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學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天地為觀察瞭解的對象， 以人為依歸、為服務目的，是實實在在的人本主義學問。
真正的中國古代風水學應該是一種古代人類繁衍生息、治國安民等社會活動所形成的生存知識；是一種研究大自然對人類作用的精深學問；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是一種趨吉避凶的術數；是一種流傳了幾千年的民俗活動;是一種中國獨有的以天人合一、陰陽調和為核心的哲學思想產物；是一種由實踐積累起來的經驗所形成的人居環境選擇優化的實用技術；是一種由中國古人的唯物唯心學術混雜而形成的博大學派；是一種科學與玄學相提並論的、精華與糟粕並存的、落後於現代技術的、超越於現代科學的系統理論；是一種寶貴的非物質歷史文化遺產。
自然與人的和諧問題，包括自然間和諧、自然與人和諧、人與人之間社會的和諧，其宗旨是和諧相處，三者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和諧是天人合一的具體表現；其要求即使強調“以人為本”也是在自然、人和諧為條件的，否則肆意利用自然、掠奪自然等必然會帶來自然不可恢復的破壞。
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失衡，必然會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陰陽平衡”說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其和諧程度是由低到高發展的，猶如由金字塔的底部向頂部發展，其平衡在金字塔中的位置越高，自然間和自然與人之間的和諧度也越大，當然需要的能量也越大，需要的資源也越大；如果自然與人類存在極大的不和諧，必然破壞“陰陽平衡”，則向下尋找新的和諧平衡點。
《易經》說：“精氣為物”、“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說自然界的基本原素是氣（實際是道的無極化場能量）。氣於混沌狀態時,天地未分,當輕清之氣上浮成為天,重濁之氣下沉為地時,天地始分為上陽下陰，當上陽之氣與下陰之氣相交媾時就化育成萬物，所以氣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構成“萬物”這一命題，作為其核心內容。展開而論，太極為氣，陰陽為氣，靈物為氣，八方有氣，時移氣轉，生命體之間互相感應的信息傳遞也是“氣”的作用。
晉代郭璞在葬書中認為：“葬者，乘生氣也。”總之，一切大大小小、生生不息之物皆源於氣。“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繫辭》）。這就很明確指出,古人把人與周圍環境和諧相處的關係,提升到天、地、人互相影響、和睦共生的高度。
周易的產生是源於自然、感受自然，並與自然相結合的必然結果；“天人合一”則是在由遊牧社會向農業社會的轉型時期的創造性思維的結果。和諧思想在《周易》中表現為：宇宙整體是和諧而有序的;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天地為自然,人為自然而生,又反過來體悟和確證自然。在人與人關係上，“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保合太和”與“同人”之道。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為華夏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奠基作用，被稱為人文初祖。黃帝陵是目前我國最宏偉莊嚴的帝王級陵寢，千百年來，炎黃子孫們絡繹不絕地前往憑弔我們的先祖。黃帝陵成為中華民族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象徵，成為海內外炎黃子孫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
誰能說，中華民族在遭受百年列強凌辱之後重新崛起於世界東方，難道不是得益於黃帝先祖開創了上下五千年華夏民族精神脈氣的不朽延續嗎？縱觀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已成為遙遠的輝煌。儘管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有改朝換代、戰亂災禍，但華夏文明歷經五千年而綿延不絕，不能不說是與古代風水大師們的精心策劃點撥分不開的。
當我們站在歷代帝王的陵寢前時，怎能不慨嘆陵墓的建造與周圍地理環境天然相依，地靈人傑、藏龍臥虎，奪天地之造化，現人間之精工？當我們站在北京故宮前面為那氣勢雄偉、橫空出世、雕樑畫棟、飛簷斗拱的偉大藝術建造而折服時，可能不會想到各個朝代的都城選擇都暗合採納天地靈氣的風水學原理。
廣袤的中華熱土雖有改朝換代、興衰交替，但始終能維持大一統傳承，其中就包含有華夏先祖們悟透天地玄機的人類大智慧，通過堪輿學的表現形式，把華夏文明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滲透到了炎黃子孫們的血脈之中的因素。古代的風水師能夠為帝王的陵寢規劃出那樣好的理氣效應，其基本精髓是體現了人與自然總體和諧的效果。
因此，求“和諧”，是風水調節的其中一項必備的關鍵因素。這個和諧是全方位的和諧，包括地理和諧、人宅和諧、佈局格局和諧、擺設和諧、功能和諧、裝飾和諧、明暗和諧、音色和諧等等各方面。
建築風水學的核心就是天地人合一,即人與自然融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排斥人類行為對自然環境的肆意破壞,注重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並指導人們的建築選址乃至營建，其人與自然環境間和諧思想,這也是現代生態建築學或“環境友好”建築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