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從法理方向論證，這裡算一筆經濟賬：槍決真的比注射更便宜嗎？
很多人認為：槍決只是把犯人拉出來一槍斃了，就一顆子彈而已？那是不瞭解槍決程序的外行話。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槍決是在另外設置的刑場進行的，雖然規定也可以在羈押場所，但往往是在一定區域內額外設立刑場（由數個監獄共用）。而不是在監獄裡隨便找一個空地就能解決的。這就帶來了成本：犯人押赴刑場需要長途押運，有警力開支，同樣也有安全隱患；刑場有維護成本，日常需要武警巡邏、需要崗哨；更重要的是，刑場的佔地面積一般都很大，周圍也需要警戒而無法開發，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
而注射刑不一樣，只需要在現有的監獄裡另外開闢一個行刑室即可，比起另外開闢的刑場，即使數個監獄同時開闢注射室，佔地面積也不會超過一個刑場，甚至不需要變動現有監獄的佔地面積即可完成改造；另外，注射刑不需要額外的維護成本，警戒巡邏就包含在原有的監獄警戒之中；再次，對於邊境等安全隱患較大的地區，注射無需長途押運，減少了風險；最後，注射用藥物都是常見藥物，成本並不高。
注射不是為了讓死刑犯沒痛苦，而是活人為了彰顯自身法制、人權、文明的形象而這麼做。
法律不是一種以正義為名的復仇手段，也不是公眾針對犯罪者的洩憤工具。
恰恰相反，法律要在概念上否定以暴制暴的叢林法則，在理念上中斷復仇鏈。
因此，法律只能比實現其功能的原則下，給予犯罪者相應的懲罰。
因為從法律的邏輯上說，生命健康權是人最高權利，因此死刑作為剝奪生命健康權，已經是最重的刑法。
死刑本身已經達到法律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時，超越其功能的執行方式，本質上就是一種憤怒的宣洩，就是一種復仇。
法律是程序正義，而復仇，與正義無關。
正義是理性的，而法律無論何時，都追求極致理性。哪怕在量刑上，我們一直反覆討論是否適當，是否過重，突出的都是法律謙抑性的特點。因此無論何時，法律都不可能支持復仇，更不可能成為復仇者的工具。
當法律的執行超越了其功能的必須，那麼這個行為，就會動搖到法律的根基。法律就會一下子從現代文明倒退回漢謨拉比，倒退回“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幼稚時代，背叛了人類百年以來以極致的理性建構而成的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