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至東晉才成獨立藝術，此前為何不被重視 '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事實上，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個原始形態，結繩最早，然後又有了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相同的繩子，契約簽訂之後，為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代表數字，是一種三維的數字符號，與算盤珠子一樣，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
契約到期後，債權方會拿著繩子，找債務方索要財產。而債務方則會將前來討賬者所持有的繩子與自己所持的進行比對、驗證。因此，債權方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借據、債券，是一種信用憑證，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做古老和原始的信用憑證，是信用貨幣的始祖。
而債務人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存根，底聯，在將來履行契約時，承擔著對債權方結繩進行驗證的功能。
結繩的出現時間應該與易經同時，產生於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
書契的機制與結繩基本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用二維的契齒文，去代替三維繩結，來作為數字符號。書契是一對小木片，在刻寫契齒文時，兩者並排放置，完整的契齒文就刻寫在中央位置。左右契分開之後，每隻契就只保留完整契齒文的一半，左契保留左半，右契保留右半。
契齒文就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橫線組，其中央是左右契的邊界線，因此，完整的契齒文就呈“豐”字形。 從考古資料看，最早的“豐”字符出現在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6、7千年前。因此，書契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黃帝時代。但書契出現之後，結繩並未消失，而是兩者並存。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事實上，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個原始形態，結繩最早，然後又有了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相同的繩子，契約簽訂之後，為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代表數字，是一種三維的數字符號，與算盤珠子一樣，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
契約到期後，債權方會拿著繩子，找債務方索要財產。而債務方則會將前來討賬者所持有的繩子與自己所持的進行比對、驗證。因此，債權方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借據、債券，是一種信用憑證，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做古老和原始的信用憑證，是信用貨幣的始祖。
而債務人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存根，底聯，在將來履行契約時，承擔著對債權方結繩進行驗證的功能。
結繩的出現時間應該與易經同時，產生於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
書契的機制與結繩基本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用二維的契齒文，去代替三維繩結，來作為數字符號。書契是一對小木片，在刻寫契齒文時，兩者並排放置，完整的契齒文就刻寫在中央位置。左右契分開之後，每隻契就只保留完整契齒文的一半，左契保留左半，右契保留右半。
契齒文就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橫線組，其中央是左右契的邊界線，因此，完整的契齒文就呈“豐”字形。 從考古資料看，最早的“豐”字符出現在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6、7千年前。因此，書契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黃帝時代。但書契出現之後，結繩並未消失，而是兩者並存。
在書契機制中，債務人在做驗證時，就不是檢驗兩隻契是否相同，而是相合，即當兩隻契再次並排放在一起時，各一半的契齒文能否完全相合，組成完整的契齒文，呈現“豐”字。
作為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和書契與現代契約相比，有三個獨特特徵。
首先，結繩和書契都是直接契約，其保障基礎是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 也就是說，唯有契約雙方是契約實體，不存在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但是現代契約卻相反，契約的主要保障並非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而是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政府或司法機構，其背後則是強制性的暴力。
其次，結繩和書契都不是完整的契約，而是象徵性的契約符號。結繩和書契的信息承載能力極為有限，主要是靠繩結和契齒文的代表的數字，只能記錄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對除此之外的更復雜更詳細的契約條款，是無法記錄的。那麼怎麼辦？只能靠口耳相傳的語言。這些語言性條款也是經過雙方共同協商和同意的，是共識，就被附著和綁定在結繩和書契之上。或者說，結繩和書契就是完整契約的提要、象徵和憑信。相對完整的契約，結繩和書契本身就是一個憑信符號、信用符號。
結繩和書契的第三個特徵是，儘管僅僅有契約雙方是實質性的契約主體，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基於暴力的強制性的第三方（政府、法律），但是，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還是需要一個輔助性的第三方的，需要他們來為契約雙方進行評理，甚至是教化、教育，幫助雙方消除分歧、衝突，達成共識。這個輔助性的第三方就是“大人”。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事實上，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個原始形態，結繩最早，然後又有了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相同的繩子，契約簽訂之後，為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代表數字，是一種三維的數字符號，與算盤珠子一樣，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
契約到期後，債權方會拿著繩子，找債務方索要財產。而債務方則會將前來討賬者所持有的繩子與自己所持的進行比對、驗證。因此，債權方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借據、債券，是一種信用憑證，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做古老和原始的信用憑證，是信用貨幣的始祖。
而債務人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存根，底聯，在將來履行契約時，承擔著對債權方結繩進行驗證的功能。
結繩的出現時間應該與易經同時，產生於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
書契的機制與結繩基本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用二維的契齒文，去代替三維繩結，來作為數字符號。書契是一對小木片，在刻寫契齒文時，兩者並排放置，完整的契齒文就刻寫在中央位置。左右契分開之後，每隻契就只保留完整契齒文的一半，左契保留左半，右契保留右半。
契齒文就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橫線組，其中央是左右契的邊界線，因此，完整的契齒文就呈“豐”字形。 從考古資料看，最早的“豐”字符出現在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6、7千年前。因此，書契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黃帝時代。但書契出現之後，結繩並未消失，而是兩者並存。
在書契機制中，債務人在做驗證時，就不是檢驗兩隻契是否相同，而是相合，即當兩隻契再次並排放在一起時，各一半的契齒文能否完全相合，組成完整的契齒文，呈現“豐”字。
作為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和書契與現代契約相比，有三個獨特特徵。
首先，結繩和書契都是直接契約，其保障基礎是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 也就是說，唯有契約雙方是契約實體，不存在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但是現代契約卻相反，契約的主要保障並非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而是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政府或司法機構，其背後則是強制性的暴力。
其次，結繩和書契都不是完整的契約，而是象徵性的契約符號。結繩和書契的信息承載能力極為有限，主要是靠繩結和契齒文的代表的數字，只能記錄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對除此之外的更復雜更詳細的契約條款，是無法記錄的。那麼怎麼辦？只能靠口耳相傳的語言。這些語言性條款也是經過雙方共同協商和同意的，是共識，就被附著和綁定在結繩和書契之上。或者說，結繩和書契就是完整契約的提要、象徵和憑信。相對完整的契約，結繩和書契本身就是一個憑信符號、信用符號。
結繩和書契的第三個特徵是，儘管僅僅有契約雙方是實質性的契約主體，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基於暴力的強制性的第三方（政府、法律），但是，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還是需要一個輔助性的第三方的，需要他們來為契約雙方進行評理，甚至是教化、教育，幫助雙方消除分歧、衝突，達成共識。這個輔助性的第三方就是“大人”。
“大人”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為人們提供“評理”服務的人，人們有糾紛，會找“大人”去“評理”、“論理”。“大人”在提供評理服務時，一方面是義務的、道義的，沒有任何利益企圖，另一方面，“大人”自身是沒有任何正式強制性權力的，他只能“以德服人”，憑藉自己的道義和道德威望。
“契”字中的“大”，指的就是“大人”，“豐”指的是契齒文，“刀”是刻寫工具、刻刀。結繩和書契的制定也是由“大人”幫助完成的。
在有了“大人”的參與，結繩和書契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社會治理工具，承擔著塑造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樣，結繩就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社會制度，是後來所有制度的母體，而“大人”則是中國最原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事實上，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個原始形態，結繩最早，然後又有了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相同的繩子，契約簽訂之後，為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代表數字，是一種三維的數字符號，與算盤珠子一樣，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
契約到期後，債權方會拿著繩子，找債務方索要財產。而債務方則會將前來討賬者所持有的繩子與自己所持的進行比對、驗證。因此，債權方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借據、債券，是一種信用憑證，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做古老和原始的信用憑證，是信用貨幣的始祖。
而債務人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存根，底聯，在將來履行契約時，承擔著對債權方結繩進行驗證的功能。
結繩的出現時間應該與易經同時，產生於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
書契的機制與結繩基本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用二維的契齒文，去代替三維繩結，來作為數字符號。書契是一對小木片，在刻寫契齒文時，兩者並排放置，完整的契齒文就刻寫在中央位置。左右契分開之後，每隻契就只保留完整契齒文的一半，左契保留左半，右契保留右半。
契齒文就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橫線組，其中央是左右契的邊界線，因此，完整的契齒文就呈“豐”字形。 從考古資料看，最早的“豐”字符出現在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6、7千年前。因此，書契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黃帝時代。但書契出現之後，結繩並未消失，而是兩者並存。
在書契機制中，債務人在做驗證時，就不是檢驗兩隻契是否相同，而是相合，即當兩隻契再次並排放在一起時，各一半的契齒文能否完全相合，組成完整的契齒文，呈現“豐”字。
作為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和書契與現代契約相比，有三個獨特特徵。
首先，結繩和書契都是直接契約，其保障基礎是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 也就是說，唯有契約雙方是契約實體，不存在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但是現代契約卻相反，契約的主要保障並非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而是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政府或司法機構，其背後則是強制性的暴力。
其次，結繩和書契都不是完整的契約，而是象徵性的契約符號。結繩和書契的信息承載能力極為有限，主要是靠繩結和契齒文的代表的數字，只能記錄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對除此之外的更復雜更詳細的契約條款，是無法記錄的。那麼怎麼辦？只能靠口耳相傳的語言。這些語言性條款也是經過雙方共同協商和同意的，是共識，就被附著和綁定在結繩和書契之上。或者說，結繩和書契就是完整契約的提要、象徵和憑信。相對完整的契約，結繩和書契本身就是一個憑信符號、信用符號。
結繩和書契的第三個特徵是，儘管僅僅有契約雙方是實質性的契約主體，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基於暴力的強制性的第三方（政府、法律），但是，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還是需要一個輔助性的第三方的，需要他們來為契約雙方進行評理，甚至是教化、教育，幫助雙方消除分歧、衝突，達成共識。這個輔助性的第三方就是“大人”。
“大人”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為人們提供“評理”服務的人，人們有糾紛，會找“大人”去“評理”、“論理”。“大人”在提供評理服務時，一方面是義務的、道義的，沒有任何利益企圖，另一方面，“大人”自身是沒有任何正式強制性權力的，他只能“以德服人”，憑藉自己的道義和道德威望。
“契”字中的“大”，指的就是“大人”，“豐”指的是契齒文，“刀”是刻寫工具、刻刀。結繩和書契的制定也是由“大人”幫助完成的。
在有了“大人”的參與，結繩和書契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社會治理工具，承擔著塑造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樣，結繩就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社會制度，是後來所有制度的母體，而“大人”則是中國最原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
明白結繩和書契是抽象符號，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明白結繩、書契與漢字的關係，才能真正明白，為何許慎將結繩和書契當成漢字的源頭。
也就是說，在甲骨文之前，中國一直存在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而且包括兩個子系統，一個就是契約符號系統，包括結繩符號和契約符號，另一個則易經的卦象系統。甲骨文之前的抽象符號系統，就是“文” ，或“文系統”。卦象是文，結繩和書契也是文，因此，契約也叫“文書”。
“文”和“字”根本區別在於，“文”與語言沒有任何關係，更不是語言的符號化。那麼“文”是表達什麼的？概括起來就是“道義”、“道”，即所謂的“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文”，最原始的內涵，並非指文章，甚至也不是指漢字，而是指作為漢字母體的“文”，指的就是卦象和結繩、書契。
字是在文的基礎上演變而來，是文的語言化，即開始用“文”的方式去表達語言。因為，也可以說“字”是一種特殊的文，擁有發音，並且去表達語言。
中國文明自一開始，就是有“文”的。甲骨文之前，是與語言無關的純粹的文，甲骨文之後，出現了與語言相結合的文——字。
因為“字”是由“文”演變而來，而文本身又是與語言完全無關的，因此，漢字的演變史中就存在一個其他任何文字都不存在的問題，就是與語言的聯繫性、同步性問題。漢字與語言的聯繫程度和和同步性是逐漸提升的，直至現代白話文，才實現與語言100%的聯繫和同步。
按與語言的同步性，中國的文字發展可以分為四大階段：文階段、微言文階段、文言文階段、白話文階段。
文階段就是指甲骨文之前的階段，此時只有文，而沒有字，文包括八卦、結繩和書契。
文階段之後的階段整體上可以叫做“字階段”，但是，按與語言的同步程度，漢字又分為三大形態：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
文言文，大家都知道，對“微言文”應該是頭次聽說。大家可能會將白話文之前的所有中國文字統稱為“文言文”，即將文言文與古文等同，這是錯誤的。文言文是春秋之後才有，春秋之前的漢字不能叫“文言文”。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事實上，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個原始形態，結繩最早，然後又有了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相同的繩子，契約簽訂之後，為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代表數字，是一種三維的數字符號，與算盤珠子一樣，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
契約到期後，債權方會拿著繩子，找債務方索要財產。而債務方則會將前來討賬者所持有的繩子與自己所持的進行比對、驗證。因此，債權方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借據、債券，是一種信用憑證，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做古老和原始的信用憑證，是信用貨幣的始祖。
而債務人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存根，底聯，在將來履行契約時，承擔著對債權方結繩進行驗證的功能。
結繩的出現時間應該與易經同時，產生於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
書契的機制與結繩基本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用二維的契齒文，去代替三維繩結，來作為數字符號。書契是一對小木片，在刻寫契齒文時，兩者並排放置，完整的契齒文就刻寫在中央位置。左右契分開之後，每隻契就只保留完整契齒文的一半，左契保留左半，右契保留右半。
契齒文就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橫線組，其中央是左右契的邊界線，因此，完整的契齒文就呈“豐”字形。 從考古資料看，最早的“豐”字符出現在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6、7千年前。因此，書契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黃帝時代。但書契出現之後，結繩並未消失，而是兩者並存。
在書契機制中，債務人在做驗證時，就不是檢驗兩隻契是否相同，而是相合，即當兩隻契再次並排放在一起時，各一半的契齒文能否完全相合，組成完整的契齒文，呈現“豐”字。
作為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和書契與現代契約相比，有三個獨特特徵。
首先，結繩和書契都是直接契約，其保障基礎是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 也就是說，唯有契約雙方是契約實體，不存在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但是現代契約卻相反，契約的主要保障並非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而是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政府或司法機構，其背後則是強制性的暴力。
其次，結繩和書契都不是完整的契約，而是象徵性的契約符號。結繩和書契的信息承載能力極為有限，主要是靠繩結和契齒文的代表的數字，只能記錄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對除此之外的更復雜更詳細的契約條款，是無法記錄的。那麼怎麼辦？只能靠口耳相傳的語言。這些語言性條款也是經過雙方共同協商和同意的，是共識，就被附著和綁定在結繩和書契之上。或者說，結繩和書契就是完整契約的提要、象徵和憑信。相對完整的契約，結繩和書契本身就是一個憑信符號、信用符號。
結繩和書契的第三個特徵是，儘管僅僅有契約雙方是實質性的契約主體，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基於暴力的強制性的第三方（政府、法律），但是，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還是需要一個輔助性的第三方的，需要他們來為契約雙方進行評理，甚至是教化、教育，幫助雙方消除分歧、衝突，達成共識。這個輔助性的第三方就是“大人”。
“大人”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為人們提供“評理”服務的人，人們有糾紛，會找“大人”去“評理”、“論理”。“大人”在提供評理服務時，一方面是義務的、道義的，沒有任何利益企圖，另一方面，“大人”自身是沒有任何正式強制性權力的，他只能“以德服人”，憑藉自己的道義和道德威望。
“契”字中的“大”，指的就是“大人”，“豐”指的是契齒文，“刀”是刻寫工具、刻刀。結繩和書契的制定也是由“大人”幫助完成的。
在有了“大人”的參與，結繩和書契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社會治理工具，承擔著塑造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樣，結繩就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社會制度，是後來所有制度的母體，而“大人”則是中國最原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
明白結繩和書契是抽象符號，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明白結繩、書契與漢字的關係，才能真正明白，為何許慎將結繩和書契當成漢字的源頭。
也就是說，在甲骨文之前，中國一直存在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而且包括兩個子系統，一個就是契約符號系統，包括結繩符號和契約符號，另一個則易經的卦象系統。甲骨文之前的抽象符號系統，就是“文” ，或“文系統”。卦象是文，結繩和書契也是文，因此，契約也叫“文書”。
“文”和“字”根本區別在於，“文”與語言沒有任何關係，更不是語言的符號化。那麼“文”是表達什麼的？概括起來就是“道義”、“道”，即所謂的“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文”，最原始的內涵，並非指文章，甚至也不是指漢字，而是指作為漢字母體的“文”，指的就是卦象和結繩、書契。
字是在文的基礎上演變而來，是文的語言化，即開始用“文”的方式去表達語言。因為，也可以說“字”是一種特殊的文，擁有發音，並且去表達語言。
中國文明自一開始，就是有“文”的。甲骨文之前，是與語言無關的純粹的文，甲骨文之後，出現了與語言相結合的文——字。
因為“字”是由“文”演變而來，而文本身又是與語言完全無關的，因此，漢字的演變史中就存在一個其他任何文字都不存在的問題，就是與語言的聯繫性、同步性問題。漢字與語言的聯繫程度和和同步性是逐漸提升的，直至現代白話文，才實現與語言100%的聯繫和同步。
按與語言的同步性，中國的文字發展可以分為四大階段：文階段、微言文階段、文言文階段、白話文階段。
文階段就是指甲骨文之前的階段，此時只有文，而沒有字，文包括八卦、結繩和書契。
文階段之後的階段整體上可以叫做“字階段”，但是，按與語言的同步程度，漢字又分為三大形態：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
文言文，大家都知道，對“微言文”應該是頭次聽說。大家可能會將白話文之前的所有中國文字統稱為“文言文”，即將文言文與古文等同，這是錯誤的。文言文是春秋之後才有，春秋之前的漢字不能叫“文言文”。
從產生甲骨文的商朝中期，到春秋，大約1000年的時間裡，漢字的形態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刻寫在龜甲和骨頭上，金文則是鑄寫在青銅的鐘鼎上。作為漢字的原始形態，甲骨文和金文與春秋之後的文字相比，有兩個特徵。
其一是，甲骨文和金文並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僅僅用於祭祀。甲骨文和金文文獻，從本質上來說，都是敬獻給神的的祭品。其二是，甲骨文和金文，與語言的聯繫性很低，與語言的同步性很低。這意味這甲骨文、金文的“字”的特徵很低，而“文”的特徵很高。從這個意義上說，甲骨文、金文並不是尚且不是成熟的文字形態。
為什麼管甲骨文、金文叫“微言文”？這是根據《春秋》來的。《春秋》是《五經》之一，也是所保留下來的最早的系統性的歷史記錄。《春秋》經文的文字形態與甲骨文、金文是一致的，因此，字數非常少，因此也非常難懂。先秦學者形容《春秋》是“微言大義”，即用很少很少的語言，去記錄和承載大義。這個大義，就是道義、道。“微言”就是指文字形態，因此“微言大義”與“文以載道”是等同的。
事實上，不僅《春秋》的經文是“微言”的，《易經》、《尚書》、《詩經》的也同樣如此。總之，《五經》的經文所使用的文字形態，與甲骨文、金文一致，因此，管把這三種文字合起來叫做“微言文”。《五經》的經文叫“微言文”，“傳”才是文言文。
從文字形態而言，“微言”的含義是，其中的語言因素含量很少，與語言的相關性、同步性很微弱。
漢字起始於商朝的甲骨文，但是，書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在書法上建立專門的審美，是晚至東晉時期才出現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所謂的“書聖”王羲之。
為何獨立的書法藝術、書法審美在東晉出現，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可以提高對書法、書法史的認知，更可以提高我們對漢字演變歷程和其屬性的認知和理解。
要說透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中國文字、文字史說透，因此本文也是一部通透的漢字演變極簡史。
現代漢語中“文字”近乎一個重疊詞，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或成篇的字（文章）。事實上，在春秋之前，“文”和“字”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譬如周文王的諡號“文王”之“文”，就完全與“字”無關。
晚至東漢許慎時期，儘管 “文”、“字”混同的趨勢已經出現，但對“文”和“字”之間的不同尚有記憶。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
這是對中國文字起源史進行系統追溯的第一次文獻記錄，價值連城。但同時，到許慎時，對漢字起源史已經出現相當程度的失憶，譬如他壓根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當然也不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的演變歷程。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屬性和演變歷史的認知存在很多錯誤、杜撰。儘管如此，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儘管對一些早前具體的字形和演變歷史已經失去了記憶，並導致誤解的發生，但那時“去古不遠”，依然存在一些隱隱約約的真知灼見，這需要我們去甄別和利用。
在這段許慎對漢字起源史的追溯中，核心問題就是“文-字”關係問題。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由“文”到“字”的演變史。因此，要搞懂漢字的起源史，就要搞懂何者為“文”，何者為“字”，以及 “文階段”和“字階段”的分割點。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許慎提出了“文-字之辯”這一中重要問題，但是，他對“文”和“字”的認知又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充滿矛盾的。
許慎將漢字的起點追溯至中國文明的起點——伏羲時代，認為易經的卦象，包括後來的結繩和書契，都是漢字的母體。漢字的起源史，就是一個從卦象、結繩到書契，最終再到字的過程。而且，字之前的“卦象、結繩和書契”都是“文”，它們又擁有一個共同職能“宣教明化”，即“教化”。許慎對中國文字起源史所做的白描和概覽是正確的，對“文”的功能的認知也是正確的。
在這裡，許慎認為，“書契”，是由“文”到“字”的轉折點，甚至說“書契”既是“文”，又是“字”，即所謂的“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造“書契”就等同於倉頡造字，這意味著“書契”就是字。
同時，許慎卻又將書契與卦象和結繩歸為同一個序列和類別，且稱之為“文”。並且依據《周易》而認為，“文”的功能是“宣教明化”。許慎引用《周易 繫辭》“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這句話進行說明，但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64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結繩和書契是同一類東西，都是契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早、最原始的兩種形態。
書契屬於“文”，還是屬於“字”？顯然，許慎對這個問題是含混不清的，既當成了“文”，又當成了“字”。之所以如此，在於許慎對契約的起源和演化史不瞭解，而這又與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史密切相關。
事實上，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個原始形態，結繩最早，然後又有了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相同的繩子，契約簽訂之後，為契約雙方所持有。繩結代表數字，是一種三維的數字符號，與算盤珠子一樣，指代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
契約到期後，債權方會拿著繩子，找債務方索要財產。而債務方則會將前來討賬者所持有的繩子與自己所持的進行比對、驗證。因此，債權方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借據、債券，是一種信用憑證，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做古老和原始的信用憑證，是信用貨幣的始祖。
而債務人所持有的繩子，相當於存根，底聯，在將來履行契約時，承擔著對債權方結繩進行驗證的功能。
結繩的出現時間應該與易經同時，產生於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至少有10000年的歷史。
書契的機制與結繩基本一樣，唯一的區別是，用二維的契齒文，去代替三維繩結，來作為數字符號。書契是一對小木片，在刻寫契齒文時，兩者並排放置，完整的契齒文就刻寫在中央位置。左右契分開之後，每隻契就只保留完整契齒文的一半，左契保留左半，右契保留右半。
契齒文就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橫線組，其中央是左右契的邊界線，因此，完整的契齒文就呈“豐”字形。 從考古資料看，最早的“豐”字符出現在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6、7千年前。因此，書契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黃帝時代。但書契出現之後，結繩並未消失，而是兩者並存。
在書契機制中，債務人在做驗證時，就不是檢驗兩隻契是否相同，而是相合，即當兩隻契再次並排放在一起時，各一半的契齒文能否完全相合，組成完整的契齒文，呈現“豐”字。
作為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和書契與現代契約相比，有三個獨特特徵。
首先，結繩和書契都是直接契約，其保障基礎是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 也就是說，唯有契約雙方是契約實體，不存在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但是現代契約卻相反，契約的主要保障並非契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信用，而是作為第三方的權威實體——政府或司法機構，其背後則是強制性的暴力。
其次，結繩和書契都不是完整的契約，而是象徵性的契約符號。結繩和書契的信息承載能力極為有限，主要是靠繩結和契齒文的代表的數字，只能記錄標的財產的數量或價值，對除此之外的更復雜更詳細的契約條款，是無法記錄的。那麼怎麼辦？只能靠口耳相傳的語言。這些語言性條款也是經過雙方共同協商和同意的，是共識，就被附著和綁定在結繩和書契之上。或者說，結繩和書契就是完整契約的提要、象徵和憑信。相對完整的契約，結繩和書契本身就是一個憑信符號、信用符號。
結繩和書契的第三個特徵是，儘管僅僅有契約雙方是實質性的契約主體，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基於暴力的強制性的第三方（政府、法律），但是，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還是需要一個輔助性的第三方的，需要他們來為契約雙方進行評理，甚至是教化、教育，幫助雙方消除分歧、衝突，達成共識。這個輔助性的第三方就是“大人”。
“大人”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為人們提供“評理”服務的人，人們有糾紛，會找“大人”去“評理”、“論理”。“大人”在提供評理服務時，一方面是義務的、道義的，沒有任何利益企圖，另一方面，“大人”自身是沒有任何正式強制性權力的，他只能“以德服人”，憑藉自己的道義和道德威望。
“契”字中的“大”，指的就是“大人”，“豐”指的是契齒文，“刀”是刻寫工具、刻刀。結繩和書契的制定也是由“大人”幫助完成的。
在有了“大人”的參與，結繩和書契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社會治理工具，承擔著塑造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樣，結繩就成為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社會制度，是後來所有制度的母體，而“大人”則是中國最原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
明白結繩和書契是抽象符號，非常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明白結繩、書契與漢字的關係，才能真正明白，為何許慎將結繩和書契當成漢字的源頭。
也就是說，在甲骨文之前，中國一直存在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而且包括兩個子系統，一個就是契約符號系統，包括結繩符號和契約符號，另一個則易經的卦象系統。甲骨文之前的抽象符號系統，就是“文” ，或“文系統”。卦象是文，結繩和書契也是文，因此，契約也叫“文書”。
“文”和“字”根本區別在於，“文”與語言沒有任何關係，更不是語言的符號化。那麼“文”是表達什麼的？概括起來就是“道義”、“道”，即所謂的“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文”，最原始的內涵，並非指文章，甚至也不是指漢字，而是指作為漢字母體的“文”，指的就是卦象和結繩、書契。
字是在文的基礎上演變而來，是文的語言化，即開始用“文”的方式去表達語言。因為，也可以說“字”是一種特殊的文，擁有發音，並且去表達語言。
中國文明自一開始，就是有“文”的。甲骨文之前，是與語言無關的純粹的文，甲骨文之後，出現了與語言相結合的文——字。
因為“字”是由“文”演變而來，而文本身又是與語言完全無關的，因此，漢字的演變史中就存在一個其他任何文字都不存在的問題，就是與語言的聯繫性、同步性問題。漢字與語言的聯繫程度和和同步性是逐漸提升的，直至現代白話文，才實現與語言100%的聯繫和同步。
按與語言的同步性，中國的文字發展可以分為四大階段：文階段、微言文階段、文言文階段、白話文階段。
文階段就是指甲骨文之前的階段，此時只有文，而沒有字，文包括八卦、結繩和書契。
文階段之後的階段整體上可以叫做“字階段”，但是，按與語言的同步程度，漢字又分為三大形態：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
文言文，大家都知道，對“微言文”應該是頭次聽說。大家可能會將白話文之前的所有中國文字統稱為“文言文”，即將文言文與古文等同，這是錯誤的。文言文是春秋之後才有，春秋之前的漢字不能叫“文言文”。
從產生甲骨文的商朝中期，到春秋，大約1000年的時間裡，漢字的形態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刻寫在龜甲和骨頭上，金文則是鑄寫在青銅的鐘鼎上。作為漢字的原始形態，甲骨文和金文與春秋之後的文字相比，有兩個特徵。
其一是，甲骨文和金文並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僅僅用於祭祀。甲骨文和金文文獻，從本質上來說，都是敬獻給神的的祭品。其二是，甲骨文和金文，與語言的聯繫性很低，與語言的同步性很低。這意味這甲骨文、金文的“字”的特徵很低，而“文”的特徵很高。從這個意義上說，甲骨文、金文並不是尚且不是成熟的文字形態。
為什麼管甲骨文、金文叫“微言文”？這是根據《春秋》來的。《春秋》是《五經》之一，也是所保留下來的最早的系統性的歷史記錄。《春秋》經文的文字形態與甲骨文、金文是一致的，因此，字數非常少，因此也非常難懂。先秦學者形容《春秋》是“微言大義”，即用很少很少的語言，去記錄和承載大義。這個大義，就是道義、道。“微言”就是指文字形態，因此“微言大義”與“文以載道”是等同的。
事實上，不僅《春秋》的經文是“微言”的，《易經》、《尚書》、《詩經》的也同樣如此。總之，《五經》的經文所使用的文字形態，與甲骨文、金文一致，因此，管把這三種文字合起來叫做“微言文”。《五經》的經文叫“微言文”，“傳”才是文言文。
從文字形態而言，“微言”的含義是，其中的語言因素含量很少，與語言的相關性、同步性很微弱。
文言文是在春秋之後才出現的，是“禮崩樂壞”的重要產物之一。較之於之前的“微言文”，“文言文”有兩大特徵。一是，“文言文”的主要目的已經不是祭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二是，文言文與語言的聯繫和同步性出現了質的飛躍，已經基本上表達語言，可以書寫長篇文文章。甲骨文、金文都是不可以寫文章的。這意味著文言文的數量有一個跨越式發展。到了文言文，漢字才是成熟的文字形態。
“文言文”但是文言文依然保持著“文”的特徵，這使得文言文與語言也並不同步。
儘管作為成熟的文字，文言文在春秋已經開始出現，但是，文言文真正做到普及性的大規模使用，則是兩漢以後的事。
直至西漢，作為中國傳統核心的《五經》依然沒有實現文字化、文本化，而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傳播、傳承。兩漢學術的核心，就是實現《五經》的文本化，把原先口耳相傳的東西，寫到竹簡上，後來是寫到紙上。
對於西漢初期為何《五經》主要是靠口耳相傳，而不是靠書本，長期以來所存在的誤解是，因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實，這是冤枉秦始皇了，也是西漢之後人們對之前的文字史、學術史出現歷史失憶的結果。設想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經存在成熟的《五經》文本系統，存在大量的書籍，純屬後人的臆斷。
甲骨文、金文作為“微言文”並非成熟的文字形態，而且也不用於世俗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商朝和西周，不可能有文本化的書籍。即便是政府的政令發佈，也不是依靠文本化的文件，也是依賴口相傳的語言。因此，在三代時期圭、璋等玉器在政府領域非常重要，它們在政令發佈中被用作憑信，其機制和結繩和書契在在結繩契約和書契契約系統中一樣。那時的政策發佈系統實際是一個改裝的契約系統，用珍貴的玉器來替代廉價的結繩和書契。
作為成熟文字形態的文言文，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都是其形成期，因為長期戰亂並未真正規模化使用。文言文系統的真正定型和規模化使用，是發生在兩漢時期。文言文成熟的標誌是第一本字典的編制，即許慎《說文解字》的成書。文言文的真正規模化使用，則是《五經》文本的系統定型，這是兩漢經學和主要貢獻。
因此，兩漢之前，人們絕對不會過多關注漢字字體的美觀與否的，即不可能有獨立的書法審美，不可能有獨立的書法藝術。
隨著《五經》文本系統的成熟，文言文本身也走向成熟，其應用也日益普及，於是人們就開始關注漢字形式上的審美了，於是書法藝術應運而生，正式在這個大背景下，書聖王羲之走紅了。
與書法同時走紅的，是一種叫“駢文”的文章形式。這意味著，人們在關注漢字形式美的同時，也在關注文章上的形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