中郎，魏晉時嵇康稱嵇中散，唐代杜甫稱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詞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漢代的戴德、戴聖叔侄），大謝小謝（指南朝的謝靈運、謝惠連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還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詩中《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問劉十九》《送裴十八圖南》《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等，再如稱宋代的秦觀為秦七、歐陽修為歐九、黃庭堅為黃九等。
古人的自稱、互稱與避諱
古人在相互言談或書札交往中，凡需要自稱時，出於禮節往往用謙稱或卑稱，較為常見的有“鄙人”“不才”“不肖”“不佞”等。“鄙人”即所謂鄙俗之人，表示自己地位不高、識見淺陋，如《南史•蒯恩傳》：“恩盤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不才”即不成才之人，表示自己無才無能，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又誰敢怨？”“不肖”即不賢而不能繼承先祖德行之人，如歸有光《祭外舅魏光祿文》：“重以不肖，連蹇困頓。”“不佞”與“不才”意義相近，也是表示無才能，如《戰國策•趙策二》：“不佞寢疾，不能驅走。”
謙稱中還有臣、僕、妾等詞，這些詞本是殷周時對奴僕的稱呼，後來被用作自謙之詞。一般男子自稱臣與僕，女子自稱妾。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說：“僕非敢為也。”《孟子•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內。”《孔雀東南飛》：“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帝王諸侯也有謙稱，一般稱“不穀”“孤”“寡”，《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不穀即不善之意，如《左傳•哀公六年》：“不穀雖不德。”至於“孤、寡”則為歷代侯王習稱，以至“孤家寡人”成為帝王的專門自稱。
與謙稱和卑稱相反，古人在稱呼對方時，往往用尊稱。最早的尊稱是“父”，古文字中的“父”像以手持火形，蓋指司火的長者，以後遂成為男子的尊稱，如後人稱孔子為尼父，周王稱呂尚（姜太公）為尚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古時常用的尊稱還有公、子、先生、執事等，如陳勝、吳廣對起義的戍卒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孟子•滕文公上》：“子之君將行仁政。”《孟子•告子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朝廷中也有一些專用的尊稱，如下稱君王為上、陛下、殿下、閣下，君王稱臣下為卿、愛卿等。此外，有些應用範圍很廣的尊稱，如“足下”“君”等，既可以指職位很高的人，又可以稱普通的人。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
避諱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它規定對帝王、聖人及尊長不得直稱其名，而要採取其他方法稱呼。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周代雖有避諱，但尚無完備的制度。有人以為秦漢時避諱制度已臻完備，其實秦漢時代的諱制並不嚴密，如秦始皇的父親名子楚，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並不諱“楚”字；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在《左傳》中作“啟蟄”，劉安在《淮南子》中避景帝劉啟之諱，改“啟”作“驚”；司馬遷在《史記》中卻或避或犯，且在《景帝本紀》中直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竟不避當朝皇帝漢武帝的諱。
避諱是宗法制度的產物，也是極權政治的產物，從避諱的種類上來講，主要有避國諱、避家諱和避先聖諱三種。國諱是指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諱，這是臣民甚至皇帝本人也必須遵循的，如漢高祖名劉邦，《論語•微子》原文是：“何必去父母之邦。”但漢石經殘碑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國”，將“邦”改為“國”。家諱是指在家族內部避父、祖的名諱，如唐代詩人李賀因避父名“晉肅”之諱而不能考“進士”，宋代蘇軾的祖父名序，其父在文章中改“序”為“引”，蘇軾為人作序時又改用“敘”。另外，族外之人在與之交往時，也要注意尊重別人的家諱。先聖諱是指避上古時代所謂聖人的諱，如宋大中祥符年間規定“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金代有“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迴避”的規定。此外，在官場上還有一種不成制度的“憲諱”，即下屬官吏為逢迎討好而避長官的名諱。
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
避諱的具體方法，主要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方法。
改字 就是遇有君王及尊者的名改用其他字代替，這種方法始於秦漢，歷代不廢。改字中用以替代的字，有的是音近的字，如司馬遷撰作《史記》,因其父名“談”，所以把書中的“趙談”改為“趙同”，把“李談”改為“李同”；陳壽作《三國志》，為避晉司馬懿諱，將東漢幷州刺史張懿改作“張壹”；遼代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女真作“女直”。有的是意近的字，如東晉人為避晉文帝司馬昭諱，改王昭君為“王明君”，把漢人作的《昭君》曲改為《明君》曲；而楊家將中的楊延昭，本名延朗，因避趙匡胤始祖玄朗諱，改名延昭。有的是意同的字，如漢文帝名恆，後人避諱改為“常”，將恆山也改為“常山”；唐高宗名治，後人改治為“理”，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把“治亂不知”寫成“理亂不知”。再如秦始皇名政，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中，幾處“正”字都寫作“端”，如“以矯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當然避諱的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情況，這裡就不再一一贅敘。
因避諱而改字使得古籍上一些人名、地名、書名較為混亂，極易引起誤解。如為避漢武帝劉徹諱，秦漢之際的蒯徹被改名為“蒯通”；宋朝時的文彥博，其先人本姓“敬”，後晉時因避高祖石敬瑭諱，其曾祖父改姓“文”，後漢時又複姓“敬”。再如號稱六朝古都的建康，本名建業，《三國志•吳主傳》載：“秋九月，權遷都建業。”晉元帝司馬睿都建業時，因避晉愍帝司馬鄴諱，改名“建康”。今湖北天門縣原名景陵縣，雍正四年，胤禛為避其父玄燁的陵墓名（景陵），詔令改景陵縣為“天門”縣。唐代司馬一職原本稱“治中”，唐高宗李治為避其諱，下令“改諸州治中為司馬”，於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為“江州司馬青衫溼”。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一書，為避李世民諱，將《世本》這本書稱為《系本》。清代刻印前代古書，凡是觸犯本朝避諱的字一一追改，如康熙皇帝名玄燁，“玄”諱改為“元”，“燁”諱改為“煜”。
空字 是將所諱之字空而不書，或作某、或作□、或直書“諱”。例如，司馬遷撰《史記》，避景帝劉啟諱，在《孝文本紀》中寫到：“元年正月，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這裡的某即指劉啟。唐人撰《隋書》，避李世民諱，將王世充寫為“王 充”，致使《隋書》在翻刻過程中誤將“王 充”連寫成“王充”。南朝沈約撰《宋書》紀傳劉宋史，對劉宋帝王名多以“諱”替代，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這裡的“諱”，指晉文帝劉義隆。許慎作《說文解字》對當朝安帝劉祜及上至光武帝劉秀之名，皆作“上諱”，避而不書，更不釋其形音義，現在能在《說文》中見到這些字，蓋為後學者所補。清段玉裁注《說文》，避玄燁、弘曆諱，以“元”代“玄”，以“宏”代“弘”，並加空圍“□”，今版《說文解字注》已作回改，故避諱之舉不復見。
缺筆 一般是對所避之字的最後一筆不書，這種現象始於唐代。例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時，“世”寫作
避宋真宗趙恆諱，“恆”寫作
避清世宗胤禛諱，“胤”寫作
再如宋高宗趙構紹興八年的《世說新語》，遇玄朗、弘殷、敬、匡胤、恆、桓等字皆缺末筆。當然，也有在今天看來不是缺末筆者，如避孔子諱，“丘”寫作
縱觀歷代王朝的諱制或弛或密，諱制嚴密時如有違犯，輕則遭到輿論的譴責，重則丟官失第，甚至受到法律的嚴厲懲罰。例如《唐律疏議》規定，故意直呼皇帝之名者犯“大不敬”罪，即使無意中犯皇帝親族的諱，也要受到懲處。在諱制極盛的宋代，如果科舉考試中考生犯諱，就要被申斥黜落，斷送前程。諱制寬弛時，避諱有不避嫌名、不偏諱、已祧不諱之說。所謂嫌名，指與所諱之名音近或音同的字；偏諱是說所諱之名有兩個字，只諱其中的一個字；已祧不諱則是指隨著世系延續，禮所規定的天子祭七祖，超出七世的祖要遷入另外的廟堂，稱為“祧”，凡是已祧的祖諱可以不避。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