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鮑鵬山老師2013年在保定的演講，全文23000字，閱讀約需40分鐘。建議收藏後閱讀。
今天我們在這兒不談大學教育，來談談中小學教育，談談基礎教育。
我雖然在大學裡面教書，可是我對中學教育還是比較熟悉的。原先我在青海師範大學當老師，就是培養中小學語文老師。
一直對中小學基礎教育非常關心。我曾經為了瞭解高中階段的語文教育到底是怎麼回事，去給高考復讀輔導班上過一整年的課，把高中的六冊語文書從頭到尾過了一遍。
我也去初中上過課，也給小學生二、三年級以上的學生上過傳統文化經典課程，給學生講《論語》，一本《論語》從頭講到尾，並讓學生全部背掉，一輪下來，一年半時間，我講了三輪，四年半時間。
今天，我們中國的整個教育，還有不少問題，相當多的問題，以至於全社會提起教育都不大滿意。大學教育問題可能比中小學更嚴重，今天我們不談。
為什麼我一個大學老師，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的研究，要花這麼多的時間、精力這樣去做？因為，我自我感覺還是有責任的，感覺我們中小學的語文教育，確實存在很多問題。
我有時候跟中小學老師們談，談了以後，覺得我如果不去親自做一做，再談也是隔靴搔癢，所以我就去做了這些，有一些感受。今天，實際上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講完以後，大家會是什麼感受。我在這兒先打個預防針，因為今天我主要是談問題，大家未必喜歡聽。
那麼，至於這些教育問題，大家是不是覺得確實存在，或者大家是不是有共同的感受，我覺得很重要。即使，大家沒有共同感受，也不妨把我說的作為一家之言，去想一想吧。
從心理學上講，有時候，我們長期在一個封閉的體制裡面工作，執行著一個封閉的不可改變的任務，時間長了以後，我們會傾向於認可它。
比如，一開始很多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分到中小學當老師後，他會試圖去改變一點什麼，但是時間長了，覺得這個體制完全不可改變，完全不可打破，他就會逐漸傾向於認可它。
時間再長了，他就會變成去維護它，到這個時候，就有點可怕了。
我講莊子《逍遙遊》的時候，特別強調一點，《逍遙遊》的主題是什麼？別人都說，是自由。我說，也對。
但是，如果再細想，《逍遙遊》其實不是在講自由，而是在講什麼東西使我們不自由。是什麼東西使我們不自由呢？就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我們看不到改變這個體系的可能性的時候，會傾向於認可它，最終維護它，這個時候，我們就成了我們自己的奴隸。
這幾年，我每年最少做幾十場講座，我在微博上發過一條，說在聽講座的人中，有兩個群體是比較消極的，一是領導幹部群體；一是中小學老師群體。什麼原因呢？
這兩個群體，實際上是工作壓力特別大，又是最高度體制化的。
說到中學老師壓力大，可以說，是全社會最辛苦的一群人。工作壓力非常之大，並且高度體制化，所以他們在聽講座的時候，總是抱著這樣的心理：你講這些有用嗎？我們能有辦法改變嗎？
從心理學上講，就是有一種趨勢，對我不能改變的東西，就傾向於屈從。所以我想，我們能不能在某些時刻跳開一下，比如今天上午，在座的諸位能聽一聽我一個人的不同的聲音。
也許，會讓你跳出一個慣性思維，換一種思路，來看一看我們每天所從事的教育工作。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想我今天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好吧。
那麼，說到今天的主題，有兩個關健詞。一個詞是，文化經典；一個詞是，基礎教育，我想講的，就是基礎教育和文化經典之間的關係。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這個關係，本來是不言而喻的。
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哪一個民族，不把本民族的文化經典當作自己國家、自己民族基礎教育的最重要的資源，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哪一個民族，不把教育的主要目標定為傳播、傳承本民族的文化。
但是，在中國，恰恰相反，出了問題。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問題。
講什麼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
今天，我們的教育並不以傳承本民族的文化為使命。這一點，在座的諸位從事語文教育的可能會認可這個事實。
從小學一年級語文教材到高中畢業，你看看裡面有多少傳統文化經典？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文化裡面，儒釋道三家，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教材裡有沒有一篇完整介紹儒家孔子的？有沒有一篇完整介紹中國佛家的？
有沒有一篇完整介紹中國道家的？從小學一直到高中畢業，沒有，高中畢業以後進大學更不用說了，進大學都學專業去了，更不能指望了。
我們的國民基礎教育，其中義務教育只有9年，高中都不算，即使把高中算進去，在這個階段應該完成的基本的本民族文化傳播、傳承的教育，有嗎？
沒有。本來，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的教育都是這麼做的，以前中國也是這麼做的，讓學生對本民族文化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和認同。
認知，就是了解；認同，就是從感情上、理性上認可。可是我們現在不這麼做了，這就是今天我們的教育的現實。
教育的目的，是要讓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傳承，這是第一。
第二，傳承文化，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經典作為教育的一個最重要的、最寶貴的資源。我們有沒有呢？
有沒有把這樣的資源，落實到最形而下的一個層次上用起來呢？
舉一個例子，語文教材，現在編選的文章東一個，西一個，七零打碎，即使文言文，選的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文化經典，不是文化源頭的東西。
為什麼編教材的的人，就沒有想到把傳統文化經典作為一個最重要的資源呢？本來這是最好的資源，偏偏棄之不用。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語文教育，非理性到這種程度，簡直匪夷所思，無法解釋。而且，時間長了以後，沒有人覺得這樣編教材是錯的。
一本語文教材，七零八落、亂七八糟，三流文章也在上面，老師教的時候，也沒有覺得這不應該，沒有覺得在那麼寶貴的9年或者12年的教育裡面，應該給學生們更好的營養，而不要讓那些濫竽充數的東西，擠佔學生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
老師們有沒有意識到，你有沒有給孩子們最好的營養？
你是不是早晨不給孩子遞一杯牛奶而只給了他一杯白開水，就讓他上學去了？
我們都知道，孩子吃飯要有營養，可是我們的教材裡面沒有營養，我們的孩子從小學一年級讀到高三，語文教材裡面有哪幾篇課文是值得他們讀的？是值得他們記憶下來的？
這些教材，真值得我們這麼多優秀的老師去教嗎？值得拿到課堂上來，拿到黑板上去板書、去分析嗎？那種文章，有時間翻一翻，沒有時間，不翻，一點關係都沒有。
現當代的白話文，包括從西方翻譯過來的文字，尤其是小學教材上那些文字，一輩子不讀沒有任何問題，因為不具備任何文化積累價值。
我在山西一個綜合性學校，看到他們的小學語文教材，裡面有一篇語文課，講什麼“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像把傘”，課文後面還要求朗讀並背誦，我問老師，學生背誦它有什麼意義嗎？能夠成為知識的積累嗎？
我再翻開第二篇課文，更可笑，“西瓜大，芝麻小”，我說，西瓜大，芝麻小都要拿到教材裡面教，這是給普通孩子編的教材，還是給特殊學校的孩子編的？今天我們的小學語文教材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東西呢？
深圳有一個教育論壇，每年都要搞一次大型活動，每次都能組織幾千個老師。我說你們真厲害，組織能力這麼強。
他們邀請我去做講座，我說這種場合我不講了，老講老得罪人。
他們非要我去，我說那好吧，反正得罪人的事總得有人做，好在我不是這個圈子裡面的，把人得罪完了我轉身就走了，你背後罵我，我聽不見，拉倒。
他們租了一個大體育館，老師們在下面坐著，像觀眾一樣。
我去了以後，他們首先安排幾個語文老師上去講公開課。
其中有一個老師，是上海的，我還認識，一起吃過飯，確確實實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老師。他上的什麼課呢？小學二年級的一篇課文，講唐朝詩人駱賓王7歲時的作品，那個《鵝鵝鵝》。
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總共四句。這個老師把這四句，整整講了50分鐘。講得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真精彩。客觀地講，老師是非常優秀的老師，課是非常精彩的課，但是，我說，精彩到什麼程度？精彩到令人恐怖！為什麼說精彩到恐怖？
我說，這樣一首唐朝7歲小孩寫的詩，兩千多年以後讓今天的孩子花50分鐘來聽？這樣的詩，根本就不應該進入小學課本。這是兒歌啊，即使進入小學課本，5分鐘足夠了，那45分鐘就是在浪費孩子的生命。
因此，教什麼，比怎麼教更重要！現在，教育管理部門給老師們很多的專業培訓、教研活動，都是在教你怎麼教，但是，老師們既然沒權對教材說三道四，那麼，教什麼的問題，眼下還無法解決。
老師，是優秀的老師；教材，卻是最爛的教材。一個鵝鵝鵝，講50分鐘，講什麼？裡面沒有多少值得講的價值觀，不能提升學生的認知能力，更不能讓學生的心智趨於成熟。
這還好，多少還算是唐朝一個大師級詩人童年時的作品，今天我們的小學教材裡，更多的是不知從哪裡來的莫名其妙的東西，什麼小明要上學了，走路上碰到一隻蝴蝶，他就抓蝴蝶去了，小剛告訴小明別抓蝴蝶了，上學去吧，於是小明小剛高高興興上學去了。
後面還要求朗讀並背誦課文。這破玩意兒，背它幹什麼？我們現在教給孩子的，不要說一流的作家了，連任何作家都不會這麼寫的爛文字，都放到教材裡教孩子，你對得起孩子嗎？
破房子裡，老秀才有大用場
我們的教材出了問題。
為什麼會出這樣的問題？這就是我要講中國教育的特殊性——沒有宗教信仰基礎上的教育。
大家一定要記得我提出的這四個字：宗教信仰。在這個問題上，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在中國，這個問題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之前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
從上一個世紀初廢除了科舉制度，廢除了私塾教育後，中國引進了西方現代教育理念，開辦學校，以年級、班級為單位進行科學與技術教育。
這沒錯。但是，我們忘記了一點，西方的教育，是基於有宗教信仰之上的教育。
最早引進西方現代教育理念的那些先輩們，那些非常值得我們尊敬的偉大的教育先輩們，比如葉聖陶、陶行知，他們當時都沒有意識到西方教育與中國教育存在著這個差別，即：西方的國民教育，是基於國民有宗教信仰的教育。
而我們的教育，是基於國民沒有宗教信仰的教育。西方是宗教信仰與科學技術兩條腿走路的教育，而我們的先輩們，當時只看到它的一條腿：科學技術教育。
我們忘記了，西方的孩子，除了在學校接受教育之外，還有一個受教育的場所，那就是教堂。他們的孩子一生下來可能就要受洗禮，牙牙學語的時候父母就會帶著他讀《聖經》，各種節日中，家庭會參加各種各樣的宗教活動。
一本《聖經》是陪伴一個人終身的。那些信仰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家庭，沒有哪家沒有《聖經》。而且，家裡的《聖經》不止一本，父親有，母親有，兒子有，女兒有，每人都有一本，甚至不止一本，可能一本精裝本放家裡，一本簡裝本隨時帶在身邊閱讀。而我們引進西方現代教育理念的時候，只看到他們學校的教育體制好，沒有看到他們在學校教育之外，還有這樣一個無處不在的教育場所，在孩子們學校科學技術教育之外，給他們以精神與道德上的雙重支撐。
我這裡說的西方，是文化意義上的西方，或者說是以宗教信仰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西方。比如美國，就以宗教信仰為國家意識形態。
舉一個簡單例子說明，不論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當選美國總統後，在總統就職儀式上，都要手上按著一部《聖經》宣誓就職。但是，在我們國家不是。我們習慣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算是我們國家的意識形態嗎？不是，它是共產黨員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是宗教，是一種政治學。
那麼，在以宗教信仰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西方，除了學校教育以外，學生們是有課堂之外的宗教教育場所和宗教生活的，教會、教堂、宗教儀式，各種各樣的日常宗教活動不斷在提醒孩子們，你應該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聖經》就是他們的傳統文化經典教材。
看到這一點，非常重要。而在中國，並沒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沒有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存在的宗教。
的確，有人信佛教，有人信道教，有人信伊斯蘭教，有人信基督教，但這都是一部分人的宗教信仰選擇，而不是全民信仰，不足以構成全體國民的道德基礎，不足以構成一個國家的道德基礎。
那麼，你會問，為什麼以前在中國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以前中國的傳統教育，基本教育形式是私塾，基本教育內容是讀經。
讀什麼經？不是《聖經》，是“四書五經”。私塾的好處是什麼呢？好處在可以無限制、低成本的複製。
中國古代鄉村，都有自我教育的功能，一個鄉村裡面，只要有一個老秀才，只要有一間破房子或者一個祠堂，或者富貴人家提供一間房子，老秀才就可以帶上十幾個、二十幾個學生讀書了。
中國古代鄉村教育的成本非常低，幾乎不需要國家的資助，國家只管考試就行了。中國曆代大學者、大文學家，幾乎都是從鄉村教育中、私塾裡培養出來的。
近代如魯迅、梁漱溟、陳寅恪、胡適、錢穆，等等，都是從鄉村低成本的私塾裡開始接受教育的。
魯迅有篇文章《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三味書屋，就是魯迅在家鄉紹興12歲到17歲求學的地方。一間三十幾平米的屋子，一個老秀才壽鏡吾在那裡坐館教書，壽先生這樣教書教了60年。那不是國家辦的學校。
家長們把自己的孩子送過去讀書。一開始讀的可能就是一本線裝的《論語》，沒有那麼多的教學方法，也沒有那麼多的教學活動，什麼今天的愉快教育，明天的激勵教育，老先生都不懂，但他懂得兩個字：教書。教書者，教人讀書也。讀書者，讀經典也。
教書，他只做一件事情，斷句。以前的《論語》沒有標點，他給斷句，斷完句讓孩子讀，讀完了背，背完一段再斷句、再讀、再背。
他這樣教書，教出來了什麼？三味書屋教出來過魯迅，教出來過周作人，教出來過周建人。
PPT，壽先生會用嗎？不會。他只是在私塾帶孩子讀經。記住，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教育：一間破房子裡一個老秀才，帶孩子讀經。讀經的好處是什麼？好處就在於，在一個沒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國家裡，用經典教育的方式彌補了宗教教育這一塊。
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基礎教育裡，通過讀經，學校教育與宗教教育功能合二為一。
中國人沒有像西方家庭那樣，外面有教堂，家裡有《聖經》，但是，有《論語》。
儒家經典，就是中國人整體性的國家意識形態，也是全體國民的公共道德信仰基石所在。在私塾教育裡，對儒家經典的閱讀、背誦，相當於西方孩子讀《聖經》。
只不過，我們的《論語》是在私塾裡讀的。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嗎？
所以，中國以前的傳統社會，類似西方的宗教教育實際上是不缺的，沒有問題。
除了儒家經典教育以外，中國傳統社會生活裡，還特別強調各種各樣的禮儀，婚喪嫁娶，節氣時令活動，種種民間禮儀的背後，也都承載著文化的價值。
所以，傳統的教育，沒有出現道德危機，沒有出現人格危機。西方國民教育是兩堂：學堂和教堂。
中國古代的國民教育是三堂：學堂，祠堂和中堂。每個村落都有學堂，每個家族都有祠堂，每個家庭都有中堂。學堂裡有聖賢，祠堂裡有祖宗，中堂是五個大字：天地君親師。
反觀我們今天學校的教育，只是知識、技術教育，是升學教育。即使拿西方的學校教育來對應中國今天學校的知識、技術教育，升學教育，我們也比他們狹窄得多。
因為即使在西方學校的教育裡，法律規定不能進行宗教教育，但在他們學校教育裡，文化經典的閱讀還是很大量的，教材也不像今天中國學校的教材那麼膚淺，對通識教育的重視程度落實程度也遠遠高於我們。
所以，即使從知識教育的角度來講，他們也做得比較好，更何況他們還有教室外的宗教教育這一塊。我們沒有。
近一個世紀來，中國廢除了讀經教育，廢除了所謂的封建習俗，結果就是隨處可見的，不講禮儀，嘲笑教養，沒有文化信仰，沒有價值判斷能力，不知好歹，不懂是非。
所以，僅僅去美國考察學校教育，是不夠的，即使他們的學校教育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也不夠，我們不要忘記，他們除了學校教育之外，還有宗教教育。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如果國民缺少一種宗教信仰，就必須在教育上去補充。中國的傳統教育，做到了。
當然，中國傳統教育也有缺陷，比如缺少科學技術教育。中國古代本來不重視這些，是因為生活中這些東西不重要。
人類生活沒有發展到近現代，現代科學技術也就不可能出現，所以，實際上古代西方的傳統教育也並不以科學技術為主。
今天我們的教育裡有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內容，這是今天的教育跟古代傳統教育相比進步的地方，中小學裡有數學、物理、化學、地理、自然等等科學知識課程。這是今天的優勢。
但是，不能把古代傳統教育的優勢丟了。那是教育的根本所在。一個人，不會做一道數學題沒有關係；一個人，不會做人不行。一個人，不會做數學題，固然拿不到分數，不會做人呢？哪一個重要？這是相比較而言。
活要活得像個人， 體面、尊嚴
教育的使命之一，是培養人的價值觀和價值判斷力。很多教育者以為，教育是讓孩子有知識的判斷力，有事實的判斷力，所以搞了那麼多填空題，那麼多選擇題，全是知識題，全是事實題：比如，秦朝是哪一年建立的？下面幾個選擇，其中正確答案是公元前221年。
考的是什麼？知識；選擇的是什麼？事實。但是能不能不這麼考？能不能出個題讓學生對秦朝做個價值判斷？比如秦朝的政治好不好？秦朝的那套政治在今天還能不能宣揚，能不能搞？
這樣的題，就不是一個知識的判斷，而是價值的判斷。價值判斷，比知識判斷更重要。教育當然要教學生知識，但教育更要讓學生懂得做是非判斷。
那麼，什麼叫價值觀呢？這裡我先不做那種很學院式的解釋，先來看看一個叫雅斯貝斯的德國哲學家，他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裡，提出一個概念，叫“軸心時代”。
雅斯貝斯說的“軸心時代”，一個是時間區間，一個是空間區間。空間，是在北緯30度上下，北緯25度~北緯35度區間內；時間，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這三百多年裡。
在這個時間裡，在這個緯度裡，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及其背後的哲學，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不約而同地同時發展起來了。在中國，出現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這些人；在古希臘，出現了蘇格拉底、伯拉圖、亞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在古印度，有釋迦牟尼。這很有意思，雅斯貝斯提出的。
那麼，在這個軸心時代，人類文明出現了一個什麼重大的突破呢？這個突破體現在哪裡呢？軸心時代，人類文明的重大突破，就是發生了對人類終級關懷的覺醒。
什麼叫終極關懷？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具體的關懷，關心下課後到哪裡吃飯，關心年終考核發多少獎金，關心明年能不能評職稱，都是具體的暫時的關懷。
終極關懷呢？是關心這個世界什麼樣，是關心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是關心自己的人格什麼樣，是關心自己的人格會變得什麼樣，這就叫終極關懷。
正是從那個軸心時代開始，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產生了宗教。宗教之產生，就源於對人的終極關懷的覺醒。
我不知道在座的諸位，是不是還對宗教抱有一種成見？我們都是從小受唯物主義教育的，對吧，總把宗教看成是建立在一個虛構的基礎之上。
是否虛構，暫且不論，留待將來證明。但是有一點，我要說明，那就是：並不是完全真實的東西才有價值。
神話不是真的，神話講太陽是個神，現在證明不是，但能說神話沒有價值嗎？價值，並不一定需要有一個事實的基礎，有沒有天堂和地獄，現在仍然無法證明，但是，能否定其價值嗎？
天堂和地獄的預設，價值就在於：建立這樣的彼岸世界，是為了給人類的道德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個屏障，是為了讓人類在此岸世界活得像一個人，活得體面、尊嚴。
彼岸世界是真的還是假，即使不認為是真，也不能否認其對此岸世界的價值。
所以，今天我們隨隨便便去否定人類文明史上曾經有過的偉大創造，包括宗教，是很淺薄的。
今人未必比古人更聰明。對人類終極關懷的覺醒，這就是人類文明在那個“軸心時代”的重大突破。
那時，在中國、古希臘、以色列和古印度，同時取得了這個重大突破。德國的這個哲學家雅斯貝斯，後來又寫一本書，叫《大哲學家》。幾千年來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太多了，所以他在哲學家前加了個限定詞，“大”，哲學家裡最偉大的哲學家。
他列了多少位呢？15位。在15位裡，他又單獨列出4位。雅斯貝斯認為，這4位，是大哲學家中之“大”，這4位，是最最偉大的思想家，是人類思維範式的創造者。
人類思維能是今天這樣子，就與這4位有關。哪4位？孔子、蘇格拉底、耶穌、釋迦牟尼，這4位。
4位裡，有兩位是宗教創始人，耶穌、釋迦牟尼；另外兩位，是世俗哲學家，孔子和蘇格拉底。
實際上，對軸心時代的研究並不一定要等到德國的雅斯貝斯。
在中國，漢朝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可以說是最早研究“軸心時代”的歷史學家，他對人類軸心時代四個區域（中國、古希臘、以色列、印度）中的中國，做了深入研究，將軸心時代之中國哲學思想，概括為六家，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
正是這六家，給後來的中國人構建了一個價值體系與道德基礎。就如同現在我們會場用的電燈，源自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沒有他的發明，我現在PPT上也什麼都顯示不出來。
那麼，中國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們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就是我現在PPT上顯示出來的這些，比如，道德仁義禮智信……這些是概念，但這些概念是什麼？它們不是知識。知識的對象是事實。這些概念跟事實也無關。它們構成的，是我們中國人精神領域中的價值體系，是中國人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石。
科學家、發明家，是給人類建立生活中的物質基礎。電燈，就是愛迪生的發明。思想家，是給人類建立人生中的價值基礎。沒有這樣的價值基礎，我們不能成為人。
一個人，沒有道，沒有德，沒有仁，沒有義，那還叫人嗎？你說你不信，那我們可以做個實驗，我能不能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罵你不仁不義？
我罵你不仁不義，你馬上會跟我翻臉，我怎麼不仁不義了？看起來，兩人是在針鋒相對，其實，裡面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都認可仁、義。沒有這共同點，爭吵都不存在。
這就證明兩人之間有共同的價值基礎存在。我曾經在廣州一次講座完了以後，一下子圍了五六個小孩上來，大的大概五六年級，小的一二年級，蹦蹦跳跳的。我問了他們三個問題。第一個，你們知道孔子嗎？知道。
挺好，都知道孔子。第二個，你們讀過《論語》嗎？沒讀過。我有點失望。但是問到第三個問題，他們的回答讓我感到特別欣慰。
我問：你們長大了想做君子還是想做小人？所有的孩子一點都沒有猶豫，都說：我們要做君子，才不做小人呢！
你看，當孩子都這樣回答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的。也許，他將來未必做得成君子，但是他即使做不成君子，做了一個小人，他也不願意讓人說他不仁不義。不是嗎？你明白嗎，即使是壞人，壞人也不願意你說他是壞人。這就是壞人心中也有一個價值標準在。有了這個標準，哪怕互相對立、針鋒相對，人與人才有對話的基礎。所以，人類生活沒有一個價值基礎，根本不可能組成一個社會。
這就是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教育要講這個價值。價值，需要的是認同。我曾經和教育界的一位名師一起吃飯。
我說，知識和價值不一樣，知識是讓人認知的，但是價值是讓人認同的。他說，不對，在西方社會，學校裡什麼都可以討論。
我說，討論的目的還是最終走向認同，而不是最終走向否定。比如，做人要仁義，可以討論，但是不能討論到最後走向否定，變成做人就應該不仁不義。
基本的價值觀，必須認同。不認同，人沒法在社會上立足。
如果我現在公開宣佈我就不仁不義了，你能把我怎麼樣，那你們馬上就把我轟下去了。偷偷摸摸地不認同，鬼鬼祟祟地不認同，也可以，但就是不能公開宣稱不認同。
所以，教育就是要讓受教育者，讓一代一代的民族的未來，認同基本的人類價值觀。
為什麼我們今天這麼沒規矩？
但是，今天，我們的基礎教育到底做得怎麼樣呢？從小學一直到高中，孩子們畢業了。
作為一箇中國人，到他高中畢業的時候，你問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是什麼意思，德是什麼意思，仁是什麼意思，義是什麼意思，禮智信是什麼意思，他都答不上來，一竊不通，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們從事教育的人的失職呢？孩子們高中一畢業，沒辦法了，因為他進大學學某類專業去了。
他都18歲了，成人了，不知道什麼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是不是很失敗？我們老師都在幹什麼啊？我這樣講，不是把責任推給在座的諸位。
我是想告訴大家，我們可以不接受別人推來的責任，但是，我們自己應該意識到，既然從事教育這個事業，既然體制很難改變，我們仍然不能把體制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我們每個人，實際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還是有做一點事情的空間的。
我有一點失望在於，每當我和老師們討論這些問題時，很多人是不屑一顧的，你給我講這個有什麼用啊？你講什麼講啊，然後說這是體制的責任啊。
我想問：如果不首先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又如何改變體制呢？我剛才唸了PPT上“道德仁義禮智信”這些概念，每一個概念的背後，都蘊含著深刻的思想。這些思想，是對整個人類文明和人類道德使命的思考。
這些思考，變成人類文明的成果積澱下來；這些積澱，最後成了人類生存的價值觀和價值基礎。教育，就是要把這樣的價值觀賦予我們的後代，讓全社會在這樣的一個價值基礎上文明地運作。這樣，國家就有秩序了，人類就有文明瞭，民族就有尊嚴了。
中國現在很厲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很多人動不動就今天跟那個發狠，明天跟那個拼命，但是，我要問，在拼命之前，你有沒有首先在道義上站得住腳？你了不瞭解現在國際上對中國人整體印象是什麼樣子的？評價極低：沒有秩序，沒有文明，沒有信仰，沒有規矩。
事實就這樣。我看見有兩個國際調研機構，調查全世界最不受歡迎的旅遊者排名，其中一個得出結果是，中國排第一。
另外一個的調查結果是，中國排第二。那排第一的是誰呢？我告訴你，你可能會很高興，是美國人。
但是下面還有讓你不高興的。這兩個調研機構調查的最受歡迎的遊客，結論一樣，都是日本人，都是我們中國人最討厭的日本人。
可是他們最受歡迎。看到這個調查結果，我真的是悲欣交集啊！為什麼悲欣交集呢？日本人我這麼討厭他，他怎麼還受歡迎呢？
這是悲。為什麼又欣呢？日本人跟中國人一樣，也沒有全民信仰的宗教，但日本人整體的文明素質，在全世界得到了認可。
而日本人，就是古代中國人的影子啊，也就是說，日本人今天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完完全全是我們中國人更應該達到的，我們是有理由、有能力達到的。日本人，歷史上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曾經教化出了全世界最有文明素質的民族。
我曾經在微博上感慨，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來，是1921年，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多麼落後啊，但羅素對中國人整體文明素質評價非常之高。這是一個外國人看1921年的中國人。
再來看看中國的學者胡適。胡適14歲從老家安徽績溪去上海，那時交通不發達，他沿著徽杭古道，走了七天七夜。
那是1904年，中國經濟很落後吧，但胡適回憶說，那七天七夜，一路上走，他沒有看到一個警察，沒有受到任何侵擾，他覺得非常安全。
我再講一件事，抗戰期間，亂世吧？但是從北京寄一個包裹寄到廣州，會花長一點時間，但是會收到。
那麼個亂世，不說廣州大城市，就是寄個包裹寄到湖南一個鄉下，也能收到。為什麼？因為那時的人做事有規矩。
孔子講過一句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只要人民有一個文明的秩序在，國家亂了，人有規矩。人有規矩了，你把東西交給我，你就放心，因為我有規矩，會照規矩來做。
與西方宗教教化不同，中國人是通過世俗的教化，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變成了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的。這是一個文化的奇蹟。
然後，我們又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讓全世界最文明的民族變成了世界上最不文明的民族，這也是一個奇蹟。
關鍵問題出在哪裡？教育。所以在座的諸位，我們都是同行，我希望大家都來反思一下。
有時候，大家需要務實。有時候，大家來務個虛，好不好？教育，是一個有理想的事業，做老師，眼睛要看得遠一點。
不要老想著我這個班平均分數95.3分，他那個班平均分數95.2，我比他高0.1分，我下一步要怎麼怎麼樣保持，然後超過更高分的。不要老看這個。做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一點理想。
什麼才是真正的素質教育？
我們講素質教育，講了很多年。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講素質教育。當時是想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生素質，而不僅僅看一個考試卷上的成績。
素質教育提倡到今天，怎麼樣？不得不承認，基本失敗。理念深入人心，實際收效甚微。為什麼？因為我們對什麼是素質教育，沒有搞明白。所以，需要先做否定，搞明白錯在哪裡。
我認為：
第一，素質不是技能的疊加。很多人以為技能多了，素質就高了。不對。你的孩子會書法，那我的孩子除了書法之外還會彈琴，你的孩子又會書法又會彈琴，那我的孩子除了書法彈琴之外還會跳舞，多一個技能，似乎素質高一點。本來想減輕學生負擔提倡素質教育，結果學生負擔更重。到雙休日，家長給孩子報各種各樣的班，你報兩個我就報三個，你報三個我就報四個。現在我要斬釘截鐵地告訴家長，錯了！多一兩項技能，根本不能證明你的孩子素質比別人高。這是第一。
第二，素質不是知識的疊加。知識多了，有助於提高素質。但是知識多不一定素質高。百度知識最多，百度素質高嗎？相反，瑣碎的知識會讓人變得很無聊，很猥瑣。我曾經在《光明日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作“警惕知識”。
實際上，我這觀點一點都不新。先前，孔子的學生子夏就對知識的瑣碎提出過警告：“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後來莊子又提出過警告：“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說，知識無限而人生有限，如果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無限的知識，那你就廢了。
這是先否定，什麼不是素質。否定之後，再做肯定，那麼，什麼是素質呢？我試圖自己回答，回答不出來。但是我找到了答案。答案就在孔子那裡。素質應該是什麼？是孔子說的“興觀群怨”。我們來看看這四個字。
興，就是一個人對這個世界抱有一種情懷，有理想，有志向，有性情，有溫度，讓人感覺到溫暖，讓人感染到熱情。他有他的精神，他有他的理想，這叫興；
觀，就是一個人對這個世界有洞察力，有判斷力，知道是非、善惡和美醜。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懂好歹。大到能夠判斷世界大勢的方向。
孫中山先生說，世界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你首先得要判斷出世界大勢的走向吧，你把世界大勢走向判斷錯了，就可能是逆之者亡了。再下來，你對國家、對社會的現狀和未來，能夠判斷是什麼樣子。
常有人問我，《論語》這本書，講的是什麼？我說，《論語》講的是三個問題：什麼是理想的社會？什麼是理想的政治？什麼是理想的人？有了這三個標準，你就能判斷了：將來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作為一個社會人，你知道怎麼通過自身努力，促使社會朝哪一個方向去發展。如果你要做個政治家，就知道政治應該往哪一個方向改革。
不是政治家，也知道用什麼樣的標準去判斷那些政治家。或者，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後，知道把自己一票投給哪一位政治家。
又或者，國家有一個重大決策，是該贊成還是該反對，你能夠判斷。不能判斷，你手上有票，投票也出亂子。所以西方教育重視公民教育，重視宗教教育，重視價值觀教育。
這些教育的基本任務，都是讓人們具備判斷是非的能力。觀，就是判斷能力。
群是什麼？一個人，要有對群體的擔當精神，要有責任感。無論一個國家領導人，一個人類的導師，還是一個普通人，都是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一個人，一定要意識到對群體的責任。
人，不是個孤獨的存在。人的本質就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所以，人要合群。做一個單位領導，也要懂得協調集體，協群，協力。
怨，是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
如果，我們的孩子這樣從校園裡走出去，有情懷，有判斷力，有責任感，又有獨立思考批判精神，那麼，我們的社會不會是今天這樣子吧？這比他多會兩種技能、多答對兩道題，重要得多吧？！
素質教育，要給孩子安頓好一顆心
能興、能觀、能群、能怨，這才是有素質。古人早就很清楚。為什麼我們搞這麼多年，從上世紀90年代講素質，講到現在什麼是素質還沒搞清楚呢？
因為我們把這個傳統丟了，老想自己另搞一套。那麼多搞教育的，天天探討什麼叫素質，沒有一個結論，沒有一個人的觀點可以得到大家的公認。
為什麼不能去古人那裡看一看呢？孔子的回答，不比現在哪個專家更有權威性？在座諸位想一想，一個人做到了“興觀群怨”，他是不是素質很高？
這是孔子的回答，答案之一。答案之二，是孟子的回答。孔子講“興觀群怨”，四個字。
孟子講四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如果今天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都沒有這“四心”，他從學校畢業了，畢業證上蓋了章了，但是，孟子在天上看著，他都會告訴我們：你們教出來的，非人也！
惻隱之心是什麼？愛心，同情心；羞惡之心呢，是人要有羞恥之心，做了壞事能感覺到醜，如果不知醜，就是無恥。一個人都無恥了，還能再怎麼罵他呢？沒法罵了，他都無恥了，你罵他不是白罵嘛，所以孟子說，“無恥之恥，無恥矣”，沒有比無恥更無恥的了，罵無恥之人，只能再罵無恥。
辭讓之心，人總要辭讓，現在老講競爭，但是這個世界不全是競爭關係啊，這個世界要合作，要適度地讓渡，做生意，也不是利益都歸我，需要讓渡、辭讓。
是非之心，是判斷是非的能力，這個剛才講過了。我們假設一下，有兩個孩子，一個會彈琴、會跳舞、會下圍棋，還會書法，會四樣，另外一個有惻隱之心，有羞惡之心，有辭讓之心，有是非之心，有“四心”，哪一個真有素質？不用說吧？所以，什麼是素質？古人早說了，只是我們不讀書。
所以我說，我沒有提出新東西，我只是把老東西翻出來讓大家看了看。
素質教育，是要教給孩子孔子的四個字，“興觀群怨”，孟子的“四心”，有意識地給予引導。人的教育，是讓人成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有這素質，才是個人；沒有，是野蠻人，會多少技能、有多少知識，也是野蠻人。
一部《論語》抵得上十萬大軍
教育的使命，是培養人的價值觀。教育的另一個使命，是培養一個民族的共同價值觀。
一個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價值觀。有一次，上海電視臺一個主持人問我：我們可以通過中國的傳統文化變成好人，可是我們去接受美國式教育，信基督教讀《聖經》不也可以成為好人嗎？我說，回答正確。
你到美國去接受《聖經》的教育，也會成為好人。問題是，你通過孔子、孟子的教育成為好人，是中國式的好人，認可的是中國文化；
你通過《聖經》的教育成為好人，你是西方式的好人，認可的是西方文化。做好人沒有問題了，但是民族沒有了，民族的認同感沒有了。當然，信教總比不信教好。
但是，一個民族，一定要有民族意識。民族要凝聚起來，不能人心散了。所以教育不僅要讓人成為人，教育還要讓一群人通過文化認同，凝聚為一個民族。
就個人的價值觀培養來說，確實是用中國文化也行，用古希臘文化也行，用基督教文化也行，用伊斯蘭教文化也行，但是從一個民族的共同價值觀培養來說，必須選擇本民族的文化。
雲南靠近越南那個地方有個建水縣，建水縣有個據說是中國第二大的文廟，那年祭孔他們請我去做講座，我說，在中國西南邊陲，過去有這麼一座文廟抵得上十萬大軍。
為什麼？因為有孔子，有《論語》。在那樣的邊陲之地，只要孩子們讀書，翻開的課本是《論語》，張口讀出的是“子曰”，主流文化認同的就是孔子。
因此，雖然它離越南近，離北京遠，但是隻要孔子在他們心中，他們就只會認同北京，而不會認同越南。
我有一個基本觀點，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幅員這麼遼闊，人口這麼眾多，還有56個民族，幾千年沒有分裂，為什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們有過“分久”，但是最終必合。合久必分，合久了要分，那是因為政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但是，分久後為什麼又必合呢，原因就在於有文化的認同感。維護中國幾千年的統一，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朝廷，不是體制，不是軍隊，最重要的力量來自哪裡？來自過去遍佈中國鄉村的那些老秀才們。
這些老秀才，也就是中國古代的老師。他們或者在雲南，或者在新疆，或者在青海，或者在東北的哈爾濱，他們拿著一本《論語》在私塾裡教弟子，教著、教著，就把弟子們的心教成了中國心了。
當人人有了一顆中國心的時候，中國再分久，也分不掉了，所以我說，維護中華民族統一的最大的力量，是中國曆代那些遍佈鄉村的、看起來很寒酸的可能衣衫都不整的老秀才們。
同樣，現在，老秀才們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了，我們今天看起來穿得要比他們體面得多，我們是光榮的人民教師，我們還被納入體制了。古代的老秀才，都是體制以外的。這個接力棒，我們接得過來嗎？
經典教育第一重收穫：知識體系
說到底，偉大的力量，來自文化經典的價值。人的素質教育與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培養，必經之路在於文化經典。老秀才們如果像我們今天這樣拿一本西瓜大、芝麻小的教材肯定不行，只有拿一本《論語》才行。
因為，《論語》是經典，是元典。元者何？始者也，經典中的“源代碼”。一本《論語》，只有五百多則，不到一萬六千字，卻包含三個體系：知識體系、價值體系、文化體系。
舉《論語》第一篇為例。第一篇只有16則，多少個字？標點符號去掉，500多個字。各位老師知道這五百多個字，一個二年級或者三年級的孩子背下來要花多長時間嗎？五節課。
一節課40分鐘，五節課200分鐘，就能背下來，再回家複習一下，早上再讀一讀，全背下來了。
只要這麼一點時間。我不是掐指一算，是我親自做過。我現在做浦江學堂，純公益的，帶二年級以上的孩子讀《論語》，一分錢不收，連教材都是免費發，也接著這麼做，孩子們學起來特別有興趣。用五節課，200分鐘背掉這500多字，會得到什麼？
先說知識體系，孩子們能學到很多歷史知識——夏商周三朝文化史，還有歷史人物——有子、曾子、子貢、子夏……這些人，凡是中國古代讀書人都對他們耳熟能詳，像自己朋友一樣熟悉，比活著的人還要生動。
還能瞭解很多歷史名稱的含義——什麼叫邦，什麼叫國，什麼叫君。還有禮儀知識——古人名與字的區別在哪裡，長輩和老師稱呼學生和晚輩，才能直呼其名，而平輩之間，都稱字。孩子們還能學到很多語言知識。
《論語》由於其思想內容往往是對生活經驗和社會現象的高度概括與深刻體驗，再加上其語言的精粹生動，不少都成為漢語中的“成語”，有些句子由於較長不能成為四字成語，但也為人們經常引用。例如《論語•學而篇》中，成語被我們經常引用就有：
巧言令色。三省吾身。言而有信。慎終追遠。和為貴。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貧而無諂。
富而無驕。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本立道生。使民以時。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敏於事而慎於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你看，短短16則500多字，其中包含著如此豐富的人生哲理、為人處世之道、人倫道德規範，是我們可以長期反覆地使用的，是能成為我們觀察世界、思考人生、判斷是非的價值起點的；
你們看這裡有多麼高的文化含量？這就是經典，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經典、背經典、用經典！
如果我們把學習看成是儲備知識，當然希望儲備的是硬通貨――不容易貶值的；在以後的工作和繼續學習中能作為研究的基礎的。什麼樣的文本能有這樣的功能與價值？――當然是經典！
你看，500多字，這麼多的知識含量。對比一下今天小學語文課文雞鴨兔子猴子，就知道我們浪費了孩子多少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
經典教育第二、三重收穫：懂價值，有文化
再說價值體系。《論語》“學而篇”500多個字裡，那些成語都涉及到我們如何要做一個好人，應該有心胸，應該有氣質，應該有道德，應該有修養，應該有價值判斷力，裡面也包括做人的很多處事原則，比如：
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本立道生。使民以時。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敏於事而慎於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還涉及到什麼是好的政治、好的社會，比如：和為貴。孩子們學了很多知識之外，價值觀的培養也有了。
除了價值體系之外，還有文化體系，通過獲得這樣的價值觀，孩子們會認同中國文化。
作為個人，一個人有沒有文化認同，直接關係到他有沒有精神的歸屬。作為一個民族，關係到他有沒有凝聚力，有沒有區別於其他民族的識別性的文明符號。
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基本氣質是什麼？原來特徵很明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見面打躬作揖，謙恭有禮。這就是中國人的氣質，文雅、儒雅。
哪一個有歷史、有文化的民族沒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氣質呢？美國人有美國人的氣質，英國人有英國人的氣質，法國人有法國人的氣質，德國人有德國人的氣質，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氣質，韓國人有韓國人的氣質。
全世界只要是有文化、有歷史的民族，都有本民族的非常明顯的與其他民族不同的氣質，這是傳統文化養成的。原來中國人這個文化氣質最為明顯。今天呢？
人們常說，日本人謙恭；韓國人強悍；美國人大度、開放、天真；英國人紳士；法國人浪漫；德國人嚴謹，請問，今天中國人呢？是什麼氣質？找不到了。今天中國人沒氣質了。為什麼？幾代人沒文化了。沒文化，怎麼有氣質呢？
全世界沒有哪個民族不把本民族的文化經典作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但是，為什麼中國經濟大發展了，學校的教材卻嚴重缺乏文化含量？
諸位可以想一想，我講的是不是事實？老師很辛苦地教了，孩子們很辛苦地背了，西瓜大、芝麻小，背完後，他最終留下了什麼？南懷瑾先生曾經說，我們以前讀的書，小學讀的一輩子都有用，今天小學讀到初中就沒用了，初中讀到高中就沒用了。
我說南懷瑾先生你可能講錯了，現在小學一年級讀的，到小學二年級就沒用了，除了認得幾個字。
小白兔啊，跳三跳啊，跳八跳也沒用啊，是不是？我講的是不是？為什麼我們的教材搞小白兔啊跳三跳，猴子尾巴長啊兔子尾巴短，老師們，這不是你們的責任，我不是批評你們，我是說我們的教育教這些幹什麼？是哪一幫人把這個東西編到教材裡面去的？
我的“教育四原理”
我下面談的，是教育的四個基本原理，這是我做小學教學實踐總結出來的，給大家分享，看講得有沒有道理。沒道理可以不聽。
第一個，起點原理。現在小學教材為什麼編成了這樣，就源於對起點的認知。我的觀點是，學習的起點不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是一個線段。固定一個點，則必須從這一個點開始，而一個線段，可以從這個線段的任何一個點開始。
那麼，最好的起點，不是從最低點開始，而應該從最高點開始。所以在這個區段裡面，區點越高，起點就越高。孩子的智力和接受力、理解力，是一個域，有一個相當大的空間。
注意，孩子的智力和接受力、理解力是一個域，而不是一個點，是有相當大的空間的。
現行的小學教材，過低估計孩子的學習能力，把起點定在區段中較低的點上。
如此，不僅浪費學生時間，教師水平也得不到提高，天天教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教十年，老師能提高水平嗎？
以前老秀才為什麼受人尊敬，他天天子曰子曰，普通老百姓不懂，現在，你天天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誰都懂，憑什麼讓人尊敬你？他就不尊敬你。
所以現在教材一個最大的問題，不僅把孩子教壞了，老師也會迅速平庸化。好教師與差教師一樣，無法顯示自身水平的差異。
但一本《論語》，交給一個好教師或交給一個差教師，效果肯定不一樣；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什麼老師教，效果都一樣。
假設大家從下學期開始教《論語》，第一次教可能有點吃力。我告訴大家，現在的中小學語文老師，至少大學中文系畢業，教《論語》有教材，有註釋，有翻譯，一開始不要求做過多闡釋，主要是給學生做基本的解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斷地去學習是快樂的；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友來了很快樂，講到這一步就夠了。然後帶著孩子更多地讀下去、背下去就可以了。
教三輪下來，《論語》就很熟悉了，就全會背了，你的水平難道會沒有提升？十年教下來，在座的諸位，你們全部是《論語》專家啊！（掌聲）我曾經說，做專家是最容易的，長期做一件事情，反覆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後就是專家了。這是我總結的起點原理。
第二個，堆壘原理。堆壘原理是什麼？越是始者，越是基礎；越是基礎，越要質量。
小學階段的學習就是始者，這個階段的學習內容，文化含量的高低，關係著後來整座大廈的質量。
在這一點上，今天的教育恰恰弄反了。在開始階段，在孩子記憶力最強、記憶效果最佳的時間段，在塑造孩子個性、人格最有效的時間段，在他們為未來夯實基礎的時間段，我們讓他們學的、背的卻是幾乎沒有文化含量的東西。
古人學習從“四書五經”開始，就是因為裡面有極高、極純的文化含量。為什麼我做浦江學堂教《論語》，一定要從小學二三年級開始？為什麼不從初中開始？
因為，到初中再去教，那個階段，孩子開始處在叛逆期，一個基本特徵是自以為是，心理學上叫逆反。那個時候你教他，他不信，他老以為自己是對的。要克服他的逆反心理，讓他背《論語》，很難。
但是，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有一個特別可愛的特點，在座的老師肯定也都注意到了，就是他們特別願意相信老師，相信家長，家長說好就說好，老師說好就說好，就像童年的味蕾不夠發達，品嚐味道的能力比較差，你說好吃他就吃了，如果家長無意中說出一句這個菜不好吃，他就不吃了。
這是這個年齡段孩子的特點，所以在小學二三年級教《論語》是最好的。你每次跟他說，同學們，我們看看誰背得最好？看看誰背得最快？他就全部跟著你來了，像小樹苗一樣，齊刷刷的，很容易就把他育直了。
2001年我在青海做暑期《論語》教學實驗班，30多個孩子，其中有一個坐在我的右手第一排，個子很高，一個小女孩，可能智商有點低，別的孩子全部都能背了，她永遠背不好。
我很和顏悅色地跟她說，下次你就別來了，你上其他班去吧。小女孩放聲大哭，勸都勸不住。我問她，你為什麼哭？她不說話。
我說你是不是還想來？她不哭了，說：我還想來，我就是想來。現在研究孩子的教育心理，常常片面地強調孩子在這個年齡段的認知水平低，但是忘記了一點，教育心理學上最重要的一點：孩子，是喜歡穿大人鞋的。搞教育不懂心理學肯定不行。
第三個，爬坡原理。學習如同爬坡，在孩子學習能力能夠承受的範圍內，坡度越大上升越快。
學習，一定要有難度，一定要有坡度。教育，要讓學生的認知能力不斷提升，要讓學生的心智不斷趨於成熟。
所以要在教材中迅速撐大學生的智力空間，使其智力的展開有逐級而上的臺階，學習上有適量的吃力感。當他克服了這些，他才會有成就感。
成就感，來自於對困難的克服。現行的中小學教材在這方面做得不夠理想，尤其是低年級教材，往往從第一課到最後一課，除了生詞量的增加和文字篇幅略微加長之外，在心智與認知水平上幾乎沒有臺階可上。
考100分好還是考80分好？
最後一個，80分原理。就教學而言，讓學生考100分好，還是考80分好？我說考80分好。假如編教材的人依據兩種不同的理念編兩種教材，一種是編出來讓學生考100分的，還有一種是就定位學生考80分的，那麼哪一種教材好？定位於考80分的那種好。
為什麼？在座的都是有經驗的老師，肯定知道，100個字要求學生會讀會寫，要求考100分，必須花大量的時間反覆抄寫生字，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得100分。好，現在我們換一種思路，200個字，要求學生會讀會寫，但只要求考80分，花同樣的時間抄寫，可以不為寫錯別字挨罰，結果呢，他如果得80分，意味著他掌握了160個字，得70分，掌握140個字，得60分，掌握120個字，即使他得50分不及格，他也掌握了100個字，效果和考100分是不是一樣的？
為什麼現在的小學生被搞得那麼痛苦，一個字不會寫，老師罰他寫50遍，就是因為定位為考100分，到最後把孩子折騰得要死，老師也累得要死，家長也疲憊不堪。有經驗的老師都知道，讓一個考50分的成績提高到80分，和讓一個已經達到80分的提高到100分，哪個容易？
提高到80分容易。由50分提到60分就更容易了。由50分提到60分，他認了多少個字啊？120個字，比考100分還超了20%，所以，完全不應該要求學生考滿分，而是應該增加教材的容量，尤其是增加一些高文化含量的內容。現行的教材難以變動，老師們也沒辦法，學校應該考慮自行增加課外閱讀量，特別是傳統文化元典，同時降低對學生考試的分數的要求。
看起來學生分數是考得低了，但是實際上，學生的學習所得增加了。所以我說，今天的考試成績並不能夠完全反映學生實際掌握知識的水平。那麼，講到這兒，下面我要談好的基礎教材，應該符合哪幾個基本條件？
我心目中好的語文教材
這僅是我自己的觀點。在座的諸位估計都沒有權力編教材，我也沒有。我不知道中國的教材是誰編出來的，也不知道他們依據什麼來編教材。但是，有一點應該想明白，我們為達成什麼教育目標來編教材的？
首先，考慮到中國的教育現狀，是在沒有宗教教育基礎上的教育，所以好的語文教材，首先必須體現本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以此培養民族精神、民族氣質，傳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理由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第二，好的語文教材，還必須是最經典的漢語文字，此培養純正、良好的語感，培養語言藝術的鑑別力和創造力。
現在，對文字、文學的美醜、好壞的鑑別力沒有了。就像現在的中國畫市場，看畫的人、買畫的人分辨不出畫的好壞，畫得好的他說畫得不好，畫得差的反而被高價買走了。文學也是這樣，比如現在的大學生分不清《紅樓夢》的語言和瓊瑤小說語言的區別，他覺得瓊瑤的語言是最好的。
所以到處流行酸溜溜的小資文字，打開微博也是，打開微信也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才是最好的文字。漢語非常典雅，非常高貴，非常美，可是人們不知道什麼是典雅，不知道什麼是高貴，也無法鑑賞漢語的美。
《紅樓夢》也不讀，不懂，不喜歡。為什麼不喜歡？因為從小學到高中的語文教材上，你沒有教他最經典的好文字，他就喜歡去看瓊瑤，去看汪國真，去看郭小四。
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啊，結果一個民族的語言鑑賞力就這麼低。再加上市場因素，什麼文字吸引讀者，作者就怎麼寫，賣得也多。
教育水平的降低，導致漢語水平的降低，導致漢語品格的降低。漢語的品格都降低了，我們怎麼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啊？因此，好的語文教材，一定要選最經典的一流作家的文字。
第三，總量要適中，不能太多了。傳統經典太多，怎麼讀。總量適中，保證在一個較短的時間，最好在義務教育的9年之內，就能實現上述兩個目標。
如果9年達不到，12年應該實現上述目標，讓受基本教育的人都能受到相應的教育，獲得相應的素質。
所以總量適中，也很重要。具體來說，傳統的“四書”正好符合以上三個條件，《大學》1700多個字，《中庸》3500多個字，《論語》16000多個字，《孟子》34000多個字，合計下來50000字多一點。
上海學制，是小學五年，加一年預備班，也是六年。我現在在溥江學堂，用的是業餘時間，在每週的雙休日開半天課，暑假上一個月，三年時間，從小學二年級開始，二、三、四，到小學四年級，就可以讓孩子們全背完“四書”。
他們在學校上學是他們的事，我只利用這些時間。我不做選讀，不選背，一個字都不少，全部背掉，必須是全本。只用三年時間。你可以想象，當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孩子能背誦全本“四本”，他的認知能力，他的心智發育，是在什麼水準上嗎？可是，你看看現在小學六年學制，教了那麼多語文課後，孩子們的認知、心智在什麼水平上？這麼簡簡單單的事實，全社會視而不見。
現在有很多人，包括老師、家長，都動不動就拿要考慮孩子的興趣來拒絕改變。我曾經到一個學校去講座，負責組織的一個老師說，鮑老師你講這個挺好，可是孩子不感興趣。
我說，第一，你怎麼知道孩子不感興趣？你做過嗎？我可是做過的。第二，孩子如果不感興趣，老師是幹什麼的？老師的一個義務，就是培養孩子的正當興趣，而不是一味順從孩子的興趣。一味順從孩子的興趣，孩子最感興趣的是門口的遊戲機房。當老師能這麼想問題嗎？孩子不感興趣，不感興趣你就不教嗎？他對數學不感興趣呢，你教不教？
因為他們喜歡，所以好，這個邏輯關係可以成立嗎？曹文軒有一篇文章我很認同，題目是《讀者是誰》。他說，“古代並沒有兒童文學，但兒童們並沒有因為沒有兒童文學而導致精神和肉體發育不良。
寫《紅樓夢》的曹雪芹沒有讀過安徒生，但無論從人格還是心理方面看，都是健康的、健全的。魯迅時代，已經有了兒童文學”，但童年魯迅只用童謠相伴，也沒有影響魯迅成為一個偉人。
誰說兒童必須讀兒童文學？兒童成為兒童文學的讀者，到底是因為文學順應了他們的天性，還是這種文學培養和塑造的結果？寫《夏洛的網》的美國作家E·B·懷特說“任何專門蹲下來為孩子寫作的人都是在浪費時間”，“任何東西，孩子都可以拿來玩。
如果他們正處在一個能夠抓住他們注意力的語境中，他們會喜歡那些讓他們費勁的文字的”，兒童甚至厭惡蹲下來與他們說話的人，他們更喜歡仰視比他們高大的大人的面孔。這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很好的比喻：孩子喜歡穿大人的鞋。
兒童的天性之一，就是他們是可培養、可塑造的。一味拿順從天性說事，教他們“西瓜大，芝麻小”，“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能提升孩子們的靈魂，點亮孩子們的精神之光嗎？這樣的書一旦合上，就像熄滅的火，一切歸於黯然。
中外不一樣的高考題的差別
書是有等級的。書也是有血統的。不論有人喜歡也好，有人不喜歡也好，中國文化經典如“四書”、魯迅的書，《紅樓夢》，都是具有高貴血統的書，是最高級的書，是給人打精神底色的。
我的本意，不是說瓊瑤不可以讀，也不是說郭小四不可以讀，有了那個精神的底色，你隨便讀，什麼都可以讀一讀。但現在是，本末倒置。這就是今天我們的誤區。我們亟需用打精神底色的有高貴血統的書來指引孩子們。
我們必須懂得，這與一個人的格調品位有關，也與一個民族的格調品位有關。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想成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與經典結緣，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我們欣賞繪畫的水平只停留在老年大學的水平，怎麼能指望在世界藝術殿堂裡有自己的位置呢？
我們可以來做認知能力和成熟度的一個比較。同是中學生，中國的、法國的、美國的中學生，做個比較。
先看前幾年法國的高考題，舉幾個例子。文學科作文考題，題目是這樣的：
一，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對思想桎梏的解脫？
二，藝術品是否與其他物品一樣屬於現實？
三，解釋亞里斯多德在《尼格馬科論倫理》中有關“責任”的論述。
這就是法國中學生的高考作文題。再來看三道題：
一，慾望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得到滿足？
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比較有什麼意義？
三，解釋休謨在《道德原則研究》中關於“正義”的論述。
上述第三道題，都涉及經典著作，休謨、亞里斯多德，都是哲學大家啊。考題都出自哲學大家的著作，大家可以比較，法國中學生平時讀的是什麼書，中國中學生平時讀的是什麼書。再看他們理科的作文考題：
一，期盼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是否荒謬？
二，是否存在任何科學都無法解釋的問題？
三，評價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有關鼓勵民眾參與民主的
一段文字，下面給出這段文字讓考生去評價。
這就是法國中學生在高考時，要做的作文。不論什麼科目，全都這樣充滿哲學思辨。
有些老師可能覺得這些題目我怎麼沒看懂。為什麼看半天你沒看懂？因為我們天天在教猴子尾巴長兔子尾巴短。教材決定的。換一個教材就看得懂了。西瓜大芝麻小的教材害了孩子，也害了老師。
再看美國的高考試題。基本要求是，仔細思考以下提出的問題，並選擇其中的一個議題寫一篇文章，闡述觀點，通過推理和例證支持你的觀點，例證取自你的閱讀學習、親身經歷或者是對周圍的觀察。好，題目如下，
第一個：人們認為，每項成就，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每一個進步都會將他們引向問題的最終解決，並幫助人們更瞭解自己或周遭的世界，但是在現實中，每一個新答案的產生，都會引發新的問題，每一個新的發現，都會展露出更深層、更復雜的狀況，每一個成就都通向更深層的問題、更忠的責任、更復雜的狀況以及全新的挑戰。問：是否每項成就都帶來新的挑戰？
第二個：無論在生活中哪個層面，忠誠都是人們鼓勵和讚賞的一種美德，因此我們向我們的家庭、團隊、學校和我們的國家獻出忠誠。但是很多時候，忠誠是盲目的，藉著不自覺的與一個群體認同，將其價值觀當成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就不必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負責了。問：認同某個群體的價值觀，是否會讓人們不必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負責？
你看這類題目，全是思考大問題的。這些題目太多，不再例舉了。做這樣的題目，學生需要什麼？首先，需要一個合乎於邏輯的思維能力；其次，需要讀很多的書，而且是層次很高的書，讀過相關思想家的著作，不然連概念都搞不清，概念不清，根本無法展開論。
再次呢，心智與認知能力，一定要在一個相當的層次上，才能探討這樣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是一個具體某一個技術性的小問題，不是一個知識性的問題，而是哲學問題，是社會學問題，是政治學問題，是倫理學問題。
從法國、美國高考題中可以看到，他們的中學生是在一個什麼層次上讀書、思考。反觀我們中國的高考作文題，什麼“時間在流失”，什麼“孩子在成長”，什麼“回到原點”，不好意思再講了，用一點點小感受加一些華麗的文字就可以湊成一篇高分作文。
為什麼有些人的所謂演講，那麼受歡迎？因為那些演講拿來轉成文字，就是最好的中國高考作文，用一兩個例子，羅列華麗的詞藻，一大堆的排比句，最後加一個很矯情的昇華，高分就拿到了。
這種文風，怎麼可能深入事物的本質，真正去探討和研究問題？也不可能真正地形成學生自己的獨立思考，更不可能去表達自己的獨立思考。
一個民族，長期在這樣的文風之下，永遠也不能夠真正認識到自己和自己周遭的世界。
所以，不要把教育看成是為了學生考試得一個好成績，看成是小學教育為了升一個好初中，初中教育為了升一個好高中，高中教育為了升一個好大學。教育，關係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
何時再出大師？
童年魯迅在浙江紹興、童年胡適在安徽績溪、童年巴金在四川成都、童年錢鍾書在江蘇無錫、童年錢穆也在江蘇無錫，他們的基礎教育，都是從入私塾讀“四書”開始的。
這就是大師的起步，大師之始。《南方日報》採訪時問我，中國現在有沒有大師？我說沒有。
再問，什麼時候可以再出大師？我說，基礎教材不改變，中國永遠不可能再出大師了。1917年，在北大，曾經有一群這樣的教授，梁漱溟，25歲；劉半農，27歲；胡適，27歲；劉文典，27歲；林損，27歲；周作人，33歲；陳獨秀，39歲；朱希祖，39歲；徐悲鴻，23歲；校長蔡元培最大，50歲。這個年齡，擱現在許多人還是啃老一族，那個時代過去了。
今天，還用再多說大師問題嗎？
是的，我們現在的教育不再以培養大師為目標了。但是，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徹底阻斷了大師出現的可能，這種教育是可怕的。一個民族，不可能人人都是大師，但是，一個民族不可以沒有大師。
從1949年到今天，快70年了吧，放眼看去，出過幾個大師？已有的大師，都是1949年前培養出來的。錢鍾書先生一去世，中國就再沒有大師了。
現代的基礎教育不以培養大師為目標；但是，如果基礎教育徹底斷絕了大師出現的可能性，這種教育是可怕的。因為這種教育會使一個民族成為侏儒之群。
現代的基礎教育不以培養精英為旨歸，但是，如果基礎教育不能為精英的成長奠定文化基礎，這種教育是可悲的。因為這種教育會使一個民族成為奴隸之邦。
現代基礎教育不以傑出的個人為培養目標，但是，假如在基礎教育階段就掐滅了受教育者“成就傑出”的理想，這樣的教育是殘忍的，因為它使一個民族淪為平庸之輩。
現代基礎教育不以培養道德人格為全部，但是，假如教育沒有了道德人格培養，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培訓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人格，這樣的教育是下流的，因為它使一個民族成為小人之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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