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從「陳寅恪熱」說起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社會上就出現了「陳寅恪熱」，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時間都對陳寅恪關注起來，陳寅恪的「大師」形象，在全社會開始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隨著作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將90年代的「陳寅恪熱」推向了高潮。
01.
從「陳寅恪熱」說起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社會上就出現了「陳寅恪熱」，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時間都對陳寅恪關注起來，陳寅恪的「大師」形象，在全社會開始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隨著作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將90年代的「陳寅恪熱」推向了高潮。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陸鍵東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時間：2013年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作者陸鍵東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大量的訪談，詳盡地向讀者呈現了陳寅恪在1949-1969這二十年間的起伏人生。作者將大量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之中，著重刻畫陳寅恪在最後時光裡內心的掙扎、憤懣、辛酸與無奈，讀起來十分沉重。
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旨在凸顯陳寅恪絕不苟且的堅定立場和遺世獨立的精神風骨。陳寅恪至死都堅決不向權勢低頭，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著名學者徐慶全老師在談到此書時評論到：
「我們的文化開始失落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找回當年的大師形象，如此這般，陸鍵東這本《陳寅恪最後二十年》才激起那麼大的反響。」
也就是說，人們對陳寅恪的關注，伴有對當下的現實關注。
人們會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尋找一個解答，為自己的迷惘尋找一種寄託。大家需要一個「窗口」、一個「支柱」，來引導他們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的關係。而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剛好契合了這個思潮所要表達的情感，自然地喚起了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成為90年代的一面文化旗幟。
02.
「大師」存在的意義
徐慶全老師認為，儘管80年代大師輩出，但並沒有人真正被稱為大師，而90年代是大師衰落的時代，因此才需要陳寅恪來喚起人們對大師的記憶。
80年代是一個「思想繽紛」的時代，許多和陳寅恪相類的學者都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之中。如梵文、巴利文專家季羨林在1983年帶頭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教育學家梁漱溟於1984年倡辦了中國文化書院。他們積極拯救東方傳統文化，大師地位也不顯自明，但是，當時的輿論並不說他們是大師。
01.
從「陳寅恪熱」說起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社會上就出現了「陳寅恪熱」，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時間都對陳寅恪關注起來，陳寅恪的「大師」形象，在全社會開始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隨著作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將90年代的「陳寅恪熱」推向了高潮。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陸鍵東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時間：2013年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作者陸鍵東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大量的訪談，詳盡地向讀者呈現了陳寅恪在1949-1969這二十年間的起伏人生。作者將大量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之中，著重刻畫陳寅恪在最後時光裡內心的掙扎、憤懣、辛酸與無奈，讀起來十分沉重。
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旨在凸顯陳寅恪絕不苟且的堅定立場和遺世獨立的精神風骨。陳寅恪至死都堅決不向權勢低頭，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著名學者徐慶全老師在談到此書時評論到：
「我們的文化開始失落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找回當年的大師形象，如此這般，陸鍵東這本《陳寅恪最後二十年》才激起那麼大的反響。」
也就是說，人們對陳寅恪的關注，伴有對當下的現實關注。
人們會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尋找一個解答，為自己的迷惘尋找一種寄託。大家需要一個「窗口」、一個「支柱」，來引導他們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的關係。而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剛好契合了這個思潮所要表達的情感，自然地喚起了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成為90年代的一面文化旗幟。
02.
「大師」存在的意義
徐慶全老師認為，儘管80年代大師輩出，但並沒有人真正被稱為大師，而90年代是大師衰落的時代，因此才需要陳寅恪來喚起人們對大師的記憶。
80年代是一個「思想繽紛」的時代，許多和陳寅恪相類的學者都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之中。如梵文、巴利文專家季羨林在1983年帶頭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教育學家梁漱溟於1984年倡辦了中國文化書院。他們積極拯救東方傳統文化，大師地位也不顯自明，但是，當時的輿論並不說他們是大師。
▲晚年梁漱溟
而到了90年代，則是另一番景象。徐慶全老師在講解《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時舉了兩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個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賣茶葉蛋，媒體將之作為社會風氣予以宣傳報道；另一個則是北京大學的南牆被推倒改造成了商業街，加入了商業化的大潮。
徐慶全老師將這些現象稱為「社會流俗」，認為這是社會失去「文化標杆」的表現，這會導致社會慢慢失去以往應有的文化內容和格調。「陳寅恪熱」的出現，就在於它告訴大家，這個社會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大師及其形象，來證明我們的社會並非是流俗的。
陳寅恪在人生的最後20年裡眼盲腿臏，他一身所學沒有用武之地，夫人唐篔也先於他離世，只有助手黃萱一直陪著他，直至闔然離世。
他被稱為大師，大多是因為豐滿的血肉和堅強的意志，在人生最後二十年吃盡苦頭卻仍能固守「獨立」和「自由」的信念。
我們關注陳寅恪，就在於通過他個人的經歷，去思考複雜時代里人性的掙扎，去體悟一種對信念至死不渝的堅持。
03.
重新理解陳寅恪
徐慶全老師與陳寅恪的淵源可追溯到他學術生涯的早期。
徐老師早期從事敦煌學研究，而中國敦煌學的誕生最早就源於陳寅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感嘆。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書也是他研究過程中的必讀書目，他對陳寅恪的人生與學術經歷感觸良多。
在徐慶全老師看來，陳寅恪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成就和名氣，一方面在於他的家學淵源和只求學問不求學歷的留學經歷；另一方面在於他為人稱道的精神風骨。
01.
從「陳寅恪熱」說起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社會上就出現了「陳寅恪熱」，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時間都對陳寅恪關注起來，陳寅恪的「大師」形象，在全社會開始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隨著作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將90年代的「陳寅恪熱」推向了高潮。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陸鍵東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時間：2013年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作者陸鍵東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大量的訪談，詳盡地向讀者呈現了陳寅恪在1949-1969這二十年間的起伏人生。作者將大量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之中，著重刻畫陳寅恪在最後時光裡內心的掙扎、憤懣、辛酸與無奈，讀起來十分沉重。
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旨在凸顯陳寅恪絕不苟且的堅定立場和遺世獨立的精神風骨。陳寅恪至死都堅決不向權勢低頭，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著名學者徐慶全老師在談到此書時評論到：
「我們的文化開始失落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找回當年的大師形象，如此這般，陸鍵東這本《陳寅恪最後二十年》才激起那麼大的反響。」
也就是說，人們對陳寅恪的關注，伴有對當下的現實關注。
人們會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尋找一個解答，為自己的迷惘尋找一種寄託。大家需要一個「窗口」、一個「支柱」，來引導他們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的關係。而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剛好契合了這個思潮所要表達的情感，自然地喚起了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成為90年代的一面文化旗幟。
02.
「大師」存在的意義
徐慶全老師認為，儘管80年代大師輩出，但並沒有人真正被稱為大師，而90年代是大師衰落的時代，因此才需要陳寅恪來喚起人們對大師的記憶。
80年代是一個「思想繽紛」的時代，許多和陳寅恪相類的學者都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之中。如梵文、巴利文專家季羨林在1983年帶頭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教育學家梁漱溟於1984年倡辦了中國文化書院。他們積極拯救東方傳統文化，大師地位也不顯自明，但是，當時的輿論並不說他們是大師。
▲晚年梁漱溟
而到了90年代，則是另一番景象。徐慶全老師在講解《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時舉了兩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個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賣茶葉蛋，媒體將之作為社會風氣予以宣傳報道；另一個則是北京大學的南牆被推倒改造成了商業街，加入了商業化的大潮。
徐慶全老師將這些現象稱為「社會流俗」，認為這是社會失去「文化標杆」的表現，這會導致社會慢慢失去以往應有的文化內容和格調。「陳寅恪熱」的出現，就在於它告訴大家，這個社會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大師及其形象，來證明我們的社會並非是流俗的。
陳寅恪在人生的最後20年裡眼盲腿臏，他一身所學沒有用武之地，夫人唐篔也先於他離世，只有助手黃萱一直陪著他，直至闔然離世。
他被稱為大師，大多是因為豐滿的血肉和堅強的意志，在人生最後二十年吃盡苦頭卻仍能固守「獨立」和「自由」的信念。
我們關注陳寅恪，就在於通過他個人的經歷，去思考複雜時代里人性的掙扎，去體悟一種對信念至死不渝的堅持。
03.
重新理解陳寅恪
徐慶全老師與陳寅恪的淵源可追溯到他學術生涯的早期。
徐老師早期從事敦煌學研究，而中國敦煌學的誕生最早就源於陳寅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感嘆。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書也是他研究過程中的必讀書目，他對陳寅恪的人生與學術經歷感觸良多。
在徐慶全老師看來，陳寅恪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成就和名氣，一方面在於他的家學淵源和只求學問不求學歷的留學經歷；另一方面在於他為人稱道的精神風骨。
▲徐慶全老師在明白錄製節目期間
關於前者，徐老師指出，陳寅恪身上具有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始終擁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即使在晚年被運動波及無法教書，陳寅恪所做的學問依然跟現實有很大的關聯，保持著對當下的感悟和關懷，這是很了不起的。
此外就是陳寅恪的遊學經歷，使他掌握了西方的一種思維方式或者學理方式，可以從歷史內在邏輯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歷史，使他總能從大家習以為常的材料當中，得出不習以為常的結論，這是他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
01.
從「陳寅恪熱」說起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社會上就出現了「陳寅恪熱」，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時間都對陳寅恪關注起來，陳寅恪的「大師」形象，在全社會開始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隨著作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將90年代的「陳寅恪熱」推向了高潮。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陸鍵東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時間：2013年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作者陸鍵東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大量的訪談，詳盡地向讀者呈現了陳寅恪在1949-1969這二十年間的起伏人生。作者將大量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之中，著重刻畫陳寅恪在最後時光裡內心的掙扎、憤懣、辛酸與無奈，讀起來十分沉重。
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旨在凸顯陳寅恪絕不苟且的堅定立場和遺世獨立的精神風骨。陳寅恪至死都堅決不向權勢低頭，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著名學者徐慶全老師在談到此書時評論到：
「我們的文化開始失落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找回當年的大師形象，如此這般，陸鍵東這本《陳寅恪最後二十年》才激起那麼大的反響。」
也就是說，人們對陳寅恪的關注，伴有對當下的現實關注。
人們會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尋找一個解答，為自己的迷惘尋找一種寄託。大家需要一個「窗口」、一個「支柱」，來引導他們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的關係。而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剛好契合了這個思潮所要表達的情感，自然地喚起了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成為90年代的一面文化旗幟。
02.
「大師」存在的意義
徐慶全老師認為，儘管80年代大師輩出，但並沒有人真正被稱為大師，而90年代是大師衰落的時代，因此才需要陳寅恪來喚起人們對大師的記憶。
80年代是一個「思想繽紛」的時代，許多和陳寅恪相類的學者都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之中。如梵文、巴利文專家季羨林在1983年帶頭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教育學家梁漱溟於1984年倡辦了中國文化書院。他們積極拯救東方傳統文化，大師地位也不顯自明，但是，當時的輿論並不說他們是大師。
▲晚年梁漱溟
而到了90年代，則是另一番景象。徐慶全老師在講解《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時舉了兩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個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賣茶葉蛋，媒體將之作為社會風氣予以宣傳報道；另一個則是北京大學的南牆被推倒改造成了商業街，加入了商業化的大潮。
徐慶全老師將這些現象稱為「社會流俗」，認為這是社會失去「文化標杆」的表現，這會導致社會慢慢失去以往應有的文化內容和格調。「陳寅恪熱」的出現，就在於它告訴大家，這個社會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大師及其形象，來證明我們的社會並非是流俗的。
陳寅恪在人生的最後20年裡眼盲腿臏，他一身所學沒有用武之地，夫人唐篔也先於他離世，只有助手黃萱一直陪著他，直至闔然離世。
他被稱為大師，大多是因為豐滿的血肉和堅強的意志，在人生最後二十年吃盡苦頭卻仍能固守「獨立」和「自由」的信念。
我們關注陳寅恪，就在於通過他個人的經歷，去思考複雜時代里人性的掙扎，去體悟一種對信念至死不渝的堅持。
03.
重新理解陳寅恪
徐慶全老師與陳寅恪的淵源可追溯到他學術生涯的早期。
徐老師早期從事敦煌學研究，而中國敦煌學的誕生最早就源於陳寅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感嘆。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書也是他研究過程中的必讀書目，他對陳寅恪的人生與學術經歷感觸良多。
在徐慶全老師看來，陳寅恪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成就和名氣，一方面在於他的家學淵源和只求學問不求學歷的留學經歷；另一方面在於他為人稱道的精神風骨。
▲徐慶全老師在明白錄製節目期間
關於前者，徐老師指出，陳寅恪身上具有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始終擁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即使在晚年被運動波及無法教書，陳寅恪所做的學問依然跟現實有很大的關聯，保持著對當下的感悟和關懷，這是很了不起的。
此外就是陳寅恪的遊學經歷，使他掌握了西方的一種思維方式或者學理方式，可以從歷史內在邏輯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歷史，使他總能從大家習以為常的材料當中，得出不習以為常的結論，這是他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
▲陳寅恪一家
而關於後者，通過梳理1949-1969年間陳寅恪個人命運的浮沉，徐老師指出，在19世紀20、30年代肆意飛揚，宣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的陳寅恪，在新的時期遭遇莫名其妙的文化摧殘，其處境是急轉直下的。
但這並不意味著屈服，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堅持信念的方式。
以陳寅恪來說，徐老師曾提到，彼時政治運動逐漸進入大學校園，中山大學裡宣揚「學生比教授厲害」，「一千個學生可以頂一個教授」，而陳寅恪對此頗為不滿，可又無可奈何，一怒之下便以罷教相抗拒，儘管頭戴「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依然不卑不亢，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而以陳寅恪的社會交往來說，特別是政治運動最為緊張的時期，徐老師認為，身邊人的行為更能體現陳寅恪的大師的風骨和魅力。
徐老師特別提到兩個人。
其一是蔣天樞，它是最得陳寅恪真傳的學生。在政治運動最為緊張的時期，蔣天樞依然登門拜訪陳寅恪，表示關心。陳寅恪彌留之際將自己的著述全部託付給了他，而他也不負重託，多方奔走求援，蒐集遺稿，最終在他的帶領下整理出版了《陳寅恪文集》。
其二是陳寅恪的助手黃萱，她對陳寅恪十分敬重。在各方威逼利誘之下，她始終拒絕在歷次運動中揭發陳寅恪。黃萱在陳寅恪身負眼盲腿疾、不能親自動筆之際，承擔了口述筆記的責任，使陳寅恪晚年的許多研究得以保存。
徐慶全老師將這種知識分子之間的交往稱為將義、情與學術敬仰連在一起的交往。他認為，當時還有一種對文化的敬仰和知識分子之間對情義的珍重，師徒之間更有一種「一日為師，三生為父」的古老傳統，而如今這些都被庸俗和變異的各種關係所代替。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陳寅恪的理解和評價，也就有不同的方式和內容。但正如徐慶全老師所言，陳寅恪的博學和氣節，才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方面。唯有如此，我們才會在陳寅恪的人生經歷中獲得更多體會和收穫。
01.
從「陳寅恪熱」說起
自從上世紀90年代起，社會上就出現了「陳寅恪熱」，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一時間都對陳寅恪關注起來，陳寅恪的「大師」形象，在全社會開始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隨著作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將90年代的「陳寅恪熱」推向了高潮。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陸鍵東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時間：2013年
史學界推崇陳寅恪「文史互證」的考據方法，文學界看重他的詩學功底，思想家則注重他學術成果背後的思想精神。
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作者陸鍵東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大量的訪談，詳盡地向讀者呈現了陳寅恪在1949-1969這二十年間的起伏人生。作者將大量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之中，著重刻畫陳寅恪在最後時光裡內心的掙扎、憤懣、辛酸與無奈，讀起來十分沉重。
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旨在凸顯陳寅恪絕不苟且的堅定立場和遺世獨立的精神風骨。陳寅恪至死都堅決不向權勢低頭，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
著名學者徐慶全老師在談到此書時評論到：
「我們的文化開始失落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找回當年的大師形象，如此這般，陸鍵東這本《陳寅恪最後二十年》才激起那麼大的反響。」
也就是說，人們對陳寅恪的關注，伴有對當下的現實關注。
人們會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尋找一個解答，為自己的迷惘尋找一種寄託。大家需要一個「窗口」、一個「支柱」，來引導他們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的關係。而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剛好契合了這個思潮所要表達的情感，自然地喚起了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成為90年代的一面文化旗幟。
02.
「大師」存在的意義
徐慶全老師認為，儘管80年代大師輩出，但並沒有人真正被稱為大師，而90年代是大師衰落的時代，因此才需要陳寅恪來喚起人們對大師的記憶。
80年代是一個「思想繽紛」的時代，許多和陳寅恪相類的學者都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之中。如梵文、巴利文專家季羨林在1983年帶頭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教育學家梁漱溟於1984年倡辦了中國文化書院。他們積極拯救東方傳統文化，大師地位也不顯自明，但是，當時的輿論並不說他們是大師。
▲晚年梁漱溟
而到了90年代，則是另一番景象。徐慶全老師在講解《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時舉了兩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個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賣茶葉蛋，媒體將之作為社會風氣予以宣傳報道；另一個則是北京大學的南牆被推倒改造成了商業街，加入了商業化的大潮。
徐慶全老師將這些現象稱為「社會流俗」，認為這是社會失去「文化標杆」的表現，這會導致社會慢慢失去以往應有的文化內容和格調。「陳寅恪熱」的出現，就在於它告訴大家，這個社會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大師及其形象，來證明我們的社會並非是流俗的。
陳寅恪在人生的最後20年裡眼盲腿臏，他一身所學沒有用武之地，夫人唐篔也先於他離世，只有助手黃萱一直陪著他，直至闔然離世。
他被稱為大師，大多是因為豐滿的血肉和堅強的意志，在人生最後二十年吃盡苦頭卻仍能固守「獨立」和「自由」的信念。
我們關注陳寅恪，就在於通過他個人的經歷，去思考複雜時代里人性的掙扎，去體悟一種對信念至死不渝的堅持。
03.
重新理解陳寅恪
徐慶全老師與陳寅恪的淵源可追溯到他學術生涯的早期。
徐老師早期從事敦煌學研究，而中國敦煌學的誕生最早就源於陳寅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感嘆。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書也是他研究過程中的必讀書目，他對陳寅恪的人生與學術經歷感觸良多。
在徐慶全老師看來，陳寅恪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成就和名氣，一方面在於他的家學淵源和只求學問不求學歷的留學經歷；另一方面在於他為人稱道的精神風骨。
▲徐慶全老師在明白錄製節目期間
關於前者，徐老師指出，陳寅恪身上具有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風骨，他始終擁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即使在晚年被運動波及無法教書，陳寅恪所做的學問依然跟現實有很大的關聯，保持著對當下的感悟和關懷，這是很了不起的。
此外就是陳寅恪的遊學經歷，使他掌握了西方的一種思維方式或者學理方式，可以從歷史內在邏輯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歷史，使他總能從大家習以為常的材料當中，得出不習以為常的結論，這是他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
▲陳寅恪一家
而關於後者，通過梳理1949-1969年間陳寅恪個人命運的浮沉，徐老師指出，在19世紀20、30年代肆意飛揚，宣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的陳寅恪，在新的時期遭遇莫名其妙的文化摧殘，其處境是急轉直下的。
但這並不意味著屈服，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堅持信念的方式。
以陳寅恪來說，徐老師曾提到，彼時政治運動逐漸進入大學校園，中山大學裡宣揚「學生比教授厲害」，「一千個學生可以頂一個教授」，而陳寅恪對此頗為不滿，可又無可奈何，一怒之下便以罷教相抗拒，儘管頭戴「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依然不卑不亢，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而以陳寅恪的社會交往來說，特別是政治運動最為緊張的時期，徐老師認為，身邊人的行為更能體現陳寅恪的大師的風骨和魅力。
徐老師特別提到兩個人。
其一是蔣天樞，它是最得陳寅恪真傳的學生。在政治運動最為緊張的時期，蔣天樞依然登門拜訪陳寅恪，表示關心。陳寅恪彌留之際將自己的著述全部託付給了他，而他也不負重託，多方奔走求援，蒐集遺稿，最終在他的帶領下整理出版了《陳寅恪文集》。
其二是陳寅恪的助手黃萱，她對陳寅恪十分敬重。在各方威逼利誘之下，她始終拒絕在歷次運動中揭發陳寅恪。黃萱在陳寅恪身負眼盲腿疾、不能親自動筆之際，承擔了口述筆記的責任，使陳寅恪晚年的許多研究得以保存。
徐慶全老師將這種知識分子之間的交往稱為將義、情與學術敬仰連在一起的交往。他認為，當時還有一種對文化的敬仰和知識分子之間對情義的珍重，師徒之間更有一種「一日為師，三生為父」的古老傳統，而如今這些都被庸俗和變異的各種關係所代替。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陳寅恪的理解和評價，也就有不同的方式和內容。但正如徐慶全老師所言，陳寅恪的博學和氣節，才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方面。唯有如此，我們才會在陳寅恪的人生經歷中獲得更多體會和收穫。
▲晚年的陳寅恪先生
徐慶全老師曾指出，無論是從「六經注我」的方式還是從「我注六經」的方式來看「陳寅恪」，我們對人文精神的追索，都必須將自己放在具體的社會背景中去。一個人應該去認真體悟自己在社會大背景下的榮辱浮沉，才能更好地理解陳寅恪作為大師在當下的存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