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成“中國的硅谷”？

仔細想想，硅谷並沒有蘊藏大量的礦產資源，亦缺乏廉價勞動力。從硬財富創造的角度來看，這裡並不具備比較優勢。但是，如果從科研經濟和軟價值角度看，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它具備一系列發展科研等軟產業的優勢條件，構成了創新企業成長所需要的獨特“軟環境”。

軟環境：中國的新區、高新技術區要向硅谷學什麼

中國的很多新區、高新技術區都想成為“中國的硅谷”，但是卻只會改善硬環境，而不知道如何改善提高軟環境。其實，硅谷成功的關鍵，在於其獨特的軟環境。所謂軟環境，是指培育軟產業、創造軟價值所需要的非物質環境，主要包括法律環境、政策環境、融資環境、人才環境、文化環境、生活環境。

從法律環境方面看，加州戴維斯大學法學教授、加州國際法研究中心主管Anupam Chander認為，硅谷在互聯網時代的成功，歸因於美國版權法和侵權法的關鍵實質性改革，這項改革極大地降低了硅谷孵化新的全球貿易商所面臨的風險。具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旨在減少互聯網平臺對於第三方責任的擔憂以及降低隱私保護程度的法律改革，為後來以Web 2.0著稱的新興公司的崛起提供了一個寬鬆的法律生態系統。

相比之下，在歐洲和日本，過於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和隱私侵權法，反倒阻礙了互聯網初創公司的發展。例如，谷歌和雅虎正是出於對日本版權法可能會宣佈搜索引擎違法的擔憂，才將服務器安置在日本境外。出於對法律環境的考量，日本計算機科學教授會建議他們的學生，在日本之外發布所開發的電腦軟件。英國前首相卡梅隆也曾暗示，根據英國版權法，谷歌的搜索引擎可能是違法的。顯然，這樣對創新不夠友好的法律環境是不會誕生硅谷的。

從政策環境方面看，在硅谷的發展中，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沒有“越位”發揮作用，而是讓各種生產要素、創新要素自由流動、自由組合，致使各種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迅速迭代，過時的技術、產品和產業自然退出，從而保證硅谷始終充滿活力。例如，硅谷最初的“黃金產業”的確是以硅為基礎的半導體制造業，但是當日本、中國臺灣、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企業以更低成本加入競爭，美國本土半導體企業顯出“衰落”跡象時，政府並沒有挽救和干預，而是讓這個過程自然發生和演進。其結果是，隨著技術的進步，硅谷實現了整體“由硬到軟”的轉變，更能發揮創造性思維價值的軟產業，如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醫藥等不斷興起，讓硅谷始終立於世界軟產業創新的潮頭。

在稅收方面，在美國，初創公司除了給員工繳納醫療保險外，一般就只有所得稅，沒有營業稅、增值稅、城建稅、教育稅等賦稅條目。也就是說，創業公司不賺錢不繳稅。這樣可以相對有效地緩解創業者的資金壓力。

從融資環境方面看，全世界風險投資的聖地——門羅公園就位於硅谷附近，這裡集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風險投資。風險投資推動了硅谷創新企業的發展，而創新企業的高速成長也為風險投資帶來了更多的資金和投資者，這種良性互動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創業園區所不能比擬的。

從人才環境方面看，硅谷軟環境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包括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聖克拉拉大學和聖何塞州立大學在內的8所大學、9所專科學院、33所技工學校和100多所私立專業學校。其中斯坦福大學所發揮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斯坦福不僅僅是硅谷發展的土地提供者，更重要的是，它為硅谷源源不斷輸送著科學家、技術人員、企業家和創意天才。據說，在硅谷，有5000個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的創意、教職工或者學生。

從文化環境方面看，鼓勵創新、容忍失敗、鼓勵“單飛”創業等觀念在硅谷長盛不衰，自從著名的“八個叛徒”從仙童半導體公司出走，開創了英特爾公司開始，有想法的員工跳槽離開原來的公司，另起爐灶打天下，就成為這片土地的通行規則，甚至出現了加州政府因為蘋果、谷歌、英特爾和Adobe四家公司互相不挖角而起訴他們的“奇聞”。地方政府之所以這麼做，就是要促進各公司之間的人才流動，防止人力資源僵化、板結，阻礙創新。

從生活環境方面看，硅谷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脈，面對舊金山灣，地理位置優越，環境優美。硅谷屬於地中海氣候，接近溫帶海洋性氣候區，溫暖溼潤。硅谷的創業者和知識精英，可能來自中國、印度，也可能母語是西班牙語、日語，但是在這一段長約25英里的谷地上，英語成為他們的共同語言，最大程度上減少了溝通的成本。

我們的現狀：中國營商環境全景透視

營商環境是決定地方經濟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從萬博營商環境指數評估結果來看，中國各省級行政區的營商環境呈現出顯著差異：東部地區優勢明顯，處於領跑地位，中部地區次之，而西部地區營商環境建設相對薄弱，排名位於全國後三分之一，總體呈現出“東高西低”的格局，與企業家的直觀感受基本一致。

經過數十年工業化發展，各省市區均比較重視硬環境建設，在進行硬環境建設上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有了相對成熟的發展方式，東部省級行政區與中西部省級行政區雖然還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確實在逐步縮小。而軟環境的差距仍然較大，雖然部分省級行政區已經實現了軟環境上的突破，比如北京軟環境指數得分高達92.72分，但是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省級行政區，得分不足40分，且各省級行政區之間軟環境的差距有拉大趨勢。

通過營商環境的七個細分指標（自然環境、基礎設施、金融環境、人才環境、技術創新環境、文化環境、生活環境）與經濟規模進行相關性分析，軟環境中的金融環境與經濟規模的相關性最高，高達0.8，技術創新環境、人才環境次之，相關性在0.7及以上。近年來各地均在搶資金、搶人才、搶技術，在金融、技術和人才環境的提升方面展開了激烈競爭，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突破口，這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實踐的經驗。

哪些省市有優勢？

提升營商環境，各地方要全面、客觀、科學地評估自身營商環境的優勢和短板，精準施策，持續發力。

黑龍江、吉林、遼寧都是傳統的重工業基地，資源依賴型產業亟待轉型，而“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輿論近幾年對東北地區吸引新產業、新業態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從營商環境指數的評價結果來看，與人們的傳統印象有一定差異的是，遼寧正在打破“投資不過山海關”的局面，其營商環境指數位居全國第9位，是三大東北老工業基地艱難轉型中營商環境改善的曙光。受益於多年工業化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技術積累，遼寧在高速公路密度等基礎設施建設，專利授權量、技術市場活躍度等技術創新環境，上市公司數量、金融網點密度等金融環境，大學數量、高學歷人口結構等人才環境方面，在東北三省中均體現出明顯優勢，為經濟轉型奠定了良好基礎。

除了東北三省，河北、甘肅、山西等能源重化省份也面臨轉型壓力，亟待完成由硬資源消耗到軟環境驅動的蛻變。

河北省的鋼鐵等重工業超負荷發展，一度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汙染和水汙染問題。在大力壓縮落後產能、治理環境汙染、提升硬環境的同時，也要看到在軟環境方面的相對優勢和急需補齊的短板。河北省的金融環境指標和人才環境指標，在全國分別排名第13位和第12位，技術創新環境也有一定基礎，在全國排名第17位。河北省可以從這三項入手，在軟環境建設上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另外，河北省文化環境指標的短板十分明顯，在全國排到第30位，對軟環境指數和整體營商環境指數的拖累很大，補上這一短板迫在眉睫。

甘肅一直是以石油工業、有色冶金為主的西北工業基地，但隨著重工業轉型升級壓力越來越大，軟環境建設卻沒有跟上，高學歷人才數量、金融服務易得性、專利研發能力指標僅排名第31位、第27位和第25位，經濟發展瓶頸有待突破。而煤炭大省山西雖在金融機構網點密度、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但在技術創新環境、人才環境、文化環境等方面均處於劣勢，有待進一步加強。

相比於資源接近枯竭的省級行政區，內蒙古、寧夏仍有較為豐富的資源，疊加在“一帶一路”上的區位優勢，體現出一定的後發優勢。作為“絲綢之路”上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寧夏是面向中亞、西亞國家，拓展貿易物流的重要通道。從萬博營商環境指數結果來看，寧夏在人才方面已經有一定基礎，高學歷人口占比居全國中等水平，但在金融環境方面，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均較為落後。未來寧夏化工業和紡織業等產業進行國際市場拓展時，還需要加強金融環境的支持。

內蒙古營商環境指數位列西部地區第7，擁有豐富的煤炭和天然氣資源，在區位上聯通俄羅斯和蒙古，具有明顯的沿邊優勢，如果能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進一步加大力度，同時加強金融環境和技術創新環境建設，有利於內蒙古更好地發揮區位和資源優勢。

類似的，廣西也具備向東南亞開放的區位優勢，新疆則是向西開放的必經之路。這些省區如果能及時補上營商環境的短板，有望更好地發揮通道、平臺和橋頭堡的獨特區位優勢。

從東部地區來看，海南擁有最為優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硬環境建設與東部其他省份並沒有明顯差距，但是軟環境的差距相對明顯。近年來中央在政策上也多有傾斜，從軟環境的二級指標來看，海南省的金融環境、文化環境和生活環境在全國基本處於平均水平，具備了一定的發展基礎。但技術創新環境和人才環境得分較低、技術創新慢、人才匱乏成了經濟發展的掣肘。人才環境指標在全國排名幾乎到末尾，技術創新環境中的技術市場活躍度、專利授權仍處於較低水平，大學數量和高學歷人員在基礎教育的就業穿透程度指標也排名全國後5。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海南人才環境的滯後，也是海南提升營商環境的突破口，如果能夠補齊短板，未來經濟發展的潛力巨大。

在人口紅利逐漸褪去的後工業化時期，中原大省河南的勞動力優勢尤為明顯。但在中國經濟規模前10的省份中，河南的營商環境指數得分最低。硬環境指數位列全國後10名，軟環境指數也未進入全國前15。這一方面說明，河南省在較為薄弱的營商環境下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發展成果；同時也反映出，其軟硬環境如果得到有效改善，經濟發展還有很大的潛能。

雲貴高原多以山地為主，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營商環境基礎也比較薄弱。雲南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獨特的區位優勢，自然環境指數高居全國榜首，但基礎設施指標僅列全國第30位，金融和人才環境也排在全國後10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雲南資源優勢的發揮和工業化發展。

貴州近年來大數據產業發展較為引人注目，人才環境得分排名全國第15名，在西部地區位居前3，但技術創新環境的得分在全國排名第24位，明顯落後，如果不能補起這方面的短板，在今後的工業化和新經濟發展中可能會面臨後勁不足的問題。

面對東部沿海產業轉移的機遇，雲貴高原若能在軟硬環境上與時俱進，進一步加強傳統交通和現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軟環境，則有望更好地承接長三角、珠三角產業轉移，加速工業化進程。

在硬環境指數中，福建的自然環境和基礎設施優勢突出，其中森林覆蓋率高達65.95%，位居全國首位，寬帶普及率為93%，排名第4位。但軟環境中的人才環境僅列全國第19位，其中，大學數量、基礎教育人才穿透度、研發人員等均與其他發達區域有一定差距，高學歷人才存量指標差距最大。如果福建能夠補上人才短板，加大培養、留住和吸引人才的力度，軟環境排名有望更進一步。

天津的基礎設施排名全國前3，軟環境中人才環境方面，天津擁有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等知名高校，但是從絕對數量上，在全國僅排名第24位，私營經濟活躍度也排在了全國後10位，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山東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經濟規模位居全國第3，金融環境、技術創新環境和人才環境表現尤為突出，均排名全國前5。山東在文化環境上仍有較大潛力，重點大學數量指標在全國排名未進前10，在人均文化與教育支出、高學歷人口占比、市場競爭文化方面也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陝川渝在西部地區的營商環境排名中表現突出，處於全國中上游水平。其中，四川的技術創新環境、金融環境、人才環境均位列西部第1，全國前10，最為突出的是專利受理數量、研發人員數量指標，在文化環境上則存在一定的不足。

陝西的文化環境在西部地區居首，技術市場活躍度指標、重點大學數量等單項指標均位居全國前列，西部第1，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重慶的基礎設施環境位列西部地區首位，其中高速公路、金融機構網點密度等單項指標位居西部地區第1，顯示出了對於新經濟發展所需基礎設施的高度重視，但在人才環境方面排名第29位，主要原因是高學歷人口占比較低、高學歷人才在基礎教育的穿透程度也較差，需要進一步培養和吸引更多的人才來渝發展。

2018 年31 個省級行政區營商環境指數排名

本文節選自《新紅利：贏在下一個四十年》，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