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中國走向海洋的先驅'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因海而生的民間信仰在海邊隨處可見
儘管交易的過程是不被官府監控和允許的，但這種以雙手勞動創造商品後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卻是中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海洋貿易形式，他們有別於西方人在大航海時代創造的掠奪式、付諸武力脅迫式貿易，可以說是互利共贏的一種嘗試和經營。
閩南人在多種形式、多種來源的海上貿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鮮，東至臺灣，南至南洋諸國的商貿線，他們以亦商亦盜的方式壟斷了整個南中國海的海上經濟與武裝力量，最終以其強大且不可抑制的實力迫使大明帝國在隆慶元年不得不解禁開關，從而為大明創造了一處稅收頗豐的“天子南庫”，從而宣告月港時代的來臨。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因海而生的民間信仰在海邊隨處可見
儘管交易的過程是不被官府監控和允許的，但這種以雙手勞動創造商品後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卻是中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海洋貿易形式，他們有別於西方人在大航海時代創造的掠奪式、付諸武力脅迫式貿易，可以說是互利共贏的一種嘗試和經營。
閩南人在多種形式、多種來源的海上貿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鮮，東至臺灣，南至南洋諸國的商貿線，他們以亦商亦盜的方式壟斷了整個南中國海的海上經濟與武裝力量，最終以其強大且不可抑制的實力迫使大明帝國在隆慶元年不得不解禁開關，從而為大明創造了一處稅收頗豐的“天子南庫”，從而宣告月港時代的來臨。
漳州市區的牌坊-顯示明清之際的閩南海洋往事
明代月港的海上突圍，是閩南人內心海洋基因的一次集中性爆發，是由被動向主動演變的表現，這也體現了閩南文化中海洋元素在眾多閩南人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說明閩南海洋文化在明代的成熟。
六、多元化的海洋文化
月港雖名為“港”，實則是以海澄月港為中心的港口群，它們分佈在今日廈門灣的各個角落，從九龍江北溪、西溪交匯處開始，石尾、福河、石碼、白礁、青礁、海滄、嵩嶼、月港、浮宮、曾家澳、劉五店、潯尾、新垵、鼎尾等諸多港澳共同構成了明代閩南海貿經濟的重要環節，他們所體現的海洋經濟在開關後的萬曆年間達到了頂峰。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因海而生的民間信仰在海邊隨處可見
儘管交易的過程是不被官府監控和允許的，但這種以雙手勞動創造商品後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卻是中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海洋貿易形式，他們有別於西方人在大航海時代創造的掠奪式、付諸武力脅迫式貿易，可以說是互利共贏的一種嘗試和經營。
閩南人在多種形式、多種來源的海上貿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鮮，東至臺灣，南至南洋諸國的商貿線，他們以亦商亦盜的方式壟斷了整個南中國海的海上經濟與武裝力量，最終以其強大且不可抑制的實力迫使大明帝國在隆慶元年不得不解禁開關，從而為大明創造了一處稅收頗豐的“天子南庫”，從而宣告月港時代的來臨。
漳州市區的牌坊-顯示明清之際的閩南海洋往事
明代月港的海上突圍，是閩南人內心海洋基因的一次集中性爆發，是由被動向主動演變的表現，這也體現了閩南文化中海洋元素在眾多閩南人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說明閩南海洋文化在明代的成熟。
六、多元化的海洋文化
月港雖名為“港”，實則是以海澄月港為中心的港口群，它們分佈在今日廈門灣的各個角落，從九龍江北溪、西溪交匯處開始，石尾、福河、石碼、白礁、青礁、海滄、嵩嶼、月港、浮宮、曾家澳、劉五店、潯尾、新垵、鼎尾等諸多港澳共同構成了明代閩南海貿經濟的重要環節，他們所體現的海洋經濟在開關後的萬曆年間達到了頂峰。
廈門灣數百年不間歇的嵩嶼碼頭
在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聯合碰撞下，閩南成了中國輸入與輸出物質、文化的第一站，而閩南人又通過遍佈全國的商貿網絡將之擴散至全國。一直到明末，時局動亂的東南海疆，中西各方力量彼此抗衡，最終在仍以顏思齊、李旦、鄭芝龍為代表的閩南海商，以軍事力量做支持，逐漸統一了海上貿易規則和資源，最大化地統合了東海和南海的秩序，使得閩南海洋文化的全民參與深入人心。
但隨著清朝勢力的南進，明代漳州月港的繁華在遭遇遷界、戰爭等一系列的荼毒之後，瞬間沒落，而沿海承載小商品經濟的市鎮和鄉村也因為人口被迫遷移及清朝的再次海禁淪為烏有。
如同明初海禁的影響一般，閩南人已然融入血液中對海的熱忱卻是任何人無法以任何形式壓制的。因鄭成功曾經的經營，讓月港下游的鷺島躲過了被毀滅的災難，成為了清朝人統治閩臺的海上樞紐。在清初相當長的時間內，廈門成為福建、甚至大陸對臺對渡的唯一窗口，也是整個清代臺海之間軍事、政治的中心。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因海而生的民間信仰在海邊隨處可見
儘管交易的過程是不被官府監控和允許的，但這種以雙手勞動創造商品後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卻是中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海洋貿易形式，他們有別於西方人在大航海時代創造的掠奪式、付諸武力脅迫式貿易，可以說是互利共贏的一種嘗試和經營。
閩南人在多種形式、多種來源的海上貿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鮮，東至臺灣，南至南洋諸國的商貿線，他們以亦商亦盜的方式壟斷了整個南中國海的海上經濟與武裝力量，最終以其強大且不可抑制的實力迫使大明帝國在隆慶元年不得不解禁開關，從而為大明創造了一處稅收頗豐的“天子南庫”，從而宣告月港時代的來臨。
漳州市區的牌坊-顯示明清之際的閩南海洋往事
明代月港的海上突圍，是閩南人內心海洋基因的一次集中性爆發，是由被動向主動演變的表現，這也體現了閩南文化中海洋元素在眾多閩南人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說明閩南海洋文化在明代的成熟。
六、多元化的海洋文化
月港雖名為“港”，實則是以海澄月港為中心的港口群，它們分佈在今日廈門灣的各個角落，從九龍江北溪、西溪交匯處開始，石尾、福河、石碼、白礁、青礁、海滄、嵩嶼、月港、浮宮、曾家澳、劉五店、潯尾、新垵、鼎尾等諸多港澳共同構成了明代閩南海貿經濟的重要環節，他們所體現的海洋經濟在開關後的萬曆年間達到了頂峰。
廈門灣數百年不間歇的嵩嶼碼頭
在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聯合碰撞下，閩南成了中國輸入與輸出物質、文化的第一站，而閩南人又通過遍佈全國的商貿網絡將之擴散至全國。一直到明末，時局動亂的東南海疆，中西各方力量彼此抗衡，最終在仍以顏思齊、李旦、鄭芝龍為代表的閩南海商，以軍事力量做支持，逐漸統一了海上貿易規則和資源，最大化地統合了東海和南海的秩序，使得閩南海洋文化的全民參與深入人心。
但隨著清朝勢力的南進，明代漳州月港的繁華在遭遇遷界、戰爭等一系列的荼毒之後，瞬間沒落，而沿海承載小商品經濟的市鎮和鄉村也因為人口被迫遷移及清朝的再次海禁淪為烏有。
如同明初海禁的影響一般，閩南人已然融入血液中對海的熱忱卻是任何人無法以任何形式壓制的。因鄭成功曾經的經營，讓月港下游的鷺島躲過了被毀滅的災難，成為了清朝人統治閩臺的海上樞紐。在清初相當長的時間內，廈門成為福建、甚至大陸對臺對渡的唯一窗口，也是整個清代臺海之間軍事、政治的中心。
萬石植物園石板地面上遍佈著近代歷史的痕跡
清代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廈門，已然從月港的附屬港口，發展壯大成為兼具官營和民間自發形成的近現代港口。隨著世界一體化潮流的推近，以廈門港為口岸的閩南，開始煥發出不一樣的海洋特性，如闖蕩南洋的華人華僑，以及因僑而衍生的番仔樓、騎樓等南洋元素建築，沙茶麵、咖喱飯等南洋風格飲食，華文高等教育、書報等新興文化事業等為閩南的海派文化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甚至，以南洋華人資本為基礎興起的廈門新市區建設、漳廈鐵路建設等，都使得閩南處於當時中國的風頭浪尖。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因海而生的民間信仰在海邊隨處可見
儘管交易的過程是不被官府監控和允許的，但這種以雙手勞動創造商品後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卻是中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海洋貿易形式，他們有別於西方人在大航海時代創造的掠奪式、付諸武力脅迫式貿易，可以說是互利共贏的一種嘗試和經營。
閩南人在多種形式、多種來源的海上貿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鮮，東至臺灣，南至南洋諸國的商貿線，他們以亦商亦盜的方式壟斷了整個南中國海的海上經濟與武裝力量，最終以其強大且不可抑制的實力迫使大明帝國在隆慶元年不得不解禁開關，從而為大明創造了一處稅收頗豐的“天子南庫”，從而宣告月港時代的來臨。
漳州市區的牌坊-顯示明清之際的閩南海洋往事
明代月港的海上突圍，是閩南人內心海洋基因的一次集中性爆發，是由被動向主動演變的表現，這也體現了閩南文化中海洋元素在眾多閩南人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說明閩南海洋文化在明代的成熟。
六、多元化的海洋文化
月港雖名為“港”，實則是以海澄月港為中心的港口群，它們分佈在今日廈門灣的各個角落，從九龍江北溪、西溪交匯處開始，石尾、福河、石碼、白礁、青礁、海滄、嵩嶼、月港、浮宮、曾家澳、劉五店、潯尾、新垵、鼎尾等諸多港澳共同構成了明代閩南海貿經濟的重要環節，他們所體現的海洋經濟在開關後的萬曆年間達到了頂峰。
廈門灣數百年不間歇的嵩嶼碼頭
在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聯合碰撞下，閩南成了中國輸入與輸出物質、文化的第一站，而閩南人又通過遍佈全國的商貿網絡將之擴散至全國。一直到明末，時局動亂的東南海疆，中西各方力量彼此抗衡，最終在仍以顏思齊、李旦、鄭芝龍為代表的閩南海商，以軍事力量做支持，逐漸統一了海上貿易規則和資源，最大化地統合了東海和南海的秩序，使得閩南海洋文化的全民參與深入人心。
但隨著清朝勢力的南進，明代漳州月港的繁華在遭遇遷界、戰爭等一系列的荼毒之後，瞬間沒落，而沿海承載小商品經濟的市鎮和鄉村也因為人口被迫遷移及清朝的再次海禁淪為烏有。
如同明初海禁的影響一般，閩南人已然融入血液中對海的熱忱卻是任何人無法以任何形式壓制的。因鄭成功曾經的經營，讓月港下游的鷺島躲過了被毀滅的災難，成為了清朝人統治閩臺的海上樞紐。在清初相當長的時間內，廈門成為福建、甚至大陸對臺對渡的唯一窗口，也是整個清代臺海之間軍事、政治的中心。
萬石植物園石板地面上遍佈著近代歷史的痕跡
清代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廈門，已然從月港的附屬港口，發展壯大成為兼具官營和民間自發形成的近現代港口。隨著世界一體化潮流的推近，以廈門港為口岸的閩南，開始煥發出不一樣的海洋特性，如闖蕩南洋的華人華僑，以及因僑而衍生的番仔樓、騎樓等南洋元素建築，沙茶麵、咖喱飯等南洋風格飲食，華文高等教育、書報等新興文化事業等為閩南的海派文化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甚至，以南洋華人資本為基礎興起的廈門新市區建設、漳廈鐵路建設等，都使得閩南處於當時中國的風頭浪尖。
清末美國大白艦隊訪問廈門的碑刻記載
七、閩南海洋文化的靈魂
閩南文化，與生俱來的農耕本性，表現在閩南人虔誠的信仰和至誠的祖宗崇拜中，儘管他們安土重遷，但千百年來，受閩南惡劣的山海環境影響，閩南人的基因中已然注入海洋躁動的基因。這種海洋的意識，從五代閩國時開始醞釀、覺醒，經北宋的厚積薄發，到南宋至元代時完成第一次質的飛躍，從而奠定了閩南海洋文化的基礎。隨後，經過明代治亂更替的修煉，使海洋元素深入閩南全境，深深地影響了閩南人的衣食住行，最終在清代使各項與海洋有關的細分文化蓬勃發展，從而創造出一個絢麗多彩的閩南海洋文化，也為中國五千年文明注入一個有靈魂的、有內容的海洋文化標本。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來便是世人定型的認知，都說蜀道難，閩道更比蜀道難。正是連綿起伏、高聳雲霄的閩中山屏障讓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徹底成了“海上王國”。
因山海阻隔，閩地自然衍生出與眾不同的閩越族群，誠如蔡永蒹在《西山雜記》中對七閩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巖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因山海阻隔，從東漢開始，福建便成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戰爭、休養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為山海阻隔，居於斯、遷於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間謀得一份自在與平衡，開啟一個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新徵途。
最富詩意的閩南山水之樂
一、農耕傳統下的閩南新生
隨著南遷人口的不斷增長，福建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東低的地勢一般，從閩北沿閩江順流而至閩東，再從閩東沿海一路向南，最終與從閩西蜿蜒而來的九龍江匯聚於閩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讓閩南山與海之交，逐漸養成以海為田，以舟為車的生活習慣。不管是生活所迫，還是天生使然，閩南人所創造的絢爛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為中國古老農耕文明走向海洋的代表之作。
漳汀之交的福建土樓是閩客交融的成果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耕社會，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中國人勤勞、樸實的品質以及與世無爭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國人利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令世界各地羨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絲綢、瓷器等東方商品經由陸上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歐，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繁榮與昌盛。
但隨著西域戰火的不斷升級以及中原戰亂的此起彼伏，陸上絲綢之路被迫中斷。於是，一條來自海上的新絲綢之路漸漸崛起，從五代開始，歷宋、元、明、清，以閩南及閩南人為主導的海上貿易線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閩南人，作為中國東南沿海極具海洋開拓性的民系，卻始終保持著中國傳統的農耕觀念，在他們祖輩延續而來的基因中，耕讀仍是閩南人心中亙古不變的追求。然而，山地貧瘠，沿海斥鹵的田地狀況長時間威脅著閩南人基本的溫飽問題。
有水便有家，但海水卻是另一番景象
於是，向海要糧、要發展的大海洋時代給了閩南人一次改變的機會，以港口及以貨易貨貿易為基礎衍生的閩南海洋文化逐漸取代農耕成為閩南地區的主體文化。
二、海洋意識的覺醒
閩南海洋時代的車輪，從唐武則天時開始啟動。依賴於陳元光父子的開漳，讓閩南正式脫離閩東的影響圈，人口的初步積聚，使以漳州、泉州為主體的閩南地區基本形成。經大唐帝國的滋潤，閩南地區開始擺脫海疆僻壤的窘境，漸漸有了大類中原的發展和底氣。
同安北辰山開閩王雕像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緒成為漳泉主人後，閩南底層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一個在亂世中得以保全並獨立發展的閩南文化體正式形成。閩國為求亂世中自保，面對福建山海環境的桎梏，選擇鋌而走險向海發展。時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業經營的尤為出色，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經由閩國王延彬海上貿易的嘗試，及後任留從效、陳洪進的割據發展，泉州在當時“學校興舉，制度維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縣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縣在五代時被設立，可以說泉州縣市格局的形成便在於五代，也是從五代開始，泉州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五代閩國對海上貿易的嘗試，對於閩南來說，是催發閩南海洋意識的點睛之筆，在閩南人初步安居並形成民系意識時，海洋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紮根使得他們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得以保持與海的親近。誠如在宋及以後，以閩南人為主導的沿海大遷徙，不管他們落戶潮汕、雷州半島，還是浙南和海南，在他們的骨子裡都一直充滿著海洋的基因，這便是閩南人海洋意識的覺醒與影響。
三、海上轉口貿易的嘗試
至陳洪進向宋納土稱臣，泉州已經開始展露出東方大港的氣質。至遲到10世紀末，中南半島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廣種植，緊接著“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閩南地區向海要地的圍埭灌溉工程的持續發展，閩南的吃飽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這時的閩南人有足夠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發展與未來，他們一方面通過耕讀讓自己進入宋帝國中樞，另一方面利用閩南與海為鄰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貿易，從而獲得比肩江南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閩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中國文化的浸潤
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轉口貿易的好處，或許這是他們從閩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傳統，或許是他們具備了分析時局的能力，他們試著從兩浙地區進口生絲加工成紡織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國外，同時也根據各地的供需調整自己的生產力，如生產麻紡品供應江西，甚至開始運用商業頭腦開發新的貿易手段，如發明了麻和絲的混合織品進貢朝廷。
總之，北宋時期的泉州更像是一個上進的後生，開始利用泉州四通八達的河海港口，做起轉口貿易的生意，在此過程中，他們學會了如何擴大利潤，如何選擇更有經濟價值的農業經濟模式。他們不斷的嘗試，讓閩南地區的釀酒業、製糖業、陶瓷業、紡織業有了驚人的發展，不再是唐開元年間只會進貢動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閩南，經過短短百年的摸索發展，已經完全具備一飛沖天的條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時而已。
可能源自宋代中亞的出磚入石，閩南紅磚厝就是海洋的家
四、官營港口的繁榮發展
進入南宋後，偏安東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擁有廣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為了實現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南宋朝廷開始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經濟的損失。處於杭州與廣州之間的泉州，因適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間距離，終於迎來了醜小鴨變天鵝的機會，順理成章成為南宋發展海洋貿易的首選。
溝通洛陽江兩岸的洛陽橋是宋代泉州港的貿易幹線
從南宋開始，泉州地區大米不再自給自足，而是選擇了進口，泉州開始把有限的資源都投入到高產出及高回報的行業，如銀礦冶煉、晒鹽、造船、製糖、燒瓷等，並通過自營海上貿易賺取鉅額利潤。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為例，在北宋1086年為54萬貫，1087到1098年間年均收入40萬貫，1102到1110年間年均為1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末年，歲得息錢200萬貫。海上貿易的成熟化，讓泉州成為“市井十洲人”、“滿街都是聖人”的東南大港，同時也是比肩臨安城的百萬人口大城。
泉南佛國是便是朱熹心中的滿街聖人之地
隨著元兵南下，南宋創造的南方經濟瞬息間灰飛煙滅，但因蒲壽庚的臨陣投敵，讓泉州在宋元交替間得以保全。儘管這時的泉州已經處於沒落的邊沿，但信心滿滿的大元朝以其一統天下的決心和氣魄同時經營著海陸兩個方向的跨洲貿易，很自然的，泉州成為元朝海上貿易線當仁不讓的中心。只是以貶低南人為基礎的元朝歧視制度，讓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僅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動及因此而產生的民間各項要素的發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閩南，得益於南宋的東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經濟讓靠近臨安的明州以及遠離中樞的廣州無力與泉州爭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濃厚海洋意識的閩南人順利發展出適應海洋的進貢與易貨貿易。這時期的泉州，以官營市舶司為監管中心，在具備高超的造船業、航海術和成熟的陶瓷業等加持下，泉州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這也奠定了以泉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礎，從而為換髮新生的閩南其他文化做好鋪墊。
漳浦六鰲抽象畫廊
五、全民性的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發展乏力的檔口，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亦思巴奚戰亂在泉州蔓延開來，同時泉州周邊的同安、仙遊、安溪等地農民起義也加速了泉州經濟的衰弱，十多年的戰亂徹底毀滅了泉州數百年的成就。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宋代泉州伊斯蘭教之清淨寺
到了明代初期，因張士誠及倭寇的海上威脅，整個閩南沿海被布以嚴密而強大的監控網絡，儘管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曾經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卻徹底禁錮了閩南海洋活動的再次抬頭。
但泉州人引領數百年的海上活動早已深入閩南人心，一時的海禁並沒能讓閩南人安心認命，或許是遠離北京中樞，或許是受農業自給不足的逼迫，或許是閩南人已養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閩南沿海諸淵蔽之地，開始隱隱出現通番、下海的嘗試，漸漸地，以走私為主要渠道的閩南小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並達到了驚人的高度。
海灣泥泊是明代閩南出海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麼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黃金時代，原漳州府七縣及龍巖州的南靖、詔安、海澄、平和漳平、寧洋等縣在元至明間被設立，各縣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發和基礎經濟的厚積，從而使漳州在萬曆年間一躍成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為代表的閩南地區，全民性的農業經濟、小商品經濟發展之快、積累之豐，令人難以想象，他們不同於以往官營港口的公開方式，他們以家族或鄉籍為紐帶，結成利益共同體，經過閩南地區密佈的河網、路網祕密匯聚至沿海諸多港澳，或造船於海外停泊於淵蔽之處，或引番入港，然後通過各通番商戶以隱祕的方式下海交易。
因海而生的民間信仰在海邊隨處可見
儘管交易的過程是不被官府監控和允許的，但這種以雙手勞動創造商品後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卻是中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海洋貿易形式，他們有別於西方人在大航海時代創造的掠奪式、付諸武力脅迫式貿易，可以說是互利共贏的一種嘗試和經營。
閩南人在多種形式、多種來源的海上貿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鮮，東至臺灣，南至南洋諸國的商貿線，他們以亦商亦盜的方式壟斷了整個南中國海的海上經濟與武裝力量，最終以其強大且不可抑制的實力迫使大明帝國在隆慶元年不得不解禁開關，從而為大明創造了一處稅收頗豐的“天子南庫”，從而宣告月港時代的來臨。
漳州市區的牌坊-顯示明清之際的閩南海洋往事
明代月港的海上突圍，是閩南人內心海洋基因的一次集中性爆發，是由被動向主動演變的表現，這也體現了閩南文化中海洋元素在眾多閩南人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說明閩南海洋文化在明代的成熟。
六、多元化的海洋文化
月港雖名為“港”，實則是以海澄月港為中心的港口群，它們分佈在今日廈門灣的各個角落，從九龍江北溪、西溪交匯處開始，石尾、福河、石碼、白礁、青礁、海滄、嵩嶼、月港、浮宮、曾家澳、劉五店、潯尾、新垵、鼎尾等諸多港澳共同構成了明代閩南海貿經濟的重要環節，他們所體現的海洋經濟在開關後的萬曆年間達到了頂峰。
廈門灣數百年不間歇的嵩嶼碼頭
在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聯合碰撞下，閩南成了中國輸入與輸出物質、文化的第一站，而閩南人又通過遍佈全國的商貿網絡將之擴散至全國。一直到明末，時局動亂的東南海疆，中西各方力量彼此抗衡，最終在仍以顏思齊、李旦、鄭芝龍為代表的閩南海商，以軍事力量做支持，逐漸統一了海上貿易規則和資源，最大化地統合了東海和南海的秩序，使得閩南海洋文化的全民參與深入人心。
但隨著清朝勢力的南進，明代漳州月港的繁華在遭遇遷界、戰爭等一系列的荼毒之後，瞬間沒落，而沿海承載小商品經濟的市鎮和鄉村也因為人口被迫遷移及清朝的再次海禁淪為烏有。
如同明初海禁的影響一般，閩南人已然融入血液中對海的熱忱卻是任何人無法以任何形式壓制的。因鄭成功曾經的經營，讓月港下游的鷺島躲過了被毀滅的災難，成為了清朝人統治閩臺的海上樞紐。在清初相當長的時間內，廈門成為福建、甚至大陸對臺對渡的唯一窗口，也是整個清代臺海之間軍事、政治的中心。
萬石植物園石板地面上遍佈著近代歷史的痕跡
清代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廈門，已然從月港的附屬港口，發展壯大成為兼具官營和民間自發形成的近現代港口。隨著世界一體化潮流的推近，以廈門港為口岸的閩南，開始煥發出不一樣的海洋特性，如闖蕩南洋的華人華僑，以及因僑而衍生的番仔樓、騎樓等南洋元素建築，沙茶麵、咖喱飯等南洋風格飲食，華文高等教育、書報等新興文化事業等為閩南的海派文化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甚至，以南洋華人資本為基礎興起的廈門新市區建設、漳廈鐵路建設等，都使得閩南處於當時中國的風頭浪尖。
清末美國大白艦隊訪問廈門的碑刻記載
七、閩南海洋文化的靈魂
閩南文化，與生俱來的農耕本性，表現在閩南人虔誠的信仰和至誠的祖宗崇拜中，儘管他們安土重遷，但千百年來，受閩南惡劣的山海環境影響，閩南人的基因中已然注入海洋躁動的基因。這種海洋的意識，從五代閩國時開始醞釀、覺醒，經北宋的厚積薄發，到南宋至元代時完成第一次質的飛躍，從而奠定了閩南海洋文化的基礎。隨後，經過明代治亂更替的修煉，使海洋元素深入閩南全境，深深地影響了閩南人的衣食住行，最終在清代使各項與海洋有關的細分文化蓬勃發展，從而創造出一個絢麗多彩的閩南海洋文化，也為中國五千年文明注入一個有靈魂的、有內容的海洋文化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