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展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留影
編者按：2018年是陳子展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9月29日，復旦大學中文系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將要聯合召開陳子展先生一百二十週年紀念會暨《陳子展文存》首發式。復旦大學中文系徐志嘯教授是陳先生唯一帶過的研究生。我們特此發表徐教授關於陳先生的回憶口述，以為紀念。
早年經歷
陳先生出生在湖南長沙縣青峰山村一戶農民家庭，幼年就讀於私塾，後入長沙縣立師範學校，畢業後任小學教師。五四運動後，陳先生在東南大學教育系進修兩年，後來因病輟學，回到湖南，寄住在長沙船山學社與湖南自修大學。此後，相繼在湖南多所中學及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在湖南一師，他結識了一批共產黨人，如李維漢、李達、何叔衡、謝覺哉、徐特立、毛澤東等。我聽他說起過，他曾跟毛澤東一塊兒踢過足球，毛澤東踢前鋒，他守門，其時毛澤東比他年長五歲。
1927年“馬日事變”，他被捲進去了——作為“共黨嫌疑分子”，遭到反動派通緝，長沙待不下去了，他逃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應田漢之邀，陳先生進入南國藝術學院任教授。1931年，陳先生旅居日本一年。1932年，他應謝六逸邀請，到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開始是兼職教授，1937年起被聘為專職教授，同時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院系合併，他卸任系主任一職，郭紹虞先生當了系主任。之後，陳先生便一直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我八十年代曾由陳先生介紹，到北京拜訪過廖沫沙先生，廖先生告訴我，他是陳先生的“三代學生”——小學、中學、大學，都是陳先生的學生，這大學，就是上海的南國藝術學院，他們師生之間有著深厚的情誼。
雜文寫作
陳先生三十年代在大學教課，微薄的收入難以維持家庭的開支，他就開始寫雜文，主要為了賺點稿費，補貼家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是為了“騙飯吃”。陳先生的妻子過世後，曾又娶了一個，但時間不長，考慮到孩子關係，這段婚姻很快就結束了。他的孩子都是前妻所生，三個女兒，兩個兒子。他的後半生，都由小兒子陪伴照顧。
陳先生的雜文大多短小精悍、刺中時弊，辭鋒之犀利、諷刺之辛辣、識見之廣博，在當時文壇堪稱翹楚。這些雜文發表時，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筆名行世。他筆名中的這個“牛”字，很能體現湖南人的個性：脾氣有點倔。現代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在《申報·自由談》合訂本“序”中曾寫道：如要寫現代文學史，從《新青年》開始提倡的雜感文，不能不寫；如要論述《新青年》後雜感文的發展，黎烈文主編的《申報·自由談》不能不寫，它對雜文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陳子展先生正是這個報紙副刊的經常撰稿人。陳先生在《申報 自由談》發表的雜文數量，堪與魯迅比肩。
學術研究
陳先生早期在復旦任教時，先是研究近代文學，先後出版了兩本書——《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與《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這兩部書集中闡發了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間中國文學的發展及其演變，在當時很有影響，即便從今天看來，這兩部近代文學研究著作，也依然具有開創性意義，為近代文學研究界所稱道、引述。在這兩部近代文學史中，陳先生專門論述了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所忽視，而在近代時期曾出現的舊體詩詞創作及其作者群——宋詩運動、同光體代表詩人、近代四大詞人等。在陳先生看來，1898年應是“近代文學”的真正開端：原因在於，甲午戰敗對中國的刺激太大了，警醒了中國人，文人們才從八股文中解放出來，接受外來影響，開始倡導“新文體”，從而產生了“詩界革命”乃至文學革命。
這以後，陳先生開始教中國古代文學，先後編寫、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講話》上、中、下三冊，以及《唐代文學史》《宋代文學史》（後合編為《唐宋文學史》行世）。另外，陳先生還曾專門開設過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並專門編寫了講義，此講義在時間上要早於國內不少著名文學批評史家的批評史論著。
自四十年代中期開始，陳先生開始涉足《詩經》語譯——將《詩經》譯成白話文刊登在報紙上，發現讀者反應不錯，頗受歡迎，由此，陳先生對《詩經》產生了濃厚興趣，結合教學，他開始著手對“詩三百”作逐一的註釋、今譯、評論和研究，他的《詩經》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問世於三十年代的《詩經語譯》；第二階段，五十年代出版《國風選譯》與《雅頌選譯》；第三階段，八十年代集大成的《詩經直解》出版，此後，又有《詩三百解題》問世。可以說，陳先生畢生用力最多、體現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詩經》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辭》研究。
《詩經直解》
陳先生認為，《詩經》三百多篇作品從各個不同角度和層面反映表現了上古時代的社會生活，它是上古社會和歷史的一面鏡子，堪稱上古社會的百科全書。對歷來爭議較大的一些疑難問題，如孔子刪詩說、采詩說、詩序作者、風雅頌定義等，陳先生都旗幟鮮明地表述了個人看法。為了解析詩篇本義，特別是其中可能涉及的歷史與社會的多學科廣博知識，陳先生都會予以詳盡的引證，而這些引證的材料，很多要涉及天文、地理、歷史、風俗、生物、考古、農業、軍事、經濟等多學科、多層面，他都不厭其煩地引證各種資料予以闡釋和說明，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有：《曹風·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賓之初筵》《周頌·良耜》《周頌·潛》等詩篇。我見過他的一個筆記本，記錄了各種古代史料的原始資料，全部用毛筆小楷手抄。與學界其他《詩經》研究學者不同的是，陳先生特別注重對最新文物出土考古資料予以發掘與利用，及時地將這些資料運用於他的《詩經》詮釋中，從而對這部上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儘可能地作出切合歷史和時代的準確闡釋。
《楚辭直解》
陳先生的《楚辭》研究開始於六十年代。他說自己搞《楚辭》，是既和古人“抬槓子”，也和今人“抬槓子”，他要爬梳、澄清歷來在楚辭研究上籠罩的迷霧。我記得他當時明確說，他不贊同武漢大學劉永濟教授的觀點。由此，他下決心對楚辭作系統全面的梳理，對歷代和現代的各家注本作逐家評述，而後提出自己的看法。陳先生翻遍了歷代的《楚辭》注本，認真系統地研讀了馬、恩和西方許多理論家關於人類歷史及社會發展的論著，參考了大量的上古時代的出土文物資料和歷代文獻，努力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現代社會學的眼光來看待和闡釋楚辭中表現的上古社會的歷史與文化。
政治運動
陳先生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起因可能與他的“湖南牛”倔脾氣有點關係，他老人家為人正直、說話直率，絕不對人阿諛奉承。他根本不可能反對共產黨，只是對基層領導有些不當做法表示不滿，說了些實在話。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當然不到學校上課了，蓄鬚以示抗議。後來中央的一些領導人——他當年的朋友和學生，知道了他的這一情況，都覺得很奇怪：陳子展怎麼可能反黨？他是黨的同路人啊。由此，他成了全國最早一批的“脫帽右派”。
脫帽以後，陳先生基本不上課了，所以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怎麼波及他。但“文革”他還是被捲入了，參加了集體勞動，吳中傑老師的文章裡曾提到，他和陳先生是一個戰鬥隊的。那個時候，復旦全校所謂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都被捲進去了。
學人交遊
和陳先生來往比較多的中文系老教授，我知道的有趙景琛、賈植芳、杜月村等，王運熙當時屬於他指導的青年教師。趙景深先生曾經這麼評價陳先生的近代文學史著作：“這本書是我極愛讀的。坊間有許多文學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別人的議論掇拾成篇，毫無生髮，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書則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並且時帶詼諧。書中文筆流暢，條理清楚，對文學大勢說的非常清楚，讀之令人不忍釋手。”
陳先生跟周谷城先生關係很好，他們都是湖南人。我七十年代末到陳先生家裡上課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輛三輪車停在他家門口，進門以後才知道，原來這是周谷城先生的包車，其時兩人相談正歡。兩位先生因友情深厚，經常來往。不過，周谷城先生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以後，陳先生就主動不和他來往了。陳先生這個人就是這個特點，他絕不主動逢迎巴結身居高位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他根本沒想到去找那些已是國家領導人的早年朋友和學生。
同輩或晚輩的學人裡，陳先生很欣賞湖南的楊樹達和上海的楊廷福、範祥雍。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楊樹達先生，說他學問好，是湖南人中的傑出學者。楊廷福是做隋唐史的，在上海教育學院任教，陳先生和我多次講到他的學問好，楊廷福一直沒離開上海教育學院，據說是因為教育學院領導對他太好了，楊覺得離開有點對不住領導。陳先生的《楚辭直解》一書扉頁上有“範祥雍、杜月村校閱”，這是陳先生這部著作，曾請範、杜兩人共同參與校閱。陳先生在我面前，曾多次提到範祥雍，說他學問很不錯。
師生情誼
我是“文革”前的老三屆高中生，恢復高考之後，1977年末考上了復旦歷史系，1978年初入學，屬於七七級本科生。入學後，第二年跨系跳級考上了中文系研究生，從此拜到了陳先生門下。在我看來，陳先生的名望和學問都是最好的，我後來才知道，他一輩子只帶了我一個研究生。他當年招我的時候已經八十一歲了，比我整整大五十歲，屬於我的爺爺輩。
剛入學的時候，陳先生家住長樂路，我每週星期六下午去他家上課，他開了書單讓我讀書，包括《說文解字》《爾雅》《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以及涉及先秦兩漢時代的文史典籍，我讀後寫讀書報告，向他彙報。平時我也會按照他的吩咐，幫他買書，做些協助他研究工作的雜事。當時錢鍾書的《管錐編》剛出版不久，他對此書評價很高，特意讓我幫他去買。
陳先生有幾件事情讓我特別感動。“文革”後楚辭學界第一次在湖北召開全國性學術會議，湖北方面專門給陳先生髮了邀請函，當時陳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他不可能親自與會，但他很鄭重地寫了兩封推薦信，一封答覆湖北方面，一封給復旦中文系——推薦我帶著當時已基本完成還沒參加答辯的碩士論文，代表他參加會議。但這事最終沒成功，因中文系認為，研究生代替導師參加學術會議，系裡從沒此先例。1982年，成都召開楚辭研究國際會議，批駁日本學者對屈原的懷疑否定，陳先生又一次接到邀請，也又一次囑我撰寫論文，推薦我代他參加會議，當時我已畢業留系工作，任他的助手，他老人家又一次鄭重地用毛筆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成都邀請方，一封推薦信寫給中文系，但中文系還是沒同意，理由是成都太遠了。陳先生這兩次主動熱情推薦，讓我這個還沒出茅廬的學生十分感動，陳先生這是有意識地在推我走向學術界。
我讀研時，學校規定有一筆研究生科研經費可以去外地訪學，陳先生專門給我寫了多封介紹信，讓我去拜訪一些學界專家，其中包括殷孟倫、常任俠、廖沫沙、林庚等，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或學生，有他的介紹信，我肯定不會被拒之於門外，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求教機會。我畢業留校後，先做陳先生的學術助手，後來陳先生正式退休，他建議我到北大繼續深造，特別推薦我到北大林庚先生門下，攻讀博士。
陳先生和林庚先生父子都比較熟悉，林庚先生的父親林志鈞老先生是清華的名教授，也曾是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之一，曾受梁啟超生前所託，負責整理編輯《飲冰室合集》。我是帶著陳先生的推薦信，專程北上，到北大林府拜訪林庚先生的，林先生看了陳子展先生的推薦信後，對我十分熱情，在全面瞭解了我的情況後，同意我報考他的博士生。入學後我才知道，林先生招我時就想要我畢業後留在北大，當他的學術助手。但遺憾的是，我妻子執意不肯北上，我不得不忍痛割愛，離開北大，離開林先生。這方面情況，我在懷念林庚先生的專文中曾詳細寫到。
陳先生晚年一直想回湖南，和我講了多次，那個時候他已年近九十。陳先生是1992年去世的，當時我已經從北大重回復旦了，但不巧的是，他去世的時候我正好不在上海，回到上海後才得悉噩耗，很遺憾沒能為他送行——他沒讓舉行任何辭世儀式，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符合他的性格和願望，他去世前就早定了“四不”原則：不開追悼會，不向遺體告別，不留骨灰，不發訃告。
當然，最後一條是肯定做不到的，復旦還是按慣例發了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