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北洋水師為何不救福建？不是不救，而是當年就只有這點家底'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南洋水師巡洋艦“開濟”號
雖然曾國荃很快就從南洋水師中挑出了“開濟”、“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艦，以及炮艦“澄慶”、“威靖”（後因為體量太小而改為塊頭較大的巡洋艦“馭遠”），湊齊了南洋水師援臺艦隊的班底，並委派湘軍水師出身、時任總理南洋輪船營務處總兵的吳安康為援臺艦隊統領。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南洋水師巡洋艦“開濟”號
雖然曾國荃很快就從南洋水師中挑出了“開濟”、“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艦，以及炮艦“澄慶”、“威靖”（後因為體量太小而改為塊頭較大的巡洋艦“馭遠”），湊齊了南洋水師援臺艦隊的班底，並委派湘軍水師出身、時任總理南洋輪船營務處總兵的吳安康為援臺艦隊統領。
南洋水師“馭遠”號巡洋艦
但是當士百齡隨北洋水師二艦於11月20日抵達上海後發現：南洋水師雖然軍艦數量較多，但是整支部隊從體制上仍舊屬於綠營水師，換湯不換藥，只不過是換裝了西式蒸汽軍艦的綠營水師罷了。基本就是以各船為單位各自為戰（按照編制一條軍艦編為一營），完全沒有艦隊編組、協同作戰的概念。這些都讓他目瞪口呆，這種德行南下去面對久經沙場的法國遠東艦隊，那簡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啊！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南洋水師巡洋艦“開濟”號
雖然曾國荃很快就從南洋水師中挑出了“開濟”、“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艦，以及炮艦“澄慶”、“威靖”（後因為體量太小而改為塊頭較大的巡洋艦“馭遠”），湊齊了南洋水師援臺艦隊的班底，並委派湘軍水師出身、時任總理南洋輪船營務處總兵的吳安康為援臺艦隊統領。
南洋水師“馭遠”號巡洋艦
但是當士百齡隨北洋水師二艦於11月20日抵達上海後發現：南洋水師雖然軍艦數量較多，但是整支部隊從體制上仍舊屬於綠營水師，換湯不換藥，只不過是換裝了西式蒸汽軍艦的綠營水師罷了。基本就是以各船為單位各自為戰（按照編制一條軍艦編為一營），完全沒有艦隊編組、協同作戰的概念。這些都讓他目瞪口呆，這種德行南下去面對久經沙場的法國遠東艦隊，那簡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啊！
南洋水師“南琛”號巡洋艦
因此在他的建議下：南洋水師的軍艦針對馬江海戰的教訓進行了緊急改裝，例如將桅杆中部的平臺用鋼板圍起一圈，形成一個臨時的戰鬥桅盤，裡面裝上了1門哈奇開斯機關炮，用來防範杆雷/魚雷艇的襲擊（為此，李鴻章還十分慷慨的把為“定遠”、“鎮遠”艦準備的12門機關炮全數貢獻出來，裝上援臺軍艦）。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南洋水師巡洋艦“開濟”號
雖然曾國荃很快就從南洋水師中挑出了“開濟”、“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艦，以及炮艦“澄慶”、“威靖”（後因為體量太小而改為塊頭較大的巡洋艦“馭遠”），湊齊了南洋水師援臺艦隊的班底，並委派湘軍水師出身、時任總理南洋輪船營務處總兵的吳安康為援臺艦隊統領。
南洋水師“馭遠”號巡洋艦
但是當士百齡隨北洋水師二艦於11月20日抵達上海後發現：南洋水師雖然軍艦數量較多，但是整支部隊從體制上仍舊屬於綠營水師，換湯不換藥，只不過是換裝了西式蒸汽軍艦的綠營水師罷了。基本就是以各船為單位各自為戰（按照編制一條軍艦編為一營），完全沒有艦隊編組、協同作戰的概念。這些都讓他目瞪口呆，這種德行南下去面對久經沙場的法國遠東艦隊，那簡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啊！
南洋水師“南琛”號巡洋艦
因此在他的建議下：南洋水師的軍艦針對馬江海戰的教訓進行了緊急改裝，例如將桅杆中部的平臺用鋼板圍起一圈，形成一個臨時的戰鬥桅盤，裡面裝上了1門哈奇開斯機關炮，用來防範杆雷/魚雷艇的襲擊（為此，李鴻章還十分慷慨的把為“定遠”、“鎮遠”艦準備的12門機關炮全數貢獻出來，裝上援臺軍艦）。
哈奇開斯37毫米五管機關炮，威海定遠紀念艦
在對軍艦進行技術層面的改裝同時，士百齡還試圖在不長的時間內對近代海戰戰術懵懂無知的援臺軍艦進行速成訓練。“或有訓練未精、見識未到之處，即囑百齡隨事幫同教練指示”，“吳安康轉述式百齡之語，出洋鏖戰，進止遲速分合，皆有一定機宜，旗語各不相同，號令宜歸畫一，必須七船在江合操數次，互相練習，俾各船兵勇鹹知旗語，最為緊要。”
從南洋水師在日後援臺行動的表現來看，其本身對於救援臺灣也是一千一萬個不願意。因為南洋水師的艦長們面對近代海戰懵懂無知的現狀以及孤拔在馬江過於“生猛”的表現使得援臺在南洋水師眾將面前視為畏途，既然有“速成班”的藉口，那倒不如藉著“速成班”的由頭磨磨洋工，能磨一天是一天吧。
這一折騰，因為南洋水師“近代海戰戰術速成學習班”的耽擱，一直耽擱到了1884年12月，就在這個月的第四天，中國東北部的藩屬國朝鮮也出事了。
如果不是南洋水師的“磨洋工”，艦隊能夠及時起錨造成既成事實的話，或許有把北洋水師二艦留在援臺艦隊內的可能。可是南洋水師自己的磨蹭導致了北洋二艦北返的機緣出現。
孰輕孰重？
1884年12月4日，朝鮮漢城為慶祝電報局落成舉行宴會，以金玉均為首的親日開化黨人在暗殺的槍聲中開始了政變行動，矛頭直指以閔妃（韓國人甚為推崇的明成皇后）為首的驪興閔氏外戚統治集團。隨即在日本軍隊支援下攻入王宮，宣佈成立親日政府。第二天，朝鮮漢城爆發了民眾衝擊日本使館的反日活動。12月6日，中國駐朝軍隊攻入朝鮮王宮，四處搜捕開化黨人，日本公使出逃，時稱“甲申事變”。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南洋水師巡洋艦“開濟”號
雖然曾國荃很快就從南洋水師中挑出了“開濟”、“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艦，以及炮艦“澄慶”、“威靖”（後因為體量太小而改為塊頭較大的巡洋艦“馭遠”），湊齊了南洋水師援臺艦隊的班底，並委派湘軍水師出身、時任總理南洋輪船營務處總兵的吳安康為援臺艦隊統領。
南洋水師“馭遠”號巡洋艦
但是當士百齡隨北洋水師二艦於11月20日抵達上海後發現：南洋水師雖然軍艦數量較多，但是整支部隊從體制上仍舊屬於綠營水師，換湯不換藥，只不過是換裝了西式蒸汽軍艦的綠營水師罷了。基本就是以各船為單位各自為戰（按照編制一條軍艦編為一營），完全沒有艦隊編組、協同作戰的概念。這些都讓他目瞪口呆，這種德行南下去面對久經沙場的法國遠東艦隊，那簡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啊！
南洋水師“南琛”號巡洋艦
因此在他的建議下：南洋水師的軍艦針對馬江海戰的教訓進行了緊急改裝，例如將桅杆中部的平臺用鋼板圍起一圈，形成一個臨時的戰鬥桅盤，裡面裝上了1門哈奇開斯機關炮，用來防範杆雷/魚雷艇的襲擊（為此，李鴻章還十分慷慨的把為“定遠”、“鎮遠”艦準備的12門機關炮全數貢獻出來，裝上援臺軍艦）。
哈奇開斯37毫米五管機關炮，威海定遠紀念艦
在對軍艦進行技術層面的改裝同時，士百齡還試圖在不長的時間內對近代海戰戰術懵懂無知的援臺軍艦進行速成訓練。“或有訓練未精、見識未到之處，即囑百齡隨事幫同教練指示”，“吳安康轉述式百齡之語，出洋鏖戰，進止遲速分合，皆有一定機宜，旗語各不相同，號令宜歸畫一，必須七船在江合操數次，互相練習，俾各船兵勇鹹知旗語，最為緊要。”
從南洋水師在日後援臺行動的表現來看，其本身對於救援臺灣也是一千一萬個不願意。因為南洋水師的艦長們面對近代海戰懵懂無知的現狀以及孤拔在馬江過於“生猛”的表現使得援臺在南洋水師眾將面前視為畏途，既然有“速成班”的藉口，那倒不如藉著“速成班”的由頭磨磨洋工，能磨一天是一天吧。
這一折騰，因為南洋水師“近代海戰戰術速成學習班”的耽擱，一直耽擱到了1884年12月，就在這個月的第四天，中國東北部的藩屬國朝鮮也出事了。
如果不是南洋水師的“磨洋工”，艦隊能夠及時起錨造成既成事實的話，或許有把北洋水師二艦留在援臺艦隊內的可能。可是南洋水師自己的磨蹭導致了北洋二艦北返的機緣出現。
孰輕孰重？
1884年12月4日，朝鮮漢城為慶祝電報局落成舉行宴會，以金玉均為首的親日開化黨人在暗殺的槍聲中開始了政變行動，矛頭直指以閔妃（韓國人甚為推崇的明成皇后）為首的驪興閔氏外戚統治集團。隨即在日本軍隊支援下攻入王宮，宣佈成立親日政府。第二天，朝鮮漢城爆發了民眾衝擊日本使館的反日活動。12月6日，中國駐朝軍隊攻入朝鮮王宮，四處搜捕開化黨人，日本公使出逃，時稱“甲申事變”。
部分“開化黨”份子
事變爆發後，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企圖藉此事件染指朝鮮，李鴻章深感事態嚴重，立刻在12月10日緊急上奏朝廷，要求派軍艦“東駛朝鮮，援應彈壓。以敵法船不足，以遏日謀尚足壯聲勢”。相比陰晴不定的東南沿海，朝鮮顯然要離京畿近了不少，迫切性一下子就凸顯出來，北洋水師身負防衛京畿之重任，派兵朝鮮顯然是北洋水師份內之事。此時此刻，中樞必須要在援助臺灣和鎮撫三韓之間做出一個選擇。最後，拿捏不定的清政府決定一碗水端平。經過討論，12月15日清廷下旨：“李仍將北洋兩快船調回，俟船到即飭丁汝昌酌帶隊伍駛行。南洋援閩五船，著電知曾仍遵前旨辦理”。12月16日，在上海完成維護的兩艘北洋軍艦起錨北返，士百齡也隨隊北歸。
“無所作為”的北洋水師
光緒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了爭奪越南而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雙方的陸軍先是在越南境內大打出手，但是隨著衝突擴大和升級，中國的東南沿海也成了戰場，雙方的海軍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進了衝突的漩渦中。
趕繒船之類的舊式戰船在十九世紀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時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謂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近代西式艦隊、又有舊式水師，但舊式的綠營水師的“趕繒船”、“花屁股”之流面對列強的蒸汽軍艦已經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傢什，能與列強稍爭長短的唯有用在洋務運動興起後通過外購和自建渠道獲得的西式蒸汽軍艦裝備起來的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船政水師這三支近代意義上的艦隊。
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方針的恭親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陸臺灣企圖將之佔據，清兵以僅有之戰船赴臺將之驅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親王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的緊急機宜，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擬海洋水師》章程入奏建議建立三洋海軍，清政府決心加快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海軍。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楨和李鴻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從速建設南北洋水師，並決定每年從海關和厘金收入內提取四百萬兩白銀作為海軍軍費，清政府於是決定每年撥出四百萬兩作為經費(實際用在購置軍艦款項只為每年一百萬兩），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禎認為“外海水師以先盡北洋創辦為宜，分之則難免實力薄而成功緩”，清政府考慮到中國當時的主要假想敵是日本，北洋水師負責守衛京師，遂採納沈葆禎的建議，先創設北洋一軍，等北洋水師實力雄厚後，“以一化三，變為三洋水師”，決定了優先建設北洋水師，北洋的成軍之路由此開始。大清海軍分為三洋：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福建船政水師負責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視、最貼近西式海軍制度的莫過於李鴻章一手主持創建的北洋水師。
一手創辦起北洋水師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正是因為北洋水師最受朝廷重視，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吞”了全年的國家海防預算，因此自然這支部隊被給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國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師能有所作為，但是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衝突中，北洋水師的表現從表相上看實在是差強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來形容。
從表面上看，自中國東南沿海局勢日趨緊張之時，北洋水師雖然早早就進入了戒備狀態，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軍艦的旨意。但是李鴻章的表現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艦隊攻擊馬尾、福建船政水師全軍覆滅後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而已，卻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猶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後更是以朝鮮甲申事變為由將“超”、“揚”二艦中途調回，導致北洋水師援助東南沿海的行動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獨木難支。最終，“澄慶”號炮艦、“馭遠”號巡洋艦被孤拔艦隊堵在石浦港最終戰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巡洋艦被困在鎮海港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能有所行動，援臺行動完全沒有達到目的、臺灣的數千守軍陷入絕境。若非《中法新約》簽訂，雙方解除了戰爭態勢，臺灣守軍必然被孤拔圍困致死。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在這個危機的節骨眼上把北洋水師抽調北上，既達到“避戰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極目的，又能堵住輿論的嘴巴，免受指責，當真是陰險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報應”之徒甚至聯想到甲午戰爭時期北洋海軍孤立無援也是因為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見死不救”的報應。誰讓你在甲申年見死不救的？活該你在甲午年沒人肯幫你，活該你被人家滅掉。
可是不論是“陰謀論”還是“因果報應”，終究還是需要證據的支持，表象說明不了問題，歷史從來不是光看錶現就能下結論的，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使得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時期給時人“無甚作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為何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作為，究其原因條目再多，歸結起來無非兩個根源：一個是態度問題，根本就不想摻和；另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實在沒有摻和的資本。那麼，1884年時候的北洋水師到底屬於哪一類呢？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1884年的時候北洋水師都有些什麼家底吧。
1884年北洋水師的主力是倫道爾炮艇
自1875年李鴻章領命創建北洋水師起至1884年中法衝突這大約十年的時間裡，北洋水師主要購入的軍艦是用於守衛海口的“倫道爾”炮艇，至1884年的時候總共裝備了“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中”、“鎮邊”六艘（其中納入北洋水師編制的只有前四艘，後兩艘炮艇因為是山東省出資購買，所以它們的編制錢糧關係在山東省），又陸續通過調撥機制從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艦“湄雲”號和“鎮海”號，大型炮艦“威遠”號，大型運輸艦“海鏡”號和“泰安”號。這些軍艦要麼屬於守口性質、不具備出海作戰能力的“水炮臺”，要麼屬於體量小、作戰能力弱的小型炮艦，要麼乾脆就是沒有武裝的運輸船。可以拿得上臺面的、具有較強作戰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艦“威遠”號（與在石浦之戰中戰沉的“澄慶”號屬同一級別）外，就只剩下兩艘從英國購入的撞擊巡洋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了。
編隊航行的超勇艦和揚威艦，本廠長繪製
在英國紐卡斯爾泰恩河上的超勇號
就這些兵力，卻要負責黃海和渤海的防禦顯然是捉襟見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鮮武衛、壯御二營士兵因積欠軍餉糧米外加對日本教官訓練之別技營的不滿而爆發“壬午事變”的時候，極度缺乏艦艇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只好請求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此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軍艦，最後從南洋水師抽調了大型炮艦“登瀛洲”號，又從輪船招商局抽調了數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湊足了去朝鮮干涉的艦隊陣容。可見在這個時候，北洋水師的陣容可以用“寒酸”來形容，對內無法完全維護北洋海疆之安定，對外也無法獨立面對防區內的屬國動亂，朝鮮有事還需要南洋水師抽調軍艦北上援助方能成行，與1888年成軍的那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國北洋海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勢緊張的1883年，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談判期間，當時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精銳主力“超勇”號和“揚威”號以“維護保養”為名調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裝備的四門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給“論勢不倫理”的法國人一個震懾。如果北洋水師真的想置身事外，壓根就不會動用這兩艘僅有的寶貝。
超勇級巡洋艦的254毫米主炮
至於日後成為成軍後的北洋海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還停泊在德國伏爾鏗的舾裝碼頭上，在法國政府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根據中立原則以“局外中立”為名扣留了這兩艘中國訂購的鐵甲艦，使這兩艘威力巨大的軍艦無法回國；穹甲巡洋艦“濟遠”號還在緊張的施工建造中，至於日後北洋海軍巡洋艦隊的主力“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和“來遠”號則是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痛定思痛的產物了。因此，筆者得出了第一個結論：缺船少將的北洋水師在中法衝突期間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達不到，實在是達不到。
中法戰爭期間滯留在德國的定遠艦
相比“缺兵少將”的北洋水師，擁有“開濟”號、“南琛”號、“南瑞”號、“馭遠”號巡洋艦、“超武”號、“澄慶”號、“威靖”號、“測海”號等一眾炮艦的南洋水師倒是軍容齊整，陣容堂堂，而且從距離來看，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的南洋水師距離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師更近一些，可為什麼實力遠比北洋水師雄厚的南洋水師對救援福建和臺灣也不那麼積極呢？
曖昧的旨意
1884年馬江局勢已經劍拔弩張，7月14日就已經有法國軍艦開進了馬江，身為閩浙總督的何璟與福建海防會辦的張佩綸商議之後，一面讓船政大臣何如璋將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師軍艦，一面向朝廷請求派艦隊增援：
中法戰爭時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於東南孤懸僻島任意肆擾，閩為孤拔所牽制；南、北斂船分守，沿海可慮。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戰局；彼船可四擾，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虧，擾久生亂；懇飭內外臣工謀萬全！如決戰，宜令南、北洋援船來閩夾攻，使臺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擾（閩督何璟等致樞垣法如決裂請令南北洋各船來閩夾攻電）。
中法戰爭期間會辦福建海防事務的欽差大臣張佩綸
清政府接受了張佩綸的請求，向南、北洋大臣發去了電旨，要求他們派軍艦南下救援福建。
李鴻章對此的反應是：“以現有兵輪較法人鐵甲大船相去甚遠，尾躡無濟，且津門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國荃的反應是：“兵輪不敷守口，實難分撥”。這明擺著就是見死不救的樣子，難怪張佩綸得訊後大罵沿海各省的督撫中除了張之洞外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張之洞將船政調撥到廣東的大型炮艦“濟安”號和“飛雲”號調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撫勢力真是尾大不掉，囂張得夠可以，連朝廷的諭令都可以當作耳旁風不執行，豈不是要造反不成？
中法戰爭時期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其實，實在不能怪李鴻章和曾國荃鐵了心要見死不救，實在是軍機處給他們的諭令口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道發給沿海督撫救援福建的諭令是怎麼說的吧。
“現在該省尚無緊信，如果法逞強開釁，李鴻章、曾國荃如能撥船綴法艦牽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臨時設法援應”。
中法戰爭時期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諭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現在局勢還沒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國硬要開戰的話，李鴻章和曾國荃手裡如果有富餘的艦船可用，就該想辦法儘量去救援。這簡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氣，那麼李鴻章和曾國荃當然是可以聽又可以不聽的了。
馬江內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勢愈發吃緊，中法談判又陷入僵局，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的謝滿祿將最後通牒遞交給了總理衙門，威脅8月20日再無答覆就立即開戰。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張佩綸再次向中樞發出言辭更加急切的求援電：
謝（滿祿）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袒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眾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何如璋張佩綸等致樞垣謝議不成法必擾閩請撥快船電）。
既然求救電文急切，那麼中樞這次的語氣就不是商量著辦了，而是命令，必須的辦，馬上就得辦！
奉旨：迭據何如璋、張佩綸電稱“請飭撥五、六船速到閩，方可阻法戰；如仍延宕，誤閩即誤大局”等語。法艦集閩口，被阻於臺，難保不求逞於閩；增船誠為要著。南、北洋現無急警，且法尚願商議；撥船諒不至被搶。李鴻章、曾國荃各撥兵船二隻，剋日抵閩；大局所關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見。法如蠢動，何如璋、張佩綸當竭力戰守，不準以待船藉詞諉卸。嚴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進入緊張的動員。
由此可見，如果下的是嚴旨，不管是北洋還是南洋都沒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個月沒怎麼把福建當回事，也實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諭令實在是“不給力”。
誰在“磨洋工”？
面對嚴旨，實在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是還沒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閩軍艦開始動員，孤拔早就帶著他的艦隊把馬江翻了個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師已經化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連還在船臺上建造的炮艦“橫海”號也被法國人的炮彈打成了篩子，援助對象瞬間沒有了，那只有接著等待下一撥援助對象的出現。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
孤拔在消滅船政水師後緊接著就宣佈封鎖臺灣海峽，企圖把臺灣當作“地質”，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枯守臺灣的劉銘傳向清廷求救，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應即刻派海軍力量增援臺灣，確保臺灣海峽運輸線的暢通。於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師儘快在上海集合，然後“赴閩援助”。
11月13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表，表示將從北洋水師中抽出“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組成援臺艦隊、由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德國退役海軍少校士百齡統帶南下，11月16日，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諭令，意思是李鴻章已經把軍艦派出來了，要求南洋水師即刻挑選幹練的軍艦，等北洋水師的兩條軍艦抵達後即刻南下援臺。
南洋水師巡洋艦“開濟”號
雖然曾國荃很快就從南洋水師中挑出了“開濟”、“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艦，以及炮艦“澄慶”、“威靖”（後因為體量太小而改為塊頭較大的巡洋艦“馭遠”），湊齊了南洋水師援臺艦隊的班底，並委派湘軍水師出身、時任總理南洋輪船營務處總兵的吳安康為援臺艦隊統領。
南洋水師“馭遠”號巡洋艦
但是當士百齡隨北洋水師二艦於11月20日抵達上海後發現：南洋水師雖然軍艦數量較多，但是整支部隊從體制上仍舊屬於綠營水師，換湯不換藥，只不過是換裝了西式蒸汽軍艦的綠營水師罷了。基本就是以各船為單位各自為戰（按照編制一條軍艦編為一營），完全沒有艦隊編組、協同作戰的概念。這些都讓他目瞪口呆，這種德行南下去面對久經沙場的法國遠東艦隊，那簡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啊！
南洋水師“南琛”號巡洋艦
因此在他的建議下：南洋水師的軍艦針對馬江海戰的教訓進行了緊急改裝，例如將桅杆中部的平臺用鋼板圍起一圈，形成一個臨時的戰鬥桅盤，裡面裝上了1門哈奇開斯機關炮，用來防範杆雷/魚雷艇的襲擊（為此，李鴻章還十分慷慨的把為“定遠”、“鎮遠”艦準備的12門機關炮全數貢獻出來，裝上援臺軍艦）。
哈奇開斯37毫米五管機關炮，威海定遠紀念艦
在對軍艦進行技術層面的改裝同時，士百齡還試圖在不長的時間內對近代海戰戰術懵懂無知的援臺軍艦進行速成訓練。“或有訓練未精、見識未到之處，即囑百齡隨事幫同教練指示”，“吳安康轉述式百齡之語，出洋鏖戰，進止遲速分合，皆有一定機宜，旗語各不相同，號令宜歸畫一，必須七船在江合操數次，互相練習，俾各船兵勇鹹知旗語，最為緊要。”
從南洋水師在日後援臺行動的表現來看，其本身對於救援臺灣也是一千一萬個不願意。因為南洋水師的艦長們面對近代海戰懵懂無知的現狀以及孤拔在馬江過於“生猛”的表現使得援臺在南洋水師眾將面前視為畏途，既然有“速成班”的藉口，那倒不如藉著“速成班”的由頭磨磨洋工，能磨一天是一天吧。
這一折騰，因為南洋水師“近代海戰戰術速成學習班”的耽擱，一直耽擱到了1884年12月，就在這個月的第四天，中國東北部的藩屬國朝鮮也出事了。
如果不是南洋水師的“磨洋工”，艦隊能夠及時起錨造成既成事實的話，或許有把北洋水師二艦留在援臺艦隊內的可能。可是南洋水師自己的磨蹭導致了北洋二艦北返的機緣出現。
孰輕孰重？
1884年12月4日，朝鮮漢城為慶祝電報局落成舉行宴會，以金玉均為首的親日開化黨人在暗殺的槍聲中開始了政變行動，矛頭直指以閔妃（韓國人甚為推崇的明成皇后）為首的驪興閔氏外戚統治集團。隨即在日本軍隊支援下攻入王宮，宣佈成立親日政府。第二天，朝鮮漢城爆發了民眾衝擊日本使館的反日活動。12月6日，中國駐朝軍隊攻入朝鮮王宮，四處搜捕開化黨人，日本公使出逃，時稱“甲申事變”。
部分“開化黨”份子
事變爆發後，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企圖藉此事件染指朝鮮，李鴻章深感事態嚴重，立刻在12月10日緊急上奏朝廷，要求派軍艦“東駛朝鮮，援應彈壓。以敵法船不足，以遏日謀尚足壯聲勢”。相比陰晴不定的東南沿海，朝鮮顯然要離京畿近了不少，迫切性一下子就凸顯出來，北洋水師身負防衛京畿之重任，派兵朝鮮顯然是北洋水師份內之事。此時此刻，中樞必須要在援助臺灣和鎮撫三韓之間做出一個選擇。最後，拿捏不定的清政府決定一碗水端平。經過討論，12月15日清廷下旨：“李仍將北洋兩快船調回，俟船到即飭丁汝昌酌帶隊伍駛行。南洋援閩五船，著電知曾仍遵前旨辦理”。12月16日，在上海完成維護的兩艘北洋軍艦起錨北返，士百齡也隨隊北歸。
朝鮮高宗王后——閔妃，未來的“明成皇后”
這就是陰謀論者們咬牙切齒的結果，什麼李鴻章畏敵如虎、貪生怕死，不敢與法國人開戰之類的調子充斥在不少海軍史的著作中。但是站在李鴻章和北洋的角度來看，明顯存在著一個輕重緩急的問題。由於清政府當初在規劃海防的時候人為的把海防分為“三洋”來建設，北洋的身上肩負著其它兩洋海軍所沒有的“京畿衛戍”的重任，這可是頭等大事，要知道朝鮮可是瀕臨黃海，日本若此時插手，其軍艦旦夕就能出現在渤海灣口，沒有“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單單依靠“六鎮”炮艦再加上“威遠”號是決計不能確保平安的。渤海灣這個區域對於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清政府而言可是有切膚之痛的教訓。所以這就要求北洋水師要力保京畿要地不至震動。說得露骨一點，即便是東南沿海打翻了天，只要京畿平安無事，北洋水師就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可是如今為了援助臺灣而把北洋水師僅有的能拿上臺面的傢伙事抽走了，在這個當口上如果有外國軍艦出現在渤海灣甚至大沽口打一圈醬油，這個責任由誰來負？中樞自然不會負這個責任，曾國荃更沒有好心來背這個黑鍋，到頭來還得李鴻章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更何況孤拔的計劃中還有率領艦隊北上，攻擊旅順、威海的方案選項。試想，如果法國遠東艦隊的一支分艦隊出現在黃海，中國方面通過海路向朝鮮運兵的行動必然嚴重受阻，清政府的必然面臨南北兩頭受制的被動局面。這種局面，恐怕朝廷裡的大人們再昏庸，也不會希望看見，更別說頭腦比他們清醒得多的李鴻章。所以，“超勇”號和“揚威”號這兩艘北洋水師僅有的精銳力量被調回去了。臺灣不歸他李鴻章管，臺灣就是丟了，“賣國賊”的帽子也扣不到他的頭上；可是京畿有事，驚了聖駕，那言官的彈劾奏章必定如雪片，那掉的可是他李鴻章的腦袋。所以於公於私，北洋水師必須北返，那麼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期間無甚表現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結語
對於甲申年內北洋水師的“無所作為”，並不是他們的無能，也絕非他們的怯懦，實在是機緣巧合，造化弄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前，分身乏術、力不從心在後，最後只得丟卒保帥，出於感情也許不能被接受，但是從道理上來看卻無可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