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沒有過分地渲染東晉南朝間歷史變動的劇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歷史變化的背後也還存在著歷史的延續。如此我把此書分為三個部分來讀1、皇權初定時期即東晉成立到王敦第一次叛亂2、皇權受士族的打壓時期即王敦第一次叛亂到淝水之戰勝利3、皇權求振時期即淝水之戰勝利之後，橫玄篡晉只是落日餘暉，總的趨勢已經是皇權壓倒士族的權力，所以我仍然歸於皇權求振時期。
一、皇權初定時期
司馬睿與王導渡江建立的東晉政權，是門閥政治真正的開始。“王與馬，共天下”是當時的時人之語，但卻真實的反應了當時的政治情況。司馬睿是繼承祖父輩的爵位被封為琅玡王的，其身份是一個普通的宗室諸王。在諸多的王室中的實力即小又弱，與武帝惠帝的宗屬關係是舒而又疏，毫無政治優勢可言。而王導是民士王祥、王衍的後代，在魏西晉時期，琅玡王氏是有名的士族家族。王祥在魏時已經位列三公，聲望俊隆。王衍在西晉末年更是當時的士族領袖、與總領朝政的司馬越共同經營朝廷。作為琅玡王氏的王導，從身份、地方威望是要高於琅玡王司馬睿的。所以，在東晉成立初期，司馬睿要靠王氏家族的鼎力支持的，而在琅玡王與王導過江共同經營江南，作者沒有一筆而過，而是從三個方面又進行了論證（我覺得這是第一章的經典部分）
其一《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晉書所說渡江安居江左，以再圖霸業，是王導所用之計，但當時的朝政是東海王司馬越所掌控的，士族的權力還沒有達到與皇權平行的時刻，沒有司馬越的首肯，是不會讓司馬越渡江的。作者辯證了晉書所載，認為其合理性存在疑問。
其二是裴妃之意。見《晉書》《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裴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與司馬睿共治下邳。二人私交甚好，為了在動亂中求得生存以及日後的發展，裴盾與裴妃建議司馬越讓司馬睿過江，統領江南作為後盾。以後動亂之中，裴妃過江以後，意皇三子為越世子，以眥陵郡為其封國，照顧裴妃。可見，裴妃在渡江前確實幫助過晉元帝。但一個女流之輩，不可能控制這麼大的政治局面，所以作者認為也不妥當。
其三見《王羲之傳》“羲之……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曠首創其議。”
在渡江之議中，王氏起到重要作用，在到江南以後元帝更是重用王導依靠王氏家族的勢力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晉書》卷六五《王導傳》：琅玡王司馬睿“徒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占見之，見其如此，鹹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自此以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南方的土著豪族認識到司馬睿可能是將來的政治核心人物，顧、張、陸等大族前往拜訪。同時，對北方流寓人士王導也多加鼓勵，以確定這些僑姓士族對江左政權的信心。在東晉的建立上，無論其過江之儀還是草創東晉政權，王氏對於司馬睿是最重要的，這也決定了王氏在政權的特殊地位。琅玡王氏與司馬睿，在特定的條件下結合起來。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司馬睿在稱帝以後，王導主內，控制中樞大權。王敦主外，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控制東晉的軍事勢力。王導與王敦一主內一主外，使晉元帝如同傀儡一樣。在看到王氏家族的力量過於強大，使自己的統治不穩定，為了抑制王氏家族的力量過於強大，使自己的統治不穩定，為了抑制王氏家族的力量。晉元帝重用次等士族劉隗、刁協以他們為心腹來打壓王氏家族的利益。劉隗、刁協崇韓申之術藉此提高皇權的權威。表面上看，元帝的政策是打擊在朝王氏家族的利益，實際上是打擊整個僑姓貴族和江南豪族的利益。大臣與皇帝之間的越來越低，相互之間猜疑愈演愈烈。
當九州雲擾之際，克奏戡定之烈者，必為文武兼資之材。武人為於大君，夫人而知其不可矣。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側的名義從武昌起兵向建康推進。王敦名義上是清君側，實質是反對晉元帝重用次等士族，以法治來伸張皇權，以此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僑姓士族與江南豪族對王敦起兵成默認的態度，其周紮在石頭城不戰而降便是絕佳的例子。南渡僑姓士族和江南豪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其迫切的家族利益需求，他們要保全司馬氏王朝，使司馬氏王朝對士族起庇護作用，但他們不願看到晉元帝以皇權來限制他們，所以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司馬氏，使晉元帝欲伸張皇權的努力失敗。當由皇權與門閥貴族構成的國家權力試圖將其自上而下的統治貫穿於地方社會之時，或多或少會受到具有一定自律性的豪族及其所處江南地方社會的抵制，從而導致王朝無法實施有效的統治。
二、皇權受士族壓制時期（即士族秉政時期）
東晉建國初期，猶如浮萍般避難江左的華北貴族們，在極為險峻的環境之中發揮其政治能力。他們一方面爭取到部分江南豪族的協助，同時又藉助華北流民集團之力，依靠堅定的精神和意志，來維護自己的門閥統治。門閥士族的聯合是為了保持皇權與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且保持士族的平衡，使“祭在司馬”得以延續。士族利益由於某一權臣力量過大，他們便聯合抵制，如王敦。司馬王朝繼續存在，士族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不惜任何手段去打壓其他士族，這樣，士族與士族之間的爭鬥便會產生，每家士族為了保證自己家族的利益最大化，都力圖挾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從於自己。
王敦第一次起兵之後，掌握了東晉的全部軍政大權，不臣之心日益顯現，準備再次起兵自立。當時元帝已死，明帝即位。明帝聽從郗鑑的建議，用流民的力量引為朝廷的外援，命郗鑑鎮守合肥。王敦於324年再次叛亂，這打破了當時門閥政治的格局，引起了整個士族社會的不滿和抵制。江南所有士族都站在王敦的對立面與司馬王氏一起對抗王敦，說明江左士族不容任何一家士族的權力獨大，江南士族與明帝一起對抗王敦，他們採用流民的力量來對抗王敦，行營途中王敦病死，朝廷一舉戰勝王敦殘餘叛軍，司馬皇朝得以繼續延續。
王氏家族在王敦叛亂之後實力大為削弱，庾亮以帝舅的身份秉政，庾氏家族興起。 東晉門閥士族政治發端於琅玡王氏、而鞏固與穎川庾氏。明帝在位時期引司馬宗室來對抗士族，庾、王便聯合起來站在一起來維護士族的利益，明帝臨死之時，宗室諸王想廢除王導、庾亮等人，把大權收回司馬王氏手中，庾亮以帝舅的身份扣死相見明帝，帝醒悟，乃使亮導等人輔政，使得態勢扭轉，取得宗室諸王的勝利。然後是對以卞壺為首的禮法之爭，卞壺不畏強權，維護朝廷綱紀。據《晉書》卷七《卞壺傳》記載“壺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伏譽”……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琨為賢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蒼，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卞壺上奏停止所謂的遊達之風，導、亮不從。卞壺還多次上奏王導，但在涉及名士共同利益下，亮、導又是站在同一陣營的。在士族聯合起來打擊皇權勝利以後，士族之間的矛盾便引發出來。首先而來的便是庾、王之爭。庾、王江州之爭在本書多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鹹康四年五月王導為太傅至鹹康五年七月王導死，，知庾亮所謀廢除王導，但支持王導屯重兵於京口的流民帥郗鑑表示反對，庾亮廢王導之謀不遂。
鹹康五年七月至六年一月，王導、庾亮相繼去世，他們之間的鬥爭也就結束，但士族之間的鬥爭並沒有因為他們的結束而結束，在庾亮死後樵國桓氏興起。桓溫在荊州積蓄力量囤積重兵，在坐鎮武昌的時候經常插手晉庭政事，控制東晉上游的軍事大權。公元369年，桓溫把豫、江二州劃為自己的統治之下，桓溫至此控制了全部的軍政大權。但東晉政權是江左士族共同秉政的政權，桓溫一家獨大，士族的利益受到削弱便會聯合起來抵制，謝安、王彪之勉力應付，最終沒有使東晉的權力落於桓溫之手。繼桓氏之後而起的是陳郡謝氏，由於皇太后支持謝安持政，謝安在逼走了桓溫的弟弟桓衝，東晉的中樞和下游的軍政大權全部落入謝氏之手。淝水之戰的勝利，使謝氏的威望達到頂點，但謝氏與司馬氏的矛盾也暴露出來，朝中讒言四起，謝安不得不離開中樞出鎮廣陵，不久就在憂鬱中去世，謝氏控制中樞政權的局面也宣告結束。謝氏自謝安死後，孝武帝和司馬道子擴張皇權和相權，謝氏不得不從政治、軍事的實權地位退出，自此，東晉士族壓制皇權的時期結束，真正意義上的門閥政治不復存在。
三、皇權求振時期
東晉門閥政治，以“王與馬共天下為開端”，下是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這是秦漢以來專制皇權的一大變局。當軸士族控制皇權，操縱政柄，在一定時期內其統治比較穩定。但是從秦漢以來傳統的政治體制說來，國家權力結構的這種變化是不正常的，某些要求有所作為的皇帝，想要通過打擊士族來伸張皇權。
在孝武帝時期，門閥政治的演變逐漸有利於皇權，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士族人才的減少
東晉士族鄙於與其他次等士族或寒族通婚，高門築壘，只限於與其他幾家高門士族通婚，，過渡的近親結婚，從生物學角度而言，人類的智力以及發展受到嚴重的限制。士族的子孫後代人才逐漸凋零，沒有強勢人物以繼承家族權位，其門戶統治也就無法維持。
2、 士族政治、軍事能力衰退
不管是導、亮、溫、安以及與他們相關的子弟，他們都有才華以及應變時局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士族都掌握兵權，東晉一朝都是外翻強臣而中朝軟弱。士族人物牢牢控制軍隊的權力，建康上游、荊江一帶成為爭奪的焦點。王敦、陶侃、庾亮等人物一直掌握上游的軍事權力，給朝廷以無形的軍事威脅。朝廷沒有強大的兵力以為外援，使士族的勢力一直抑制皇權。淝水之戰之後，孝武帝重振皇權，謝氏子弟當權人物退出權力核心，士族子弟耽於遊樂、腐敗不堪失去了統兵作戰的能力。失去以兵權為依託的士族只能聽人皇權的擺佈。
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同時，意味著門閥政治的結束。在謝安死後、謝玄離職，真正意義上的士族控制朝局已經不復存在。東晉末年登場的太原王氏，他們已經沒有自己所控制的軍事力量也沒有一個核心的人物來秉政。太原王氏是依附於孝武帝的皇權和司馬道子的相權，遊離於皇權與相權之間，最後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家族的傾覆，士族沒有人物站出來統領政治。沒有足夠強大的後背力量來維護朝局的穩定，就像田餘慶所說，東晉門閥政治將不復存在，次等士族劉裕憑藉北府兵力牢固的掌握了東晉的大權。士族沒落，本來是皇權重振的大好機會，可伴隨士族腐朽的同時東晉皇帝卻一個比一個昏庸無能，皇權伸張無方。
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黃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江左政治就是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司馬王朝在人民心目中逐漸喪失權威，為劉裕取晉開闢了道路。
《東晉門閥政治》是論述東晉一朝的經典之作，作者一開始就交待門閥政治的定義，所謂的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共治、以及共分權的政治局面。作者將其定義為狹義的貴族共治天下，而不是廣義的貴族當權。作者以家族為線索而不是以皇帝次序來描寫東晉一朝的歷史，這讓讀者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作者在第二章論述郗鑑的同時，著重對流民的作用研究並且進行細密的推敲與考證。以往研究歷史多是研究重要的歷史人物對整個歷史的影響。而田餘慶在書中以士族、流民、皇室三大切入點，對流民進行系統的研究。如介紹流民帥在朝局中的重要作用，用流民以及流民帥平定王敦之亂、流民帥在當權士族中的平衡作用。作者用三大部分來描繪流民帥的特殊地位。從而對郗鑑在東晉的處境、作用、影響提出深刻而合理的解說。
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作者加《後論》七篇，舊出門戶與新出門戶、東晉僑姓士族的來源與影響等幾個問題進行的考證，就像作者在《自序》中說，《後論》之作，一方面是想把前面各題的論述加以貫通、以明本書的脈絡所在，另一方面是相對本書的主旨的東晉門閥政治的外延試做補充說明。《後論》七篇是以宏觀的角度去解釋門閥政治，讓讀者對東晉一朝的政治作全面的理解。
一部史學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觀方面的理論概括和創造性見解，而且需要微觀方面的嚴謹處理與史料的細緻考證和巧妙運用。按說江南豪族是江南的主人，他們在江南的經濟基礎還有威望，應該高於江北而來的亡國之士。王、庾、桓、謝是北方南來的僑姓士族，他們控制東晉一朝的政治達百年之久，為什麼江南的土著豪族沒有在政治上起較大的作用？為什麼江南豪族甘心做北方僑姓士族的附庸？作者在本書中沒有加以論述。我覺得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尋找
1、 傳統心理
280年，西進滅吳以後，在吳地的人民被看作亡國之士。北方人民對於吳人加以嘲諷如顧容在洛陽為官之時，被北方士族嘲笑為南來調之人，江南領袖都被人如此譏諷更何況其他人民。
2、 缺少政治鬥爭經驗
江南歷來無戰事且政治中心在北方，朝廷的明爭暗鬥在江南之地是感受不到的。江南名士沒有經歷過大的政治鬥爭，反觀北方之士，在滅吳以前就有兩黨之爭再加上“永嘉”“八王”之亂，使北方之士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使他們在政治鬥爭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
3、 北方文化的先進性
江南之地在孫吳時期才得到開發，相比較中原地區是晚之又晚。中原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得到有效的開發，與經濟相輔的是文化的發展。北方是文化的發源、傳播之地，華北士族積累下來的社會文化權威給江南名士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運用熟練的政治能力以及江南名士歷來對權威的自卑感展開攻勢，傳統的正朔文化使他們相形見絀。
在川勝義雄《六朝貴族社會研究》中還列舉兩個弱點：其一、江南士族之間基本上沒有建立起來有效的聯合。在江南士族心中，比起整個地區的安定他們更願意關心自己的土地或地域的安定。而已吳郡為代表的顧容，則較熱心維護江南全體的安定亦即有著致力於政治行為的傾向。豪族或土地經營者性格與政治家性格的不同，江南豪族全體之間不能有強有力的聯合的原因便由此產生。其二、作為大土地所有者，他們在社會流動現象的激化之下，既要維持土地經營者的一面同時又要肩負政治家的使命，結果是被這兩方面所纏住了手腳反而不能展開有效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