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朔：談何容易（上）
不讓人說話是中國的傳統。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認為是言論自由把家國弄崩潰了。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言論的威力可謂大矣!孔子更憎恨“巧言”，把它與“令色”一樣看成是德性的汙點。而與之相反，他把訥口少言又看成是近於仁德的優點——所謂“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於仁。所以孔子告誡人們不要多說話，要“敏於行而慎於言”，他還規定了說話要看場合，要看時機，還要看臉色——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我的一個學生寫讀書筆記，寫她看到這幾句話後的感慨是：“做人真難”！
盂子自己好辯，曉曉不體，口若懸河，但他只准大狗叫，不讓小狗叫，他把許行就罵為“南蠻（左鳥右夬）舌之人”，說他生屬南蠻，地處偏遠，滿口聽不懂的方言，嘰嘰喳喳不停，可惡得如同伯勞叫。你看，連身處的地方偏僻也成為禁止說話的理由，這倒很像今日，凡北京弄的玩藝，比如辦的雜誌，均是“國家級”，而其他地方的則全是“地方級”，所以，凡北京人在北京發言，全是最高指示，“地方”的人哪怕是到北京去發言，也是“晉京” “ 向首都人民獻禮”。“首都人民”高興了，會賞你幾下巴掌響，你便會覺得莫大的恩寵。
盂子還僅限於罵。孔子做得更絕。他自己周遊列國，鼓脣搖舌，並且很講究語言修辭，說，“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他的言論後來果然行得既遠且廣，不僅讓敦厚的古人以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而且還讓今天頭腦冬烘的新儒家拿去拯救世界。但他卻用極端的手段——肉體消滅的手段去制止別人說話。他做魯國攝相，代行宰相職務，只七天便殺了少正卯。其罪名之一便是少正卯“言偽而辯”、“言談足以飾邪熒眾”。
這些還都是“在僻處白說”(朱熹說莊子語)，而那些湊到君主耳根去說—— 說(shui)、諫、奏…….等等就可能更危險，韓非的《說難》，就是說這種冒險行為的。
不過，平心而論，那個時代還是談說之士的黃金時代。張儀被別人打得一身稀爛，昏死過去，還被灑了一身的騷尿，當他被老婆哭醒過來時，張開嘴，用手指著問：“我的舌頭還在嗎?”他老婆答：“舌頭倒還在。”張儀說“舌頭在，就夠了”(舌在，足矣)。他後來還真的憑這三寸不爛之舌，掙得了自己的福祿富貴，也掙得了他在青史上的名聲——不管是美名還是罵名。所以，那個時代，像少正卯、韓非這樣的倒黴蛋，有，但少。少正卯碰上孔攝政，韓非子碰上李廷尉，算是大白天見了鬼，磕瓜子磕出了蟲，屬於偶然“事故”，沒有必然性。
隨著漢代大一統的建立與逐漸鞏固，“說難”的時代就真的“來了”。董仲舒談災異，差點給自己帶來殺身的災，司馬遷惜李陵，倒把自己弄得閹去了根。他們還真的沒說過什麼大逆不道的話，關鍵在於他們已不是獨立的知識分子，而是人家官僚機構中的一分子，在人家花名冊和工資簿上。武帝手下的丞相，除了那個頂善於拍馬的公孫弘，有幾個善終?公孫弘以後，武帝就連殺了三個丞相。所以當武帝要公孫賀當丞相時，公孫賀趴在地下哭個不休，把頭磕得咚咚響，請武帝饒了他。武帝拂袖而去。公孫賀不得已當了丞相，出來時，對人說：“我從今完了”。——後來還真的完了，不光他本人完了，一家都被族滅。
有一個人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他就是東方朔。他自己憑著一張油嘴，在武帝那兒混飯吃、混衣穿，漂亮女人是娶了一個又一個。但他知道．那個憑三寸不爛之舌便可縱橫天下的時代過去了。士的時代過去了，眼下是優的時代．所以他就以“優”的面目立於朝庭之間。他對武帝不大說什麼正經話，即便說，也是看準了再說，以至武帝都以為他常常充事後諸葛，放馬後炮，是個大滑頭。他只是在宮中與武帝“搞笑”，逗皇帝老兒開心兒。他是一個明白的人，也是一個自視甚高、很有自尊心的人，但他卻不敢一本正經義正辭嚴地和武帝談政治。他怕，他怕這個時代。他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賦體文章，叫《非有先生論》。這個在吳王宮中“默默無言者三年”的非有先生，有什麼樣的高論呢?就是那非有先生再三感慨的四個大字：“談何容易”!
韓非的《說難》，是理智冷靜的分析，是對遊說經驗的總結，也是對遊說者指導門徑，其目的乃是積極的——增加遊說的成功率。而東方朔的“談何容易”，則是對血的教訓的感慨，也是對言談者的告誡。其目的則是消極的——要人們三緘其口。這是東方朔對自己時代的觀察。一個是總結經驗，更上一樓，一個是吸取教訓，退避三舍，時代不同了!東方朔的眼光真是值得佩服。
顏師古註釋這“何容易”，是“不見(被)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原來，“容易”這個最常用的口語，卻有一個如此雅緻深奧的含義，“談何容易”這句我們常掛在嘴邊的感嘆詞，卻有這樣一個古老而現代的意義：容易容易，寬容了，話才易說，事才易成，人才易做，不被寬容，這一切哪得容易!
能否寬容，不是一兩個君主的個人道德問題，而是社會制度、體制問題。君主個人的道德水準或個性或許會導致他的行為作風的不同，甚至一些明智的君主會有某些“寬容”的表現，但這種“寬容”是由於其對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長遠利益的“明智而審慎”的考慮，而不是對“寬容”本身價值的肯定。
寬容是制度的寬容．不寬容也是制度的不寬容。周代(尤其是東周的春秋戰國)的寬容，是由於其貴族民主政治，以及後來由於政治分裂而導致的社會多元。秦朝的不寬容則正是由於貴族被消滅．並由天下一統而多元被一元所取代。漢初諸侯林立，先秦的寬容之風又有了迴光返照之相，而到武帝與東方朔時代，新的大一統更穩定．一元政治更鞏固，“寬容”也就如影遁形了。
東方朔的文章和顏師古的註釋讓我感觸良深，我就在這兒稍微多說兩句。我以為，我們不能用實用的態度來看待“寬容”，比如說，“寬容有什麼價值?寬容的價值不在寬容之外，或寬容的效用，寬容本身即具有絕對不倚不傍的價值，它的價值應該是自足的，不需要論證的。正如穆勒說自由的價值是不需要論證的一樣。而中國封建社會一直不能有這樣的有關寬容的信念。我們有過相對寬容的時代．那正如我前面所說的，乃往往是由於政治分裂而導致的多元社會，而不是在政治統一之下的價值多元與寬容信念。所以，即使在那些看似寬容的時代，我們也沒有寬容的價值觀，而只是由於我們實際上無法不容忍，我們暫時無法懲治異端，似乎我們寬容了。因此，即使在先秦，也有孔子殺少正卵，在魏晉，有司馬昭殺嵇康，並且他們的行為都沒有受到來自社會價值體系的抵抗和批評。而一旦進人一元社會，政治統一，社會穩定，我們便毫不猶豫地實行不寬容．並且這種不寬容還得到社會價值評價系統的高度肯定。直到今天，我們眾多的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也從未想到過為形成“寬容”的社會價值觀做些工作，恰恰相反，他們不斷地證明著在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中央專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證明著秦始皇式的“統一思想”的正確性和歷史合法性。我相信，在中國，現在絕對有不少歷史學家、史學博士等等的沒有讀過魯迅先生那篇有名的談中國歷史的文章——《燈下漫筆》。或者即使讀了，憑他們萎縮的精神與淺陋的見識，也未必讀得懂，未必能讀出其中的深哀巨痛。他們今天的很多高談闊論，魯迅早在那篇文章中就予以戳穿。所以，在魯迅之後，還有很多歷史學家仍然在那裡大言不慚，其行為實在如同“鬼打牆”，而他們的文章和高頭講章，也不過是鬼畫符。
豈止是魯迅呢。他們連東方朔也沒讀懂吧!。
東方朔的另一篇意義非同尋常的文章是四言韻文形式的《誡子篇》它提供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處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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