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鮑鵬山散文名篇《東方朔：談何容易》（下）

東方朔：談何容易（下）

不論怎麼說，聖人仲尼先生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蓬勃活潑、七彩紛呈的時代。那時代真是怪人盈路怪論盈耳。既有像孔子這樣顛顛簸簸周遊列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熱心人；也有甘與鳥獸同群的冷了心的長沮，桀溺和楚狂們；更有為季氏聚斂，自以為順應歷史潮流的孔門叛徒冉求，他的行為把孔子氣得咻咻不已，接著便號令弟子們鳴鼓而攻之，以清門風。這三種人的人生態度，可以認為是濟世、隱世和順世。另外還有一種可以叫做“傲世”的態度存在，孔老先生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這“狷者”．便是“傲世”的人。狂和狷都執於一端，或鋒芒太露，蟯蟯易折；或袖手冷笑，皎皎易汙。所以仲尼先生以為只有在求中庸而不得，退而求其次時，才“必也狂狷乎”！可見狂和狷乃是中庸之兩端，傲世的狷者，總是一副輕蔑嘲弄的神氣，總嫌世俗骯髒。那例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洗耳”的許由可算一個，還有那一生都站在野外對著城市謾罵冷笑，笑著看笑話的莊子也可算一個。

可見，當時在人生態度這個大問題上，實在是山頭林立，“圈子”也不少。光大派就有四個：濟世、隱世、順世和傲世。而這四大派中又可分出許多的小宗派。像濟世者就有中庸的濟世和不知深淺熱情充沛的狂者的濟世；傲世者中有冷笑的傲世和不冷笑的傲世，有故作怪誕以攖人心的傲世和平平淡淡不屑一顧的傲世；順世者中的差別就更大，有無可奈何之順，所謂順民，後來變為奴隸甚或奴才；有推波助瀾搖旗吶喊並從而暴貴之順；又有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渾水摸魚終於暴富之順；這暴貴暴富的人後來往往成為新貴，一掃當初齷齪，氣宇軒昂地向歡呼的群眾演講了。

總之，那個時代非常熱鬧。各類人物都不受約束地粉墨登場，且一樣能得到喝彩或喝倒彩，他們把春秋戰國時期鬧得虎虎有生氣，蓬勃如夏花之絢爛，真正的令人心曠神怡。直到今天，我們只要打開塵封的歷史書頁，就能看到他們正滿懷激情地對我們說話，且表情生動無比。他們的生命激情竟穿透如此厚重的歷史岩層，銳不可擋地使我們心旌搖動。

但以上這幾類人都還不能說具備了真正的人生智慧。真正的終極人生智慧，須有圓滿豐富的物質生括，以應付各種肉體之慾求；且又擁有對此種生活圓滿解釋的哲學，以應付各種出自內省的或外來的詰難這二者都具備，方可以恢恢乎若遊刃有餘。以上幾種人，除了順世者因順時者昌之故．代代昌盛，其他幾類，愈到後來便愈不景氣，只是由於社會還少量需要，才沒有收攤子。先看聖人仲尼先生，即便按孟軻先生或司馬遷的看法，也是要五百年才出一個的，且這還太樂觀，因為從孔子以後，雖出現了諸如畫聖、詩聖、書聖、醫聖等等人物．但像孔子這樣的思想之聖，卻再也設有出現過。可見這種聖人珍貴得很，非提供特殊的天時地利是不能生存的。濟世者雖代代不絕，但幾乎無得志者，還往往被殺頭、被囚禁、被流放，且罪名又往往正是“亂世壞道”。而傲世者就更慘淡了，新貴和舊貴們在那邊享樂歡宴，他們既不能坦坦蕩蕩地去一同狂飲大嚼，又不能掉頭不顧，去覓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卻在那裡說三道四，吹冷風，煞風景又掉胃口。像嵇康“狂顧頓纓，赴湯蹈火”，“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不能像他的山濤朋友那樣順世．又不能像他的阮籍朋友那樣緘口，偏要冷嘲熱諷地發議論，最後終於驚動並惹惱了那專心致志地蠶食鯨吞曹魏江山社稷的司馬昭，被殺了頭。李贄也算這一類，他惹惱的不是個別的權貴，他惹惱的是整個社會上依賴吞吃古人牙慧從而營養不良弱小易制的學者和需要這種“學者”的奸詐的統治者，最後也被逼得在獄中奪刀自殺。孫登評嵇康說，“才則具矣，保身之道不足”。傲世者最大的毛病可不就是保身之道不足?但像孫登這樣的隱世者，雖然免於殺頭也免於流放(他們自己早已自我流放了)，但放棄錦衣粱肉，朱門高樓，去過那種吃竹實住山洞的穴居生活，也不能算智慧。當然，像那些“充隱”或以隱為終南捷徑者，就另當別論了。由此，濟世者、傲世者、隱世者都可以歸入保身和養身之道不足的，當然不能算是智慧。那麼，能保身和養身從而官肚肥挺的順世者是否可算作有人生智慧呢?也不能，因為他們雖則能窺測方向從而苟順之，永不犯錯誤，檔案上清白如東家處女，但他們是欠缺道德感的，深夜獨臥，不免有鬼敲門之虛驚。

所以，用人生智慧的標準看，以上“四類分子”都還不夠格。他們有的富貴勝達，卻缺少精神上的安慰和道德感；有的雖有精神上之道德純潔感甚或高貴感，實際生活中則又貧賤交加甚或頹唐寥落如“喪家之犬”——這是孔子認可的對自己落魄行狀的描述。

如果說，濟世者除孔子外大致可稱為“狂者”，傲世者稱“狷者”，隱世者稱“隱者”，順世者稱“時者”(這是借孟子的概念)，那麼。我們很明顯地看到，這裡缺少真正人生智慧的代表者——智者。智者的理論在大耳朵李聃那裡已經有了，可惜的是他不能真正實行，最終還是坐不住，出關去了。由現存的資料看，理論和實際相結臺的智者最先出現在漢朝，在偉大的漢武帝劉徹的富麗堂皇的宮廷中隱居著一個極了不起的天才、穎悟者——這就是東方朔了。他創立了一種妙不可言的新玩藝：遊世。真是石破天驚逗秋雨。此“遊”字，是“遊刃有餘”之“遊”，也是“遊心太玄”之“遊”，是“遊於豪門”之“遊”，也是“遊于山林”之“遊”，是“遊方閒僧”之遊，也是紂王遊於酒池肉林”之遊”，可作“雲漢遊”，也可作“淫冶遊”；既可“力爭上游”，也可“樂居中游”，“遊手好閒”也是此“遊” 。真是宇宙萬有，任我作“逍遙遊”。至此，中國人的心腦真是豁然開朗，自由無礙。且看東方朔先生的傳世祕訣《誡子》篇：“明者處世，莫尚於容，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世不逢……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事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這種大智慧真令人五體投地。在武帝那麼一個天真浪漫的時代，在那麼一幫子天真幼稚熱情衝動的人群中(這群人中有司馬遷李廣李陵甚至武帝本人)，竟有這麼一位睿智的人隱藏其中，真是鶴立雞群，難怪他只能以滑稽作面具了。

後來南北朝時有一位叫孫綽的，說“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都是從這東方大智囊中探取智慧。你看，既可尸位素餐，饕餮天下，中飽私囊，又可遊手好閒，心地閒雅似神仙；既像國之棟樑，一言九鼎，宰割天下，因而名利雙收；又像山中隱士，名節俱全。真是好極了！武帝身邊那麼多汲汲於有所作為的人都掉了腦袋或栽了跟頭，獨有他一生錦衣粱肉，美女如雲，壽終正寢。不亦宜乎?自此而後，除非天資極忠厚的極愚鈍者外，中國人大都變成兩類：順世和遊世。順世是遊世的預科，不先上預科，去其狂狷之氣，是不能登堂入室的，頓悟者終究是少數。遊世是順世之絕頂。是順得久了，看出門道，終於得道而悟，搖身一變，從此隨心所欲不逾遊規，自由無礙。

有人會出來反駁我。說我這種估計不合事實，因為他們見到的還是濟世者多，有他們留傳下來的作品可證，而又見過幾個東方朔這樣的遊世者?——我說，大凡像遊世者那樣混得得心應手的，往往天衣無縫，來無蹤去無影，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而只有不得志的濟世者，因有委屈與斷腸的牢騷，才會在處處碰壁中，不獨自己身心傷痕累累，且也在歷史之壁上碰出不少痕跡——這就是他們的詩歌散文了。

所以，可以這樣說，順世者無暇也不屑作詩文，遊世者已入佳境，物質與心靈同時充實豐盈，不必作詩文。只有不如意的濟世者、傲世者或隱世者才“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地窮途哀號。至於東方朔也作文，可以這樣解釋，他前期作品的一些賦啦等等，是“順世”的預科作業，或入學憑證；至於遺囑形式的《誡子》，題目就很明顯，是給他兒子看的，祖傳祕方，本來就對你我諸公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