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14日，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左起）合影。圖片來源：東方早報）
摘要：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一樣，不可能先天正確、永遠正確。“五四”之後，一些北大學生嚐到運動的甜頭和權力的滋味，挾愛國勝利之餘威，樂此不疲搞請願、鬧獨立。
1920年1月，蔡元培撰文《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提出“學生運動弊大於利”的觀點。
他認為罷課的損失比罷工、罷市還要大，“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不客氣地批評部分學生會混水摸魚，“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懶得用工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為運動的目的”，“引起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少”；呼籲學生認清自己的能力和主業，“學生對於政治的運動，只是喚醒國民注意。他們運動所能收的效果，不過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樣解決？有了學問，還恐怕解決不了嗎？”最後勸告學生：“打定主義〔意〕，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
9月20日，蔡元培在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時，並不諱言“五四”學潮之後，“外邊頗有謂北京大學學生專為政治運動，能動不能靜的。”所以他澄清，“外邊流言，實是誤會”，冀望北大學生“一到研究學問的機會，仍是非常鎮靜的。”
1920年冬，他在湖南長沙演講時指出：“五四以後，社會上很重視學生，但到了現在，生出許多流弊。學生以自己為萬能，常常想去幹涉社會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不求學專想幹涉校外的事有極大的危險。”
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一樣，不可能先天正確、永遠正確。蔡元培對政治、教育、社會的閱歷和思考，不是20歲左右的學生可比擬。他已經看出學潮的負面衝擊，可能被各種政治勢力利用甚至左右，因而明顯持保留意見。“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蔡元培這段話的本意是學生應以學業為重，反對學生（含20歲以上）直接、過多幹預政治，反對學生因參與愛國活動而荒廢學業，反對政治勢力介入大學。
許德珩在《回憶蔡元培先生》中曲解，認為“從表面上看，蔡先生雖然不允許二十歲以下的學生參加政治活動，但實際上，從前的大學生幾乎沒有二十歲以下的。這就開異於通令所有大學生都可以參加政治活動了。我認為這是蔡先生十分策略的地方。”
1921年9月18日，蔡元培在考察歐美教育九個多月後抵北京。兩天後，在北大歡迎大會上演說再次反對罷課，“以前所用的罷課手段，實在犧牲太大了，罷課這麼長久，而所收的效果，不過如此。”
學運雙刃 講義風潮
“學生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彼時國運萎靡，國勢危急。各種政治勢力甚至外國勢力培植代理人，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爭奪青年。大學及其校長夾在中間最為矛盾難受，既肯定學生愛國熱情，又對學生荒廢學業深為惋惜，所以經常呼籲政治勢力不介入學校和學術。當然，這種呼籲只是一廂情願。
只做學術不談政治、既獨立社會又影響社會，無疑是緣木求魚。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教育獨立議》，倡導“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他一介校長，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濃厚，無力迴天。
“五四”之後，“政治”北大已是愈演愈烈，越陷越深。蔡元培對學潮起來後的學生心態變化，早有先見之明。“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西潮與新潮》）
對於“五四”運動後的“負效應”，不少人都有所察覺，並表示出某種憂慮。查毓瑛在致胡適信中（7月3日，具體年份不詳），批評北大的一些不良傾向：北大學生熱衷於開會，每年大小會議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佔百分之一”；有些學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有將前什麼會議代表、主任等字樣印於名片”。
一些北大學生嚐到運動的甜頭和權力的滋味，挾愛國勝利之餘威，樂此不疲搞請願、鬧獨立。北大學生組織力量十分強大，學生許多事情不容學校干涉，發展到後來，越來越放肆，宿舍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親眷，學校也不能過問，儼然“獨立小國”。
蔣夢麟回憶，“五四”勝利之後，如蔡元培、胡適所料，北大一些學生“為成功之酒陶醉”。多次以罷課向校方提出無理要求，“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例如學生竟然取代學校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學生活動的經費、免費發給講義。（蔣夢麟《西潮與新潮》）
那個年代的北大學生，有好政治、好學運、好上街的“三好”風氣，持續甚久，影響甚廣。傅斯年曾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此後代理北大校長時，看在眼裡，急在心裡。1945年10月17日在致胡適的信中尖銳批評：“我們學校最大的毛病，是：學生一入學，便走大街，英文永遠學不好”。他考慮的解決辦法，就是乾脆“把一年級搬到城外去受嚴格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