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墓誌

王媛墓誌，青石質，該志刻於唐大曆十三年（778年）四月八日，長91、寬91、厚19釐米，1929年河南洛陽張羊村北瓦店西北出土，河南博物院藏的一方較為特殊的女性墓誌。蓋為盝（lù ）頂，篆書“唐安平郡夫人王氏墓”9字，四周刻花紋圖案。志文隸書，48行（後24行轉刻於蓋背），行29字。首行題“有唐安平縣君、贈安平郡夫人王氏墓誌”。首行下題“潁陽縣丞徐珙書”。首二行記有：“族孫監察御史（王）頌為志”。

此志特殊之處是志文較為冗長，近1400字，以至於志石正面刻不下，轉到了志蓋的背面鐫刻，這也是唐人敢於突破前人刻石習慣的大膽創新。為我們瞭解志主的事蹟提拱了非常詳實的資料。這麼冗長的志文寫了一位女性的什麼事蹟呢？這篇志文不僅寫了志主王媛的先祖世系、婚姻家庭，並用平和通俗的語言引用志主生前的話語，對其教誨子女、誠敬持家的生平事蹟進行了描述，一般來講，官宦人家的正妻大多不見於正史。河南博物院藏《王媛墓誌》為我們瞭解唐代官宦人家的正妻生活狀態及中唐貴族女性生活提供了真實的記錄。

王媛墓誌蓋

據志文記載：王氏，諱媛，字正一，太原晉陽人。後魏徵虜將軍廣業之五代孫。曾祖寶倫，北齊汾州司馬；祖仁緒，隋文林館學士；父惠子，不事王侯。按志文，王媛出身官宦世家，但官職不顯。王媛婚前“孝敏自衷，寬明達禮”，十三歲嫁與安平公博陵府崔暟（kǎi），婚後做人處世謙讓平和，“衣必命而後襲，膳有嘉而先饋，若奉所尊焉。”志文用具體事例來說明夫人在家困難之時，任勞任怨，謙讓持家：“鹹通之歲，關輔阻飢，府君（指其夫崔暟）為率更寺丞。素業清約，位才非隱，祿未充家，孤遺聚居，稚孺盈抱。夫人於是劬（qú）勞自嗛，推美分甘，至樂融而且康，眾心餒而無怨。”在崔氏大家族中，輔佐丈夫維護家族的團結，“使六親邕邕，二族交泰？”志文也記載了在丈夫官場受挫時，王媛的表現與開明，志載：“尋以外戚專朝，忠臣削跡，府君因事而退，拂衣就閒。夫人清靜無慾，聽從有裕，即荊布而安，舍丘園而逸。”崔暟後起為汝州長史，並封為安平縣開國男加朝散大夫，王氏封為安平縣君。

丈夫崔暟死後，其長子崔渾“既練而歿”。面臨喪夫喪子之痛的王媛轉向事佛以求清心寡慾，志載：“夫人雅好釋理，會通眾妙，雖哭無晝夜，而心照玄空。情理外敷，道情深入，爰撫孤弱，濟於艱難。”志中通過對少子崔沔的勸教之語，來說明志主對子女的苦心善導。志曰：“汝門緒不昌，令兄夭喪，宜恭恩命，以承家業，朝廷孝理，亦將及於汝也。”後來崔沔在王氏的教導下自祕書少監遷左庶子加朝散大夫，按當進的敘封制度，夫人當進封太君，亟請申敘，夫人則婉言謝絕，以自己無功於朝廷，“而坐致榮進，將何以安之？吾承先大夫餘蔭，舊封縣君，不願有所加也。”卒不許敘，天下稱仁。文中稱歎，正是由於夫人教育有方，子孫才能“行光邦國”，正是由於夫人和睦善處，才使家族“鄉黨稱悌，安土忘貧。滿堂常樂。和之至也。”志文記載王媛晚年病疾纏身，面對死亡泰然自若，順應自然，志載：“兒女進藥，銜悲固請。曰：強為汝飲之，知無益也。”後寢疾凡三十六日，以開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終於東都崇政裡第，春秋七十有四。王媛死後先假葬於邙山，此志是在其夫崔公死後72年，崔家重修墳塋時鐫刻。志銘後補記了王媛次子崔沔，服闕，官拜中書侍郎，於開元十一年上言玄宗“以加階之恩追贈邑號”。制贈夫人安平郡太君。以大曆十三年四月八日，由嫡孫崔祐甫奉夫人之棺附葬於安平公（其夫崔暟）之墓。

王媛墓誌拓本（局部）

墓誌文通過對墓主的言行的具體描述，生動具體地表現了志主做人處世的態度、鮮明的個性特徵。志中以“文伯之母”、“展禽之妻”（見《國語魯語》）的典故來喻王媛品行高尚，知書達禮。此文書寫方式明白曉暢，是唐大曆以後墓誌在體裁上革新的反映。王媛志與其夫崔暟志同藏於河南博物院，據崔暟志記載，崔暟子孫有元子崔渾、次子崔沔及其孫崔孟孫、崔眾甫、崔夷甫、崔成甫、崔祐甫等。其中崔祐甫墓誌藏於河南博物院，是院藏唯一的一盒保存完好的唐代宰相級別的墓誌（見相關鏈接二）。值得一提的是院藏這三方墓誌的書法皆為隸書，同出於當時著名書法家徐珙。其隸書除點畫沿用漢隸筆法圓潤而頓挫外，將漢隸中的篆味去掉，以楷入隸，結體加高，波磔消失，成為唐隸特有的風貌。

作者簡介

譚淑琴，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員，河南大學中文系畢業。1986年參加工作至今，在文博考古崗位上已工作25年，主要致力於古代石刻如漢畫像石、碑刻墓誌和古代佛教造像藝術三方面的研究。發表的論文、論著及參與編著的文字已達40萬字，其中論文《試論漢畫鋪首的淵源》、《漢畫“聶政自屠”應為“伍子胥自刎”》、《試論維摩經變所體現的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被評為院科研成果獎。2008年主編國家級重點工程《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碑刻墓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