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謂控制型人格，就是指心理學家武志紅提出的“巨嬰”概念。只因有人對“巨嬰”提法患過敏症，故在本文標題上將其改為控制型人格。
確實，“巨嬰”是個新東西。在我們的歷史上，並無與“巨嬰”類似的提法。但是，我們有一個與“巨嬰”有某種關聯關係的提法，那就是“夏蟲”。《莊子·秋水》中講：“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這就是“夏蟲”的來源。
在“夏蟲”典故的啟發下，我們演繹出“三八二十三”、“四七二十七”等故事，而臺灣學者曾仕強則講述了一個“三季人”的故事。古人關於“夏蟲”或”三季人“的思想，反映了他們在待人處世方面的智慧；但是，我們從中也可窺見古人的巨嬰心理傾向。
因為，不管是“夏蟲“，還是”三季人“，都隱含一個邏輯悖論：既然世間存在只能活三季、不知道有第四季的“三季人”，那麼你怎能保證你就不是一個只能活四季、不知道有第五季的“四季人”？可見，“夏蟲”是一個絕對概念，它針對的對象是別人，不包括他自己。與之相對應，“巨嬰”則是一個相對概念，它針對的對象是大家，包括他自己。這裡，如果用“巨嬰”理論來分析，所謂“夏蟲”思想，也是“巨嬰”心理的表現。
孔子在《論語》中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說，這是孔子的一種道德自覺與追求。然而，這句話的背後，也包含著“己所欲，施於人”的潛臺詞在其中。因而，從這句話也可看出，孔子是一位倫理德道巨人，他總是在言說人們應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總想控制他人。
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巨嬰們的黃金時代，卻是宋明理學發達時期。當時，人們想要控制他人的心理傾向，被凝練為“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理論，並上升為國家政策。因而，人們想要控制他人的巨嬰心理，不僅可以得到倫理道德的支撐，而且還可以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障。
但是，古人並沒有停止過對自己的反思。比如：孔子的學生曾子說過“吾日三省吾身“；唐太宗也說過“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不過，這類反思都侷限於對倫理及做事方面的自我要求，並不涉及對自身行為根源的認識。另外，蘇軾也在其詩中講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觀察到視角對認識結果的重要性，但其未能將這種方法運用到對人的社會屬性的認識上來。
其實，在近現代，我們有一位與“巨嬰”理論擦肩而過的思想家，他就是魯迅先生。其在《狂人日記》中寫到：“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然而，魯訊並未解答出“仁義道德”為什麼會“吃人”，他也從未曾想過自己是否參與“吃人”。並且，魯訊還講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話，這與“夏蟲”思想的方法論類似，即審視的對象只及他人、不及自己。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少說有三、四千年之久，其中“夏蟲”思想存續了二千多年。而“巨嬰”的被發現，則不超過半年，因為《巨嬰國》去看年底才出版。可見，“巨嬰”被我們發現，真可謂千年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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