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能給絕症父親最好的藥

作者:謝雨禮博士,來源:藥時代(DrugTimes)

我曾經能給絕症父親最好的藥

作者手記:本文分享了父親5年中,我作為患者家屬的得失,以供廣大癌症患者家屬參考。至於什麼是我曾經能給身患絕症的父親最好的藥物,留待文章最後回答。

父親結腸癌去世4年了,死時剛退休3個月,年僅60歲。從2008年發現癌症,到2013年初去世,生存了5年左右。雖然中晚期結直腸癌的平均生存期也就這麼久,但我一直相信如果當時處理得當,我父親應該能夠活得更久,甚至完全治癒。回頭來看,我作為兒子,特別還是醫藥行業的專業人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也成了我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

我曾經能給絕症父親最好的藥

首先是發現不及時。2008年,我父親腸鏡檢查發現結腸癌,階段為二期到三期之間。幾天後,就安排進行了手術。醫生說一天都不能等,因為腫瘤可能開始轉移了。而在這之前,父親已有便血等明顯症狀大半年了。父親便血後,一直在一個私人中醫診所看病,被當成痔瘡治療。直到隔壁藥店的一個人反覆提醒,才去大醫院做了腸鏡檢查。耽擱手術的最佳時期,這是最致命的一個失誤。

2008年,我還在美國工作,其實也經常與父親電話聯繫。顯然,對父親的身體從來沒有真正關注過,偶爾說一聲注意身體,也是形式上的應付。如果稍微上心一點,瞭解到他的症狀,別說是從事藥物研究的博士,就是普通人上網查查,也能儘早發現問題。

我現在才明白,父母是不願意煩擾子女的。所以,當他們電話說什麼不舒服時,一般已是十分嚴重。而你嘴上叮囑去醫院檢查一下,因為各種原因,他們最後可能沒有去,而你卻就此忘記了。所以對父母身體的關心,不能停留在嘴上。一定要充分交流,監督他們檢查和看病。有條件的,最好定期親自帶他們去醫院檢查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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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治療不規範。我身邊的親朋好友,甚至是一些不熟悉的微友,經常問我關於腫瘤治療的問題,我一律回覆聽醫生的建議。腫瘤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疾病,毫不誇張地說每個病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只有專業的醫生,基於科學的診斷,才能做出相對正確的判斷。

雖然,人類對腫瘤這樣的疾病理解不夠,也沒有理想的治療藥物,但是經過長期的實踐,形成了當前最科學的治療指南和共識。不排除個案,但按指南規範治療,病人獲益的機率最大。中國由於醫患矛盾,很多人不信任醫生,損失最大的不是捱打的醫生,而是千千萬萬的病人。

“化療等於自殺”等觀點曾經十分流行。我父親術後治療也受到影響。因為在老家做的手術,也沒有去大醫院尋求科學的治療建議。另外,受錯誤觀點影響,化、放療都沒有正規地去做。有時去做一下放療,有時買幾盒希羅達回家吃。縣市級醫院的有些醫生根據病人的經濟實力開藥,特別是術後的維持治療更加明顯。

停藥後,父親也沒有按照醫生的交代,調整生活習慣,定期檢查相關指標。以至於很快復發,而且沒有及時發現。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父親手術後,病情穩定了,放鬆了警惕。我如果當時更加積極一些,強勢干預父親的治療方案,或者帶他去上海的大醫院尋求建議,情況也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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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腫瘤復發後,喪失了信心。2011年,父親的腫瘤復發並轉移到肝臟。全家人,包括我自己陷入絕望,認為只是個時間問題了。在確認無法手術的情況下,早早做出了保守治療的決定。其實,復發後,父親還生存了2年。後來,我查文獻發現很多復發並轉移到肝臟的結直腸癌患者,如果治療得當,有機會長期生存。這讓我懷疑,當時放棄治療的決定是否有點草率。

是什麼影響了當時的決定?我覺得潛意識裡還是考慮了錢的問題。因為,如果要嘗試新的療法,需要基因測序,使用靶向藥物和生物大分子藥物,這是一筆巨大的開銷,高達30-50萬,問題是還不一定成功。如果堅定信心,克服經濟困難,也許我父親還能有第二次機會。當然,對於一個收入有限的普通家庭,做出這樣的決定並不容易。

第四是急病亂投醫。病人病情惡化後,在求生慾望的驅動下,願意嘗試各種治療手段和藥物。可悲的是,這一人性弱點,常常被騙子所利用。我父親最後的日子裡,多次被醫院外發小廣告的醫托,拉到長沙一所部隊醫院,先後做了射頻消融和伽瑪刀等對他的病情沒有幫助的治療。耗費幾萬元醫療費不說,還遭受了極大的痛苦。從未見過當兵出身的父親哭過,但聽說在做肝臟射頻消融時,痛得流下了眼淚。說來令人不信,我父親在湖南某中醫院住院時,一名剛畢業的的實習生,在沒有處方權的情況下,給我父親開了十幾副他認為可能有效的虎狼之藥。差遣我母親去醫院外的藥店配藥煎藥,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被我發現。雖然,晚期癌症患者回天乏術,但讓我父親痛不欲生的一些罕見症狀,可能與這些無效治療有關。

清楚記得有一天晚上,我被一陣撞牆的聲音所驚醒,原來是父親肌肉疼痛難耐,用背在撞牆緩解。還有讓人徹夜難眠,無藥可退的全身性灼燒感等。病人最後的日子裡,提高生活質量是最重要的,而這些人卻在利用人性弱點,騙人錢財,加重病人的痛苦。作為病人家屬,既要利用善意的謊言安慰病人,又要避免花錢的無效治療,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第五是忽視了病人的精神撫慰。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最後悔的話,就是與父親討論靶向治療時說的話,而且是準確專業的,沒有半點毛病的話。我父親聽醫生說愛必妥單抗效果好,但價格比較貴,需要二十幾萬。他問我花這麼多錢,能不能治好。我不假思索地說治好不可能,又介紹了一通基因測序,靶向治療和延長生存期的概念。還沒說完,父親已經沉默不語。無意中,我以我的專業知識,擊碎了父親求生的希望。這是多麼的殘忍!有時候覺得真相和科學真的這麼重要嗎?

父親手術後,有一段時間,經常去他出生的村子裡去住。而且每天都去我叔叔的豬場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沒有人能夠阻止他。由於過度勞累,甚至有一次暈倒在地。這種行為,讓人不可理解。父親去世後,與一個心理醫生聊天得知,這可能是人恐懼的一種行為方式。顯然,父親患癌後極度害怕,但作為一家之主,不能流露出來。只能通過高強度體力勞動分散注意力。過度勞累,降低免疫力,可能是他腫瘤復發轉移的原因之一。作為親人,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從心理上去關懷。在美國,有專門的腫瘤患者家屬和照顧者的教育課程,用來提高心理安慰能力。在國內,癌症病人的精神撫慰顯得更加重要。

絕症病人除了對死亡的恐懼,還有就是拖累家庭的內疚感,特別是耗費了鉅額的醫療費用。有時會主動放棄治療,極端情況下出現自殺的現象。我父親是基層公務員,按理是可以報銷很大比例的醫療費用的。但由於種種原因,總不能及時報銷。父親為此每天十分煩心和緊張。有一次,他還動員我去給有關領導送紅包。作為子女,很有必要通過心理安慰,減輕病人的內疚感,讓其安心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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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關心和陪伴不夠。我父親患病時,才55歲,總覺得他還是那個強勢的一家之主。沒有意識到,身患絕症後,他就是一個需要關心和陪伴的病人。記得有一次,從醫院看病回家,我拉著他走過幾條街去吃中飯。途中我滔滔不絕在說著什麼。一會兒,父親面色慘白地靠在路邊的欄杆上,走不動了。我才意識到我對父親的關心意識何等淡漠。

我父親最後的日子,正好是春節,我另外請了10天假,所以在老家的醫院陪伴了他一段時間。記得假滿返回上海的那天,由於要搭乘親戚的車,凌晨5點動身。在醫院告別時,父親醒了,半靠在病床上沒有睜開眼睛。當我說先走了,他只是“嗯”了一下。想不到,這就是我們父子最後的對話。2個星期後,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趕往老家的途中,父親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自離開家鄉讀大學,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數。最後一面也沒見上,臨終交代就定格在一個“嗯”字上,令人難以釋懷。

結束本文之前,是時候回答一下標題的問題。我曾經能給身患絕症的父親最好的藥物是什麼?在陪伴我父親最後的三天,我發現,父親本來由於全身灼燒感等原因,無法入睡。但我在他背部的輕輕撫摸,可以讓他心靜入睡。這種撫摸的神奇效果,超過了醫生之前嘗試的各種藥物。這就是我曾經能給身患絕症的父親最好的藥物,而我卻只給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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