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與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

何其芳是我國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專家，他對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組織名家整理古籍

何其芳是我國第一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同時擔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他與所長鄭振鐸等人一起，於1953至1957年間，精心組織策劃了五十餘種古籍的選注和整理，共四百餘萬字。其中有《水滸全傳》（鄭振鐸等校勘標點，1954年版）、《西廂記》（吳曉鈴校注，1954年版）、《三曹詩選》（餘冠英選注，1956年版，）、《春秋左傳讀本》（王伯祥選注，1957年版）、《史記選》（王伯祥選注，1957年版）、《老殘遊記》（陳翔鶴校、戴鴻森注，1957年版）、《詩經選》（餘冠英選注，1958年版）、《漢魏六朝詩選》（餘冠英選注，1958年版）、《白居易詩評述彙編》（陳友琴編，1958年版）、《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1958年版）、《宋詩選注》（錢鍾書選注，1958年版）等。這些知名專家、學者以選注或點校的方式對我國古代優秀文學遺產進行整理的專著，除《三曹詩選》由作家出版社、《春秋左傳讀本》由中華書局、《白居易詩評述彙編》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外，其他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為廣大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古典文學讀本，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錢鍾書後來說過，當年如果沒有鄭振鐸、何其芳的“指示”，他是不會接受選注宋詩這項任務的——1955年至1957年，錢鍾書在鄭振鐸、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完成了《宋詩選注》。《宋詩選注》出版後，胡喬木同志稱讚其選注精當、有獨到之處，是一部難得的選本。文學研究所整理出版的這一系列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在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併入選2013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聯合舉辦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

為毛澤東主席開具書目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會上將屈原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酷愛古籍閱讀和研究的何其芳，自然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屈原。他如飢似渴地閱讀了當時能夠找得到的幾乎全部《楚辭》的版本。為了更加廣泛深入地研究，何其芳還購買了大量與《楚辭》相關的古籍圖書，據不完全統計，他購買了《反離騷》（1926年刻本，擇是居叢書）；《楚辭》17卷，1872年金陵書局刻本；《楚辭》17卷，民國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據明繙宋本刊刻；朱熹集註、明蔣之翹評校《楚辭》8卷、附覽2卷、後語8卷，1626年刻本；遵義黎氏影刻元本《楚辭集註》8卷，古逸叢書之九；明代陸時雍疏、緝柳齋藏板刻本《楚辭》19卷。何其芳所藏清人所著“楚辭”版本更多，有吳世尚撰《楚辭疏》、夏大霖疏注《楚辭新注》、夏大霖疏注《屈騷心印》、龔景瀚著《離騷箋》、周拱辰注《離騷草木史》、方績撰《屈子正音》、王邦採撰《楚三閭大夫傳》、王闓運注《楚辭釋》、徐煥龍著《屈辭洗髓》、李光地注《李光地注離騷經九歌》、朱駿聲補註《離騷賦》、丁晏撰《楚辭天問箋》、《陳本禮箋訂《屈辭精義》、戴震注《屈原賦注》、李翹述《屈宋方言考》、蔣驥注並撰《山帶閣注楚辭》、陳弟季編輯《屈宋古音義》、戴震注《屈原賦》等20餘種。此外還有文懷沙、姜亮夫、劉永濟等今人所著《楚辭》類圖書若干種。佔有了大量的資料，廣泛深入的閱讀，使何其芳對屈原及其思想、《楚辭》及相關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和把握。1953年，他在《人民文學》上刊發了兩萬餘字的《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他的研究和文章，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也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在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席對何其芳就很瞭解，很賞識他的文筆和學識，此時見何其芳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卓有成果，十分欣慰。毛澤東對屈原的作品亦是酷愛有加，1957年計劃系統研讀屈原作品，於是讓當時在身邊工作的逄先知聯繫何其芳，請何其芳開具一份有關屈原作品的書目以便研讀。

何其芳接受任務後，興奮異常，磬其所藏，傾其所學，很快開列提交了一份有關《楚辭》的詳盡書目。這個書目包含了當時國內所能收集到的五十餘種各種版本的屈原作品。

編纂《不怕鬼的故事》並撰寫序文

1959年，正值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針對當時國際國內複雜形勢，為加強對廣大幹部群眾的教育，中央書記處責成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選編的任務由時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具體負責。何其芳查閱了《聊齋志異》等古代筆記小說及大量古籍和文獻資料，很快將書編了出來，共70餘篇，6萬餘字，均為人與鬼魅鬥智鬥勇的故事。何其芳將編好的書稿報送中央審閱，並請毛澤東主席作序。之後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從中選了一部分故事印發給與會同志，會上主席講道，現在國內國外“鬼”還很多，我們不能怕，越怕“鬼”越多。同時毛主席指示由何其芳起草該書序文。何其芳起草好序文後，立即報送毛主席審閱。1961年1月4日至23日，毛澤東主席為這篇序言的事，先後兩次召見何其芳，當面磋商，從文章的結構、遣詞用語、邏輯關係、主題思想等方面作出指示，並在序文末尾加寫了一大段話，明確了他指示編寫該書的現實意義：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他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版就顯得很有必要。何其芳回去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再次作了修改後呈報毛主席。毛主席當天就看了，並親筆批示說：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從毛澤東主席多次談不要怕“鬼”和指示編寫《不怕鬼的故事》，以及對序文的修改來看，毛澤東當時說的“鬼”，有兩層含義：一是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二是國內的困難和障礙。《不怕鬼的故事》所倡導的，就是堅定意志、敢於鬥爭、爭取勝利的精神。這本書於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為全國開展形勢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1962年全國高考作文命題即是《說不怕鬼》，可見該書作用之大、影響之深。199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修訂重印了此書。

捐獻畢生所藏圖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資料室收藏有大量珍貴文獻資料，特別是一些珍貴的善本、孤本，甚至包括一些寶卷等民間唱本，收集的難度極大，這些資料為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在鄭振鐸、何其芳的帶領下，文學研究所自1953年2月創建伊始，便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傳統——研究所的每一位人員出差都特別注意收集相關資料。經過六十餘年的努力，現在文學研究所資料室的藏書已成為國內學術機構之冠。

何其芳一生愛書如命，不僅為文學研究所藏書付出艱辛，他個人藏書更是嘔心瀝血、節衣縮食。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大澤名山空入夢，薄衣菲食為收書。”終其一生，何其芳個人藏書多達三萬餘冊，其中有古籍線裝書、中文平裝書、外文平裝書等，單古籍就有兩萬七千餘冊。除上文提到的各種版本《楚辭》外，何其芳還藏有19種版本的《紅樓夢》，其中有道光壬辰（1832）上浣刻本《紅樓夢》、光緒辛巳（1881）臥雲山館本《紅樓夢》、王廉評姚燮加評鉛印本《增評補圖石頭記》、民國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等凡此種種。如按照經史子集分類法，何其芳古籍藏書中，經部有110餘種、史部有260餘種、子部有360餘種、集部有600餘種，這一連串數字令世人驚歎不已。其中有一些世之孤本更是讓人瞠目，如清曾衍東的《小豆棚》(光緒六年1880年版本)、明汲古閣宋版翻雕的《劍南詩稿》、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清劉青芝的《續錦機》(乾隆十三年、1748年本)版本價值都很高。

何其芳藏書不單單藏於書架，更是入心入腦。何其芳常對研究所的同事說：“心浮氣粗的人是搞不了研究的。”這話正是他對自己畢生做學問的鞭策和警示。何其芳讀書如飢似渴，廢寢忘食，閱讀時十分認真和用心。他讀的每本書幾乎都作批語，有頁碼批、眉批、目錄批、末批、旁批等，如他在批註《楚辭·九辯》時，引用和辨析了多種《楚辭》注本，這些批語，具體生動地展現了何其芳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據不完全統計，分散在他讀過的五萬餘冊藏書中的批語、註釋等多達數萬字。

何其芳視書如寶，1977年在他病重期間，自知來日無多，便立下遺囑，“藏書不分散”，全部捐給社會。1978年，其家人遵照他的遺願，將全部藏書贈給了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目前該館專闢“何其芳古籍閱覽室”，圖書按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分類，古籍圖書還編有《何其芳古籍藏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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