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多情卻被無情惱（下）
當吳楚等七國叛亂時，帝國境內的諸侯國共有17個，也就是說，丕有l0個王國沒有參與叛亂，他們的態度很是可疑，也很令人擔憂。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們對晁錯的態度與叛亂七國是一致的：“諸侯……多怨晁錯”（《史記·吳王濞列傳》），這確實是景帝預期的目的，而劉濞也在利用這一點，試圖拉攏其他諸侯國入他麾下．如果我們瞭解這一層，我們會對景帝殺晁錯有新一層的理解：那就是要通過殺晁錯來籠絡這一批尚未公開掛出反旗的諸侯。晁錯的削藩是針對所有諸侯的(雖然有緩急輕重之別)，現在，激進的吳楚等七國已造反，可以說他們是代表著所有諸侯國的利益的。因此，諸侯們在內心裡擁護和同情吳楚的成分肯定會多一些，哪怕他們不希望吳楚對中央取而代之，另立權威，也希望他們給現存的中央一點顏色看看，讓其收斂其削藩的鋒芒。景帝當然也深察這一點。於是，他主動先讓一步，潛伏爪牙，把削藩的倡導者晁錯——這是他預先為晁錯包裝好的公眾形象——殺掉，以換得諸侯的支持。應該說，他的這一目的果然實現了，大多數諸侯國站到了中央一邊，並負起了屏衛中央的任務。
我們可以看看景帝玩弄晁錯的全過程。首先．他利用晁錯的忠誠和遠見，“假錯為之用”，讓他承當“削藩”的倡導者和設計師的角色，使之成為眾矢之的。並利用他的奏札激化矛盾，促使必反的吳楚等國早日爆發，從而能夠有充足的理由動用物力收抬他們。當這一目的實現後，再用晁錯的腦袋籠絡未反的諸侯，孤立吳楚，使中央具有絕對的優勢。景帝的這一連環妙計，憑心而論，還真叫人佩服！當初在棋盤旁，他動手砸死了吳王濞的太子．現在，他又如此高妙的一局棋，只兩招．就玩死了苦心孤詣準備了30多年，已62歲高齡的老奸巨滑的吳王濞自己！
晁錯，是這招棋中的一個可恃的棄子。
袁盎獻“計”十來天后，一切暗中操作都已到位，三個小人走上前臺，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張歐，上書彈劫晁錯。他們奏稱：“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我的眼睛在“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幾個字和這三個人的名字問來回逡巡。我實在驚駭於人的殘忍。就算不太會做人的晁錯得罪過他們（史無明言)，晁家的父母、妻子、一家老小也不至於與他們有什麼過節。這種殘忍若不是出於怯懦（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鬥爭往往用斬草除根的方式來換得暴行過後的安全感），就是出於集權制度下的政治觀念，這種政治觀念是絕對視人如草芥的。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吧。晁家被殺的一門老小，在臨刑時肯定比我今天寫這文章時更能明白這樣的國家是什麼，它對人民意味著什麼．只可惜死人不能說話，活人更加自私，真理就這樣被死亡與自私遮蔽了。
我的眼睛最後定定地盯在這三個名字上，無論用什麼樣凶惡的詞來形容我的眼神都不過分，但最終只剩下一個詞：憐憫。同時，起先我覺得無論用什麼惡毒的言辭來詛咒他們都不解恨，但最後，也只剩下了一種情感：鄙視。是的，我鄙視他們，也可憐他們．他們的心智太渺小了，又專注於利己與害人，所以，他們不可能對國家做一點有益的事。當晁錯在考慮帝國邊界的匈奴問題，帝國內部的諸侯問題、農民問題、經濟問題、政策問題時，他們只有靠邊站的份。他們興趣不在這，他們的智力不夠格，他們除了私心也從沒有過責任心。他們的平庸使他們只能屍其位而食其祿，是國家的酒囊飯袋。但他們害起人來卻如此的果斷斬決，雷厲風行。事實上，他們至今仍讓我注意到他們曾經有過的卑微而又卑鄙的存在．就是因為他們曾經向一個政治天才發出惡狼樣的嗥叫，並把他撕成了碎片，這種嗥叫在中國漫長而陰暗的歷史迴廊上不斷髮出回聲，至今還令我們中夜起坐，惶恐而不寐。
喬治·華盛頓說，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民族才是可以信賴的。我也要說，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時，君主才是可以信賴的。屈原早就以他自身的遭遇，而得出過血的教訓：“君可思而不可恃”——對於君主．我們只能愛，卻不能靠。君主就是這麼一種單向的東西。我們一切的忠誠、才智、甚至生命都流向他，他卻不可能有一點恩惠顧及我們。我們傳統文化一直把君主比做太陽，而把自己比做向陽開的葵花。（杜甫詩：“葵藿傾太陽，物性同難奪” ），但君主不是正在燃燒、光熱無窮的太陽，而是已死的恆星——黑洞。它只能吞噬，沒有什麼東西能從它那裡逃逸出來，哪怕是每秒30萬千米的光。在自然界，有黑洞；在社會界，也有“黑洞”，那就是專制君主!
講權術的晁錯應該是懂得這些的。但他可能太講究大公無私了。個人往往是道德的，而國家往往是不道德的，在專制政體中，這一點尤其明顯。中國傳統文化又不斷地強化這種現象，拉大兩者道德水準間的差距：儒家文化就不斷地，無厭足地要求個人的忠誠、奉獻與尊重道德，而對國家的日趨醜陋無恥則閉口不言。如果他們的政治理想實現——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那社會肯定是這樣一種樣子：普遍的、絕對道德的人民與絕對罪惡而不道德的政府。這太難以想象和不可思議了。——所以也一直未能出現。不是未能出現一個罪惡的不道德的政府，中國歷史上的政府恰恰都是不道德的；而是不可能出現道德的人民。是的，中國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群體意義上的道德的人民。
《史記》和《漢書》都把袁盎和晁錯這一對死對頭放在一起，合為一傳。好像他們生前的恩怨未能盡了，在歷史中仍糾纏一起，打得難解難分。我在《漢書·袁盎晁錯傳》的空白處，曾寫有下面一段話，移過來，作為全文的結束：
袁盎善做人，晁錯善做事。
袁盎只是一張嘴，要說得天下人都愛他敬他。
晁錯只有一肚計，要把這天下事都做盡做絕。
天下人，眾不可戶說，一張嘴，豈能讓天下人都滿意?有所愛，必有所憎，有所顧，必有所失。進退兩難，顧此失被。一刺可免，再刺難逃。天網恢恢，疏而不蔫。司馬遷曰：“袁盎權說，初寵後辱。”
天下事，了猶未了，做事當有步驟，看時機，選方法。時機不到，何妨留下一些事不做?勉強去做，欲速不達。方法不當，何不三思而後行?緣木求魚，南轅北轍，敗因宜然．悔之何及!司馬遷曰：“晁錯遠慮，禍及近身。”
唉！做人難!做人難！
從諫如流，難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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