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盛產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語言體系裡，有這樣一批口語或者俗語，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魚米之鄉”、“蘇杭熟，天下足”、“錢塘自古繁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這些語言都精準地指向中國的南方，生動描述了江南地區的物產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華，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古代社會。但江南的富庶繁華絕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個人為改造和歷史積累的過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區雖然佔據得天獨厚的的氣候、區位和資源優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相對中國的其他區域並未顯現出“過人之處”。
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語言體系裡，有這樣一批口語或者俗語，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魚米之鄉”、“蘇杭熟，天下足”、“錢塘自古繁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這些語言都精準地指向中國的南方，生動描述了江南地區的物產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華，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古代社會。但江南的富庶繁華絕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個人為改造和歷史積累的過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區雖然佔據得天獨厚的的氣候、區位和資源優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相對中國的其他區域並未顯現出“過人之處”。
到了唐末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北方陷入了勢力割據和軍閥混戰，而江南地區則趁著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邁出了大規模開發的步伐。史書記載，吳越國王錢鏐曾經“置營田軍四部，治湖築堤，專力田事”，也就是設置了專門從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的軍隊，以高度組織、高密集度的人力投入，推動農業發展。
錢鏐估計是嚐到了軍墾制度的甜頭，他還組建了撩淺軍，任務是專門負責灌溉渠系的疏通和維護。正因為有錢鏐這樣的領導人和官方對農業高度重視、大力推動，江南地區的先天儲備逐步轉化成了發展優勢。到了宋、元、明時期，江南的“經濟領跑”和“人才搖籃”的特徵已經非常突出了。在很多非江南區域的人看來，似乎物華天寶、鍾靈毓秀只鍾情江南，而在研究江南“獨享春光”局面的時候，也往往只在地理特徵等先天因素方面下功夫，而忽視了人文積澱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力。
如果擁有適宜的氣候、獨特的區位、豐厚的資源，又有免於戰禍的幸運，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積累出傲人的物質財富。但在思想啟蒙、人才培育方面，並不見得也會如此。這主要應該歸功於江南特殊的文化生態所造就特殊的文化底蘊。
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語言體系裡，有這樣一批口語或者俗語，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魚米之鄉”、“蘇杭熟，天下足”、“錢塘自古繁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這些語言都精準地指向中國的南方，生動描述了江南地區的物產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華，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古代社會。但江南的富庶繁華絕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個人為改造和歷史積累的過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區雖然佔據得天獨厚的的氣候、區位和資源優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相對中國的其他區域並未顯現出“過人之處”。
到了唐末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北方陷入了勢力割據和軍閥混戰，而江南地區則趁著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邁出了大規模開發的步伐。史書記載，吳越國王錢鏐曾經“置營田軍四部，治湖築堤，專力田事”，也就是設置了專門從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的軍隊，以高度組織、高密集度的人力投入，推動農業發展。
錢鏐估計是嚐到了軍墾制度的甜頭，他還組建了撩淺軍，任務是專門負責灌溉渠系的疏通和維護。正因為有錢鏐這樣的領導人和官方對農業高度重視、大力推動，江南地區的先天儲備逐步轉化成了發展優勢。到了宋、元、明時期，江南的“經濟領跑”和“人才搖籃”的特徵已經非常突出了。在很多非江南區域的人看來，似乎物華天寶、鍾靈毓秀只鍾情江南，而在研究江南“獨享春光”局面的時候，也往往只在地理特徵等先天因素方面下功夫，而忽視了人文積澱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力。
如果擁有適宜的氣候、獨特的區位、豐厚的資源，又有免於戰禍的幸運，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積累出傲人的物質財富。但在思想啟蒙、人才培育方面，並不見得也會如此。這主要應該歸功於江南特殊的文化生態所造就特殊的文化底蘊。
這種文化底蘊又成為一千多年來江南快速、優質發展的精神動力。也非得是江南，所有地區的發展都存在這樣的相互關係。對比發現，江南的文化底蘊特別是信仰崇拜，與其他地區有明顯差異。江南區域的信仰崇拜重點在四個方面，依照其在人們心理上的佔位比重，按照從重到輕的次序依次如下：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一切原始宗教的根源，中國文化乃至一切亞文化都無法擺脫自然崇拜的影響。例如中國神仙體系裡，就有專門的神仙掌管風、雨、雷、電、水、火等直接影響人類生活的自然力。
但江南地區並沒有將這種對自然力的崇拜僅僅停留在膜拜進而臣服、盲從的層面，而是從崇拜中不斷觀察、研究、探索，試圖從中找出其內在規律，並加以利用。
在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有一座梧桐祖廟，裡面供奉的主神就是句芒。傳說句芒“人面鳥身”，坐騎是兩條龍。他左手握著一把種子，右手拿著圓規。從他的這個造型應該可以猜測出他的司職。種子象徵著播種；龍是天界司雨的神靈。
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語言體系裡，有這樣一批口語或者俗語，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魚米之鄉”、“蘇杭熟，天下足”、“錢塘自古繁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這些語言都精準地指向中國的南方，生動描述了江南地區的物產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華，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古代社會。但江南的富庶繁華絕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個人為改造和歷史積累的過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區雖然佔據得天獨厚的的氣候、區位和資源優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相對中國的其他區域並未顯現出“過人之處”。
到了唐末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北方陷入了勢力割據和軍閥混戰，而江南地區則趁著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邁出了大規模開發的步伐。史書記載，吳越國王錢鏐曾經“置營田軍四部，治湖築堤，專力田事”，也就是設置了專門從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的軍隊，以高度組織、高密集度的人力投入，推動農業發展。
錢鏐估計是嚐到了軍墾制度的甜頭，他還組建了撩淺軍，任務是專門負責灌溉渠系的疏通和維護。正因為有錢鏐這樣的領導人和官方對農業高度重視、大力推動，江南地區的先天儲備逐步轉化成了發展優勢。到了宋、元、明時期，江南的“經濟領跑”和“人才搖籃”的特徵已經非常突出了。在很多非江南區域的人看來，似乎物華天寶、鍾靈毓秀只鍾情江南，而在研究江南“獨享春光”局面的時候，也往往只在地理特徵等先天因素方面下功夫，而忽視了人文積澱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力。
如果擁有適宜的氣候、獨特的區位、豐厚的資源，又有免於戰禍的幸運，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積累出傲人的物質財富。但在思想啟蒙、人才培育方面，並不見得也會如此。這主要應該歸功於江南特殊的文化生態所造就特殊的文化底蘊。
這種文化底蘊又成為一千多年來江南快速、優質發展的精神動力。也非得是江南，所有地區的發展都存在這樣的相互關係。對比發現，江南的文化底蘊特別是信仰崇拜，與其他地區有明顯差異。江南區域的信仰崇拜重點在四個方面，依照其在人們心理上的佔位比重，按照從重到輕的次序依次如下：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一切原始宗教的根源，中國文化乃至一切亞文化都無法擺脫自然崇拜的影響。例如中國神仙體系裡，就有專門的神仙掌管風、雨、雷、電、水、火等直接影響人類生活的自然力。
但江南地區並沒有將這種對自然力的崇拜僅僅停留在膜拜進而臣服、盲從的層面，而是從崇拜中不斷觀察、研究、探索，試圖從中找出其內在規律，並加以利用。
在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有一座梧桐祖廟，裡面供奉的主神就是句芒。傳說句芒“人面鳥身”，坐騎是兩條龍。他左手握著一把種子，右手拿著圓規。從他的這個造型應該可以猜測出他的司職。種子象徵著播種；龍是天界司雨的神靈。
特別需要說明一下這個“圓規”。句芒手裡的東西，看起來是圓規的形狀，但並不是用來畫圓的，而是用來丈量土地的，它的名字叫“杈”（諧音），下面兩個延伸臂尖端之間的距離是固定的，為五尺（約1.52米），每240平方“杈”就是一畝地。“杈”這種工具是過去丈量土地的必備，後來由於皮尺以及後來的光學測量儀、GPS測量儀的廣泛使用，這種東西已經在我們這代人這裡變成了“古物”或文物。
雨水、土地、播種，這三種元素就構成了春耕景象的生動畫面。句芒這尊神靈也恰好就是掌管春耕的，而他更進一步的司職是春神，象徵著立春。二十四節氣是中國人給世界科技、文化作出的一項重大貢獻，今天也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立春就是二十四節氣的開首，象徵著新的一年、新的時間輪迴、新的生產勞作的開始。
立春的這一天祭祀春神句芒，至今依然是浙江衢州地區的重要民間活動。在古代，每年的六七月間，江南民間還流行舉辦“青苗會”，農民會敲鑼打鼓、遍插五色彩旗，抬著劉猛將等神靈的塑像在田野裡巡遊。這項活動往往會持續十多天。劉猛將是驅蝗神，祭祀他是為了避免蝗災危害農作物。從表面看，這是一種祭祀活動，但實質上，六七月間正是蝗災發生的高危期，農民們如此聲勢浩大、聲色具備地在田野間活動，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用人為的方式驚嚇蝗蟲、干擾蝗蟲的生長繁殖。
元末明初的時候，江南地區還出現過一本叫做《田家五行》的書，書中搜集整理了大量流行在江南地區的農業俗語、諺語。這些俗語、諺語，其實就是農民們長期以來觀察自然現象，總結氣象、物候規律而形成的科學經驗，是江南老百姓的智慧結晶。例如“水旱卜蛙聲”、“土牛佔歲事”等話語，至今對農業生產活動仍然有著很高的指導價值。
家風崇拜
歷史上，江南是一個名門望族雲集的地方。這些名門望族，一方面本身就是一些文化程度高、知識資源儲備豐富的家族，使得家風形成具備了文化基礎；另一方面，正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名門望族，所以他們保持家族榮耀、名望、地位的願望更加強烈，這種願望驅使他們必須構建一套“傳之萬世，經久不衰”的家族規範，並且以有力的保障措施使之代代相傳、薪火不息。
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語言體系裡，有這樣一批口語或者俗語，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魚米之鄉”、“蘇杭熟，天下足”、“錢塘自古繁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這些語言都精準地指向中國的南方，生動描述了江南地區的物產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華，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古代社會。但江南的富庶繁華絕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個人為改造和歷史積累的過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區雖然佔據得天獨厚的的氣候、區位和資源優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相對中國的其他區域並未顯現出“過人之處”。
到了唐末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北方陷入了勢力割據和軍閥混戰，而江南地區則趁著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邁出了大規模開發的步伐。史書記載，吳越國王錢鏐曾經“置營田軍四部，治湖築堤，專力田事”，也就是設置了專門從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的軍隊，以高度組織、高密集度的人力投入，推動農業發展。
錢鏐估計是嚐到了軍墾制度的甜頭，他還組建了撩淺軍，任務是專門負責灌溉渠系的疏通和維護。正因為有錢鏐這樣的領導人和官方對農業高度重視、大力推動，江南地區的先天儲備逐步轉化成了發展優勢。到了宋、元、明時期，江南的“經濟領跑”和“人才搖籃”的特徵已經非常突出了。在很多非江南區域的人看來，似乎物華天寶、鍾靈毓秀只鍾情江南，而在研究江南“獨享春光”局面的時候，也往往只在地理特徵等先天因素方面下功夫，而忽視了人文積澱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力。
如果擁有適宜的氣候、獨特的區位、豐厚的資源，又有免於戰禍的幸運，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積累出傲人的物質財富。但在思想啟蒙、人才培育方面，並不見得也會如此。這主要應該歸功於江南特殊的文化生態所造就特殊的文化底蘊。
這種文化底蘊又成為一千多年來江南快速、優質發展的精神動力。也非得是江南，所有地區的發展都存在這樣的相互關係。對比發現，江南的文化底蘊特別是信仰崇拜，與其他地區有明顯差異。江南區域的信仰崇拜重點在四個方面，依照其在人們心理上的佔位比重，按照從重到輕的次序依次如下：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一切原始宗教的根源，中國文化乃至一切亞文化都無法擺脫自然崇拜的影響。例如中國神仙體系裡，就有專門的神仙掌管風、雨、雷、電、水、火等直接影響人類生活的自然力。
但江南地區並沒有將這種對自然力的崇拜僅僅停留在膜拜進而臣服、盲從的層面，而是從崇拜中不斷觀察、研究、探索，試圖從中找出其內在規律，並加以利用。
在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有一座梧桐祖廟，裡面供奉的主神就是句芒。傳說句芒“人面鳥身”，坐騎是兩條龍。他左手握著一把種子，右手拿著圓規。從他的這個造型應該可以猜測出他的司職。種子象徵著播種；龍是天界司雨的神靈。
特別需要說明一下這個“圓規”。句芒手裡的東西，看起來是圓規的形狀，但並不是用來畫圓的，而是用來丈量土地的，它的名字叫“杈”（諧音），下面兩個延伸臂尖端之間的距離是固定的，為五尺（約1.52米），每240平方“杈”就是一畝地。“杈”這種工具是過去丈量土地的必備，後來由於皮尺以及後來的光學測量儀、GPS測量儀的廣泛使用，這種東西已經在我們這代人這裡變成了“古物”或文物。
雨水、土地、播種，這三種元素就構成了春耕景象的生動畫面。句芒這尊神靈也恰好就是掌管春耕的，而他更進一步的司職是春神，象徵著立春。二十四節氣是中國人給世界科技、文化作出的一項重大貢獻，今天也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立春就是二十四節氣的開首，象徵著新的一年、新的時間輪迴、新的生產勞作的開始。
立春的這一天祭祀春神句芒，至今依然是浙江衢州地區的重要民間活動。在古代，每年的六七月間，江南民間還流行舉辦“青苗會”，農民會敲鑼打鼓、遍插五色彩旗，抬著劉猛將等神靈的塑像在田野裡巡遊。這項活動往往會持續十多天。劉猛將是驅蝗神，祭祀他是為了避免蝗災危害農作物。從表面看，這是一種祭祀活動，但實質上，六七月間正是蝗災發生的高危期，農民們如此聲勢浩大、聲色具備地在田野間活動，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用人為的方式驚嚇蝗蟲、干擾蝗蟲的生長繁殖。
元末明初的時候，江南地區還出現過一本叫做《田家五行》的書，書中搜集整理了大量流行在江南地區的農業俗語、諺語。這些俗語、諺語，其實就是農民們長期以來觀察自然現象，總結氣象、物候規律而形成的科學經驗，是江南老百姓的智慧結晶。例如“水旱卜蛙聲”、“土牛佔歲事”等話語，至今對農業生產活動仍然有著很高的指導價值。
家風崇拜
歷史上，江南是一個名門望族雲集的地方。這些名門望族，一方面本身就是一些文化程度高、知識資源儲備豐富的家族，使得家風形成具備了文化基礎；另一方面，正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名門望族，所以他們保持家族榮耀、名望、地位的願望更加強烈，這種願望驅使他們必須構建一套“傳之萬世，經久不衰”的家族規範，並且以有力的保障措施使之代代相傳、薪火不息。
家風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個人修養、家族關係維繫、維護家族聲譽。明代萬曆年間，曾任禮部尚書的華亭人陸樹聲，就曾經編撰了一部《陸氏家訓》，要求子弟要孝順長輩，和睦親族；交友要慎重，因為“遊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深則悔悟遲”；更要居安思危，“當盈成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儉之素”。唯有這樣，才能讓“先業不墜”。
這些起初只是一門一族的家訓、族訓，後來往往會變成一種在全社會廣泛流傳的普世價值。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形成於清初的《朱子治家格言》（全名是《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例如其中的“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等話語幾乎是耳熟能詳，“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在今天依然是婚姻選擇的圭臬。
這種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強調個人修養、強調家族和睦、強調家族榮耀的家訓，不僅在家族子弟的心理上、行為上起到了強大的暗示、激勵、引導、規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些家訓體系往往會締造一種近乎完美的家庭治理模式。“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良好的家庭治理模式，會深遠地影響子弟的個人成長；在一個良好家庭關係下成長起來的子弟，也往往會讓人生道路走得更寬遠一些。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之下，一個人可以沒有文化、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必須有“家教”。一個人只要能夠嚴格遵循家風的訓誡，那麼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至少不會為害社會。這種濃厚而深刻的家風崇拜，使得江南地區自古才子輩出、思想活躍，科舉制度建立之後近乎一半的狀元來自江浙地區，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啟蒙、學術創新，絕大多數也誕生在江南區域。
名賢崇拜
孔聖崇拜在古代社會是遍佈中國大地的。但在明清時期的江南，府縣一級的孔廟中，一般都設置有鄉賢、名宦兩祠，用來祭祀地方上那些名人、賢士，以及德行堪稱模範、對地方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百姓或者官員。例如，蘇州滄浪亭“五百名賢祠”就是名賢崇拜的典範。
由於中國人自古就有“葉落歸根”、“認祖歸宗”的深刻情懷，所以對於一個人最嚴厲的懲罰不是身首異處、株連九族，而是不準葬入祖墳。同樣，一個人能夠進入鄉賢祠祭祀則是一種非常高的榮耀。正因為是一種特別榮譽，所以入祭鄉賢祠的標準就非常嚴苛，這些標準之中也就蘊藏著一個地方的人文情懷和價值體系。為了能夠“達標”，很多人就必須一生嚴格自律、勤奮上進、清正廉潔、樂善好施，在追求個人修養、功德聲望、貢獻業績上孜孜不倦。有目標就有動力，有理想就有高度，自古皆然。
江南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來與三種崇拜有關
在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語言體系裡，有這樣一批口語或者俗語，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魚米之鄉”、“蘇杭熟，天下足”、“錢塘自古繁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等等，這些語言都精準地指向中國的南方，生動描述了江南地區的物產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華，特別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古代社會。但江南的富庶繁華絕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個人為改造和歷史積累的過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區雖然佔據得天獨厚的的氣候、區位和資源優勢，但由於生產技術落後、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相對中國的其他區域並未顯現出“過人之處”。
到了唐末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北方陷入了勢力割據和軍閥混戰，而江南地區則趁著相對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邁出了大規模開發的步伐。史書記載，吳越國王錢鏐曾經“置營田軍四部，治湖築堤，專力田事”，也就是設置了專門從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的軍隊，以高度組織、高密集度的人力投入，推動農業發展。
錢鏐估計是嚐到了軍墾制度的甜頭，他還組建了撩淺軍，任務是專門負責灌溉渠系的疏通和維護。正因為有錢鏐這樣的領導人和官方對農業高度重視、大力推動，江南地區的先天儲備逐步轉化成了發展優勢。到了宋、元、明時期，江南的“經濟領跑”和“人才搖籃”的特徵已經非常突出了。在很多非江南區域的人看來，似乎物華天寶、鍾靈毓秀只鍾情江南，而在研究江南“獨享春光”局面的時候，也往往只在地理特徵等先天因素方面下功夫，而忽視了人文積澱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力。
如果擁有適宜的氣候、獨特的區位、豐厚的資源，又有免於戰禍的幸運，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積累出傲人的物質財富。但在思想啟蒙、人才培育方面，並不見得也會如此。這主要應該歸功於江南特殊的文化生態所造就特殊的文化底蘊。
這種文化底蘊又成為一千多年來江南快速、優質發展的精神動力。也非得是江南，所有地區的發展都存在這樣的相互關係。對比發現，江南的文化底蘊特別是信仰崇拜，與其他地區有明顯差異。江南區域的信仰崇拜重點在四個方面，依照其在人們心理上的佔位比重，按照從重到輕的次序依次如下：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一切原始宗教的根源，中國文化乃至一切亞文化都無法擺脫自然崇拜的影響。例如中國神仙體系裡，就有專門的神仙掌管風、雨、雷、電、水、火等直接影響人類生活的自然力。
但江南地區並沒有將這種對自然力的崇拜僅僅停留在膜拜進而臣服、盲從的層面，而是從崇拜中不斷觀察、研究、探索，試圖從中找出其內在規律，並加以利用。
在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有一座梧桐祖廟，裡面供奉的主神就是句芒。傳說句芒“人面鳥身”，坐騎是兩條龍。他左手握著一把種子，右手拿著圓規。從他的這個造型應該可以猜測出他的司職。種子象徵著播種；龍是天界司雨的神靈。
特別需要說明一下這個“圓規”。句芒手裡的東西，看起來是圓規的形狀，但並不是用來畫圓的，而是用來丈量土地的，它的名字叫“杈”（諧音），下面兩個延伸臂尖端之間的距離是固定的，為五尺（約1.52米），每240平方“杈”就是一畝地。“杈”這種工具是過去丈量土地的必備，後來由於皮尺以及後來的光學測量儀、GPS測量儀的廣泛使用，這種東西已經在我們這代人這裡變成了“古物”或文物。
雨水、土地、播種，這三種元素就構成了春耕景象的生動畫面。句芒這尊神靈也恰好就是掌管春耕的，而他更進一步的司職是春神，象徵著立春。二十四節氣是中國人給世界科技、文化作出的一項重大貢獻，今天也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立春就是二十四節氣的開首，象徵著新的一年、新的時間輪迴、新的生產勞作的開始。
立春的這一天祭祀春神句芒，至今依然是浙江衢州地區的重要民間活動。在古代，每年的六七月間，江南民間還流行舉辦“青苗會”，農民會敲鑼打鼓、遍插五色彩旗，抬著劉猛將等神靈的塑像在田野裡巡遊。這項活動往往會持續十多天。劉猛將是驅蝗神，祭祀他是為了避免蝗災危害農作物。從表面看，這是一種祭祀活動，但實質上，六七月間正是蝗災發生的高危期，農民們如此聲勢浩大、聲色具備地在田野間活動，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用人為的方式驚嚇蝗蟲、干擾蝗蟲的生長繁殖。
元末明初的時候，江南地區還出現過一本叫做《田家五行》的書，書中搜集整理了大量流行在江南地區的農業俗語、諺語。這些俗語、諺語，其實就是農民們長期以來觀察自然現象，總結氣象、物候規律而形成的科學經驗，是江南老百姓的智慧結晶。例如“水旱卜蛙聲”、“土牛佔歲事”等話語，至今對農業生產活動仍然有著很高的指導價值。
家風崇拜
歷史上，江南是一個名門望族雲集的地方。這些名門望族，一方面本身就是一些文化程度高、知識資源儲備豐富的家族，使得家風形成具備了文化基礎；另一方面，正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名門望族，所以他們保持家族榮耀、名望、地位的願望更加強烈，這種願望驅使他們必須構建一套“傳之萬世，經久不衰”的家族規範，並且以有力的保障措施使之代代相傳、薪火不息。
家風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個人修養、家族關係維繫、維護家族聲譽。明代萬曆年間，曾任禮部尚書的華亭人陸樹聲，就曾經編撰了一部《陸氏家訓》，要求子弟要孝順長輩，和睦親族；交友要慎重，因為“遊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深則悔悟遲”；更要居安思危，“當盈成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儉之素”。唯有這樣，才能讓“先業不墜”。
這些起初只是一門一族的家訓、族訓，後來往往會變成一種在全社會廣泛流傳的普世價值。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形成於清初的《朱子治家格言》（全名是《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例如其中的“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等話語幾乎是耳熟能詳，“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在今天依然是婚姻選擇的圭臬。
這種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強調個人修養、強調家族和睦、強調家族榮耀的家訓，不僅在家族子弟的心理上、行為上起到了強大的暗示、激勵、引導、規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些家訓體系往往會締造一種近乎完美的家庭治理模式。“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良好的家庭治理模式，會深遠地影響子弟的個人成長；在一個良好家庭關係下成長起來的子弟，也往往會讓人生道路走得更寬遠一些。
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之下，一個人可以沒有文化、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必須有“家教”。一個人只要能夠嚴格遵循家風的訓誡，那麼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至少不會為害社會。這種濃厚而深刻的家風崇拜，使得江南地區自古才子輩出、思想活躍，科舉制度建立之後近乎一半的狀元來自江浙地區，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啟蒙、學術創新，絕大多數也誕生在江南區域。
名賢崇拜
孔聖崇拜在古代社會是遍佈中國大地的。但在明清時期的江南，府縣一級的孔廟中，一般都設置有鄉賢、名宦兩祠，用來祭祀地方上那些名人、賢士，以及德行堪稱模範、對地方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百姓或者官員。例如，蘇州滄浪亭“五百名賢祠”就是名賢崇拜的典範。
由於中國人自古就有“葉落歸根”、“認祖歸宗”的深刻情懷，所以對於一個人最嚴厲的懲罰不是身首異處、株連九族，而是不準葬入祖墳。同樣，一個人能夠進入鄉賢祠祭祀則是一種非常高的榮耀。正因為是一種特別榮譽，所以入祭鄉賢祠的標準就非常嚴苛，這些標準之中也就蘊藏著一個地方的人文情懷和價值體系。為了能夠“達標”，很多人就必須一生嚴格自律、勤奮上進、清正廉潔、樂善好施，在追求個人修養、功德聲望、貢獻業績上孜孜不倦。有目標就有動力，有理想就有高度，自古皆然。
那些能夠入祀名宦祠的官員，大體有三類。一是那些組織地方力量抵禦自然災害、兵火戰亂的；二是那些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為民請命保護百姓利益，清正廉潔、明鏡高懸，維護公平正義的；三是那些能夠端正地方風俗，促進地方精神文明、道德風尚建設的。他們共有的特徵就是實幹、正直、清廉。
自然、家風、名賢崇拜，這是一種看不見但卻異常強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這種崇拜的重大意義，並將其作為區域文化建設、家風傳承、子弟教育的有益借鑑，所有的地方何嘗不會像江南那樣“富庶而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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