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戛納路，100年影史，韓國電影何以崛起

在剛剛過去的72屆戛納電影節上，最受國內影媒關注的兩部作品，當屬“痞子昆”的《好萊塢往事》，以及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蟲》。而獲得戛納場刊最高分的《寄生蟲》眾望所歸，成功摘得金棕櫚。

說起韓國的戛納徵途，已有35年之久。自1984年李鬥鏞憑藉《紡車》入圍非競賽部門一種“關注單元”以來，韓國電影曾17次提名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8次提名“一種關注”單元“一種關注”大獎，並終在今年憑《寄生蟲》拿下金棕櫚。

從最佳導演到最佳女演員，從“一種關注”單元到金棕櫚，從提名到問鼎，韓國電影實屬不易。

初登戛納，韓國電影還比較羞澀。

“韓國電影教父”林權澤獨佔兩鬥，《春香傳》講民間傳奇愛情，《醉畫仙》拍草根繪畫天才，“傳奇+傳記”，古典意味濃得不行。

之後，韓國電影將目光從洞察民族歷史轉向對當下社會人物扭曲心理的詮釋，這也極大滿足了戛納電影節“藝術至上”的獵奇心理，古典主義敘事讓位於“三奇”。

首先是“導演奇”。

一群“作者”導演在商業性故事中加入許多個人風格的視聽語言。

以洪尚秀為例，故事主題異常單調：幾個人嘮嘮叨叨不說，每部片子中的情感關係無外乎導演與女演員、男老師與女學生、油膩大叔與青澀小妹。可意蘊深長的空鏡，突如其來的橫移，以及莫名其妙的推拉鏡頭，讓洪尚秀十次入圍戛納。

除了純文藝導演，商業片導演也有顆追求藝術的心。在《老男孩》中，走廊對戰的橫移機位，讓許多導演爭相模仿。《蝙蝠》中一段音畫不同步的蒙太奇轉場，更是形象地展現出吸血鬼獨特的聽覺能力。

其次是“故事奇”。

韓國電影人喜歡展現極端環境下人物的極端情感。

《老男孩》中崔岷植飾演的父親在尋找事情真相的同時誤與自己的女兒產生不倫情；林常樹的《下女》講的也是上層社會的男主人與女僕間的糜爛情慾；到了金基德，極端化情慾已一發而不可收，《莫比烏斯》中父母子三者竟產生難以啟齒的愛恨。

再次是“人物奇”。

故事內容上的奇情在衝擊常規道德的同時，也讓劇中人物的心理產生強烈的戲劇性衝突。有著“電影詩人”之稱的李滄東很擅長在隱忍的環境下描繪人物內心的煎熬。

影片《密陽》中的母親在丟失孩子後試圖皈依基督，然而內心依舊掙扎在救贖與沉淪的邊沿；《詩》中尹靜姬飾演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的66歲老婦，外孫捲入殺人案，而自己又在追求詩歌之美中深陷現實與理想的兩難境地。

影神最愛的當屬《薄荷糖》。影片以倒敘的形式，展現了薛耿求飾演的中年男子，因警察的身份以及社會歷史原因，一步步喪失最初真實的自我，並走向毀滅的故事。片中的薄荷糖與鐵軌一樣，都是每個人回不去的青澀年華。

樸贊鬱、李滄東、洪尚秀等一眾作者傾向鮮明的導演逐漸佔據主力軍，情色、亂倫、暴力等獵奇性情節層出不窮，而強烈的人物心理衝突，更讓韓國電影的“奇”顯露無疑。

正是導演、劇情、角色上的極端奇趣，讓35年後的韓國電影苦盡甘來，獲得金棕櫚大獎。

可為什麼偏偏是奉俊昊？

說到韓國電影，就不得不提社會批判。影迷總說“韓國電影很敢拍”，因為其內容會涉及對政、法、社會的控訴，甚至還大尺度揭露上層權錢交易。

電影《熔爐》便聚焦社會性虐童事件，面對正邪對立明顯的事實，防暴人員的水槍卻最終打在了孔侑飾演的美術老師身上。而在《局內人》中，高層沆瀣一氣，韓國社會的腐敗與不正之風溢於言表。

隨著商業電影的發展，因影片漸漸模板套路化，故容易落入上世紀的煽情狗血中。且藝術化傾向嚴重的洪尚秀、金基德等人只負責顧影自憐，李滄東更強調詩意鏡頭中的個人，所以商業與藝術間的聯繫出現了斷層。

這時，奉俊昊便起到了連接商業與藝術的橋樑作用。

奉俊昊的電影有社會批判色彩，關注社會現實。在以往的作品中，他的處理既不生硬也不過分煽情，而是以理性的立場對影片進行藝術化加工。這就讓他的電影呈現出寓言化的基調。

電影《雪國列車》中，奉俊昊以一列火車作為寓言，喻指等級社會。每一節車廂代表一個階層，富人能享受教育和紙醉金迷的生活，而窮人只能是一雙臭鞋子，被人踩在腳下，難以翻身。

電影《玉子》通過一頭變異的豬，對無良商人進行挖苦與諷刺。玉子雖是科技的產物，但它也是活生生的生命。由財閥政治引導下的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正是奉俊昊希望人們通過電影能獲得的反思。

除了寓言化的藝術包裝，社會現實話題還重點反映在奉俊昊電影中的人物塑造上，即社會、命運洪流下掙扎的個體。

電影《殺人回憶》中，奉俊昊雖然也刻畫了警官在辦案時的粗心大意，使得好幾次錯過抓捕犯人的良機。看似辦案不利，但奉俊昊卻以臉的定格做結尾，讓觀眾覺得：一切都是命運的捉弄，人只能在命運面前束手就擒。

影神很喜歡奉俊昊的《母親》，因為它夠詭譎，也夠無奈。

替子伸冤的母親在靠近真相時，卻發現事實並非如自己想得那般單純，之前極力維護的事物逐漸成了不真的謊言，尤其是結尾，母親感到自己在命運面前的無能為力，成了一具在曠野中獨舞的驅殼。

奉俊昊極力在作品中調和美感與現實，他的電影既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同時也創造了關乎時代的記憶。那些時代車輪下人性的哀嚎與命運悲劇，在韓國影史的光影中交織，直到第一百年，終是迎來了戛納的大禮。

百年已逝，曙光猶在。對韓國電影的未來，影神依舊滿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