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了朱元璋的聖旨，他竟然安然無恙，走到了西域

裴景福是安徽霍邱人，曾任廣東省陸豐、南海等地知縣。光緒二十九年，岑春煊任兩廣總督，將裴景福打為“兩廣第一貪官”，謫戍伊犁。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二十七日，裴景福從廣東啟程，跋涉370余天，行程11720餘里，抵達烏魯木齊。後任新疆巡撫的幕賓，參與修撰新疆圖志。民國二年，裴景福從新疆返皖，曾任過安徽省政務長等職，民國六年回鄉，以鑑賞字畫古董自娛，同時開始編著22卷的《壯陶閣書畫錄》，這本書對魏晉至清初流傳的著名書畫作品進行了記錄和考訂，六年後脫稿。後又將所收藏的書法墨跡，刻板印成字帖，取名為《壯陶閣字帖》。

裴景福在蘭州停留了三個多月，過了一個難忘的春節。滯留蘭州期間，他在安徽人李芬三等的陪同下，遊覽了蘭州的風景名勝，參觀了黃河浮橋。和甘肅提學葉昌熾等人相互鑑賞藏品。

在這期間，他從蘭州市場上收集了不少的文物，有宣德爐、碑帖、玉器等。最為重要的是，他在甘肅提學葉昌熾那裡看到了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代經卷。他到新疆後，又把敦煌出土經卷的事情說給了伯希和，從而引起了國際盜寶大盜的關注。

這年的臘月二十三晚上，他拿著李芬三的“世寶”《曹國公誥軸》在寓所鑑賞。誰知二十五早上，裴景福收留的一個下人將《曹國公誥軸》捲走。從此，彌足珍貴的明初聖旨下落不明。

原來，裴景福在蘭州滯留期間，他的一個僕人來和天花發作，生死繫於一線。臘月二十三，裴景福發現來和的天花開花，呈黑色，這不是個好兆頭。他心情不好，李芬三邀請他出去小酌，在小酌中李芬三拿出了傳家寶《曹國公誥軸》，他就帶回寓所準備繼續玩賞。當時，夜已深，他將誥軸放在案頭就休息了。二十四，忙於其他事物，沒有顧上細看。到晚上時，已經半夜了他忽然起了抄錄《曹國公誥軸》的念頭。於是就蘸著硯池中的殘墨，按照聖旨的格式，將內容抄錄了下來。到雞叫時還沒有抄完，此時已經很困了，但他仍然堅持抄完。誰知，就在二十五清早，《曹國公誥軸》不翼而飛。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

作案的人姓周，懷遠人，嚴格算起來是裴景福半個下人。現在看起來完全是一個恩將仇報的故事，簡直就如同農夫與蛇的故事的翻版。

這個姓周的人是如何同裴景福認識的呢？有個故事，裴景福從陝西進入甘肅後，第一站是涇州。他在涇州道上，發現一個徒步而行的年輕人遠遠跟隨著他們。這個人很貧苦，裴景福的下人看到後，對他非常同情，就建議給點幫助。於是，就給周某給了幾百個銅錢，詢問後才知道他準備出關到迪化（烏魯木齊）尋找兄長。從當時的情形估計，他的兄長可能是個軍人。就這樣他們和周某認識了。

到了蘭州後，周某又來求助，於是裴景福又給他了千文銅錢。過了幾日，周某來說已經在蘭州的軍營中吃糧了（當兵之意）。按理說，事情到了這一步就沒有故事了。

誰知過了一個多月，周某又來了。周某說，電報局總辦給他資助了八兩銀子，還給他寫了兩封信，讓他在途中遇到困難時拿著信件求助。這次來的目的是要搭裴景福的車去新疆。裴景福自然不能帶他，推辭說他過完明年正月才走呢，而且車上也沒有多餘的位置。周某退一步說，只要求跟著他們的車步行。這算不上什麼請求，裴景福只好答應了。正在這時，裴景福的一個下人要回四川老家了，另一個下人來和天花病情危急。這樣的情況下，裴景福的下人們收留了周某。起初，周某很勤快，人也本分。他們又給周某借了一件棉袍。

誰也想不到，周某早就心懷不軌。臘月二十五清早，周某打著收拾爐子的旗號，竄到裴景福臥房內，將鼻菸瓶和《曹國公誥軸》捲走，又到下人房間內將衣服、剪刀、書籍、硯臺等零散物品席捲一空。變生肘腋，等發現失竊時，周某人早不見蹤影了。

丟失的物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李芬三的傳家寶《曹國公誥軸》。失竊案發生後，裴景福很快就報警了，但是對於這樣一個不瞭解底細的人，到哪裡去找呢？到了臘月二十九，才查出了一個姓董的人和周某來往密切，比較可疑。然而沒有證據也問不出什麼，最後只好讓他轉告周某，只要還回《曹國公誥軸》就行了，其他的就不追究了。實際上到這裡追查就不了了之了。

從裴景福抄錄下來的《曹國公誥軸》的內容，我們能夠看到明初聖旨的大概樣子。這個聖旨是寫在絲織品上的，分為十版（摺頁），高大約是九寸，寬一尺一寸，每版五行，每行九字，取九五之尊的意思。這是專門製作的寫聖旨的絲織品，使用五色絲麻織成雲鶴紋，織著“奉天誥命”的字樣。聖旨的內容，先寫了朱元璋和李文忠之間的骨肉之情，再寫了李文忠的功績。其中說，李文忠雖然是皇帝的外甥，但功勞可以和勳臣相比。如今天下已定，封李文忠為曹國公等職。

丟失了寶物，裴景福很是沮喪。臘月三十，李芬三過來找他說，《曹國公誥軸》已經丟了就算了。李芬三的意思是說，收藏講究緣分的，“物之成敗，離合有數”，並且勸他不要介意。這件東西雖然珍貴，但在當時遠遠沒有達到今天這樣一個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