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錢穆《國史大綱》在有關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動因、主體等問題上，表現出了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代表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關於中國歷史的兩種不同認識。
《中國通史簡編》強調經濟基礎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認為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推動力，而中國歷史在這兩股力量的推動下不斷從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發展，合乎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
《國史大綱》則力圖證明中國歷史是在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推動下，以士大夫階層為領導，於和平的環境中以舒齊的步驟不斷進步，有異於在鬥爭中凸顯其活力的西方社會。有關中國歷史認識的這種差異，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國歷史的指導思想有別，另一方面則折射出面對歷史鉅變人們所採取的應變對策的不同。《中國通史簡編》第一次系統地說出了革命者對中國歷史的全部看法，而《國史大綱》則更多地代表傳統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民族危機所採取的應變策略。不難看出，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不僅受制於其歷史觀，同時也與其對現實社會的思考和歷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關。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中國通史撰述的熱潮，產生了數量眾多的中國通史著作①，其中出版於40年代初的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錢穆的《國史大綱》②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而且一直影響到當代學者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這兩部中國通史著作在有關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動力、主體，以及中國歷史與人類歷史的關係等方面，都表現出了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代表了這一時期人們對中國歷史的兩種不同認識。E.H.卡爾曾指出：“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1]通過對這兩部中國通史著作的比較研究，不難看出有關歷史的認識，不僅根源於認識者的歷史觀，同時也是其對社會的認識和歷史前途的期待的反映，歷史與現實，過去與未來，總是緊密地關聯著。
一、關於歷史發展進程
20世紀的新史學家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將中國歷史視為一個不斷髮展的、有因果聯繫的並且呈現出階段性特點的過程。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中國歷史不僅是變化發展的，而且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有規律的發展過程，其發展規律及其過程表現為不同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因此他們以社會形態理論和方法考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在關於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認識上，錢穆《國史大綱》與新史學家基本一致。他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如同一首詩，在舒緩和平之中不斷前進。“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2]引論11其進步體現為“經濟地域之逐次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朝此方向，則明白無可疑者”[2]引論20。其中，政治制度的演進表現得最為顯著。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社會由封建走向統一，由軍人政府變為士人政府，由士族門第到科舉競爭，是其進步的主要表現。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激烈的時代，民間自由學術的興起則是其中最重要的變化。秦漢時期，產生了大一統政府，代替了封建時代。漢高祖稱帝，開始有一個代表平民的統一政府。漢武帝以後，開始有一個代表平民社會、文治思想的政府。東漢傾覆後，中國歷史由統一走上分崩割據，魏晉南北朝是變相的封建時代，魏晉南北朝的門第為變相的封建貴族。然而，混亂之中學術傳統並沒有中斷，北方在五胡紛擾之後，漸漸找到了新機運，為全盛時期的來臨奠定了基礎。隋唐時期新的統一政府再次出現。隋代中央政令統一，社會階級消融，古代之貴族封建以及魏晉以來之門第特權消失。唐承隋制，而擁有一種新精神，建立了合理的制度，創造了中國歷史的輝煌。唐中葉以後，這種合理的政治思想消失，各種合理的制度隨之瓦解，唐之盛世亦不可保。安史之亂後，大時代沒落了。兩宋時期處於積貧積弱狀態，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精神的覺醒，又引發了一場政治變革運動。這是中國史上第二次學術發展。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自秦漢以來傳統的文治政權的意識始終未被蒙古貴族接受，社會處於混亂之中。朱元璋推翻蒙古統治之後，重建了傳統政治。但其廢宰相，實行君主獨裁，以嚴刑酷法對待士大夫，又使傳統政治惡化。清朝君主集權進一步加強，學術脫離政治，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也逐漸消沉。“清代中葉的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2]620正因為這樣，清朝的統治也轉向衰落。隨著列強的入侵，為抵抗外侮，出現了變法自強活動。革新運動失敗後，辛亥革命爆發，舊政權解體，其所遺留下的種種惡勢力有待逐步清除，理想的新政權尚待逐步試驗與磨練，社會處於動盪之中。在這艱難的過程中，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始終領導國人以建國之進向”[2]659，故“將來三民主義之充實與光輝，必為中華民國建國完成之唯一路向”[2]660。從這裡可以看出，錢穆是從民族文化的發展、學術思想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士大夫之沉浮來考察中國歷史進程、勾勒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在他看來，中國歷史就是在學術思想的指導下，曲折地、綿延不斷地、逐漸地向前發展的。
《中國通史簡編》考察中國歷史進程時，“按照一般的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劃分中國歷史的段落”[3]。范文瀾認為，這種試用一般的社會發展原則到具體的中國歷史，“是和舊歷史完全不同的”[3]，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結合中國歷史實際研究中國歷史進程及其發展階段。范文瀾認為，殷商以前是原始社會，殷商為奴隸社會。夏商時期由於生產力的進步，私有財產制度逐漸發展了，原始公社逐漸解體，奴隸制確立，但是依然保存原始公社制度的殘餘。西周至秦統一，為初期封建社會。西周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的社會地位有了提高，擁有了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是農奴而非奴隸，因此西周是中國封建時代的開始。自秦到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經濟、文化、政治都獲得了大發展。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文化中心也由黃河流域擴大到長江流域，到隋統一，中國的經濟基礎大大地擴大並加強了。隋唐至鴉片戰爭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宋代開發了閩江流域，元、明時期，珠江流域也開發了。由於經濟基礎的擴大，文化也超過了前一階段。
中國的封建社會就這樣螺旋式地發展直至鴉片戰爭的爆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以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考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共同特點，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皆是如此。如呂振羽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中，指出殷商以前為原始公社制社會，殷商為奴隸制社會，從西周開始進入封建制社會，戰國時期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專制主義過渡，秦統一後進入封建專制主義社會，鴉片戰爭後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所著《簡明中國通史》則運用這種認識具體地描繪了中國歷史進程。翦伯讚的《中國史綱》也是根據社會形態理論和方法考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一書中曾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各種有關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認識進行過分析和批判，認為呂振羽的認識較為合理。他所撰寫的《中國史綱》對中國歷史階段的劃分與《簡明中國通史》略同。儘管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具體認識不盡相同，卻都將其視為一個由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不斷髮展的過程。
二、關於歷史發展動因
無論是范文瀾還是錢穆都關注中國歷史發展動因問題，但對歷史動因的認識卻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范文瀾認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則是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首先，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推動中國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他指出，無論是殷商奴隸制的產生，還是西周封建社會的出現，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會。禹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產生了，原始公社制不斷崩潰。代夏而起的商朝在生產工具、牧畜業、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奴隸制國家。西周初年的主要勞動者有自己的一點小份地和小私有財產、自己的家庭，他們是農奴，而不是奴隸，因此此時中國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這說明經濟結構的改變，必定引起社會制度相應的變革，原始公社制向奴隸制發展，封建制代替奴隸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其次，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形態內部的變化。
范文瀾認為，經濟的不斷髮展，在不同的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從而同一社會形態內部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階段。如自秦至南北朝，經濟基礎不斷地擴大並加強，文化也大進一步。漢以前經濟文化的中心在黃河流域，至三國時期長江中下游得到了開發，到南朝時又得到了進一步開發，經濟趕上了黃河流域，文化上也超過了北朝，中國歷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隋唐以來經濟基礎進一步擴大，閩江、珠江流域得到了開發，文化也明顯超過了前一階段，故而中國歷史也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西周至秦統一是初期封建社會，自秦至南北朝為封建社會的第二階段，隋唐至鴉片戰爭為封建社會的第三階段。范文瀾還指出，在階級社會裡，生產力的體現者農民階級反對生產關係的體現者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如秦末農民起義推翻了秦朝統治，結束了西周以來的封建領主統治，為建立強大的漢朝奠定了基礎；隋末農民戰爭的結果，建立了更強大的唐皇朝；元末農民起義的結果，是推翻了蒙古貴族的野蠻統治，建立了盛大的明皇朝。在他看來，農民的革命鬥爭為社會前進掃清了障礙，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對於范文瀾所肯定的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對中國歷史的推動作用，錢穆則大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下層人民的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不但沒有推動中國歷史前進，反而阻礙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他指出：“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鬥爭，不幸此等常為紛擾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線之進步。”[2]引論11在他看來，“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2]引論11。對備受人們推崇的太平天國革命，他也予以否定，認為除了給國家社會以莫大的創傷以外，對民族文化的發展沒有任何作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鬥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2]引論11
錢穆認為，歷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過程，其在行進過程中“有持續，亦有變動，而自有其起迄，而成為一事業，或為一生命。歷史正為一大事業，一大生命。故歷史上的過去非過去，而歷史上之未來非未來，歷史學者當凝合過去未來為一大現在，而後始克當歷史研究之任務”[4]4，歷史的連續與變化使其如同人的生命一樣，生生不息，“起滅中有生命貫注，寂盡中有生機常在”[4]7。而在這一生命過程中，文化是其根本，起著決定作用。“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民族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2]引論27因此，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2]引論10他認為，歷史的變化發展，朝代的興亡，都系之於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生命力的盛衰。
所以，錢穆從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方面考察中國歷史之變遷，並從民族文化演變中尋找中國歷史發展之生命力。首先，他認為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推動中國歷史不斷向前發展。論及中國在漢亡以後沒有像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於黑暗時期之慘運，錢穆指出，這是因為“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2]引論16。正是這種具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推動著中國歷史向著合理的方向前進。所以，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戰亂、分裂，又出現了盛大的隋唐統一皇朝。“此種轉變，無異乎告訴我們，中國史雖則經歷了四百年的長期紛亂，其背後尚有活力，還是有一個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種意識，或說是一個理性的指導)，依然使中國史再走上光明的路。”[2]283這種淵源於先秦，遞衍至於秦漢、隋唐一脈相沿的學術思想使中國社會綿延不斷。其次，他指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決定歷史的變化，朝代的盛衰、政治的成敗皆系之於此。論及東漢政權毀滅之後，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的出現時，錢穆認為，缺乏一種合理的觀念或理論是其根本原因。他指出：“一個政權的生命，必須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此種理論同時即應是正義。正義授與政權以光明，而後此政權可以綿延不倒。否則政權將為一種黑暗的勢力，黑暗根本無法存在，必趨消失。”[2]154而一姓萬世的觀念使東漢王室與民眾隔離，內朝、外朝的分別，使東漢王室與士大夫隔離，以致外戚、宦官得以寄生王室裡邊而促其腐化，走上黑暗的道路。
所以，東漢政權的滅亡並不是被黃巾軍和董卓等軍閥所推翻，而是沒有一種政治理想使士族支持統一政權的復興。“東方的黃巾，乃至西方的邊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當時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嘗不可將已倒的統一政府復興。然而他們的意興，並不在此。”[2]156“國家本是精神的產物，把握到時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們不忠心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試問統一國家何從成立？”[2]156故而只能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又如南北朝時期北朝政治能逐漸走上正軌，為隋唐大一統盛運的來臨奠定基礎，是因為北方士大夫有合理的政治思想。“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之產生，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思想為之源泉。北朝政治漸上軌道，不能不說是北方士大夫的政治觀念較為正確之故。”[2]249安史之亂後，唐朝所以由盛而衰，亦在於其政治背後的思想觀念。其強盛是因為各項制度的背後有一個理想或觀念為指導；其衰落，乃是這種精神的喪失。“一項制度之創建，必先有創建該制度之意識與精神。一項制度之推行，亦同樣需要推行該制度之意識與精神。此種意識與精神逐漸晦昧懈馳，其制度亦趨於腐化消失。盛唐的命運，由於當時各項制度的建立。及此項新制度日趨崩潰，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2]300所以，“政治社會各方面合理的進展，後面顯然有一個合理的觀念或理想為之指導。這種合理的觀念與理想，即是民族歷史之光明性，即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2]299。
在此，錢穆明確地指出，思想與觀念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他甚至認為洪秀全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主要原因在於其沒有注意到民族文化、傳統勢力之重要，只圖激起革命，對傳統文化過分蔑棄，終被以保全民族文化禮教和社會秩序相號召的湘軍所敗。“粵軍的領導人，對於本國文化，既少了解，對於外來文化，亦無領略。他們的力量，一時或夠推翻滿清政權，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這是洪、楊失敗最主要的原因。”[2]634從這一認識出發，錢穆指出，民族文化是中國民族復興和發展的生命力和源泉。“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2]引論27-28因此，“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2]引論28。他堅信中國重新崛起，有待於民族國家內部一種新生命力的成長髮展。
可見，在中國歷史發展動因問題的認識上，范文瀾與錢穆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三、關於中國歷史的主體
與對歷史發展動力的不同看法相關聯，錢穆與范文瀾在中國歷史主體問題上，也提出完全不同的觀點。在錢穆看來，只有民族文化的承載者士大夫階層才是中國歷史的主體、中國歷史發展的領導者，才能張揚民族精神，促進民族文化的進展。他指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與士大夫階層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休慼相關。士大夫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與穩定，否則社會只有沉淪。如，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士大夫代替軍人、商人成為政治上的主要力量，漢代的文治政府由此造成。“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2]105又如，宋明以來中國社會處於散漫無組織的狀態，賴有地方士大夫的積極領導，社會得以穩定發展。“宋、明理學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團，上面影響政治，下面注重農村社會，而成為自宋以下一千年來中國歷史一種安定與指導力量。”[5]812所以他指出：“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支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項。”[5]561明確提出士大夫階層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從這種認識出發，他進一步提出，中國的復興和發展仍然有待於新的士大夫階層的覺醒和領導。“晚清以來，西化東漸，自然科學之發展，新的工商業與新的都市突飛猛進，亟待再度興起的新的士階層之領導與主持，此則為開出此下中國新歷史的主要契機所在。”[5]812對中國歷史主體的這種認識，反映出他的精英史觀。
與錢穆相反，范文瀾要求顛覆以往以帝王將相、士大夫階層為歷史主人的作法，將人民群眾作為中國歷史的主體，併力圖揭示出其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論及《中國通史簡編》的特點時，他指出，與以往的歷史著作相比，《中國通史簡編》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肯定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舊型類歷史以帝王將相作為主人的觀點被否定了”[3]。范文瀾不但肯定了勞動人民在物質生產中的作用，而且肯定和歌頌了他們反剝削、反壓迫的鬥爭、他們的愛國精神以及對祖國文化發展的貢獻。他將歷史上勞動人民爭生存、爭自由的反抗鬥爭置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從而肯定其合理性及作用。
《中國通史簡編》詳細地記述了歷次大規模的人民反剝削、反壓迫的階級鬥爭，特別是自陳勝、吳廣以後歷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以具體的歷史事實表明人民的革命鬥爭對中國歷史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他指出，中國歷史上漢、唐、明三大強盛帝國的出現，是農民起義勝利的結果。“勞動人民的命運就是整個歷史的命運，不看清這一件大事，等於忘記了勞動人民是歷史主人的原則。”[3]當然，范文瀾也看到了農民的不足，如論及西漢新市、平林、赤眉起義軍時，便指出他們體現出的保守性、狹隘性、自私性。在強調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的同時，范文瀾還充分肯定了在國家民族危難時期，人民群眾表現出的強烈愛國情感。他指出，金兵南下時，以宋高宗為代表的大地主只知逃跑、求和，陷害忠良，是人民與愛國將領的英勇反抗才使得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免於滅亡。特別是鐘相、楊么領導的洞庭湖起義軍，拒絕了金人的利誘，斬金使者，並轉告宋嶽州守官，也拒絕了宋朝的誘惑，大義凜然，光明磊落。因此人民群眾不僅具有革命鬥爭傳統，同時也具有強烈的正義精神。范文瀾還肯定勞動人民對我國文化發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指出，民間是藝術的源泉，一部中國文學史表明，“重要的文學多從民間創造出來，經文士採取，經過技術上的修整，始成高級的文學。例如漢清商樂府本是各地民謠，著名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等書，原是民間話本”[6]838。這些表明，勞動人民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
與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主體的認識相適應，《國史大綱》與《中國通史簡編》撰述的重心也各有側重。學術文化的發展，士大夫階層的沉浮是錢穆所關注的重要內容，范文瀾則將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反映勞動人民的活動作為撰述的中心。范文瀾批評以往的史書“連篇累牘，無非記載皇帝貴族豪強士大夫少數人的言語行動，關於人民大眾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記載非常簡略”[6]序。而他要寫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眾生活的歷史。如有關兩漢時期的歷史，《國史大綱》記述的內容主要為第七章第四節平民政府的產生、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包括西漢初年之社會、西漢初年的政府、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開始、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士人政府之出現、漢儒之政治思想、王莽受禪與變化)、第九章統一政府之墮落(包括東漢諸帝及年曆、東漢之王室、東漢之外戚與宦官、外戚參加王室之由來、宦官參加王室之由來)、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包括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太學清議、黨錮之獄、門第之造成、東漢士族之風尚)、第十一章統一政府之對外(包括兩漢國力之比較、西漢與匈奴、東漢與西羌)。《中國通史簡編》記述的內容主要為第二編第二章對外擴張時代——兩漢，包括第一節兩漢政治概況及農民生活、第二節兩漢工商業、第三節疆域的擴大、第四節王莽變法、第五節西漢農民起義、第六節東漢的政治與黨禍、第七節東漢農民起義等。可以看出，有關兩漢的歷史，錢穆關注的重點在學術文化的發展與政治演進、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而范文瀾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態，尤其是農民起義，予以了特別的重視。
四、關於中國與世界
將中國歷史置於世界歷史背景下考察，是19世紀後期才發展起來的一種史學意識。20世紀前期，在中國與世界關係問題的認識上，一些學者注重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的一致性，另外一些學者則強調中國歷史的特殊性。范文瀾認為，中國歷史既具有人類歷史的一般屬性，也有自己的獨特性。論及原始公社制度時，他指出：“中國歷史同任何民族的歷史一樣，也就是說，依照歷史一般的發展規律，在上古時代，存在過原始公社制度(也稱為原始共產制度)。從中國歷史開端到‘禪讓’制度崩潰，正是實行著這個制度的時代”[6]17。這說明，中國歷史具有人類歷史的一般性。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范文瀾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為理論指導考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同時，他也看到了中國歷史具有自身的特點，提出在歷史研究中應該探索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在中國歷史中的具體表現，必須瞭解人類歷史的共性與中華民族歷史的特殊性，才能把握社會發展的法則。“只有真正瞭解了歷史的共同性與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6]序對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關係的這種認識，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後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者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一些人以“中國國情特殊”為藉口，提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反對在中國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為了回擊這種論調，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強調人類歷史的同一性，並努力證明中國歷史沒有什麼特殊和不同。30年代末，隨著對唯物史觀理解以及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從強調人類歷史一般性到注重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侯外廬《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等都提出要探討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侯外廬在《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對此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探索。范文瀾有關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認識也反映了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錢穆自始至終強調東方和西方的區別、中國歷史的特殊面貌與特殊性。他認為，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特點，世界文化主要有以中國為主的東方型和以地中海四周為主的西方型兩種文化類型。西方型文化的特點為“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常務於力的鬥爭，而競為四圍之鬥”；而東方型文化則“於整塊中為團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為中心之翕”。[2]引論20所以，不同民族的歷史也各不相同。如中國歷史如一首詩，常在“和平”中得到進展，歐洲歷史如一幕劇，常在“鬥爭”中顯現其精神，表現為波浪式的推進。[2]引論11因此，中國與西方的差別，不是發展階段的先後問題，而是不同的文化類型、不同的發展路徑。所以他堅決反對以西方歷史為標準反觀中國歷史，要求從中國歷史自身出發研究其民族精神。他說：“鄙意研究中國史的第一立場，應在中國史的自身內在裡去找求，不應站在別一個立場，來衡量中國史”[7]802，“研究中國史，應在中國史的自身內裡找求，更應在中國史前後的變動處找求”[7]803。這裡所說的“不應站在別一個立場，來衡量中國史”，其矛頭所指的正是梁啟超等新史學家、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人類歷史發展的公理公例、歷史規律來指導中國歷史研究。錢穆認為，只有從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出發，才能將中國歷史的真相展現在人們面前。他指出：“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2]引論8故而“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2]引論9。
范文瀾、錢穆在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關係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不同態度，背後蘊含著這樣一個認識：人類歷史是否具有統一性。范文瀾認為，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具有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屬性，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完全適合於中國歷史，史學家所要探索的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在中國歷史中的具體表現。錢穆則認為，不同類型的文化各有其“環境”與“事業”，因而各具個性與精神，不存在共同性。因此，他堅決反對以西方概念籠罩中國歷史，反對任何以西方歷史發展模式研究中國歷史、改造中國歷史的作法，主張在中國歷史自身內部求得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生命力。
五、史學研究與有關歷史發展前途的認識
從上面有關論述中不難看出，錢穆《國史大綱》與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無論是關於中國歷史進程的考察，還是對中國歷史發展動因、中國歷史主體，以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認識，都表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從而形成了兩種自成系統的中國歷史觀。一是將中國歷史視為在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推動下，以士大夫階層為領導，在和平的環境中以舒齊的步驟發展，不斷進步；一是強調經濟基礎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中國歷史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推動下從低級社會形態不斷地向高級社會形態發展的。這一狀況的出現，不僅是因為他們研究、考察中國歷史的指導思想存在巨大的差異，也是因為他們在歷史的鉅變面前所表現出來的應變態度不同。錢穆的中國通史觀更多地體現出傳統史學家、傳統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民族危機所採取的應變對策，而范文瀾所建構的中國通史體系則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歷史、中國前途的認識，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第一次系統地說出了革命者對中國歷史的全部看法”[8]。
20世紀前期，中華民族處於危難之中，以歷史教育民眾，開發民智，培養國民愛國心，成為史學研究者的自覺意識。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7年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刻。為挽救民族危機，中國人民展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史學家更加痛切地感覺到應該認真發掘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以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時也感到，應通過對整個中國歷史的總結，指出中國社會發展前途，增強中國人民抗敵的勇氣和對民族的信心。如鄧之誠撰寫《中華二千年史》，旨在以歷史事實告訴人民，中華民族2000年來之所以能危而復安、弱而能存、亡而復興之原因，從而使國人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具有必勝的信心。張蔭麟《中國史綱》要“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鳥瞰”，“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壯觀”[9]，鼓勵全民族努力創造一個新時代。錢穆認為，“在抗戰中重建國家，必先復興文化，要喚起民眾，必先認識歷史。新通史的最主要任務，是將國史真態，傳佈本國人民，使其瞭解祖先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激發他們熱愛、保護本國曆史文化的熱情”[10]。
為解決現實問題指明方向，被錢穆視為通史撰述的重要職責。他曾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為一種簡要而有系統之通史，與國人以一種對以往大體明晰之認識，為進而治本國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種種學問樹其基礎，尤當為解決當前種種問題提供以活潑新鮮之刺激。”[11]在《國史大綱》中，他告訴人們中國社會雖然處於艱難困苦之中，但其生力尚在。“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2]引論22中國現在所遇到的困境，不過是歷史發展中的挫折。其所謂的“生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我國家民族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所獲得其生機。”[2]引論27他滿懷深情地寫道：“值此創鉅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翻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淡創建之史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所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2]引論27期待國人對中國歷史有真正的瞭解和認識，從而懂得在中國自身內部尋找社會改革之方案。為此，他批評科學派史學研究者沉溺於瑣碎的考據，“與當身現實無預”，“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也批評革新派以歷史為宣傳改革現實的工具，對歷史並沒有真切的認識。錢穆力圖通過對中華民族綿延不斷的生命力的揭示，期望國人能從國家民族自身尋找到救亡和復興的力量源泉，自然地將學術文化、士大夫的活動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方面予以研究，認為民族文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源泉與推動力，而民族文化的承擔者士大夫則是抗戰建國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將中國的未來寄託在士大夫身上。
錢穆強調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而西方歷史像一幕劇，中國歷史常在和平狀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以發展，而西方歷史則在鬥爭中顯示其生機與活力，竭力突出中國歷史與西方的差別，顯然是要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的前途不能寄希望於西方式的革命，救弊糾偏式的改良才是正道。
范文瀾撰寫《中國通史簡編》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是以歷史教育人民，使人民從歷史發展中看到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認清奮鬥的目標。他指出：“我們要了解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途，我們必須瞭解整個人類社會過去的歷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必須瞭解中華民族過去的歷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與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前途，我們必須瞭解這兩個歷史的共同性與其特殊性。只有真正瞭解了歷史的共同性與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6]序可見，他是將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指示中華民族發展前途作為其《中國通史簡編》的撰述旨趣。范文瀾指出，中國歷史既遵循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又有自己的特點。“由於中國統治階級的昏愚貪暴，鴉片戰爭以來，引導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6]769“中國人民在統治階級壓迫下，永遠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淪為殖民地奴隸不可，因而只有擺脫統治階級的壓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類應得的待遇。”[6]769歷史上勞動人民為了反抗剝削和壓迫，曾進行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然而都失敗了，這是因為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只能推翻舊的地主政權，起而代之的依然還是地主政權，對農民不會有什麼好處。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農民才能得到正確的領導，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6]118這是告訴人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前途和方向。對中國社會和前途的這種看法，使范文瀾在考察中國歷史時，更多地關注勞動人們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揭露歷史上統治階級的罪惡。
雖然《國史大綱》、《中國通史簡編》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但兩書在當時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激勵著人們的民族愛國熱情。1949年以後，這兩部中國通史經歷了不同的命運。《中國通史簡編》成為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歷史體系，《國史大綱》則被排斥。然而，近十幾年來，其命運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國史大綱》頗受歡迎，《中國通史簡編》則被一些學者視為“戰時史學”的代表而備受冷遇。這種變化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告別革命”，重新思索人類文明發展道路思潮有關。這又從另一方面說明，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其對現實的理解和對未來的憧憬。
①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十年來史學書目》，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了40餘種中國通史著作。
②《國史大綱》(上、下冊)，重慶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中國通史簡編》(上、中冊)，延安1941-194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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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張蔭撰，王家範導讀.中國史綱·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張志哲.錢穆和《國史大綱》[J].文史哲，1986，(2)：69-71.
金衣夜行 ：幾種中國通史比較
顧頡剛曾指出：（中國通史）其中較近理想的，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其中除呂思勉、錢賓四先生的書外， 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
以上幾本書中，錢書寫於1939年，由在西南聯大授課的講稿整理而成。彼時日寇氣焰正熾，國家命運懸於一線，錢抱著“寫中國最後一本通史”的悲壯去寫史，錢書文采飛揚，感情激盪，既立足高遠又一針見血，確實是千古之書。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地方稍微有些主觀，且錢本人立場保守，一些史論顯得迂腐，有類司馬光的“臣光曰”，且行文文白交雜。錢曾立遺囑，其書版權未公開之前，不得出簡體橫排版。故至今錢書只有繁體豎排版，書中異體字滿天飛，對一般普通讀者是障礙。
呂書其注重歷史材料的串聯和考證，故呂書其耐讀性較差，尤其是《中國通史》，腰封上吹得滿天飛，買回家一看一般讀者必然不會喜歡。呂書中國通史體例也與眾不同先上篇是按“婚姻”、“族制”、“經濟”等專題寫的專史，非常專門，佔全書的五分之三強。下篇是中國政治史通講，很簡略。故只想讀一本中國通史，不對中國歷史很感興趣的，呂書不是最優選擇。
張蔭麟的《中國史綱》其實是非常適合普通讀者的。文采不輸錢書，客觀不輸呂書。張本人也是傳奇人物，留過洋，有自己的歷史哲學觀點，故其書氣象開闊博大，文字清順流暢，簡約而不簡單，易於理解而不媚俗。可惜張寫到東漢張蔭麟即病歿。可惜！
陳恭祿的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當年跟陳寅恪號稱“二陳”，可陳恭祿的專長似乎在近代史，他寫的通史有點類似講話稿，而且一大半是他學生整理而成的。
繆鳳林的書是膠版，書脊容易開裂。讀完感到新觀點很多，至今讓人有很多思考。可惜此書文言味較重，有時用詞很古怪，不擅長文言的可能會讀得很辛苦。
近年來，港臺的中國通史類著作也紛紛流入大陸，今天我們也能見到一些。這裡距幾種。一種是傅樂成主編的《中國通史》，一套七本，一般人堅持也能讀下來。此書圖文並茂，文采也不錯，可是似乎書中體例、觀點等諸方面未能一致，其中有些作者還是在讀研究生。一種是傅樂成本人寫的《中國通史》，此書則考證味較濃，註釋大段大段，書中僅僅提供歷史材料，不提供可供參考的歷史觀點。對於沒有形成自己歷史觀點的讀者來講不合適。還有一種是李定一《中華史綱》。雖然腰封上吹牛，“比錢穆《國史大綱》客觀，比呂思勉《中國通史》生動”，書中講到明太祖，通過幾個不講背景的例子便斷言朱元璋心理變態，客觀在哪裡？而且此書還具有一種蒐集軼聞、拘於小節的傾向，很多地方會講一些很具體的歷史小細節，而這不是通史的任務。 還有港臺的鄺士元寫的《國史論衡》，資料彙編吧，錯別字很多，很膈應人。
外國人寫的中國通史很多不堪一讀。如黑格爾世界哲學演講錄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幼稚得可以；世界史名著《歷史研究》、《全球通史》等關於中國的部分，真心只適合對中國一點兒不懂的外國人讀。這裡著重介紹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和《劍橋中國史》。
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有一個習慣，以論帶史，即先有立論見解在先，然後有邏輯推演。《中國的歷史》中非常鮮明地反映了這個特點。第二本《殷周春秋戰國》作者真是突發奇想，說《春秋》三傳是，《春秋》三傳是為“下克上”當權貴族捉刀說項，等等。讀完在感嘆荒謬絕倫之餘，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敢想、敢寫。讀讀啟發人也是很人想象力的。還有就是作者會脫離歷史敘述，開始大講自己某次在中國考古經歷的見聞，大有小說寫法中的“元小說”風味。總體而言，不能當真，讀此可以明白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和日本人的思維習慣，若希望讀此可以窺得學習中國歷史門徑，只能是緣木求魚。
《劍橋中國史》本來共16冊，出了十幾年還未出全。此套書薄古厚今思維非常明顯，越近篇幅越長。作者都是一流的漢學家，相比日本人而言比較剋制，注重史實，有一分說一分。缺點是因為是翻譯過來的，不免語言歐化意味較重；篇幅較大；有些篇章較為專門、冷門；各章節間不連續、相互割裂，各章之間體例也不一致。總體而言，比日本人寫的優秀多了，作為中國通史入門書差強人意。
官方出了一本《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實話實說，這本書的絕大多數地方寫得還是非常客觀、易讀的，私貨幾乎沒有。剛開始我也非常奇怪，覺得不可思議。後來我才體會到，此書的出版大約是真想豎起一面鏡子吧。寫作優秀的中國通史讀本，其實是要多人合作的。司馬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每個歷史學家擅長的方面不一樣，只有多人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寫出一流的作品。這本書由多人合作寫成，幾乎沒有個人風格，然而這本書能不能超越“國史四大家”之錢、呂的通史，我還是持懷疑態度的。在這個平庸的年代，大家都“拖著一條庸人的辮子”。
所以嚴格地講，今天我們還沒有一本對普通讀者來說接近完美的中國通史讀本。
中國通史類著作
一、《歷代史略》(柳詒徵)
我國出版的第一部歷史教科書。全書注重學術思想，典章制度的演變，禮俗、文字和制度沿革介紹的十分詳細，從這點看又是典型的柳詒徵特色。
二、《中國古代史》(夏曾佑)
齊思和評價它為“第一部有名的中國通史”，它同時也是近代中國學者最早接 受日本史學影響編撰中國通史的產物，第一部用近代史觀點分階段敘述歷史的著作。
三、《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
20 世紀早期日本研究東洋學的代表性人物對中國歷史的看法，並在很大程度上對京都學派和國內歷史分期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內藤湖南提出了全新的標準，即文化的時代特色。其上古下至東漢中期，後漢末期至西晉為第一個過渡期，五胡十六國至唐中期為中古，唐末至五代為第二個過渡期，宋元明清是近世。其中兩個過渡期特別是後一個充分體現了內藤湖南對中國歷史的思考。
四、《中國史綱》(李泰棻)
20 年代國內最詳實的通史著作，史料齊全，影響很大。該書的緒論是本書的精華之一，作者以原史、史家三要、綜合研究法、分析研究法、編纂、種族六篇，闡述自己對歷史概念的定義、史學進化、歷史分類、歷史與相關學科關係、歷史研究方法論、史料真偽辨析、史書體力編纂等基礎理論的看法，富有卓見。
五、《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呂思勉)
《白話本國史》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在 20、30 年代多次再版，廣受好評;《中國通史》上冊嚴格來說是專題史尤其是制度史的集合，與一般概念上的通史關係稍遠，但可視為另一種通史風格的嘗試。
六、《中國史》(王桐齡)
內容最詳盡、體例結構獨特、見解非凡的中國史著作。該書在分期上儘管也是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但在朝代上與其他諸家存在明顯差異，顯示作者對各朝代的評價。該書以民族盛衰、國家興亡為線索，注重對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並提出“學史救國”的口號，認為歷史乃愛國心之源泉，國民教育之基礎。該書在宏觀把握歷代興亡脈絡的同時也多有見解，其中對王莽、秦檜、朱元璋等人物，秦亡、宋亡、明亡、清亡等現象均給出非凡見解。
七、《中國通史選讀》、《國史綱要》(雷海宗)
《中國通史選讀》一書最大的特色在於以目錄顯示綱領，以解說闡明要旨，以史料為主要內容。故脈絡清晰、史料豐富，全書 90 萬字，大部分為古籍原文，其解說部分只有數萬字，體例在當時的各種通史中獨樹一幟。語言精練，創見甚多，該書將中國史分為史前時期、封建時期和專制時期三階段，注重列舉疆域內外、社會上下、經濟文化重心等勢力的變化，對思想領域尤其是學術思想的變化尤其重視，全書講求會通。該書適合按照觀點尋覓史料的讀者，古文基礎不佳者不建議閱讀。《國史綱要》僅為框架，學術價值不如前者，如作為通史閱讀又略顯乾癟。
八、《中國通史綱要》(黃現璠、劉鏞)
20 世紀冠名《中國通史》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該書為合著，前兩冊為黃現璠所著，最後一冊為劉鏞。各朝代均有專節論制度、文化、民生狀況、風俗等，尤其注重制度嚴格的進化。全書綱領性較強，內容稍顯薄弱，卷首有鄧之誠序。全書完全不提“奴隸社會”，貫徹了作者“無奴派”的主張，書中從古至清代按照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進行歷史分期。
九、《中華通史》(章嶔)
本書特色鮮明，一是分期上按“政治與文化之起落”，將中國史分為上古、中古(秦至唐末)、近古、近世四部分，而每部分有分時代。共分為文明孕育時代、政治發展時代、封建解紐時代、帝權初熾貴族助長時代、神州分裂外部內侵時代(續)、帝權再熾武人助長時代、外力內侵神州復裂時代、蒙古入主國民移轉時代、滿洲入主民國胚胎時代等十部分。其中將秦漢視為貴族時代，隋唐為武人時代，極具見解。二是內容以政治、法制、文化為主，逐代敘述，到宋以後尤其具體，也反映出作者厚今薄古的史學觀念。三是在時間的計算上，既不採用傳統的皇朝紀年，也不採用西元紀年，而是以民國元年為基點向前推算，儘管作者認為這是種創新，便於讀者計算時間，但事實上相對西元紀年仍顯麻煩。四是在史料選擇方面，儘可能選取信史，對瑣記小說等一律不予採用，同時在記載不一、觀點不同之處採取折中態度。該書開頭部分有長達 100 餘頁的導言，以釋地、族、系、時、政、民為標題系統表達自己的史觀。
十、《中華二千年史》(鄧之誠)
有較大影響、可讀性強、脈絡清晰的多卷本通史著作，曾為多部通史類著作“提供”史料。
本書在體例上以紀事本末體為主，兼顧編年、紀傳、章節等體。本書雖然基本沒有作者的評論，但從史料選擇和標題設置可以看出作者的態度。其歷史上線為秦，顯示其疑古思想;重視經濟內容、官制、歷史沿革、邊疆少數民族和人民鬥爭;篇幅上詳今略古，明清部分佔 5 冊;注意記載民族興亡、國家興衰的大事。該書雖為繁體豎排無標點本，但閱讀起來並不吃力，甚至比許多橫排簡體本易讀，原因便在於其標題、正文字號大小存在明顯差異，使得本書的筋脈十分清晰，且章節標題短小，易於記憶，另外由於本書沒有新式標點，均為句讀，所以正文基本上都是短句，也很便於快速閱讀。該書架構明晰，每編按照世系、基本史實、制度、人民生活、學術思想、風俗習慣、交通、宗教等幾類來羅列史料，並附有136 個自制表格，全書規模宏大，史料豐富，如專設“爭界”介紹清政府在西藏、片馬、間島等領土問題上的態度與做法，又設“抵制外貨”介紹清朝抵制美貨、日貨的情況。該書在立場上秉持傳統史觀，稱農民起義為內亂，農民起義軍為寇或流寇，官府鎮壓為平叛等，史料上大段引用正史，也注意引用趙翼等人的著作。該書的遺憾是作者未能吸收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十一、《中國通史》(周谷城)
史料豐富、別具一格的通史，曾較長時期作為上海歷史專業教材。
以紀事本末體編纂通史，重在敘述中國歷史的發展變化，將中國史分成遊徙部落定居時代、私有制生成時代、封建勢力結晶時代、封建勢力持續時代和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突出人與自然的鬥爭、種族鬥爭、階級鬥爭，而略於典章制度、學術文化。該書在開頭以導論介紹編纂目的、編纂手段及史書體例，別具特色。該書篇幅較長，資料性強，其中常出現大段的古籍原文，諸如宋江三十六人等也予以記載，但脈絡依然清晰，特別是節、目的標題邏輯性強。該書適合與其他通史類書籍對照參看，彌補史料缺失。
十二、《國史大綱》(錢穆)
該書是錢穆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著作，最具傳統文人色彩和文化特質的通史，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中國通史之一，也是最有爭議的一部，但多有所得，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稱讚其“創見最多”。1949 年後長期以來一直是港臺高校的歷史教科書。
《國史大綱》是中國通史類圖書中最具個人風格和不落窠臼的典範。該書從寫作目的、體例編排、全書架構、序跋、史學觀念和史實講述方面均與其他同類書籍存在巨大差異，可謂特色極其鮮明。從寫作目的看，錢穆在國運艱危之際，為留傳中國文明、文化於後人乃著此書，以避免神州傾覆而文化無存的尷尬，同時回擊全盤西化在文化上的侵襲，為抗戰提供民族和文化認同;從體例編排看，該書採用章節體與綱目體交互的方式，有效的實現了兩者互補;從全書架構看，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從編上看並無特別，是傳統的王朝體系，但在章的陳列上非常講求，根據朝代不同調整所述內容，其落腳點均在查考歷代興亡之因;序跋方面，該書在開頭便列出“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並以 2 萬字的篇幅做了一個引論，是通史著作甚至是史學著作中最佳範文;在史學觀念上，錢穆融傳統派、考訂派史學重義理考據與革新派史學重理論的特點，講求會通、專博並重、經世致用;在史實講述方面，側重文化的作用，帶有強烈的文化復興色彩，這也與錢穆寫書的目的和其提倡的“溫情與敬意”直接相關。由於該書在各角度上的特立獨行，出版後立刻引起轟動和關注，爭議不斷，其中認為秦之後非封建社會、明清之前中國非專制社會的主張與大陸官方說法存在巨大分歧，也使其著作收到長期批判。該書創見很多，不贅述，但對於需要了解中國歷史概況的，該書並不比其他書高明，適合已形成歷史框架且深入學習的讀者。補充一點，1974 年臺灣再版後，增加了錢穆和弟子嚴耕望手繪地圖，十分精美
十三、《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
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是白壽彝版《中國通史》問世前最完整、最系統的一套中國通史。
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同類型通史中，范文瀾版是受到政治影響最小的一部，也是最有影響和分量的一部。該書雖是為響應毛澤東而作，但很少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語句，也基本沒有教條式的空乏議論，同時書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須引用時也都譯為口語或較易懂的語言。由於范文瀾古典文學根基深厚，該書文筆甚佳，框架清晰，簡而有物。在史學觀點上，范文瀾保持了史家獨立思考的身姿。他既肯定農民起義的作用，又指出農民階級本身缺乏組織性和覺悟性，因之它只能起著有限的作用，這與當時極力讚揚農民起義的其他著作形成鮮明對比;他對宗教尤其是佛教，予以相對客觀中肯的評價，在批判佛教時又予以大篇幅介紹;在高談儒法鬥爭的政治環境下，他對曹操予以客觀評價，反對盲目推崇曹操，但在指出其屠殺百姓的同時還積極恢復生產。該書對蒙元、滿清予以強烈的鞭笞。在史學觀點上，范文瀾支持西周封建論，注重經濟基礎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該書的精華為第三卷下冊文化部分。
十四、《中國史綱》(張蔭麟)
觀點精彩、行文簡易的“高中”教科書，目前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該書依據作者的歷史觀對東漢前的中國史實作了較為嚴格的選擇和取捨，用講故事的方式寫出中國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
章節安排簡要得當，其中眾多章節均邀請各領域內名家提供專題初稿，但又以自己的觀點將其融匯。該書注重吸收當時新的研究成果，如史語所殷墟發掘成果便得以利用。該書最大的特點是專題式，將個別專題深入講透，而其他大事則作為背景予以簡單介紹。作為被眾多名家譽為史學天才的張蔭麟，在書中也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觀點。可惜作者英年早逝，未能寫完此書。
十五、《簡明中國通史》(呂振羽)
既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時又儘可能充分地蒐集史料，是兼具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傳統史學特點的通史性質教科書，但由於范文瀾、郭沫若等版本的存在，該書在影響力上相對較小，故長期未能再版。
體例上打破王朝體系和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舊史體例，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發展學說，分為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主張西周封建論，從西周起算初級封建制社會，秦至清為專制主義封建制社會;以階級鬥爭為線索，強調階級對立，對農民起義給予高度評價;在兩晉南北朝、宋遼金夏對立等時期，儘可能迴避尖銳的民族矛盾，主要講述階級對立，但對蒙元評價較差，對元朝帶來的社會經濟的摧殘和民族壓迫給予較為詳細的論述;部分引用史學研究成果，但篇幅不大。儘管該書影響力不如范文瀾等版本，但該書資料較為翔實，文筆較好，值得一讀，但由於長期未能再版，僅能尋找電子版本。
十六、《中國歷史綱要》(尚鉞)
本書是解放後第一部完整的使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寫作的中國通史，作者尚鉞長期在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政治氣息濃重的馬克思主義高校教學。作品具有很大影響，曾出版多個外文版本，累計發行 40 餘萬冊。該書側重朝代更迭引發的矛盾衝突和由此引發的運動、鬥爭，所以在闡述古代歷次反抗運動方面頗為詳盡。極力貶斥蒙元，對元朝統治的殘暴和對經濟、社會、文化的破壞揭露較多;反對人為割裂清代，不認同以鴉片戰爭為界劃分;不認可夏代的地位，認為商以前中國社會都處於原始公社時期;支持魏晉封建論，西漢是奴隸制的頂峰;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上有自己的觀點，認為萬曆時期便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而雍正時期即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於觀點多與毛澤東相左，曾受到《歷史研究》、《人民日報》的批判。
十七、《中國歷史概要》(翦伯贊、邵循正、胡華)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編撰的一部完整記述中國古代、近代和現代歷史的通史著作，對象是黨內幹部。
十八、《中國史綱要》(翦伯贊)
是一部簡明扼要的馬克思主義通史著作，60 年代後長期作為高校文科通史教材，流傳很廣，已累計出版 100 萬冊，也是眾多學校考研特別是北大的必備書籍，是中國通史類教材中的經典之作。
本書與范文瀾版最大的不同在於，范文瀾是一人之力，而翦伯贊版是眾家(均為北大教授)之功，先秦部分吳榮曾、秦漢至南北朝是田餘慶，隋唐汪籛吳宗國，五代十國宋遼金鄧廣銘，元明清許大齡，近代部分邵循正陳慶華，均是各領域的一流專家，保證了全書的水準。本書史實陳述簡單，更多地關注經濟、政治制度、民族關係等，數據較多，此外引用原文的頻率較高，且均在頁腳註明出處。主張西周封建論，關注民族問題。本書適合有一定歷史基礎或歷史專業學生閱讀，歷史知識不夠紮實者閱讀時略顯吃力。
十九、《中華五千年史》(張其昀)
張其昀是史地學家，該書發揮了其在地理方面的特長，以時空為經緯，以思想史為重心，以世界史為背景，體例角度均十分新穎，且史地史料豐富。該書的缺憾是寫作時未能及時吸收相關考古資料和最新成果。目前該書在大陸尚未全部引進，僅有第五冊以《孔學今義》的書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 2009 年 10 月出版。
二十、《中國通史》(傅樂成)
具有實證史學風格和臺灣早期學風的通史著作，長期作為臺灣歷史教科書，淺顯易懂，適於歷史專業學生以外的人群閱讀。
二十一、《中國史稿》(郭沫若、尹達)
如今市面少見、曾經影響巨大的通史著作，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品的無冕之王。對需要了解當時學術政治生態的讀者而言是必讀之書。
該書最大的特色是由郭沫若擔任主編。1958 年，中央決定組織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決定由郭沫若任主編，范文瀾、翦伯贊、尹達任組員，尹達具體負責。從陣容來看，這是極具分量且必將系統、完整反映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史學觀念的作品，而為推動該書成稿所開的會議，對其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通史類著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史學界五朵金花”上均有重要的影響。該書採用郭沫若“戰國封建論”並得到毛澤東認同，與稍早的範、翦、呂的西周封建論、白的秦統一封建論及尚鉞的魏晉封建論完全不同，走出一條新路。書中的大部分觀點被中學歷史教科書完全接受並延續至今。該書除吸收國內外研究成果外，還分利用了當時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書末的大事年表還有各時期中外事件的對比，書中穿插大量圖片與地圖。該書的精華部分在第一、二冊。由於本書出版時間較晚，因此書本身並沒有其他同類型著作流傳廣，但其背後對通史著作的影響卻無可比擬。另外，郭沫若為此書所編寫的《中國史稿地圖集》反而喧賓奪主。
二十二、《中國人史綱》(柏楊)
從某種程度上講，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是如今各類歷史普及讀物的重要範本，也是非歷史專業人士著史的榜樣。該書體例和分期方法均十分獨特，特別是按世紀、年代劃分章節，對於歷史脈絡不清者很有幫助，同時比照同時期世界歷史，瞭解所處位置。該書與其他通史著作的最大不同在於其講述的核心是“人”而非史，其結論是不論朝代更迭、世事變幻，中國人屹立不倒。由於柏楊本人寫作時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批判意識，本書在觀點上爭議極大，其中三大黃金時代、對儒家儒學的評價、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帝王的評價等問題尤其受到關注，褒貶不一。此外，由於柏楊本人非歷史專業出身，同時為讓普通人可以閱讀而進行的一些改造，使得本書在史實和用詞方面存在較多舛誤。總而言之，本書試圖以全新角度和視野來看待和推測中國歷史及前途，同時又毫無忌諱得陳列出自身觀點，讀者如閱讀此書，在瞭解歷史故事的同時，更多的是要了解柏楊持這些態度的目的。如果單純作為一本正史作品來看，很難如願。
二十三、《劍橋中國史》系列(費正清、崔瑞德等編)
作為西方目前最權威的中國通史，該書主要是為西方讀者提供參考，但同時由於邀請作者均為西方漢學界的知名專家，故該書雖然在文字上相對淺顯，卻不乏許多有深度的學術成果。該書對各類文獻和考古資料非常重視，對當時的研究成果十分注意吸收，使得該書在內容上有充分的支撐。不過由於這套書的寫作並非依託一人，甚至每一冊都由多達十數人來寫作，因此在整體風格和前後銜接上存在明顯差異，更像是各類專題的彙總。此外，王朝興衰更替在該書中輕重不一，其中漢、明尤其注重社會史、思想史和經濟史，其他各冊則主要以皇帝為分界進行介紹。該書規模較大，但由於與傳統教科書和通史著作存在明顯差異，具有相當的可讀性。
二十四、《中國古代史》(劉澤華)
文革後國內出版的第一部中國通史教材，被譽為國內最有影響的四部中國通史教科書之一，即著名的藍皮本，是使用範圍、時間有限但很有影響的通史教材。
該書最早名為《中國古代史稿》，最初為試用教材，編者為南開大學的教授們，由劉澤華任主編，楊志玖、王玉哲、楊翼驤、馮爾康、南炳文、湯綱、鄭克晟、孫立群等九人共同編寫，論陣容可以北大版並稱。該書在觀點上與同期其他著作相近，但資料性更強。
二十五、《中國古代史》(朱紹侯)
教育部組織十院校(西北大學、杭州大學、安徽師大、山東大學、陝西師大、河南師大、廣西師院、南充師院、福建師大、山西大學)編寫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從 1979年作為試用教材，1982 年成為正式教材，重印 30 多次，改版 5 次，總髮行量達 120 萬冊，1999 年時全國高校文科使用該版本作為教材的達 53%，至今尚有近百所高等院校在使用。使用範圍之廣和時間之長，均為歷史教科書中之最。
該書最大的特色是詳略得當、章節清晰，統一王朝作重點論述，分裂時期終點分析其文化，加上分期明確，對材料取捨也比較注意，因此全書的結構整齊，作為教科書十分便利。該書注意清除“左”的思想影響，糾正長期以來在高校歷史教學中忽視政治制度的傾向，比較重視典章制度的演化和階級內部鬥爭，科學文化的敘述也比較詳細，比同類教材佔的篇幅較大。為體現地區平衡的原則，內地和邊疆並重，特別注重歷代邊疆的開發，對少數民族歷史給以充分注意，此外還注意介紹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本書的不足是新的材料不能及時的應用到教材的編寫中，沒有及時吸收一些新的理論成果、新的觀點，但並不影響其成為影響力巨大的歷史教科書。
二十六、《中國通史綱要》(白壽彝主編)
《中國通史》的簡略本，普及讀物，適用於非歷史系的歷史愛好者。
作為一本通史，該書在開頭部分以較大篇幅介紹中國的地理、民族、語言情況，並提綱挈領的介紹了中國古代各王朝的交替及階級關係，體現出了明顯的時代特徵。該書完成於 77-80 年，由於離文革不遠，因此文革式語言很多。此外，由於長時期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在對王朝評價方面儘可能不添加個人色彩，總體上相對客觀公允，特別是對清代評價較高。
二十七、《中華史綱》(李定一)
適於一般追求國史知識的讀者、邏輯清晰、樸實嚴謹、內容不艱深的通史。在港臺地區長期受到歡迎。
序中介紹了作者作此書的目的，即撰寫一本一般人都能讀懂且願意讀的通史，因此該書在體例編排、內容選擇、史料取捨、篇幅長短上均向此靠齊。同時，該書的主旨是敘述中華世界從形成到破滅的歷史，格外關注具有當代意義和價值的歷史片段，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本書史料基本來自二十四史與資治通鑑，但作者為其增加了許多嶄新的觀念和觀察的角度，如完全捨棄年號紀元等。全書立論高，持論正，體量適中，適於無激進史觀的讀者細心閱讀。
二十八、《中國古代史》(詹子慶)
評價不高的通史。該書相對其他書特色不明顯，網上有王先勝所寫《詹子慶教授主編<中國古代史>批評》一文，以很長的篇幅指出了該書存在的問題，感興趣的可以搜來一看。
二十九、《中國史簡編》(安作璋)
帶有濃重馬克思主義史觀和愛國主義的通史，內容淺顯，部頭很大，影響較小的通史著作。
該書在通史類著作中是最厚的，一千多頁，從古至今全部列入，僅有一冊，單書重 2 斤多，閱讀略顯不便。該書在指導思想上帶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史觀色彩，全書對社會形態、歷史發展階段、生產力、土地制度和、賦兵徭役制度的變化給予最大的關注，同時對重要歷史人物的事蹟予以介紹，更像是愛國主義讀物。該書觀點折中，雖然不少觀點是史學公認，但作者自身見解較少，其特長秦漢史也未有發揮。
三十、《中國通史全編》(馮克誠、田曉娜)
資料全面的非學術類通史著作。
三十一、《中華通史》(陳致平)
規模龐大、架構清晰、可讀性強的通史類工具書，在臺灣廣受歡迎 。
三十二、《中華人民通史》(張舜徽)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通史。全書打破王朝體系，分地理、社會、創造、制度、學藝、人物六編，其中地理編更偏重於地理學，其餘均是廣義通史的組成部分，但被張舜徽本人拆散為幾部分。最能反映通史特色的社會編，更多的是側重統治階級的剝削和被壓迫階級的反抗和革命，對農民起義介紹較為詳細，對婦女反抗也專門進行介紹。全書更像是分類詞條的彙總。
三十三、《中國通史》(白壽彝)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壓軸之作，歷史學界的重大工程，是目前最全面、最詳盡、最系統的多卷本通史著作。該書名為通史，各卷也可獨立成書，相當於各斷代史的彙總，但體例統一、指導思想一致，與斷代史又有差異。
規模宏大，參加本書編撰的有 500 多名學者，成書 22 冊;體例獨特，每卷分甲乙丙丁編，甲編為序說，介紹涉及該歷史時期的基本史料、考古資料和研究現狀，其中研究現狀為其他書所未有，且十分詳盡(如元時期這一卷，僅研究現狀就長達 150 頁)，乙編為綜述，從政治、軍事、民族等角度勾勒時代輪廓，丙編為典志，敘述各種制度及相關專題，丁編為傳記，對重要人物進行介紹，這種獨特的體例是本書最大的特色，也是本書最具影響力的創新，但也留下遺憾，即人物傳記過於簡略，與全書脫節嚴重。此外本書基本捨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分析更顯中立客觀。這是一套適合歷史專業研究人員、歷史專業學生和普通讀者的大型通史，但其更大的功能是充當工具書，對於想通過一本書瞭解中國歷史的讀者而言，本書不是好選擇。
三十四、《中國通史》(張海鵬)
該書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史觀編寫的通史著作，史料選擇面廣，除正史外有野史筆記、文書檔案等資料，篇幅適中。其中近代部分由於張海鵬的特長而更具特色，古代史部分中規中矩，較為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但總體上特色不夠突出。
三十五、《簡明中國古代史》(張傳璽)
該書是在張傳璽《中國古代史綱》的基礎上縮減而成，但基本框架沒有變化。全書按照主要朝代的基本情況，政治經濟制度，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民族關係，重要文化成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關鍵部分予以介紹。該書在史料選擇上力求可信，框架清晰，文字易懂，被多所學校選為考研必讀書目。
三十六、《中國新史:費正清論中國》(費正清)
西方史學家運用西方史學方法編著的、以西方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為對象的中國通史著作，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很大的影響力。
三十七、《新編中國通史》(邱樹森、陳振江)
大學歷史專業中國通史教材，也適用於文科其他專業，是目前多所高校正在使用的通史教科書。
作為這套教材的使用者之一，我對這套教材的評價是很高的。該書編於 20年前，但許多觀點至今也不顯得落後。該書最大的特色是脈絡清晰，史實詳細卻又不顯得臃腫，讀者很容易從書中分出條理，而且標題簡潔，古代史部分 1300 多頁，我僅用不足百頁的筆記即可將其主要知識點抽出，很適宜作為考研複習的教材。
三十八、《中國歷史通覽》(週一良、鄧廣銘、唐長孺等)
該書是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中骨幹條目為基礎重新組合加工而成的。全書著重於中國歷史的縱向聯繫，沿著朝代更迭這條主線敘述疆域形成、社會演變及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方便讀者通覽中國歷史發展概貌。書後附大事年表，可與正文對照參閱。該書資料權威、新觀點新成果較多，但可讀性稍弱。
三十九、《中國大歷史》(黃仁宇)
準確說這並非一部通史，儘管從目錄看，他依然延續王朝體系，但其重點顯然不在於陳述史實，而在於在剖析歷史的同時提出自己各種細微的觀點，並將其彙總為“大歷史觀”，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決定論。這個由經濟學中借過來的 Macro 實際上表明瞭黃仁宇本身在敘述歷史上的方法更偏向西方史學，即不關注具體瑣碎的史實，而尋求在不斷的歸納總結中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該書中最能夠體現其特色之處，一是他根據經濟賦稅體制的不同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塊:秦漢帝國，唐宋帝國，明清帝國;一個是強調地理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乃至決定作用。當然，黃仁宇雖為知名歷史學家，但其在其不熟悉的領域常犯歷史錯誤也並非祕密，看此書不得不注意。
四十、《中國古代史》(晁福林、寧欣)
簡明清晰，適用於歷史系考研的通史教材，即通常所說的北師大版。
該書厚度較薄，詳略清晰，每章前都有“敘說”，闡述該時期基本概況及其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末尾部分則介紹該時期的基本史料，對史學史予以詳單關注。本書對研究成果進行了一定的吸收，尤其重視新的考古發現及成果。該書是北師大古代史研究的一個較為集中的反映。
四十一、《國史概要》(樊樹志)
沒有采用傳統的社會發展史模式，而是以專題的形式介紹文明史進展，全書共分 100 個專題，基本覆蓋了中國古代史的主要節點性事件;
對當前社會關注的一些熱點話題予以呼應，如夏商周斷代、宋代“商業革命”、馬可波羅是否來華、白銀資本等都進行了解讀;書中較大程度的吸收和引用了近現代學者的觀點，如楊志玖對馬可波羅的研究情況、吳晗的明史研究成果等;作為明史專家，該書對明代的把握比較深入，清代稍次之。從全書來看，適合有一定史學基礎者閱讀，也可與其他結構明晰的通史搭配閱讀。
四十二、《中國古代簡史》(張帆)
該書作者張帆受到北大版(即白壽彝領銜)《中國史綱要》的影響，在保持《中國史綱要》貫通的基礎上，對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予以消化吸收，較好地完成了對白版本的改造。該書在沿用王朝體系的同時，對具體講述內容進行了部分改動，增加了部分專題。該書最大的特色是框架明晰，標題簡單明瞭，一定程度上類似於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擴充版，適合基本無歷史基礎者閱讀，其之所以能被選為公共選修課教材也與此有關。
四十三、《中國歷史》(張豈之)
迄今為止內容最全、下限最近的大學中國通史教材。
該書的優點在於內容較全，而且在章節的劃分上不僅包括斷代的變化，也將政治、經濟、文化、重要的歷史事件等諸多方面在不同的章節中進行分門別類地講解。這套書的薄弱之處是內容太全、章節較多，導致整體脈絡不清晰，而且具體的名詞、問題分析的概括性內容較少。
四十四、《中國古代史》(趙毅，趙軼峰)
該書由兩位明史專家領銜，使得該書在明史方面相對其他教科書極具特色。各編有引言、小結、複習題、深入思考題和擴展閱讀書籍要目，採用以中華民族的文化表現和中華文明總體經歷為線索的體系，注重中國文明在發生與演變中表現出來的精神特徵，依此為主導線索展開對歷史事實的敘述。本書結構比較新穎，在專題設置上比較獨特，作為新時期的教科書，跟上了時代的腳步。該書的遺憾是知識點的覆蓋面不夠廣，章節存在詳略不均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