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奉俊昊：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所處的時代（1972期）'
源丨拍電影網 編譯丨元刀
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源丨拍電影網 編譯丨元刀
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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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Q：你提到的一個差異是，一個家富有，另一個家貧窮。確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癥結之一。那麼你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奉：對，是這樣。階級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韓國也一樣存在。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在影片中，窮人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裡做家教。於是，兩個家庭開始開始了互動，怪異的事情就隨之發生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窮人能處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了，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但如果你是一個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窮人，那你就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起點。
雖然這部電影討論了貧富差距這樣嚴肅的問題，但它其實是一部犯罪驚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劇。對，它是一部類型片，所以你能在裡面找到很多電影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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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Q：你提到的一個差異是，一個家富有，另一個家貧窮。確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癥結之一。那麼你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奉：對，是這樣。階級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韓國也一樣存在。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在影片中，窮人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裡做家教。於是，兩個家庭開始開始了互動，怪異的事情就隨之發生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窮人能處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了，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但如果你是一個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窮人，那你就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起點。
雖然這部電影討論了貧富差距這樣嚴肅的問題，但它其實是一部犯罪驚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劇。對，它是一部類型片，所以你能在裡面找到很多電影的樂趣。
Q：跟你之前的電影比，《寄生蟲》的製作過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奉：《寄生蟲》的拍攝過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顯微鏡在觀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細地觀察他們，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約80%到90%的戲發生在富人和窮人的房子裡。所以它對細節要求很高，設計這些房子對我來說也很有趣。
簡單來說，《寄生蟲》是這樣一部電影：像是用顯微鏡來觀察家庭，然後你在看的過程中，玻片上的細胞受到了生物學家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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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Q：你提到的一個差異是，一個家富有，另一個家貧窮。確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癥結之一。那麼你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奉：對，是這樣。階級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韓國也一樣存在。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在影片中，窮人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裡做家教。於是，兩個家庭開始開始了互動，怪異的事情就隨之發生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窮人能處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了，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但如果你是一個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窮人，那你就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起點。
雖然這部電影討論了貧富差距這樣嚴肅的問題，但它其實是一部犯罪驚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劇。對，它是一部類型片，所以你能在裡面找到很多電影的樂趣。
Q：跟你之前的電影比，《寄生蟲》的製作過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奉：《寄生蟲》的拍攝過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顯微鏡在觀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細地觀察他們，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約80%到90%的戲發生在富人和窮人的房子裡。所以它對細節要求很高，設計這些房子對我來說也很有趣。
簡單來說，《寄生蟲》是這樣一部電影：像是用顯微鏡來觀察家庭，然後你在看的過程中，玻片上的細胞受到了生物學家的干擾。
Q：你經常被描述為一位類型電影大師，但其實你很少拍單一的類型片。你有一種獨特的天賦，就是能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融合各種類型，創造出黑色幽默和情緒突變。
奉：類型電影對我來說就像空氣和血液。就像我呼吸著類型電影作的空氣，把它們帶進我的身體，讓它們流淌在我的血管裡。我從小就愛看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電影，所以對類型元素的運營是自然而然的事。
Q：《寄生蟲》是你第四部由宋康昊主演的電影，為什麼你這麼愛用他？
奉：宋康昊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當我寫一個場景的時候，腦子裡會想著他，這樣我可以放開膽子寫得更奇特一點，因為他驚人的表演能力總能說服觀眾並讓觀眾產生共鳴。他給我了信心，讓我能用更奇怪、更驚人的方式說出我想說的話，因為我知道他總能幫我實現。對於韓國觀眾來說，宋康昊是最偉大的演員之一——就像阿爾·帕西諾、傑昆·菲尼克斯和邁克爾·珊農的混合體。
"源丨拍電影網 編譯丨元刀
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Q：你提到的一個差異是，一個家富有，另一個家貧窮。確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癥結之一。那麼你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奉：對，是這樣。階級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韓國也一樣存在。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在影片中，窮人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裡做家教。於是，兩個家庭開始開始了互動，怪異的事情就隨之發生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窮人能處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了，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但如果你是一個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窮人，那你就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起點。
雖然這部電影討論了貧富差距這樣嚴肅的問題，但它其實是一部犯罪驚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劇。對，它是一部類型片，所以你能在裡面找到很多電影的樂趣。
Q：跟你之前的電影比，《寄生蟲》的製作過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奉：《寄生蟲》的拍攝過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顯微鏡在觀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細地觀察他們，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約80%到90%的戲發生在富人和窮人的房子裡。所以它對細節要求很高，設計這些房子對我來說也很有趣。
簡單來說，《寄生蟲》是這樣一部電影：像是用顯微鏡來觀察家庭，然後你在看的過程中，玻片上的細胞受到了生物學家的干擾。
Q：你經常被描述為一位類型電影大師，但其實你很少拍單一的類型片。你有一種獨特的天賦，就是能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融合各種類型，創造出黑色幽默和情緒突變。
奉：類型電影對我來說就像空氣和血液。就像我呼吸著類型電影作的空氣，把它們帶進我的身體，讓它們流淌在我的血管裡。我從小就愛看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電影，所以對類型元素的運營是自然而然的事。
Q：《寄生蟲》是你第四部由宋康昊主演的電影，為什麼你這麼愛用他？
奉：宋康昊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當我寫一個場景的時候，腦子裡會想著他，這樣我可以放開膽子寫得更奇特一點，因為他驚人的表演能力總能說服觀眾並讓觀眾產生共鳴。他給我了信心，讓我能用更奇怪、更驚人的方式說出我想說的話，因為我知道他總能幫我實現。對於韓國觀眾來說，宋康昊是最偉大的演員之一——就像阿爾·帕西諾、傑昆·菲尼克斯和邁克爾·珊農的混合體。
Q：你之前的兩部電影《雪國列車》和《玉子》讓你變得更好萊塢化，有英語對白、更大的預算和一些西方電影明星。所以你現在要用《寄生蟲》以更低的預算迴歸韓語電影界，是這樣嗎?
奉：我其實不是這樣想的。這個故事在《雪國列車》之前，也就是2013年，就已經在我腦海中形成了。其實，作為一名外國導演，我能在好萊塢拍出《雪國列車》和《玉子》這兩部大片真的是非常幸運了。
通常一個外國導演去好萊塢，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你沒有最終剪輯權，或者你的製片公司掌握了大部分權力。但我在那裡有充分的控制權，所以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啊，我已經煩透拍英語片了，我要回韓國拍電影，那裡更自由。”
我只是一個“工匠導演”，想一直拍自己想看的電影，僅此而已。
Q：你上次參加戛納電影節是2017年，那時候《玉子》捲入了關於Netflix出品的電影參加電影節的爭議之中。現在你又回到了戛納主競賽，距離那場爭議也有段時間了，你對那個問題的看法是否發生了變化？
奉：不管是有機會再拍一部Netflix電影，還是拍一部傳統韓國電影，我覺得都可以。《寄生蟲》只是碰巧由CJ娛樂公司（CJ Entertainment）出品的。我相信其他導演也是這麼想的，我們都歡迎各種機會。
我知道關於電影該在影院裡放映還是網絡上播映的爭議，還會持續下去。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學會共存，這是我希望的。只要給我創作自由，我歡迎任何與Netflix、亞馬遜、蘋果或傳統電影製片廠合作的機會。
"源丨拍電影網 編譯丨元刀
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Q：你提到的一個差異是，一個家富有，另一個家貧窮。確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癥結之一。那麼你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奉：對，是這樣。階級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韓國也一樣存在。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在影片中，窮人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裡做家教。於是，兩個家庭開始開始了互動，怪異的事情就隨之發生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窮人能處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了，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但如果你是一個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窮人，那你就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起點。
雖然這部電影討論了貧富差距這樣嚴肅的問題，但它其實是一部犯罪驚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劇。對，它是一部類型片，所以你能在裡面找到很多電影的樂趣。
Q：跟你之前的電影比，《寄生蟲》的製作過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奉：《寄生蟲》的拍攝過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顯微鏡在觀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細地觀察他們，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約80%到90%的戲發生在富人和窮人的房子裡。所以它對細節要求很高，設計這些房子對我來說也很有趣。
簡單來說，《寄生蟲》是這樣一部電影：像是用顯微鏡來觀察家庭，然後你在看的過程中，玻片上的細胞受到了生物學家的干擾。
Q：你經常被描述為一位類型電影大師，但其實你很少拍單一的類型片。你有一種獨特的天賦，就是能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融合各種類型，創造出黑色幽默和情緒突變。
奉：類型電影對我來說就像空氣和血液。就像我呼吸著類型電影作的空氣，把它們帶進我的身體，讓它們流淌在我的血管裡。我從小就愛看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電影，所以對類型元素的運營是自然而然的事。
Q：《寄生蟲》是你第四部由宋康昊主演的電影，為什麼你這麼愛用他？
奉：宋康昊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當我寫一個場景的時候，腦子裡會想著他，這樣我可以放開膽子寫得更奇特一點，因為他驚人的表演能力總能說服觀眾並讓觀眾產生共鳴。他給我了信心，讓我能用更奇怪、更驚人的方式說出我想說的話，因為我知道他總能幫我實現。對於韓國觀眾來說，宋康昊是最偉大的演員之一——就像阿爾·帕西諾、傑昆·菲尼克斯和邁克爾·珊農的混合體。
Q：你之前的兩部電影《雪國列車》和《玉子》讓你變得更好萊塢化，有英語對白、更大的預算和一些西方電影明星。所以你現在要用《寄生蟲》以更低的預算迴歸韓語電影界，是這樣嗎?
奉：我其實不是這樣想的。這個故事在《雪國列車》之前，也就是2013年，就已經在我腦海中形成了。其實，作為一名外國導演，我能在好萊塢拍出《雪國列車》和《玉子》這兩部大片真的是非常幸運了。
通常一個外國導演去好萊塢，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你沒有最終剪輯權，或者你的製片公司掌握了大部分權力。但我在那裡有充分的控制權，所以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啊，我已經煩透拍英語片了，我要回韓國拍電影，那裡更自由。”
我只是一個“工匠導演”，想一直拍自己想看的電影，僅此而已。
Q：你上次參加戛納電影節是2017年，那時候《玉子》捲入了關於Netflix出品的電影參加電影節的爭議之中。現在你又回到了戛納主競賽，距離那場爭議也有段時間了，你對那個問題的看法是否發生了變化？
奉：不管是有機會再拍一部Netflix電影，還是拍一部傳統韓國電影，我覺得都可以。《寄生蟲》只是碰巧由CJ娛樂公司（CJ Entertainment）出品的。我相信其他導演也是這麼想的，我們都歡迎各種機會。
我知道關於電影該在影院裡放映還是網絡上播映的爭議，還會持續下去。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學會共存，這是我希望的。只要給我創作自由，我歡迎任何與Netflix、亞馬遜、蘋果或傳統電影製片廠合作的機會。
《玉子》劇照©Netflix
Q：你所有電影的劇本都是你獨立創作或和他人合作的，那麼你是怎麼寫劇本？
奉：我寫得很慢，一般會去咖啡店裡寫。我背對著咖啡館裡的人群，讓嘈雜的聲音留在我的背後，然後低下頭，開始寫我的劇本草稿。我不能在家裡寫，因為我太懶了，在家只想看電視或者睡覺。但在咖啡館裡就不能躺著睡覺了，對吧，所以我只能安心工作了。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不能在家工作的人。我和J·J·艾布拉姆斯（美劇《迷失》編劇）交流過，他說他在城市散步時寫劇本。
Q：此前還沒有一部韓國電影獲得過金棕櫚獎或者只是提名奧斯卡。這真的讓人不解，畢竟這幾十年來韓國創作了那麼多原創性的、令人難忘的電影。你認為這是為什麼？
奉：怎麼說呢，我擔任過柏林電影節、聖丹斯電影節和戛納電影節的評委。所以我近距離觀察了獎項評選的過程。當我回想起這些經歷時，我發現這個過程是相當複雜和不可預測的，你必須非常幸運才能獲勝。
所以我認為韓國電影獲得金棕櫚獎或奧斯卡獎只是時間問題。宋康昊和我現在都是（奧斯卡學院成員），所以我們可以參與投票。補充一句，你知道希區柯克從來沒得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嗎？所以能不能獲獎真的……很難說。
"源丨拍電影網 編譯丨元刀
在戛納電影節伊始，《好萊塢報道》就對《寄生蟲》導演奉俊昊進行了一次專訪。採訪中，他討論了《寄生蟲》如何借鑑法國藝術技法來設計影片的結構，如何將貧富差距問題轉化為一個驚悚故事，還談到Netflix和傳統電影界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以及為什麼他稱自己為“工匠導演”（journeyman director）。
以下為翻譯自《好萊塢報道》的採訪內容：
《寄生蟲》片場照
“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去反映他/她所處的時代”
——奉俊昊
Q=The hollywoodreporter
奉=奉俊昊
Q：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和靈感來源嗎?
奉：是關於兩個家庭的。每個家庭有四個成員，一家很富有，另一家很貧窮。我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追求意外的趣味及意象的暗示性）的藝術概念或者說藝術形式，它來自法語中的décalcomanie，現在在英語中叫decal。我們在韓國學校中學過這種技法。它的意思是，用墨水或其他東西在紙上製造一個圖像，然後摺疊紙張，這樣圖像就會印到另一邊。
這個概念啟發了我，其實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就是《謄印》（décalcomanie）。當你看一幅謄印法的作品時，第一眼會覺得兩邊是一樣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完全相同。就像我電影中的兩個家庭，他們看起來很相似，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
Q：你提到的一個差異是，一個家富有，另一個家貧窮。確實，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癥結之一。那麼你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奉：對，是這樣。階級之間的衝突，或者說貧富兩極分化，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韓國也一樣存在。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在影片中，窮人的兒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富人的家庭裡做家教。於是，兩個家庭開始開始了互動，怪異的事情就隨之發生了。實際上，現在富人和窮人能處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了，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軌道上。但如果你是一個在富人家庭做家教的窮人，那你就有機會看到這兩個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起點。
雖然這部電影討論了貧富差距這樣嚴肅的問題，但它其實是一部犯罪驚悚片，也是一部黑色喜劇。對，它是一部類型片，所以你能在裡面找到很多電影的樂趣。
Q：跟你之前的電影比，《寄生蟲》的製作過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奉：《寄生蟲》的拍攝過程更加集中——就像是用顯微鏡在觀察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你在非常非常仔細地觀察他們，一切都非常精密而微妙。大約80%到90%的戲發生在富人和窮人的房子裡。所以它對細節要求很高，設計這些房子對我來說也很有趣。
簡單來說，《寄生蟲》是這樣一部電影：像是用顯微鏡來觀察家庭，然後你在看的過程中，玻片上的細胞受到了生物學家的干擾。
Q：你經常被描述為一位類型電影大師，但其實你很少拍單一的類型片。你有一種獨特的天賦，就是能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融合各種類型，創造出黑色幽默和情緒突變。
奉：類型電影對我來說就像空氣和血液。就像我呼吸著類型電影作的空氣，把它們帶進我的身體，讓它們流淌在我的血管裡。我從小就愛看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電影，所以對類型元素的運營是自然而然的事。
Q：《寄生蟲》是你第四部由宋康昊主演的電影，為什麼你這麼愛用他？
奉：宋康昊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當我寫一個場景的時候，腦子裡會想著他，這樣我可以放開膽子寫得更奇特一點，因為他驚人的表演能力總能說服觀眾並讓觀眾產生共鳴。他給我了信心，讓我能用更奇怪、更驚人的方式說出我想說的話，因為我知道他總能幫我實現。對於韓國觀眾來說，宋康昊是最偉大的演員之一——就像阿爾·帕西諾、傑昆·菲尼克斯和邁克爾·珊農的混合體。
Q：你之前的兩部電影《雪國列車》和《玉子》讓你變得更好萊塢化，有英語對白、更大的預算和一些西方電影明星。所以你現在要用《寄生蟲》以更低的預算迴歸韓語電影界，是這樣嗎?
奉：我其實不是這樣想的。這個故事在《雪國列車》之前，也就是2013年，就已經在我腦海中形成了。其實，作為一名外國導演，我能在好萊塢拍出《雪國列車》和《玉子》這兩部大片真的是非常幸運了。
通常一個外國導演去好萊塢，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你沒有最終剪輯權，或者你的製片公司掌握了大部分權力。但我在那裡有充分的控制權，所以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啊，我已經煩透拍英語片了，我要回韓國拍電影，那裡更自由。”
我只是一個“工匠導演”，想一直拍自己想看的電影，僅此而已。
Q：你上次參加戛納電影節是2017年，那時候《玉子》捲入了關於Netflix出品的電影參加電影節的爭議之中。現在你又回到了戛納主競賽，距離那場爭議也有段時間了，你對那個問題的看法是否發生了變化？
奉：不管是有機會再拍一部Netflix電影，還是拍一部傳統韓國電影，我覺得都可以。《寄生蟲》只是碰巧由CJ娛樂公司（CJ Entertainment）出品的。我相信其他導演也是這麼想的，我們都歡迎各種機會。
我知道關於電影該在影院裡放映還是網絡上播映的爭議，還會持續下去。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學會共存，這是我希望的。只要給我創作自由，我歡迎任何與Netflix、亞馬遜、蘋果或傳統電影製片廠合作的機會。
《玉子》劇照©Netflix
Q：你所有電影的劇本都是你獨立創作或和他人合作的，那麼你是怎麼寫劇本？
奉：我寫得很慢，一般會去咖啡店裡寫。我背對著咖啡館裡的人群，讓嘈雜的聲音留在我的背後，然後低下頭，開始寫我的劇本草稿。我不能在家裡寫，因為我太懶了，在家只想看電視或者睡覺。但在咖啡館裡就不能躺著睡覺了，對吧，所以我只能安心工作了。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不能在家工作的人。我和J·J·艾布拉姆斯（美劇《迷失》編劇）交流過，他說他在城市散步時寫劇本。
Q：此前還沒有一部韓國電影獲得過金棕櫚獎或者只是提名奧斯卡。這真的讓人不解，畢竟這幾十年來韓國創作了那麼多原創性的、令人難忘的電影。你認為這是為什麼？
奉：怎麼說呢，我擔任過柏林電影節、聖丹斯電影節和戛納電影節的評委。所以我近距離觀察了獎項評選的過程。當我回想起這些經歷時，我發現這個過程是相當複雜和不可預測的，你必須非常幸運才能獲勝。
所以我認為韓國電影獲得金棕櫚獎或奧斯卡獎只是時間問題。宋康昊和我現在都是（奧斯卡學院成員），所以我們可以參與投票。補充一句，你知道希區柯克從來沒得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嗎？所以能不能獲獎真的……很難說。
翻譯：元刀
來源：hollywoodrepo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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