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竺可楨實地考察天目山禪源寺，決定將浙大1937級新生遷入禪源寺就學。圖為考察期間與體育教授舒鴻、一年級主任潘承圻在寺前合影，題字為竺可楨手跡。圖片來源：浙江大學檔案館）
摘要：中國教育制度“有個最大缺點，就是學校並沒有顧到學生品格的修養，其上焉者，教師傳授他們的學問即算了事；下焉者，則以授課為營業。
“導師薰品”論：首設導師 啟蒙光源
“我受竺校長的薰陶愈久，對他的敬仰愈深”
1916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威爾在美國開各大學風氣之先，將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引入本科教育。竺可楨在哈佛念博士時對其益處已有體會，印象深刻，“哈佛、耶魯均用導師制，要有指導學生行為之任務”。閱讀哈佛大學歷年校長報告後，他判斷“該校行了導師制後，學生成績比以前優越。至於訓育方面，行導師制更易見效。”（竺可楨《中華民族之必能復興》）
1936年5月18日，竺可楨在校長補行宣誓典禮上致答詞，批評現行的教育制度只重“教”而不重“訓”，只重知識傳授而不注重品行陶冶。尖銳地指出：“目前我國大學裡有一種極壞的現象，就是教師在校上課，退了講堂以後，就與學生分手不見面，這種教而不訓的制度，急應改良。”
他一針見血地抨擊中國教育制度：“有個最大缺點，就是學校並沒有顧到學生品格的修養，其上焉者，教師傳授他們的學問即算了事；下焉者，則以授課為營業。在這種制度下，決不能造成優良的教育。”（竺可楨《大學生之責任》）
1937年9月23日，浙大新生西遷至天目山，他借鑑牛津、劍橋等名校的做法，在國內大學本科生中首開導師制之先河。先是在一年級二百五十餘學生中試行，再穩健擴大範圍，“三、四年級以系主任為導師，二年級則另行選擇”，並且“決定每兩週導師召集學生談話一次，名單由註冊股開列” （《竺可楨日記》，1937年10月27日、11月17日）。
浙大導師制要求教師除擔任專業授課外，還負責指導學生的品格修養，通過師生間的經常接觸，使學生有較多機會從近處體驗導師為人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潛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楊衛《竺可楨教育思想對當代一流大學建設的啟迪》）
這不完全是西方大學的舶來品，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就有很多優良的傳統，例如書院制“以薰陶人的品格為首要，師生之間，關係非常密切”；“書院制的特點，就在薰陶學生的品格，我們只要看朱晦庵、陸九淵或是王陽明的遺書，就可以知道當時師生中切磋砥礪的狀況。”（竺可楨《在就任浙江大學校長後補行宣誓典禮上的答詞》、《大學生之責任》）
1937年10月24日，竺可楨抵天目山，看到師生關係融洽、學生好學、老師樂教的情景，非常欣慰。當天是星期日，秋高氣爽，每位導師都帶十七、八位學生出外散步，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他在次日的日記中寫道：“此間導師制制度實行以來尚稱順手，學生既覺有一師長時可問詢，而老師亦有數青年為友不致寂寞。”（《竺可楨日記，1937年10月25日）他晚年回憶：“在這個時候，訓育是用導師制的，因為一直在顛簸流離，師生共患難，可以說這是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時候。”（竺可楨《思想自傳》）
（2018年12月9日02:41一稿，12月15日21:18二稿，【山水微言·252-2】。本文為《竺可楨：“東方劍橋”之父──“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竺可楨史評之事功篇》連載第10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