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曾經2次被屠城，一次是阿拉伯軍隊行凶，另一次是黃巢所為'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儘管胡商在廣州的勢力已經很大，但唐朝強盛時，他們還有所收斂。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陷入混亂，國力迅速衰落，他們就開始伺機作亂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後，繼位的唐肅宗為了儘快平定叛亂，決定向國外借兵，共借了回紇十五萬和阿拉伯兵一萬左右。唐朝此時財力枯竭，無錢支付這些僱傭兵的軍資，唐肅宗竟然無恥地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結果唐番聯軍攻入洛陽後，回紇和大食軍隊大肆燒殺搶掠，百姓飽受荼毒，繁華的洛陽化作了一片廢墟。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儘管胡商在廣州的勢力已經很大，但唐朝強盛時，他們還有所收斂。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陷入混亂，國力迅速衰落，他們就開始伺機作亂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後，繼位的唐肅宗為了儘快平定叛亂，決定向國外借兵，共借了回紇十五萬和阿拉伯兵一萬左右。唐朝此時財力枯竭，無錢支付這些僱傭兵的軍資，唐肅宗竟然無恥地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結果唐番聯軍攻入洛陽後，回紇和大食軍隊大肆燒殺搶掠，百姓飽受荼毒，繁華的洛陽化作了一片廢墟。
回紇兵
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了，但災難遠未結束。吐蕃趁唐朝內亂之際，奪取了河西走廊，阿拉伯兵後路被截斷，無法由陸路回國了。無奈之下，這支僱傭軍只能轉輾到廣州，然後乘阿拉伯商船回國。
758年，這批阿拉伯僱傭軍到達了廣州城外。廣州的富庶令他們垂涎，在洛陽嚐到甜頭的他們又想借著肅宗答應的禍國條件再次打劫。然而廣州並沒有叛軍，他們沒有理由攻城。於是就聯繫城裡的波斯商團，要他們在城裡策動暴亂，為阿拉伯軍隊攻城製造口實。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儘管胡商在廣州的勢力已經很大，但唐朝強盛時，他們還有所收斂。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陷入混亂，國力迅速衰落，他們就開始伺機作亂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後，繼位的唐肅宗為了儘快平定叛亂，決定向國外借兵，共借了回紇十五萬和阿拉伯兵一萬左右。唐朝此時財力枯竭，無錢支付這些僱傭兵的軍資，唐肅宗竟然無恥地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結果唐番聯軍攻入洛陽後，回紇和大食軍隊大肆燒殺搶掠，百姓飽受荼毒，繁華的洛陽化作了一片廢墟。
回紇兵
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了，但災難遠未結束。吐蕃趁唐朝內亂之際，奪取了河西走廊，阿拉伯兵後路被截斷，無法由陸路回國了。無奈之下，這支僱傭軍只能轉輾到廣州，然後乘阿拉伯商船回國。
758年，這批阿拉伯僱傭軍到達了廣州城外。廣州的富庶令他們垂涎，在洛陽嚐到甜頭的他們又想借著肅宗答應的禍國條件再次打劫。然而廣州並沒有叛軍，他們沒有理由攻城。於是就聯繫城裡的波斯商團，要他們在城裡策動暴亂，為阿拉伯軍隊攻城製造口實。
當時波斯已經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士兵跟隨阿拉伯軍隊出外征戰，來到廣州城外的阿拉伯軍隊中就有不少波斯兵。
城裡的波斯胡商見唐朝陷入安史之亂，無暇顧及遠離中原的廣州，早就蠢蠢欲動了。看見阿拉伯軍隊來到城外，他們立即裡應外合，指使手下的黑人私兵暴動。受到內外夾擊的廣州刺史抵擋不住，只得棄城而逃。
阿拉伯軍隊旋踵而至，入城劫掠，他們不僅將廣州府庫搶劫一空，還將城內屋宇付之一炬，然後把搶來的財物裝上大船渡海回國。廣州遠在嶺南，本沒有被安史之亂波及，沒想到禍起蕭牆，在阿拉伯和波斯等外來移民的肆虐下遭遇了與洛陽一樣的不幸。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儘管胡商在廣州的勢力已經很大，但唐朝強盛時，他們還有所收斂。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陷入混亂，國力迅速衰落，他們就開始伺機作亂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後，繼位的唐肅宗為了儘快平定叛亂，決定向國外借兵，共借了回紇十五萬和阿拉伯兵一萬左右。唐朝此時財力枯竭，無錢支付這些僱傭兵的軍資，唐肅宗竟然無恥地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結果唐番聯軍攻入洛陽後，回紇和大食軍隊大肆燒殺搶掠，百姓飽受荼毒，繁華的洛陽化作了一片廢墟。
回紇兵
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了，但災難遠未結束。吐蕃趁唐朝內亂之際，奪取了河西走廊，阿拉伯兵後路被截斷，無法由陸路回國了。無奈之下，這支僱傭軍只能轉輾到廣州，然後乘阿拉伯商船回國。
758年，這批阿拉伯僱傭軍到達了廣州城外。廣州的富庶令他們垂涎，在洛陽嚐到甜頭的他們又想借著肅宗答應的禍國條件再次打劫。然而廣州並沒有叛軍，他們沒有理由攻城。於是就聯繫城裡的波斯商團，要他們在城裡策動暴亂，為阿拉伯軍隊攻城製造口實。
當時波斯已經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士兵跟隨阿拉伯軍隊出外征戰，來到廣州城外的阿拉伯軍隊中就有不少波斯兵。
城裡的波斯胡商見唐朝陷入安史之亂，無暇顧及遠離中原的廣州，早就蠢蠢欲動了。看見阿拉伯軍隊來到城外，他們立即裡應外合，指使手下的黑人私兵暴動。受到內外夾擊的廣州刺史抵擋不住，只得棄城而逃。
阿拉伯軍隊旋踵而至，入城劫掠，他們不僅將廣州府庫搶劫一空，還將城內屋宇付之一炬，然後把搶來的財物裝上大船渡海回國。廣州遠在嶺南，本沒有被安史之亂波及，沒想到禍起蕭牆，在阿拉伯和波斯等外來移民的肆虐下遭遇了與洛陽一樣的不幸。
安史之亂後，唐朝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但是飽受戰火摧殘的唐朝國力凋敝、財政空虛，亟待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廣州作為嶺南最重要的外貿港口自然得到了重建並繼續發展海外貿易，以此充盈已經枯竭的國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見有利可圖，便又回到廣州繼續經商，唐朝政府依然秉持開放和寬容，沒有對他們禍亂廣州的行為加以清算和報復。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儘管胡商在廣州的勢力已經很大，但唐朝強盛時，他們還有所收斂。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陷入混亂，國力迅速衰落，他們就開始伺機作亂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後，繼位的唐肅宗為了儘快平定叛亂，決定向國外借兵，共借了回紇十五萬和阿拉伯兵一萬左右。唐朝此時財力枯竭，無錢支付這些僱傭兵的軍資，唐肅宗竟然無恥地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結果唐番聯軍攻入洛陽後，回紇和大食軍隊大肆燒殺搶掠，百姓飽受荼毒，繁華的洛陽化作了一片廢墟。
回紇兵
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了，但災難遠未結束。吐蕃趁唐朝內亂之際，奪取了河西走廊，阿拉伯兵後路被截斷，無法由陸路回國了。無奈之下，這支僱傭軍只能轉輾到廣州，然後乘阿拉伯商船回國。
758年，這批阿拉伯僱傭軍到達了廣州城外。廣州的富庶令他們垂涎，在洛陽嚐到甜頭的他們又想借著肅宗答應的禍國條件再次打劫。然而廣州並沒有叛軍，他們沒有理由攻城。於是就聯繫城裡的波斯商團，要他們在城裡策動暴亂，為阿拉伯軍隊攻城製造口實。
當時波斯已經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士兵跟隨阿拉伯軍隊出外征戰，來到廣州城外的阿拉伯軍隊中就有不少波斯兵。
城裡的波斯胡商見唐朝陷入安史之亂，無暇顧及遠離中原的廣州，早就蠢蠢欲動了。看見阿拉伯軍隊來到城外，他們立即裡應外合，指使手下的黑人私兵暴動。受到內外夾擊的廣州刺史抵擋不住，只得棄城而逃。
阿拉伯軍隊旋踵而至，入城劫掠，他們不僅將廣州府庫搶劫一空，還將城內屋宇付之一炬，然後把搶來的財物裝上大船渡海回國。廣州遠在嶺南，本沒有被安史之亂波及，沒想到禍起蕭牆，在阿拉伯和波斯等外來移民的肆虐下遭遇了與洛陽一樣的不幸。
安史之亂後，唐朝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但是飽受戰火摧殘的唐朝國力凋敝、財政空虛，亟待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廣州作為嶺南最重要的外貿港口自然得到了重建並繼續發展海外貿易，以此充盈已經枯竭的國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見有利可圖，便又回到廣州繼續經商，唐朝政府依然秉持開放和寬容，沒有對他們禍亂廣州的行為加以清算和報復。
然而該來的終歸要來，一百多年後，災禍降臨到了這些胡商們頭上。那個“我花開後百花殺”的“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率大軍呼嘯而至，把那些富可敵國的胡商給“均平”了，他們終於為當年的惡行付出了代價，這也許就是天道輪迴吧。
一千多年過去了，廣州仍然是華南大都會，如今更是“一帶一路”的路線圖上具有樞紐地位的中心城市。廣州的繁華富庶和溫潤宜人的氣候依然吸引著黑人和穆斯林商人們，廣州街頭隨處可見的黑人兄弟就是廣州巨大魅力的最好見證。
《蘇萊曼東遊記》又稱《中國印度見聞錄》，是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和印度旅行時寫下的見聞。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廣州府居民起來抵抗黃巢，他便把他們困在城內，攻打了好些時日。這個事件發生在回曆264年即公元879年，唐僖宗乾符六年。最後，他終於得勝，攻破城池，屠殺居民。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
這個記載揭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即黃巢的軍隊曾經在廣州屠城，殺了十二萬旅居當地的外國僑民，其中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10世紀阿拉伯學者馬素第的《黃金草原》也對這起歷史事件做了相似的記錄：“據估計，在面對刀劍的逃亡中死於兵器或水難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和祆教徒共達20萬人。”
美國當代漢學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則是這樣記述這段歷史的：“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當時城內總共罹難的人也不過就20萬左右。
哈佛的費正清教授在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記載：“黃巢讓他的部下搶掠、焚燒了這座城市。總共有12萬外國人被殺，廣州城幾乎被毀滅。”
費正清
從這些外國史料的記載來看，當時廣州城裡的總人口至少在二十萬以上，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屈指可數的大都會了。而這二十萬人口中，居然有十二萬是外國人，可見這座城市的繁榮和開放。
給這些外國人招來災禍的，是他們的鉅額財富。當時廣州聚集了大量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他們從事海外貿易，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國外，再把國外的一些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從而積累起了驚人的資產。
黃巢起義爆發後，他的隊伍沒有後方，四處流動作戰，到廣州時已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急需補充軍餉和物資，所以這些外國商人的財富就成了他攫取的目標。
有“人屠”之稱的黃巢不但殺了阿拉伯商人，而且還把廣州附近的桑樹和其他樹木全部砍光。沒了桑葉，也就沒有了絲綢貿易的資源，這些阿拉伯商人的絲綢貿易就沒法繼續了。
黃巢原本是想通過殺人砍樹，徹底趕走阿拉伯人，自己長期佔據廣州，將這裡作為自己以後經略中原的基地。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地處嶺南的廣州長年高溫，而黃巢的軍隊又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到了春夏之際，嶺南爆發了瘟疫，士兵大量死亡，黃巢軍隊的兵力折損三分之一，最後，黃巢不得不北撤，一路打到洛陽、長安，唐僖宗被迫遷往蜀地。
黃巢屠殺廣州外國人的事，中國古籍中未見記載，但在《資治通鑑》和《舊唐書》中卻有過另一次廣州被屠城的記載：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0）
“癸巳，廣州秦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見《舊唐書》卷十《肅宗紀》）
這兩段記載的大意是，公元758年，唐朝至德三年，廣州經歷了一場少為人知的浩劫。阿拉伯帝國和波斯兩國兵圍廣州城，廣州刺史韋利見抵擋不住，就棄城逃跑。兩國軍隊入城大肆掠倉庫，焚燒房舍，然後帶著搶來的財寶乘船渡海海回國。
這次屠城發生在黃巢屠城的120年前，不同的是施暴者換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而受害者是中國軍民。
穆斯林胡商勢力在廣州的做大和安史之亂，是這起屠城慘禍的緣起。
唐朝是個開放包容的時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貿易興盛。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也處於鼎盛時期，所以對阿拉伯世界的貿易佔了唐朝對外貿易的主要份額。
原來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需要穿過沙漠和高山，路途異常艱險。隨著阿拉伯造船技術的迅速發展，從唐代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船，並將這種造船技術傳到了中國，原來沒有龍骨結構的中國海船也安放了龍骨，從而使船體結構得到大大加強，適於遠海航行，於是海上絲路逐漸取代陸上絲路成為中外貿易的主通道。
當時嶺南經濟還不如中原發達，廣州是那裡唯一的商貿中心和港口城市，而且那裡溫暖的氣候也適合南亞和阿拉伯人生活。所以成千上萬來嶺南從事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雲集在廣州，其中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孟加拉人，僧伽羅人、高棉人、占人、猶太人。這些人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景教等。
當時的廣州港裡停泊著許多來自阿拉伯、婆羅洲、波斯、爪哇等外國大型商船，香料，珍珠和玉石等珍貴貨物堆積如山。
隨著海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司，向世界各國商人徵收稅賦，並且幫助他們辦理出進出港事項。
唐朝規模龐大的海上貿易也深深影響了世界。高羅佩撰寫偵探小說《狄公斷案》時，把狄仁傑編排成一個在山東登州負責海上貿易的官員，而在真實的歷史中狄仁傑從來沒有擔任過這類職務。之所以這樣設計人物，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人對唐朝海上貿易的印象太深刻了。
唐朝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除了貿易，對宗教也持尊重包容的態度，於是伊斯蘭教便隨著阿拉伯商人大舉進入中國，在包括廣州在內的中國各地廣為傳播。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4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寺”。
中國伊斯蘭教有“四賢”之說。所謂“一賢在廣州，二賢在揚州，三賢四賢在泉州”。阿布·宛葛素即中國伊斯蘭教的“一賢”。
唐朝政府還在廣州專門劃出了蕃坊，供外國商人集中居住和營業。這些外國人可以各按本國的習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並自己處理他們內部事務。唐朝還允許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內地經商或定居、購置田產、娶中國女子為妻，行旅往來不受限制，對他們的生活和營業給予了充分自由。
這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有了自己的事業、家園和精神皈依後，便定居了下來。經過一百多年後，他們在廣州繁衍生息，人口越來越多，遠遠超過了原住民，呈反客為主之勢。而且這些胡商通過多年經商，積累了鉅額財富，其中波斯商人的財力最為雄厚。他們利用這些財富蓄養起了私人武裝，僱傭了大量黑人私兵，逐漸形成了武裝商團，經常與官府產生摩擦，甚至發生了打死政府官員的惡性事件。
據《資治通鑑》記載，684年8月24日，“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殺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這段記載是說，胡商因維權而與廣州都督路元睿發生衝突，路元睿想把他們抓起來，殺掉幾個加以整治。結果一名胡商豢養的崑崙奴衝上大堂，拔出藏在袖子中的短劍殺了路元睿和十幾個官員，登上大船揚長而去。可見此時的阿拉伯胡商已經非常囂張了。
儘管胡商在廣州的勢力已經很大，但唐朝強盛時，他們還有所收斂。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陷入混亂，國力迅速衰落，他們就開始伺機作亂了。
唐玄宗被迫退位後，繼位的唐肅宗為了儘快平定叛亂，決定向國外借兵，共借了回紇十五萬和阿拉伯兵一萬左右。唐朝此時財力枯竭，無錢支付這些僱傭兵的軍資，唐肅宗竟然無恥地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結果唐番聯軍攻入洛陽後，回紇和大食軍隊大肆燒殺搶掠，百姓飽受荼毒，繁華的洛陽化作了一片廢墟。
回紇兵
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了，但災難遠未結束。吐蕃趁唐朝內亂之際，奪取了河西走廊，阿拉伯兵後路被截斷，無法由陸路回國了。無奈之下，這支僱傭軍只能轉輾到廣州，然後乘阿拉伯商船回國。
758年，這批阿拉伯僱傭軍到達了廣州城外。廣州的富庶令他們垂涎，在洛陽嚐到甜頭的他們又想借著肅宗答應的禍國條件再次打劫。然而廣州並沒有叛軍，他們沒有理由攻城。於是就聯繫城裡的波斯商團，要他們在城裡策動暴亂，為阿拉伯軍隊攻城製造口實。
當時波斯已經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士兵跟隨阿拉伯軍隊出外征戰，來到廣州城外的阿拉伯軍隊中就有不少波斯兵。
城裡的波斯胡商見唐朝陷入安史之亂，無暇顧及遠離中原的廣州，早就蠢蠢欲動了。看見阿拉伯軍隊來到城外，他們立即裡應外合，指使手下的黑人私兵暴動。受到內外夾擊的廣州刺史抵擋不住，只得棄城而逃。
阿拉伯軍隊旋踵而至，入城劫掠，他們不僅將廣州府庫搶劫一空，還將城內屋宇付之一炬，然後把搶來的財物裝上大船渡海回國。廣州遠在嶺南，本沒有被安史之亂波及，沒想到禍起蕭牆，在阿拉伯和波斯等外來移民的肆虐下遭遇了與洛陽一樣的不幸。
安史之亂後，唐朝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但是飽受戰火摧殘的唐朝國力凋敝、財政空虛，亟待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廣州作為嶺南最重要的外貿港口自然得到了重建並繼續發展海外貿易，以此充盈已經枯竭的國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見有利可圖，便又回到廣州繼續經商，唐朝政府依然秉持開放和寬容，沒有對他們禍亂廣州的行為加以清算和報復。
然而該來的終歸要來，一百多年後，災禍降臨到了這些胡商們頭上。那個“我花開後百花殺”的“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率大軍呼嘯而至，把那些富可敵國的胡商給“均平”了，他們終於為當年的惡行付出了代價，這也許就是天道輪迴吧。
一千多年過去了，廣州仍然是華南大都會，如今更是“一帶一路”的路線圖上具有樞紐地位的中心城市。廣州的繁華富庶和溫潤宜人的氣候依然吸引著黑人和穆斯林商人們，廣州街頭隨處可見的黑人兄弟就是廣州巨大魅力的最好見證。
當今世界，民族和宗教衝突加劇，超級大國推卸國際責任、奉行單邊主義，中國已經成為貿易全球化浪潮的倡導者和引領者，時隔千年，中國再次呈現出盛唐氣象。希望盛世之下的人們能以史為鑑，勿忘千年前的不幸事件，不要讓歷史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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