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誰創建了廣州陳家祠︱陳瑞南篇'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駐美公使陳蘭彬

二、陳伯陶。

陳伯陶無疑是陳家祠創建者用來宣傳的“生招牌”。1879年，陳伯陶高中廣東鄉試中第一名舉人（解元）。1888年，陳家祠創建者爭取到陳伯陶在公啟上列名，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陳伯陶高中探花，陳家祠的建設進行到一半，立即在門前豎起旗杆，用作進一步集資的號召。在許多廣東陳氏族人看來，陳伯陶與陳家祠的創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陳族衷純祠譜》卷四載“廣東省廣州府城西門街外連元街，於光緒辛卯東莞探花陳伯陶提倡建設陳氏書院，為廣東陳族之總祠，我祖衷純公入主銀肆拾兩，列有清朝覃恩誥封中憲大夫考衷純公牌……”按他們事後的理解，陳氏書院相當於是由陳伯陶的“提倡”而創辦的，雖不符合歷史實際，卻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陳伯陶詩文集《瓜廬文剩》、《瓜廬詩剩》、《陳文良公集》並無隻字談到陳家祠。陳伯陶清末任江寧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歸隱從事講學、寫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編集出版自己的詩文著述。陳伯陶一貫熱心宗族事務，曾寫成《漢太丘長文範先生像贊》，歌頌陳氏遠祖陳寔，又曾為新安縣同宗撰寫《黃田重修陳氏族譜序》。陳寔也是陳家祠、廣州仙湖街太丘書院共同供奉的廣東陳氏祖宗。陳伯陶詩文集中不提陳家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經寫過有關陳家祠的詩文，晚年在編篡詩文集時加以刪汰；二是從來沒有寫過。無論如何，這兩種情況都表明了他後來對陳家祠的冷遇。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駐美公使陳蘭彬

二、陳伯陶。

陳伯陶無疑是陳家祠創建者用來宣傳的“生招牌”。1879年，陳伯陶高中廣東鄉試中第一名舉人（解元）。1888年，陳家祠創建者爭取到陳伯陶在公啟上列名，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陳伯陶高中探花，陳家祠的建設進行到一半，立即在門前豎起旗杆，用作進一步集資的號召。在許多廣東陳氏族人看來，陳伯陶與陳家祠的創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陳族衷純祠譜》卷四載“廣東省廣州府城西門街外連元街，於光緒辛卯東莞探花陳伯陶提倡建設陳氏書院，為廣東陳族之總祠，我祖衷純公入主銀肆拾兩，列有清朝覃恩誥封中憲大夫考衷純公牌……”按他們事後的理解，陳氏書院相當於是由陳伯陶的“提倡”而創辦的，雖不符合歷史實際，卻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陳伯陶詩文集《瓜廬文剩》、《瓜廬詩剩》、《陳文良公集》並無隻字談到陳家祠。陳伯陶清末任江寧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歸隱從事講學、寫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編集出版自己的詩文著述。陳伯陶一貫熱心宗族事務，曾寫成《漢太丘長文範先生像贊》，歌頌陳氏遠祖陳寔，又曾為新安縣同宗撰寫《黃田重修陳氏族譜序》。陳寔也是陳家祠、廣州仙湖街太丘書院共同供奉的廣東陳氏祖宗。陳伯陶詩文集中不提陳家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經寫過有關陳家祠的詩文，晚年在編篡詩文集時加以刪汰；二是從來沒有寫過。無論如何，這兩種情況都表明了他後來對陳家祠的冷遇。

江寧提學使、探花陳伯陶

三、陳昌潮。

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在“倡建紳耆”中名列第一，一生主要在惠州、廣州授課。在他身後，進士吳道鎔應其子陳慶桂所請撰寫墓表，內容均由陳慶桂所提供，敘述了陳昌潮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但絕口不提他領銜創建陳家祠一事。陳昌潮、陳慶桂父子均列名“倡建紳耆”名單，在宗族文化依然十分興盛的清末時期，父子合力創辦全國規模最大的“合族祠”，這種功績本應大書特書。陳慶桂如此處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父子雖然列名其中，在陳家祠創建過程並無多少發言權，甚至曾經與實際主持人發生重大分歧，事後十分後悔。

四、楹聯與匾額。

《芳名列》中的6位翰林陳蘭彬、陳景鎏、陳如嶽、陳序球、陳華褧、陳伯陶均沒有給陳家祠題聯題匾。陳家祠內現存舊楹聯，僅進士陳桂籍（新安人）、舉人陳夢日（三水人）屬於高級紳士；其他題聯人中，陳瑞熹是曾參加紅兵起義而後降清的武將，陳景奎則是因“利心太重辦事欺矇”被革職的補用知府，名聲皆不甚佳。

陳家祠中軸線上的大門、聚賢堂、祖堂為整個建築群最顯眼之處，大門匾額“陳氏書院”四字沒有下款，第二進中座“聚賢堂”匾額則是1906年由“南海獅山燕洞房十九傳孫厚田敬書”，這個陳厚田藉藉無名，只知道是南海縣獅山人，又名陳凱如、陳庭美，曾擔任陳家祠“值理”。聚賢堂居於陳家祠最中心位置，題匾的卻是沒有功名的小值理，令人不解。

廣州收藏家周俊榮收藏了最多陳家祠老照片，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即現今使用陳家祠建築的官方單位）出版有關陳家祠的書籍，需向周先生借照片使用。周先生十分慷慨地與筆者分享他所收藏的陳家祠老照片，內中有大量陳家祠內景，除陳桂籍1人外，筆者未曾見到有其他陳姓進士留下墨跡。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駐美公使陳蘭彬

二、陳伯陶。

陳伯陶無疑是陳家祠創建者用來宣傳的“生招牌”。1879年，陳伯陶高中廣東鄉試中第一名舉人（解元）。1888年，陳家祠創建者爭取到陳伯陶在公啟上列名，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陳伯陶高中探花，陳家祠的建設進行到一半，立即在門前豎起旗杆，用作進一步集資的號召。在許多廣東陳氏族人看來，陳伯陶與陳家祠的創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陳族衷純祠譜》卷四載“廣東省廣州府城西門街外連元街，於光緒辛卯東莞探花陳伯陶提倡建設陳氏書院，為廣東陳族之總祠，我祖衷純公入主銀肆拾兩，列有清朝覃恩誥封中憲大夫考衷純公牌……”按他們事後的理解，陳氏書院相當於是由陳伯陶的“提倡”而創辦的，雖不符合歷史實際，卻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陳伯陶詩文集《瓜廬文剩》、《瓜廬詩剩》、《陳文良公集》並無隻字談到陳家祠。陳伯陶清末任江寧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歸隱從事講學、寫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編集出版自己的詩文著述。陳伯陶一貫熱心宗族事務，曾寫成《漢太丘長文範先生像贊》，歌頌陳氏遠祖陳寔，又曾為新安縣同宗撰寫《黃田重修陳氏族譜序》。陳寔也是陳家祠、廣州仙湖街太丘書院共同供奉的廣東陳氏祖宗。陳伯陶詩文集中不提陳家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經寫過有關陳家祠的詩文，晚年在編篡詩文集時加以刪汰；二是從來沒有寫過。無論如何，這兩種情況都表明了他後來對陳家祠的冷遇。

江寧提學使、探花陳伯陶

三、陳昌潮。

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在“倡建紳耆”中名列第一，一生主要在惠州、廣州授課。在他身後，進士吳道鎔應其子陳慶桂所請撰寫墓表，內容均由陳慶桂所提供，敘述了陳昌潮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但絕口不提他領銜創建陳家祠一事。陳昌潮、陳慶桂父子均列名“倡建紳耆”名單，在宗族文化依然十分興盛的清末時期，父子合力創辦全國規模最大的“合族祠”，這種功績本應大書特書。陳慶桂如此處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父子雖然列名其中，在陳家祠創建過程並無多少發言權，甚至曾經與實際主持人發生重大分歧，事後十分後悔。

四、楹聯與匾額。

《芳名列》中的6位翰林陳蘭彬、陳景鎏、陳如嶽、陳序球、陳華褧、陳伯陶均沒有給陳家祠題聯題匾。陳家祠內現存舊楹聯，僅進士陳桂籍（新安人）、舉人陳夢日（三水人）屬於高級紳士；其他題聯人中，陳瑞熹是曾參加紅兵起義而後降清的武將，陳景奎則是因“利心太重辦事欺矇”被革職的補用知府，名聲皆不甚佳。

陳家祠中軸線上的大門、聚賢堂、祖堂為整個建築群最顯眼之處，大門匾額“陳氏書院”四字沒有下款，第二進中座“聚賢堂”匾額則是1906年由“南海獅山燕洞房十九傳孫厚田敬書”，這個陳厚田藉藉無名，只知道是南海縣獅山人，又名陳凱如、陳庭美，曾擔任陳家祠“值理”。聚賢堂居於陳家祠最中心位置，題匾的卻是沒有功名的小值理，令人不解。

廣州收藏家周俊榮收藏了最多陳家祠老照片，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即現今使用陳家祠建築的官方單位）出版有關陳家祠的書籍，需向周先生借照片使用。周先生十分慷慨地與筆者分享他所收藏的陳家祠老照片，內中有大量陳家祠內景，除陳桂籍1人外，筆者未曾見到有其他陳姓進士留下墨跡。

陳桂籍題聯

種種跡象表明，除新會陳桂士、新安陳桂籍、三水陳夢日外，48名倡建紳耆的絕大多數在陳家祠建設事宜上缺乏參與，純粹屬於掛名。目前不少有關陳家祠的介紹文字，單從《芳名列》中挑出科舉名人，突出陳蘭彬、陳伯陶在倡建中的角色，似與實情不符。

第一倡建人陳瑞南

2003年以後，由於《芳名列》的出現，學界都把眼光投到48個“倡建紳耆”裡面的士紳。非常有趣的是，48人裡面最重要的人物，被研究陳家祠的學者忽略了，那就是排第17位的陳桂士，據《新會潮連鄉志》記載，陳桂士字瑞南，陳桂士就是陳瑞南。

1986年，民國時期的陳家祠常務理事陳杰卿發表回憶：

在清光緒年間，有歸國華僑陳瑞南、陳照南兩人和廣州慈善界陳香鄰等，倡議組織全省陳氏合族祠。當時社會風氣，大都受孔、孟遺教薰陶，以敦孝悌，重人倫，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的慎終追遠思想。而陳氏為廣東望族，人口眾多，一經知名人士倡議，全省各房陳姓，紛紛響應。各埠華僑，也匯款支援。爰在原日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浮丘丹井之側（即現在廣州市荔灣區中山七路），購地興建（南海縣誌載浮丘山在今陳家祠之右）。（《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第162頁）

陳香鄰是陳杰卿的父親，陳家祠早期“值理”之一，這篇回憶大體可靠但過於簡略，沒有交代陳瑞南、陳照南的身份背景，使得對陳家祠創建人的研究長期未有進展。

筆者幾年前為清末吉林巡撫陳昭常寫過一篇小傳，注意到陳昭常的伯父名叫陳桂士，字瑞南。陳瑞南在《芳名列》倡建紳耆中排第17位，與陳杰卿的回憶完全吻合，至此可以肯定，陳杰卿所說陳家祠創始人陳瑞南，廣東新會潮連鄉人，為瑞記洋行買辦，也是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的創始人。陳瑞南因洋行工作及辦理慈善事業的需要，在香港、廣州兩地穿梭，其廣州住處位於西關光雅裡。陳桂士發家之後曾報捐候選道，這種官銜用錢買來，並非實職，嚴格來說不能進入“士紳”之列。19世紀廣州買辦大多出身微賤，專職與洋人打交道，被正途出身的士紳所歧視。陳桂士雖具備發起創建祠堂的實力，但地位名望仍不足以領銜，所以要找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這樣的前輩學者出面。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駐美公使陳蘭彬

二、陳伯陶。

陳伯陶無疑是陳家祠創建者用來宣傳的“生招牌”。1879年，陳伯陶高中廣東鄉試中第一名舉人（解元）。1888年，陳家祠創建者爭取到陳伯陶在公啟上列名，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陳伯陶高中探花，陳家祠的建設進行到一半，立即在門前豎起旗杆，用作進一步集資的號召。在許多廣東陳氏族人看來，陳伯陶與陳家祠的創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陳族衷純祠譜》卷四載“廣東省廣州府城西門街外連元街，於光緒辛卯東莞探花陳伯陶提倡建設陳氏書院，為廣東陳族之總祠，我祖衷純公入主銀肆拾兩，列有清朝覃恩誥封中憲大夫考衷純公牌……”按他們事後的理解，陳氏書院相當於是由陳伯陶的“提倡”而創辦的，雖不符合歷史實際，卻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陳伯陶詩文集《瓜廬文剩》、《瓜廬詩剩》、《陳文良公集》並無隻字談到陳家祠。陳伯陶清末任江寧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歸隱從事講學、寫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編集出版自己的詩文著述。陳伯陶一貫熱心宗族事務，曾寫成《漢太丘長文範先生像贊》，歌頌陳氏遠祖陳寔，又曾為新安縣同宗撰寫《黃田重修陳氏族譜序》。陳寔也是陳家祠、廣州仙湖街太丘書院共同供奉的廣東陳氏祖宗。陳伯陶詩文集中不提陳家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經寫過有關陳家祠的詩文，晚年在編篡詩文集時加以刪汰；二是從來沒有寫過。無論如何，這兩種情況都表明了他後來對陳家祠的冷遇。

江寧提學使、探花陳伯陶

三、陳昌潮。

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在“倡建紳耆”中名列第一，一生主要在惠州、廣州授課。在他身後，進士吳道鎔應其子陳慶桂所請撰寫墓表，內容均由陳慶桂所提供，敘述了陳昌潮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但絕口不提他領銜創建陳家祠一事。陳昌潮、陳慶桂父子均列名“倡建紳耆”名單，在宗族文化依然十分興盛的清末時期，父子合力創辦全國規模最大的“合族祠”，這種功績本應大書特書。陳慶桂如此處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父子雖然列名其中，在陳家祠創建過程並無多少發言權，甚至曾經與實際主持人發生重大分歧，事後十分後悔。

四、楹聯與匾額。

《芳名列》中的6位翰林陳蘭彬、陳景鎏、陳如嶽、陳序球、陳華褧、陳伯陶均沒有給陳家祠題聯題匾。陳家祠內現存舊楹聯，僅進士陳桂籍（新安人）、舉人陳夢日（三水人）屬於高級紳士；其他題聯人中，陳瑞熹是曾參加紅兵起義而後降清的武將，陳景奎則是因“利心太重辦事欺矇”被革職的補用知府，名聲皆不甚佳。

陳家祠中軸線上的大門、聚賢堂、祖堂為整個建築群最顯眼之處，大門匾額“陳氏書院”四字沒有下款，第二進中座“聚賢堂”匾額則是1906年由“南海獅山燕洞房十九傳孫厚田敬書”，這個陳厚田藉藉無名，只知道是南海縣獅山人，又名陳凱如、陳庭美，曾擔任陳家祠“值理”。聚賢堂居於陳家祠最中心位置，題匾的卻是沒有功名的小值理，令人不解。

廣州收藏家周俊榮收藏了最多陳家祠老照片，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即現今使用陳家祠建築的官方單位）出版有關陳家祠的書籍，需向周先生借照片使用。周先生十分慷慨地與筆者分享他所收藏的陳家祠老照片，內中有大量陳家祠內景，除陳桂籍1人外，筆者未曾見到有其他陳姓進士留下墨跡。

陳桂籍題聯

種種跡象表明，除新會陳桂士、新安陳桂籍、三水陳夢日外，48名倡建紳耆的絕大多數在陳家祠建設事宜上缺乏參與，純粹屬於掛名。目前不少有關陳家祠的介紹文字，單從《芳名列》中挑出科舉名人，突出陳蘭彬、陳伯陶在倡建中的角色，似與實情不符。

第一倡建人陳瑞南

2003年以後，由於《芳名列》的出現，學界都把眼光投到48個“倡建紳耆”裡面的士紳。非常有趣的是，48人裡面最重要的人物，被研究陳家祠的學者忽略了，那就是排第17位的陳桂士，據《新會潮連鄉志》記載，陳桂士字瑞南，陳桂士就是陳瑞南。

1986年，民國時期的陳家祠常務理事陳杰卿發表回憶：

在清光緒年間，有歸國華僑陳瑞南、陳照南兩人和廣州慈善界陳香鄰等，倡議組織全省陳氏合族祠。當時社會風氣，大都受孔、孟遺教薰陶，以敦孝悌，重人倫，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的慎終追遠思想。而陳氏為廣東望族，人口眾多，一經知名人士倡議，全省各房陳姓，紛紛響應。各埠華僑，也匯款支援。爰在原日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浮丘丹井之側（即現在廣州市荔灣區中山七路），購地興建（南海縣誌載浮丘山在今陳家祠之右）。（《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第162頁）

陳香鄰是陳杰卿的父親，陳家祠早期“值理”之一，這篇回憶大體可靠但過於簡略，沒有交代陳瑞南、陳照南的身份背景，使得對陳家祠創建人的研究長期未有進展。

筆者幾年前為清末吉林巡撫陳昭常寫過一篇小傳，注意到陳昭常的伯父名叫陳桂士，字瑞南。陳瑞南在《芳名列》倡建紳耆中排第17位，與陳杰卿的回憶完全吻合，至此可以肯定，陳杰卿所說陳家祠創始人陳瑞南，廣東新會潮連鄉人，為瑞記洋行買辦，也是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的創始人。陳瑞南因洋行工作及辦理慈善事業的需要，在香港、廣州兩地穿梭，其廣州住處位於西關光雅裡。陳桂士發家之後曾報捐候選道，這種官銜用錢買來，並非實職，嚴格來說不能進入“士紳”之列。19世紀廣州買辦大多出身微賤，專職與洋人打交道，被正途出身的士紳所歧視。陳桂士雖具備發起創建祠堂的實力，但地位名望仍不足以領銜，所以要找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這樣的前輩學者出面。

吉林巡撫陳昭常

陳昭常的伯父陳瑞南、父親陳定之，自稱祖籍新會潮連，但“世居省城”，“以洋務起家”，實際就是給洋行充當買辦。瑞記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是當時德國在華最大企業，陳瑞南從1860年起到擔任該洋行買辦，因業務需要，不僅在省港兩地均有住宅，還曾在上海工作。同治初年，陳桂士捐輸軍餉，李鴻章在攻克蘇州之後為他請功，“奉旨即選同知，加知府銜”，後來又加捐侯選道。在取得即選同知虛銜後，陳瑞南迴到祖籍潮連興建祠堂，碑銘由著名學者陳澧親自撰寫。

陳澧（1810-1882），先世浙江，其父落籍江蘇，他本人則入籍番禺，學海堂學長，又先後主講粵秀書院、菊坡精舍等，為晚清嶺南學術領袖，桃李滿天下，著名弟子有樑鼎芬、文廷式等。陳澧肯為陳瑞南撰寫祠堂碑銘，顯示兩人雖學、商異途，卻有著很好交情。值得注意的是，《芳名列》排第二位的陳宗洵，正是陳澧之子。若非陳澧已在1882年去世，“倡建紳耆”的第一名，非陳澧莫屬。

陳家祠收藏的《陳氏書院契據登記簿》，抄錄了1888-1892年間，以“陳潁川堂”與“陳世昌堂”名義收購土地的16宗交易，其中陳潁川堂負責13宗，陳世昌堂辦理3宗。（崔惠華整理：《陳氏書院收購房地產情況一覽表》）新會景堂圖書館所藏潮連《陳氏族譜》中陳昭常一支“潮連巷頭坊 次溪族後裔”一行下，有註釋“立世昌堂”。（廣東省江門市潮連鎮陳族一九九二年抄錄：《陳氏族譜》，第42頁）所謂“立”是指這一房從始遷祖的“五昌堂”分立出來。陳昭常7歲時，其父陳朝忠去世，這個家庭由陳瑞南擔任家長；“陳世昌堂”，正是陳瑞南所屬的潮連巷頭次溪祖後裔堂號。潮連《陳氏族譜》證實了陳杰卿的回憶確切無誤。至於另一個主體“陳潁川堂”代表什麼，將在下文詳解。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駐美公使陳蘭彬

二、陳伯陶。

陳伯陶無疑是陳家祠創建者用來宣傳的“生招牌”。1879年，陳伯陶高中廣東鄉試中第一名舉人（解元）。1888年，陳家祠創建者爭取到陳伯陶在公啟上列名，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陳伯陶高中探花，陳家祠的建設進行到一半，立即在門前豎起旗杆，用作進一步集資的號召。在許多廣東陳氏族人看來，陳伯陶與陳家祠的創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陳族衷純祠譜》卷四載“廣東省廣州府城西門街外連元街，於光緒辛卯東莞探花陳伯陶提倡建設陳氏書院，為廣東陳族之總祠，我祖衷純公入主銀肆拾兩，列有清朝覃恩誥封中憲大夫考衷純公牌……”按他們事後的理解，陳氏書院相當於是由陳伯陶的“提倡”而創辦的，雖不符合歷史實際，卻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陳伯陶詩文集《瓜廬文剩》、《瓜廬詩剩》、《陳文良公集》並無隻字談到陳家祠。陳伯陶清末任江寧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歸隱從事講學、寫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編集出版自己的詩文著述。陳伯陶一貫熱心宗族事務，曾寫成《漢太丘長文範先生像贊》，歌頌陳氏遠祖陳寔，又曾為新安縣同宗撰寫《黃田重修陳氏族譜序》。陳寔也是陳家祠、廣州仙湖街太丘書院共同供奉的廣東陳氏祖宗。陳伯陶詩文集中不提陳家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經寫過有關陳家祠的詩文，晚年在編篡詩文集時加以刪汰；二是從來沒有寫過。無論如何，這兩種情況都表明了他後來對陳家祠的冷遇。

江寧提學使、探花陳伯陶

三、陳昌潮。

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在“倡建紳耆”中名列第一，一生主要在惠州、廣州授課。在他身後，進士吳道鎔應其子陳慶桂所請撰寫墓表，內容均由陳慶桂所提供，敘述了陳昌潮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但絕口不提他領銜創建陳家祠一事。陳昌潮、陳慶桂父子均列名“倡建紳耆”名單，在宗族文化依然十分興盛的清末時期，父子合力創辦全國規模最大的“合族祠”，這種功績本應大書特書。陳慶桂如此處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父子雖然列名其中，在陳家祠創建過程並無多少發言權，甚至曾經與實際主持人發生重大分歧，事後十分後悔。

四、楹聯與匾額。

《芳名列》中的6位翰林陳蘭彬、陳景鎏、陳如嶽、陳序球、陳華褧、陳伯陶均沒有給陳家祠題聯題匾。陳家祠內現存舊楹聯，僅進士陳桂籍（新安人）、舉人陳夢日（三水人）屬於高級紳士；其他題聯人中，陳瑞熹是曾參加紅兵起義而後降清的武將，陳景奎則是因“利心太重辦事欺矇”被革職的補用知府，名聲皆不甚佳。

陳家祠中軸線上的大門、聚賢堂、祖堂為整個建築群最顯眼之處，大門匾額“陳氏書院”四字沒有下款，第二進中座“聚賢堂”匾額則是1906年由“南海獅山燕洞房十九傳孫厚田敬書”，這個陳厚田藉藉無名，只知道是南海縣獅山人，又名陳凱如、陳庭美，曾擔任陳家祠“值理”。聚賢堂居於陳家祠最中心位置，題匾的卻是沒有功名的小值理，令人不解。

廣州收藏家周俊榮收藏了最多陳家祠老照片，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即現今使用陳家祠建築的官方單位）出版有關陳家祠的書籍，需向周先生借照片使用。周先生十分慷慨地與筆者分享他所收藏的陳家祠老照片，內中有大量陳家祠內景，除陳桂籍1人外，筆者未曾見到有其他陳姓進士留下墨跡。

陳桂籍題聯

種種跡象表明，除新會陳桂士、新安陳桂籍、三水陳夢日外，48名倡建紳耆的絕大多數在陳家祠建設事宜上缺乏參與，純粹屬於掛名。目前不少有關陳家祠的介紹文字，單從《芳名列》中挑出科舉名人，突出陳蘭彬、陳伯陶在倡建中的角色，似與實情不符。

第一倡建人陳瑞南

2003年以後，由於《芳名列》的出現，學界都把眼光投到48個“倡建紳耆”裡面的士紳。非常有趣的是，48人裡面最重要的人物，被研究陳家祠的學者忽略了，那就是排第17位的陳桂士，據《新會潮連鄉志》記載，陳桂士字瑞南，陳桂士就是陳瑞南。

1986年，民國時期的陳家祠常務理事陳杰卿發表回憶：

在清光緒年間，有歸國華僑陳瑞南、陳照南兩人和廣州慈善界陳香鄰等，倡議組織全省陳氏合族祠。當時社會風氣，大都受孔、孟遺教薰陶，以敦孝悌，重人倫，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的慎終追遠思想。而陳氏為廣東望族，人口眾多，一經知名人士倡議，全省各房陳姓，紛紛響應。各埠華僑，也匯款支援。爰在原日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浮丘丹井之側（即現在廣州市荔灣區中山七路），購地興建（南海縣誌載浮丘山在今陳家祠之右）。（《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第162頁）

陳香鄰是陳杰卿的父親，陳家祠早期“值理”之一，這篇回憶大體可靠但過於簡略，沒有交代陳瑞南、陳照南的身份背景，使得對陳家祠創建人的研究長期未有進展。

筆者幾年前為清末吉林巡撫陳昭常寫過一篇小傳，注意到陳昭常的伯父名叫陳桂士，字瑞南。陳瑞南在《芳名列》倡建紳耆中排第17位，與陳杰卿的回憶完全吻合，至此可以肯定，陳杰卿所說陳家祠創始人陳瑞南，廣東新會潮連鄉人，為瑞記洋行買辦，也是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的創始人。陳瑞南因洋行工作及辦理慈善事業的需要，在香港、廣州兩地穿梭，其廣州住處位於西關光雅裡。陳桂士發家之後曾報捐候選道，這種官銜用錢買來，並非實職，嚴格來說不能進入“士紳”之列。19世紀廣州買辦大多出身微賤，專職與洋人打交道，被正途出身的士紳所歧視。陳桂士雖具備發起創建祠堂的實力，但地位名望仍不足以領銜，所以要找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這樣的前輩學者出面。

吉林巡撫陳昭常

陳昭常的伯父陳瑞南、父親陳定之，自稱祖籍新會潮連，但“世居省城”，“以洋務起家”，實際就是給洋行充當買辦。瑞記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是當時德國在華最大企業，陳瑞南從1860年起到擔任該洋行買辦，因業務需要，不僅在省港兩地均有住宅，還曾在上海工作。同治初年，陳桂士捐輸軍餉，李鴻章在攻克蘇州之後為他請功，“奉旨即選同知，加知府銜”，後來又加捐侯選道。在取得即選同知虛銜後，陳瑞南迴到祖籍潮連興建祠堂，碑銘由著名學者陳澧親自撰寫。

陳澧（1810-1882），先世浙江，其父落籍江蘇，他本人則入籍番禺，學海堂學長，又先後主講粵秀書院、菊坡精舍等，為晚清嶺南學術領袖，桃李滿天下，著名弟子有樑鼎芬、文廷式等。陳澧肯為陳瑞南撰寫祠堂碑銘，顯示兩人雖學、商異途，卻有著很好交情。值得注意的是，《芳名列》排第二位的陳宗洵，正是陳澧之子。若非陳澧已在1882年去世，“倡建紳耆”的第一名，非陳澧莫屬。

陳家祠收藏的《陳氏書院契據登記簿》，抄錄了1888-1892年間，以“陳潁川堂”與“陳世昌堂”名義收購土地的16宗交易，其中陳潁川堂負責13宗，陳世昌堂辦理3宗。（崔惠華整理：《陳氏書院收購房地產情況一覽表》）新會景堂圖書館所藏潮連《陳氏族譜》中陳昭常一支“潮連巷頭坊 次溪族後裔”一行下，有註釋“立世昌堂”。（廣東省江門市潮連鎮陳族一九九二年抄錄：《陳氏族譜》，第42頁）所謂“立”是指這一房從始遷祖的“五昌堂”分立出來。陳昭常7歲時，其父陳朝忠去世，這個家庭由陳瑞南擔任家長；“陳世昌堂”，正是陳瑞南所屬的潮連巷頭次溪祖後裔堂號。潮連《陳氏族譜》證實了陳杰卿的回憶確切無誤。至於另一個主體“陳潁川堂”代表什麼，將在下文詳解。

潮連《陳氏族譜》之“立世昌堂”

陳定之去世的時候，陳照常年方7歲，由伯父陳瑞南照拂，視同己出。陳瑞南發起創建陳家祠的第二年即1889年，陳昭常考中舉人，這個喜訊應該大大增強了陳瑞南建成陳家祠的信心，也鼓舞了其他陳氏族人踴躍集資。1894年春，陳昭常考中進士，而陳家祠則在這年秋冬之際全部落成。陳昭常的進士旗杆（三鬥），與陳伯陶的探花旗杆（四鬥），共同豎立於陳家祠廣場兩側，對此，陳瑞南應該老懷大慰。按傳統因果報應觀念，陳昭常得中進士，是他伯父、父親熱心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得到的“福報”，創建陳家祠則是公益事業中的大宗。

十多年來，學界多認為是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40多個士紳發起創建了陳家祠（廣東陳氏書院）。筆者結合田野調查、香港檔案與多方面史料，確認陳家祠真正的創建人，是來自新會的兩個香港商人，第一個提出倡議的是瑞記洋行買辦陳瑞南，實際主持籌建工作的是香港怡南號建造行東主陳照南。

2000年的陳家祠 周俊榮藏明信片

陳瑞南、陳照南這些商人利用士紳的名望地位作號召，集資建設一座全省“合族祠”建築，抬升自身及本族社會地位，集中展示廣府建築裝飾藝術成就。他們與掛名的“倡建紳耆”之間在“合族祠”的規劃、管理上應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導致知名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在詩文中也鮮有提及。陳家祠之所以聲譽鵲起，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香港開埠給珠三角奇才異能之士提供了廣闊的上升空間，這些商界成功人士轉而“反哺”珠三角。陳家祠不只是一座大型的精美建築，而是折射出部分香港華人精英對科舉文化、宗族文化、本土建築文化的“迴歸”。對近代建築的研究，不能僅僅侷限於對“物”的研究，理想的狀態應是“人物並重”。陳家祠創建史並非單純的建築史，還應該是重要的社會學、人類學課題。

士紳與陳家祠關係異常

蜚聲中外的廣州陳家祠（又稱“陳氏書院”），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嶺南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陳家祠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倍之，佈局嚴整，精美絕倫，堪稱嶺南建築裝飾藝術的“全能冠軍”。

2003年，中山大學鮑煒博士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發現了一套《陳氏宗譜》抄本，內含《廣東省各縣建造陳氏書院》公啟、《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章程》以及《陳氏書院記》，為十多年來學界研究陳家祠創建史的主要依據。《芳名列》列出了參與倡建的48個士紳耆老，學者們從中發現了探花陳伯陶、駐美公使陳蘭彬等名人，遂把陳家祠的創建歸功於這些名公巨卿。

國人很講究排名次序，但在陳家祠研究中，《芳名列》排名第一的“陳昌朝”卻乏人關注。2007年，廣州市方誌辦陳澤泓研究員，發現此人乃是“惠州府學訓導、委管越華書院監事番禺人陳昌潮”。越華書院屬省級書院，其院長由總督、巡撫會同學政酌商確定人選，地位崇高。陳昌潮（1828-1896），字篴舫，廣東番禺人，弱冠補縣學生，曾籌款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夫子祠”，又從事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為地方宿儒名士；長子陳慶桂，光緒六年（1880）進士，在《芳名列》中排第30位。

《芳名列》1

陳澤泓的發現很重要。既然“潮”字被錯寫為“朝”，這份抄本《芳名列》應該還有其他人的人名寫錯。經查閱大量廣東舊方誌，發現抄本《芳名列》中的“陳華聚”應為“陳華褧”，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陳華褧下面的“陳汝疇”應為陳與疇（粵語“汝”、“與”同音），廣東博羅人，附生。除這兩人外，還有9人查不出履歷籍貫，懷疑部分屬於“手民之誤”。初步統計，48個“倡建紳耆”除履歷不詳者外，基本上都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其中有舉人及舉人以上功名者共24人，內含進士7人（其中翰林5人），其他的也多是武舉人、武官，幾乎都可歸入“士紳”之列。從表面看，陳家祠似乎是由士紳發起創建的，但實情未必如此。

《芳名列》2

具有士紳審美傾向的廣府本地文人，都不喜歡陳家祠。他們對海山仙館萬分著迷，給名剎古塔留下大量題詠，對花地園林也情有獨鍾，唯對陳家祠不屑一顧。站在清末民初的時點上看，陳家祠太新了，用粵語來說叫做“身光頸靚”，無法對之“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陳家祠太“俗”了，充滿了爭奇鬥豔繁瑣堆砌的市井氣息，過分“熱鬧”，缺乏宋元畫卷的散淡與閒適。

民國初年結集的《羊城竹枝詞》，舉凡荔枝灣、泮塘、芳村花地、海珠石、鎮海樓、第一公園等遊人所到之處均有歌詠。1916年出版的《廣九鐵路旅行指南》詳細介紹廣州名勝古蹟32處；1930年代，兩本主流廣州城市指南書籍中，《市民要覽》列舉了遊覽地點29個，《廣州指南》列舉了24個（公園除外）；1935年廣州市政府編成的《廣州年鑑》，詳瞻周備，“名勝古蹟”部分達18頁之多，一共推介了40個景點。上述屬於廣州本地編撰出版的城市風情指南書籍，均沒有一字提到陳家祠，1940年偽政府編撰的《新廣州概覽》也不例外，唯獨1926年上海世界書局編纂出版的《廣州快覽》，將陳家祠列在“祠墓”部分的第二位，稱為“省垣有名之宏麗建築。”上海人對陳家祠的重視與本地人的忽視，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陳家祠在本地（廣州府、肇慶府、港澳）不吃香，或者叫“本地姜唔辣”，反而是外地遊客極有興趣。

清末民初，香港華文報紙一直把報道廣州新聞動向放在第一位，連市井趣聞軼事也不放過，其中以《香港華字日報》為最重要。該報由新會人陳靄亭創辦，除一度給外人承包外，一直控制在陳氏家族手裡。該報從創刊以來長期把“羊城新聞”“廣東新聞”放在顯要版面，篇幅甚大。筆者多方檢索香港公眾圖書館保存的《香港華字日報》，發現除陳氏書院（陳家祠）自己出錢刊登的廣告公告外，該報只在1906、1910年刊載了2篇有關陳家祠的報道。

陳氏書院告白，可見大量台山人捐款

從清末民初陳姓士紳著述吟詠來看，士紳與陳家祠的關係十分異常，疑點重重，沒有見到士紳直接參與籌建的直接證據，下面列出一些重要疑點：

一、陳蘭彬。

《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列》中，陳蘭彬在當時的廣東陳氏族人中官職最高（左副都御史，京官正三品），但實際排名則在第19位。陳蘭彬為中國第一位駐美公使，1881年回國後任左副都御史，入總理衙門行走，1884秋告老回家鄉吳川，主講高文書院，總纂《高州府志》、《吳川縣誌》、《石城縣誌》。1888年，他從吳川寫信給兩廣總督張之洞，述說上年秋天患瘧疾，直到本年春分“才離藥裹”，眼下正在重修《高州府志》，“精神一切猶未復原”。由此看來，1888年農曆四月份，建祠公所發出倡建公啟等文書時，陳蘭彬並無到過廣州。

陳蘭彬是撰聯高手，傳世作品極多，也十分熱心陳姓宗族事務。從新近出版的《陳蘭彬集》來看，他一共給廣東南路各縣14處陳氏祠堂題寫了對聯25副。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895年初去世，陳蘭彬有充分的時間為陳氏書院題匾或題聯。然而，至今未曾有過這方面的記載，目前陳家祠內並無保存陳蘭彬任何墨跡，老照片中也不見陳蘭彬墨寶。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他從原籍吳川晉省，與兩廣總督李瀚章協商公事。依情依理，陳氏書院的主事人會抓住機會請他留下墨寶，然而卻不見任何資料提及。若上述推斷正確，1891年陳蘭彬在省城停留期間，曾拒絕為陳氏書院題匾題聯，是一個十分異常的舉動。

駐美公使陳蘭彬

二、陳伯陶。

陳伯陶無疑是陳家祠創建者用來宣傳的“生招牌”。1879年，陳伯陶高中廣東鄉試中第一名舉人（解元）。1888年，陳家祠創建者爭取到陳伯陶在公啟上列名，邁出了成功的一大步。1892年陳伯陶高中探花，陳家祠的建設進行到一半，立即在門前豎起旗杆，用作進一步集資的號召。在許多廣東陳氏族人看來，陳伯陶與陳家祠的創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陳族衷純祠譜》卷四載“廣東省廣州府城西門街外連元街，於光緒辛卯東莞探花陳伯陶提倡建設陳氏書院，為廣東陳族之總祠，我祖衷純公入主銀肆拾兩，列有清朝覃恩誥封中憲大夫考衷純公牌……”按他們事後的理解，陳氏書院相當於是由陳伯陶的“提倡”而創辦的，雖不符合歷史實際，卻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陳伯陶詩文集《瓜廬文剩》、《瓜廬詩剩》、《陳文良公集》並無隻字談到陳家祠。陳伯陶清末任江寧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歸隱從事講學、寫作，到1930年方才去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編集出版自己的詩文著述。陳伯陶一貫熱心宗族事務，曾寫成《漢太丘長文範先生像贊》，歌頌陳氏遠祖陳寔，又曾為新安縣同宗撰寫《黃田重修陳氏族譜序》。陳寔也是陳家祠、廣州仙湖街太丘書院共同供奉的廣東陳氏祖宗。陳伯陶詩文集中不提陳家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曾經寫過有關陳家祠的詩文，晚年在編篡詩文集時加以刪汰；二是從來沒有寫過。無論如何，這兩種情況都表明了他後來對陳家祠的冷遇。

江寧提學使、探花陳伯陶

三、陳昌潮。

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在“倡建紳耆”中名列第一，一生主要在惠州、廣州授課。在他身後，進士吳道鎔應其子陳慶桂所請撰寫墓表，內容均由陳慶桂所提供，敘述了陳昌潮創辦義塾、設方便所施衣贈棺等善舉，但絕口不提他領銜創建陳家祠一事。陳昌潮、陳慶桂父子均列名“倡建紳耆”名單，在宗族文化依然十分興盛的清末時期，父子合力創辦全國規模最大的“合族祠”，這種功績本應大書特書。陳慶桂如此處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父子雖然列名其中，在陳家祠創建過程並無多少發言權，甚至曾經與實際主持人發生重大分歧，事後十分後悔。

四、楹聯與匾額。

《芳名列》中的6位翰林陳蘭彬、陳景鎏、陳如嶽、陳序球、陳華褧、陳伯陶均沒有給陳家祠題聯題匾。陳家祠內現存舊楹聯，僅進士陳桂籍（新安人）、舉人陳夢日（三水人）屬於高級紳士；其他題聯人中，陳瑞熹是曾參加紅兵起義而後降清的武將，陳景奎則是因“利心太重辦事欺矇”被革職的補用知府，名聲皆不甚佳。

陳家祠中軸線上的大門、聚賢堂、祖堂為整個建築群最顯眼之處，大門匾額“陳氏書院”四字沒有下款，第二進中座“聚賢堂”匾額則是1906年由“南海獅山燕洞房十九傳孫厚田敬書”，這個陳厚田藉藉無名，只知道是南海縣獅山人，又名陳凱如、陳庭美，曾擔任陳家祠“值理”。聚賢堂居於陳家祠最中心位置，題匾的卻是沒有功名的小值理，令人不解。

廣州收藏家周俊榮收藏了最多陳家祠老照片，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即現今使用陳家祠建築的官方單位）出版有關陳家祠的書籍，需向周先生借照片使用。周先生十分慷慨地與筆者分享他所收藏的陳家祠老照片，內中有大量陳家祠內景，除陳桂籍1人外，筆者未曾見到有其他陳姓進士留下墨跡。

陳桂籍題聯

種種跡象表明，除新會陳桂士、新安陳桂籍、三水陳夢日外，48名倡建紳耆的絕大多數在陳家祠建設事宜上缺乏參與，純粹屬於掛名。目前不少有關陳家祠的介紹文字，單從《芳名列》中挑出科舉名人，突出陳蘭彬、陳伯陶在倡建中的角色，似與實情不符。

第一倡建人陳瑞南

2003年以後，由於《芳名列》的出現，學界都把眼光投到48個“倡建紳耆”裡面的士紳。非常有趣的是，48人裡面最重要的人物，被研究陳家祠的學者忽略了，那就是排第17位的陳桂士，據《新會潮連鄉志》記載，陳桂士字瑞南，陳桂士就是陳瑞南。

1986年，民國時期的陳家祠常務理事陳杰卿發表回憶：

在清光緒年間，有歸國華僑陳瑞南、陳照南兩人和廣州慈善界陳香鄰等，倡議組織全省陳氏合族祠。當時社會風氣，大都受孔、孟遺教薰陶，以敦孝悌，重人倫，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的慎終追遠思想。而陳氏為廣東望族，人口眾多，一經知名人士倡議，全省各房陳姓，紛紛響應。各埠華僑，也匯款支援。爰在原日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的浮丘丹井之側（即現在廣州市荔灣區中山七路），購地興建（南海縣誌載浮丘山在今陳家祠之右）。（《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第162頁）

陳香鄰是陳杰卿的父親，陳家祠早期“值理”之一，這篇回憶大體可靠但過於簡略，沒有交代陳瑞南、陳照南的身份背景，使得對陳家祠創建人的研究長期未有進展。

筆者幾年前為清末吉林巡撫陳昭常寫過一篇小傳，注意到陳昭常的伯父名叫陳桂士，字瑞南。陳瑞南在《芳名列》倡建紳耆中排第17位，與陳杰卿的回憶完全吻合，至此可以肯定，陳杰卿所說陳家祠創始人陳瑞南，廣東新會潮連鄉人，為瑞記洋行買辦，也是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的創始人。陳瑞南因洋行工作及辦理慈善事業的需要，在香港、廣州兩地穿梭，其廣州住處位於西關光雅裡。陳桂士發家之後曾報捐候選道，這種官銜用錢買來，並非實職，嚴格來說不能進入“士紳”之列。19世紀廣州買辦大多出身微賤，專職與洋人打交道，被正途出身的士紳所歧視。陳桂士雖具備發起創建祠堂的實力，但地位名望仍不足以領銜，所以要找越華書院監院陳昌潮這樣的前輩學者出面。

吉林巡撫陳昭常

陳昭常的伯父陳瑞南、父親陳定之，自稱祖籍新會潮連，但“世居省城”，“以洋務起家”，實際就是給洋行充當買辦。瑞記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是當時德國在華最大企業，陳瑞南從1860年起到擔任該洋行買辦，因業務需要，不僅在省港兩地均有住宅，還曾在上海工作。同治初年，陳桂士捐輸軍餉，李鴻章在攻克蘇州之後為他請功，“奉旨即選同知，加知府銜”，後來又加捐侯選道。在取得即選同知虛銜後，陳瑞南迴到祖籍潮連興建祠堂，碑銘由著名學者陳澧親自撰寫。

陳澧（1810-1882），先世浙江，其父落籍江蘇，他本人則入籍番禺，學海堂學長，又先後主講粵秀書院、菊坡精舍等，為晚清嶺南學術領袖，桃李滿天下，著名弟子有樑鼎芬、文廷式等。陳澧肯為陳瑞南撰寫祠堂碑銘，顯示兩人雖學、商異途，卻有著很好交情。值得注意的是，《芳名列》排第二位的陳宗洵，正是陳澧之子。若非陳澧已在1882年去世，“倡建紳耆”的第一名，非陳澧莫屬。

陳家祠收藏的《陳氏書院契據登記簿》，抄錄了1888-1892年間，以“陳潁川堂”與“陳世昌堂”名義收購土地的16宗交易，其中陳潁川堂負責13宗，陳世昌堂辦理3宗。（崔惠華整理：《陳氏書院收購房地產情況一覽表》）新會景堂圖書館所藏潮連《陳氏族譜》中陳昭常一支“潮連巷頭坊 次溪族後裔”一行下，有註釋“立世昌堂”。（廣東省江門市潮連鎮陳族一九九二年抄錄：《陳氏族譜》，第42頁）所謂“立”是指這一房從始遷祖的“五昌堂”分立出來。陳昭常7歲時，其父陳朝忠去世，這個家庭由陳瑞南擔任家長；“陳世昌堂”，正是陳瑞南所屬的潮連巷頭次溪祖後裔堂號。潮連《陳氏族譜》證實了陳杰卿的回憶確切無誤。至於另一個主體“陳潁川堂”代表什麼，將在下文詳解。

潮連《陳氏族譜》之“立世昌堂”

陳定之去世的時候，陳照常年方7歲，由伯父陳瑞南照拂，視同己出。陳瑞南發起創建陳家祠的第二年即1889年，陳昭常考中舉人，這個喜訊應該大大增強了陳瑞南建成陳家祠的信心，也鼓舞了其他陳氏族人踴躍集資。1894年春，陳昭常考中進士，而陳家祠則在這年秋冬之際全部落成。陳昭常的進士旗杆（三鬥），與陳伯陶的探花旗杆（四鬥），共同豎立於陳家祠廣場兩側，對此，陳瑞南應該老懷大慰。按傳統因果報應觀念，陳昭常得中進士，是他伯父、父親熱心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得到的“福報”，創建陳家祠則是公益事業中的大宗。

陳家祠廣場陳昭常旗杆石

陳瑞南在香港發家以後，有段時間回到廣州專心從事慈善事業，1871年，廣州愛育善堂成立，陳瑞南為發起人之一，多年裡一直負責組織搶險、賑災事宜，兩廣總督劉坤一對他的工作能力極為欣賞。1873年，他與順德樑雲漢、東莞馮明珊設立中華印務總局，並在總局之下創辦第一張華人自主經營的報紙《循環日報》，聘請王韜為主筆。

陳瑞南在光緒二年（1876）以前就認識陳蘭彬。據《郭嵩燾日記》，這一年農曆八月廿二日（10月9日），總理衙門大臣郭嵩燾在北京遇見準備出使美國的陳蘭彬，陳蘭彬與唐廷樞、陳瑞南、黃勝一起暫住總理衙門內。3天后，陳蘭彬上奏，要求調陳瑞南隨同赴美，奉旨批准，但最後仍被兩廣總督劉坤一奏留在廣東幫辦賑務。1888年，陳蘭彬列名“倡建紳耆”，應是陳瑞南力邀所致，這一年，陳蘭彬居於吳川鄉下，並無到過省城。

陳瑞南為傑出商人，精通外貿、輪船運輸，因長期從事慈善事業，與廣東官場關係良好，但本人並非建築方面的專才。陳家祠的總體規劃、基礎工程設計，有賴於另一位精通建築工程的創建人。他叫陳照南。陳照南創建陳家祠的故事，是筆者下一篇文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