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兒女英雄傳》成書時間淺探

《兒女英雄傳》，又名《金玉緣》、《日下新書》、《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四十回，題“燕北閒人著”，有光緒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和勤裕草堂託上海著易堂書局代印的鉛印本。

《兒女英雄傳》中有兩回提到《紅樓夢》裡的內容。

第二十六回中寫道：“這卻合那薛寶釵心裡的‘通靈寶玉’，史湘雲手裡的‘金麒麟’，小紅口裡的‘相思帕’，甚至襲人的‘茜香羅’，尤二姐的‘九龍珮’，司棋的‘繡春囊’，並那椿齡筆下的‘薔’字，茗煙身邊的‘萬兒’，迥乎是兩樁事。”

第三十四回中寫道：“就拿這《兒女英雄傳》裡的安龍媒講，比起那《紅樓夢》裡的賈寶玉，雖說一樣的兩個翩翩公子，論閥閱勳華，安龍媒是個七品琴堂的弱息，賈寶玉是個累代國公的文孫，天之所賦，自然該於賈寶玉獨厚才是。何以賈寶玉那番鄉試那等難堪，後來直弄到死別生離？”

《兒女英雄傳》中出現《紅樓夢》裡的人物和故事，表明《兒女英雄傳》的成書時間在《紅樓夢》之後，對此大家應該沒有異議。問題在於《兒女英雄傳》卷首載的三篇序文的落款時間與目前紅學界對《紅樓夢》的成書時間的判斷產生了矛盾。

《兒女英雄傳》的三篇序文：其一、首題“《兒女英雄傳》評話原載序文”，末署“雍正閼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其二、首題一個“序”字，末署“時光緒戊寅陽月古遼閬圃馬從善偶述”；其三、首題“弁言”二字，末署“時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 閼逢攝提格為甲寅，“雍正閼逢攝提格”，是指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乾隆甲寅是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

觀鑑我齋在雍正十二年就給《兒女英雄傳》作了序，表明《兒女英雄傳》的成書時間在雍正十二年之前。其中提到《紅樓夢》裡的人物和故事，自然表明《紅樓夢》也成書於雍正十二年之前。如此一來，《紅樓夢》的成書時間就不是胡適、周汝昌等先生所說的在清乾隆年間，至少要提前到雍正年間。土默熱先生和歐陽健先生正是按照這種邏輯，試圖以此證明《紅樓夢》成書於康熙、雍正年間。

乍看起來土默熱先生和歐陽健先生的觀點似乎“有理有據”，然而二位先生所依據的觀鑑我齋序和東海吾了翁弁言的可信度則存在很大疑問。因為觀鑑我齋序的落款時間和東海吾了翁弁言的落款時間與《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在世時間以及《兒女英雄傳》中所反映道光時期問世的小說內容之間存在較大矛盾。

早在1924年，大白先生就指出所謂的觀鑑我齋序和東海吾了翁弁言是後人的偽作，理由有二：一是《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鐵仙為清道光以後的人，著書時代當在清同治年間。二是《兒女英雄傳》中出現道光末年常州知府旗人掛竹孫所刻《品花寶鑑》裡的人物，表明其成書時代當然在道光季年以後。（見大白《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底成書時代》，資料來源：藝苑論壇網站）。胡適先生也指出觀鑑我齋序系後人偽託。（見《胡適文存三集》卷六）。

我認為大白先生和胡適先生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兒女英雄傳》署為“燕北閒人”著，作者真名文康，姓費莫氏，字鐵仙。滿洲鑲紅旗人，大學士勒保之次孫。道光初年至光緒初年在世，生卒年不詳。

馬從善在光緒戊寅陽月為《兒女英雄傳》所寫的序中說：“餘館於先生家最久，宦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馬從善在文康家居館最久，與文康交往密切，對文康的情況比較熟悉，其關於《兒女英雄傳》為文康著作的記述應該是可信的。

文康在世時間為道光至光緒年間，在乾隆五十九年前還沒有出生，就更不用說在雍正十二年之前了。其著作的完成時間也應該在道光至光緒年間。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在乾隆五十九年之前還沒有寫出，自然不可能有人在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為其作序。

從《兒女英雄傳》原著裡的內容看，也應該是晚清的作品。

《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一回、第三十二回、第三十九回等章回中提到《施公案》及書中的人物和故事。如第三十二回鄧九公道：“何嘗不要回來？也是不空和尚鬧的，他說明日有好戲。果然昨日換了一個‘和’甚麼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對我的勁兒。”

《施公案》，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晚清小說。8卷，97回，未著撰人。大約由於其故事始於說書，後經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現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慶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約成書於乾隆、嘉慶年間。現尚存多種道光年間的刻本。小說的中心人物施仕綸，實即康熙年間施世綸，字文賢，清漢軍鑲黃旗人，曾任揚州、江寧知府、漕運總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有傳。

《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九回中寫道：“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裡竟會有書，案頭還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看，卻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一部《綠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於公案》。”《施公案》大約成書於乾隆、嘉慶年間，《兒女英雄傳》為《施公案》新出不久的作品，其寫作時間也應該在乾隆、嘉慶年間。

除了《施公案》外，《兒女英雄傳》中還提到道光年間問世的《品花寶鑑》裡的人物。

《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二回中鄧九公道：“我只納悶兒，怎麼狀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戲館子串座兒呢？問了問不空和尚，才知那個胖子姓徐，號叫作度香，內城還有一個在旗姓華的，這要算北京城城裡城外屬一屬二的兩位闊公子。水蛇腰的那個東西，叫作袁寶珠。我瞧他那個大鑼鍋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媽的個‘元寶豬！’原來他方才說那‘肚香’‘肚香’，就是叫那個胖子呢！我這才知道小旦叫老爺也興叫號，說這才是雅。我問不空：‘那狀元夫人又是怎麼件事呢？’他說：‘拱肩縮背的那個姓史，叫作史蓮峰，是位狀元公，是史蝦米的親侄兒。’我也不知這史蝦米是誰。又說：‘那個黑小旦是這位狀元公最賞鑑的，所以稱作狀元夫人。’我只愁他這位夫人，倘然有別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

鄧九公所說的徐度香、袁寶珠、狀元夫人、華公子等，都是陳森《品花寶鑑》裡的人物。

陳森（約1797～約1870），字少逸，江蘇常州人。他科舉不得意，道光中寓居北京，熟悉梨園舊事，遂以清代乾隆、嘉慶中優伶生活為題材，寫出《品花寶鑑》前30回。道光二十九年（1849）作者自廣西返京，始成全書，共60回。

《兒女英雄傳》裡提到《品花寶鑑》裡的人物名字，表明《兒女英雄傳》成書時間晚於《品花寶鑑》，這應該沒有異議。《品花寶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後才完成全書，表明《兒女英雄傳》的寫作時間至少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之後，即《兒女英雄傳》應為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後的作品。

《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於道光初年至光緒初年在世，《兒女英雄傳》成書又在道光二十九年以後，東海吾了翁怎麼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為其作序？更別說是在雍正十二年觀鑑我齋為其作序了。由此可以斷定，所謂觀鑑我齋序和東海吾了翁弁言都是後人偽託無疑。

歐陽健先生則不承認觀鑑我齋序是後人偽託。他在《明義〈題紅樓夢〉的真偽之爭及由此“逼”出來的“異說”》一文中說：“《兒女英雄傳》的成書過程比較複雜，雍正十二年（1734）觀鑑我齋所見，書名尚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題‘燕北閒人撰’；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東海吾了翁見到時，除署‘燕北閒人撰’外，又添了‘為新安畢公同參，為觀鑑我齋序’，他因惜‘原稿半殘缺失次’，便‘為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至光緒四年（1878），馬從善始有‘《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等語。”

按照歐陽健先生的意思，《兒女英雄傳》是文康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基礎上刪削改編而成的，而《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早在雍正年間就問世了，觀鑑我齋序正是其在雍正十二年為《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所作的序。

歐陽健先生的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卻缺乏依據。

《兒女英雄傳》，又名《金玉緣》、《日下新書》、《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是同書異名，這在該書緣起首回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不存在哪個在前哪個在後的問題。

前文已經論述過，觀鑑我齋序和東海吾了翁弁言系後人偽託，歐陽健先生則根據這兩篇後人偽託的序和弁言來推測《兒女英雄傳》的成書過程，遽然認定《兒女英雄傳》是在雍正年間問世的《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基礎上刪削改編而成，是無法令人信服的。

退一萬步講，即使如歐陽健先生所言，《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在雍正十二年前問世，觀鑑我齋在雍正十二年為《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寫了序，也不等於就是為《兒女英雄傳》寫序。因為《兒女英雄傳》既然是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基礎上刪削改編而成，有刪削就有增添，增加一些新內容也是自然的，此時的《兒女英雄傳》已經不是《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了。因此，觀鑑我齋為《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所作的序不能算是對《兒女英雄傳》所作的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觀鑑我齋的序是真的，只能證明《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成書於雍正十二年之前，但卻不能證明《兒女英雄傳》也成書於雍正十二年之前。

進一步講，如果《兒女英雄傳》是文康在道光年間在《正法眼藏五十三參》的基礎上刪削改編而成，那麼文康在刪削改編過程中，能在其中加進道光年間成書的《品花寶鑑》、《施公案》裡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也能加進乾隆年間成書的《紅樓夢》裡的人物和故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不管從哪個角度講，所謂觀鑑我齋的序都不能證明《兒女英雄傳》成書於雍正十二年之前，更不能以此證明《紅樓夢》成書於雍正十二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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