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偶發事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恐怕莫過於西安事變了。然而,我們重新檢視史實發現,如此關係國家命運前途的西安事變,竟然只是兩個男人情緒失控的產物,違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啞然失笑!苦笑之餘,也不免令人長嘆,高層決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飽受苦難?
西安事變前的蔣介石和張學良
本文摘自《晚清變局與民國亂象》，南方週末編著，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出版
歷史劇導演無中生有,製造了一個個戲劇衝突,讓歷史學家看了心煩；歷史學作者,把人物變成了概念,演繹起一場場邏輯的運動,讓普通讀者難以卒讀。而生活本身斑斕多彩,充滿了戲劇性,種種偶然事件的爆發,更使人類社會生活走向戲劇的高潮。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就是至今仍令人震撼的事件。張學良口述歷史的整理者唐德剛先生說:“沒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中國歷史上偶發事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恐怕莫過於西安事變了。然而,我們重新檢視史實發現,如此關係國家命運前途的西安事變,竟然只是兩個男人情緒失控的產物,違背常理,也不禁令人啞然失笑!苦笑之餘,也不免令人長嘆,高層決策水平的原始性,人民能不飽受苦難?
一、性格火爆的統帥
蔣介石早年以豪俠自命,曾在上海灘上和會黨頭目王金髮放蕩不羈,遭人非議,後來改邪歸正,又以聖賢自期。但他個性暴躁直率,城府不深,是很典型的軍人豪俠性格。辛亥革命中出任團長。二次革命中在上海戰敗,部隊退駐上海閘北,被非法侵入的英租界武裝部隊繳械,直到出任黃埔軍校校長以前,一直沒有掌握兵權,只是軍中的參謀人員。他疾惡如仇,眼裡容不得沙子,常常與人一言不合,就離開部隊。為此,也沒有少受孫中山的勸導。好比一匹紅鬃烈馬,很難有人能夠駕馭。自從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掌握兵權之後,竟得以一飛沖天,二三年間就成了三軍統帥。但他暴烈的性格與他作為統帥的身份,也實在有所不符。由於直率,曾多次因為口無遮攔造成洩密,令他自己都覺得煩惱不已。
蔣介石曾回憶,他小時候的老師經常對他嚴酷地責打,不是嚴師,而是暴虐,如果這位老師不是早早就死了,他也要被虐待死了。他的父親對他好不到哪兒去,只是因為孝道,不好直接責備而已。他還曾回憶,在15歲的時候(應該是虛歲),有一次母親責打他,要他認錯求饒,他就是不肯求饒。他不肯求饒,母親就打得更狠了。打到後來,母親竟然哭了:打兒就是打為娘自己身上的肉,我的心實在是痛如刀割,你快點求饒,免得娘還要打你。慈母的心已經表白無遺,哪料到蔣介石仍然犟頭犟腦,一點不肯求饒。這次大概打得真狠了,親戚朋友紛紛聞聲前來勸說,畢竟他還是個孩子麼,就好好地問他:你怎樣才可以向母親認錯求饒?他還是強硬地說:母親愈是打我,我愈是不討饒,打死我也不變。親戚朋友看到這個孩子那麼倔強,就誘導著問他:如果你母親不打你了,你能討饒嗎?他這才回答說:母親不打我了,才可以討饒。於是,他的母親停止了責打,蔣介石才向母親認錯求饒。從此,他的母親認識到棍棒教育的無效,也就不再打他了。(蔣介石日記,1935年8月17日)他的暴躁的性格,也許就是幼年時期父母、老師教育不當造成的。
蔣介石回憶幼年的經歷,也希望教育工作者好好研究兒童心理。他對母親的感情很深,即使在統帥的高位,也總是反省自己對母親不孝之過。每年回鄉掃墓,父親墓前只是行禮如儀,母親墓地則一去再去,依依不捨,心情苦悶時,還會涕淚橫流。蔣介石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外表的威嚴,是作為統帥的地位要求,刻意鍛煉出來的。
蔣介石出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袖職位後,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屢屢告誡自己,要改掉輕躁的毛病。他常常對人發脾氣,罵人甚至打人,毛病發大了,就給自己記過一次,記大過一次。因為沒有別人可以管他,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也常對自己說,發脾氣是要傷身體的,身體是父母給的,怎麼能隨便毀傷呢?他又常對自己說,怎麼又隨便對人發火了?那是要讓人看不起你的。他畢竟是個明白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記中要自己穩重一些,可以說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為此,他手不釋卷,努力學習傳統儒學,修身養性,天天靜坐,控制自己的情緒,天天寫立志養氣、立品修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一類格言,來勉勵自己。他尤其告誡自己,怎麼能對文人發脾氣呢?他自然知道文人好面子,心眼多,而且會記著你的恨。
有一次他對四川的軍事領袖劉湘發了脾氣,當面嚴厲訓斥。那時正在成都劉湘的地盤上,沒有給劉湘面子,自己也緊張得不得了。事後在日記中反省說:“當時不免自悔太過,或招不測之變,乃始終以靜正處之,終得以誠感動,竟上正軌。”(1935年9月反省錄)劉湘是個精明的人,雖然心懷不滿,但知道權衡利弊,蔣也逃過一劫。他在日記中告誡自己:“暴戾急遽,必多害事,應切戒之。”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蔣介石的這個毛病還真改不掉,一年後就出了大事。
二、率性行事的少帥
張學良與蔣介石不同,並沒有民間生活的經歷。他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的長子,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紈絝子弟,搞女人,抽鴉片,什麼都幹過。他自己說:“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典型的第二世軍閥性格,不懂創業的艱難。張學良在當時社會上是所謂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人相傳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江浙軍閥盧永祥的兒子盧筱嘉、最大的民營企業家張謇的兒子張孝若,都是豪門的寶貝兒子,在社會上十分招搖張揚。張學良晚年給自己一個評語:“平生無缺憾,惟一好女人。”他說自己有11個情婦,還要嫖娼。要不是西安事變後被蔣介石終身軟禁,那個趙四小姐也不會一直跟著他,他也會再結新歡。被無聊文人宣傳的浪漫愛情其實如此。張學良年紀小小的時候,就開始搞女人了。有一次,張學良陪父親在五姨太那裡喝酒,喝到半醉,張大帥就訓他:“媽的,你這小子啊,你當我不知道你呢,你淨出去跟女人在外頭混,混女人。我告訴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別讓女人把你玩了。”那五姨太就說:“得了吧,你兒子夠壞的了,你還教呢!”張學良生在亂世豪門權勢之家,從小受到放縱的不學無良教育,一旦掌握了權力,憑著點小聰明行事,率性而為,“自由”慣了,把國家軍政大事視同兒戲。
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是一個草莽英雄,民國後掌握了東北的軍政大權,成為一方軍閥,一度還佔有北京,成了北洋政府的首腦,世稱奉系。1927年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主要是和奉系作戰。張作霖在軍事上失利之後主動撤出北京,在退往東北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
所謂軍閥,並不是說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愛國還是不愛國,好人不是軍閥,壞人才是軍閥,愛國不是軍閥,賣國才是軍閥；而是說,軍隊是私人的,歸將領私有,只要有地盤,就是一方的土皇帝,即使在名義上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揮,但軍隊和地盤上的事,還是軍閥說了算,中央管不著,一旦發生利益衝突,就可能發生叛變。因此,東北的軍隊和地盤,就是他們張家的,別人管不著。這是近代中國分崩離析的社會狀況,也是因為近代中國還是一個封建宗法制社會,通過宗法人身依附關係,結成軍政團體,各霸一方。張學良還在軍事學校讀書的時候,依仗老子的權勢,就擁有了團長的職務和旅長的職權。張作霖去世前,張學良已經是方面軍的司令了。張作霖去世後,張學良就子承父業,繼承了老帥的遺產,被推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了少帥,年僅27歲,哪有什麼文韜武略?不過,張學良聰明膽大,敢作敢為,掌權後不久就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東北易幟,把北洋政府的旗幟改成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也就是放棄獨立對抗,歸附中央政府。目的是為了減弱和擺脫日本對東北的控制。儘管如此,張學良的愛國之舉,並不能改變軍閥的性質,東北還是張學良的地盤,軍政大事還是他說了算。
1930年國民黨內的各路軍閥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中原大戰,張學良一開始按兵不動,坐山觀虎鬥,到了關鍵時刻,出兵關內,幫助蔣介石擊敗了反蔣聯盟。因此,他把地盤又擴大到了關內,坐鎮北京。三分天下有其一,擔任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職務,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僅次於中央政府的核心勢力,即蔣介石的黃埔系,乃是當時中國第二大軍政集團,擁有優勝的炮兵和空軍力量。張學良名義上是蔣介石的部下,實際上是同盟關係。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命令所部不抵抗(蔣介石是不可能向他下命令的,東北的軍隊,不是蔣介石的,東北的地盤也不是蔣介石的,沒有張學良的同意,蔣介石說的話等於放屁),失去了東北的地盤。
1933年2月,因為日軍攻擊山海關,威脅熱河(當時為行政省,即承德地區),上海民間抗日運動領袖黃炎培赴北平考察,曾隨宋子文、張學良一起到承德,動員抗戰。考察的結果,令黃炎培十分心寒,他得出結論:“東北將領都不可恃。”東北軍已經是一支腐敗沒有戰鬥力的軍隊。結果,長城抗戰時東北軍潰不成軍,主要是蔣介石的黃埔系中央軍和西北系統軍隊如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浴血苦戰。3月7日,黃炎培為上海各抗日團體起草公電,要求懲罰張學良,張受到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被迫辭職出洋。此後,東北軍也被調離河北,到南方剿共,失去了自己的地盤,成了孤魂野鬼。儘管如此,中國軍隊的軍閥性就在這裡體現得很充分,東北軍還是張學良的,張學良回國後還是東北軍的領袖,還是少帥。
張學良晚年做口述歷史,對唐德剛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嘗有過“上司”。唐先生問:“老帥不是你的上司嗎?”張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唐先生又問:“蔣不是你的上司嗎?”張哈哈笑著說:“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我們在上面說了許多話,就是要來解釋張學良的這句話的。蔣不是能管得著他的頂頭上司。東北軍的事是張說了算,而不是蔣說了算。
三、性格衝動的戲劇
有地盤的軍閥是土皇帝,沒有地盤的軍閥,就像叫化子一樣,要看別人的臉色。但少帥哪是看別人臉色的人?他在中國本來是坐第二把交椅的。紅軍長征到了陝北以後,東北軍被調來剿共,張學良把司令部設在西安。西安城裡還有西北軍楊虎城的部隊,不是蔣介石系統的人馬。東北軍在西北損兵折將,將士們又看著老家在日本侵略下受苦受難,就不願意再和紅軍打仗,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他們當年輕易地丟失了東北、熱河的地盤,這時候才覺悟到失去故土的痛苦,該愛國了。張學良也開始和共產黨祕密往來,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蔣介石是搞特務政治的人,但他的情報工作搞得一塌糊塗,除了弄得天怒人怨之外,鮮有成就。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張學良會和共產黨“勾結”起來。當然,張學良和共產黨合作,並不是為了反蔣,而是為了抗日。
1936年八九月間,蔣介石和平解決了兩廣背離中央的問題,志得意滿。他在日記中寫道:“十三年來之惡戰苦鬥,告一段落。”各地都已歸附中央,儘管他對各路軍政派系的控制力仍很薄弱,但名義上國家已經實現統一。他重建中央集權體制的努力,即將功德圓滿,他的心腹大患,就剩下共產黨和紅軍了。9月20日,蔣介石得到報告,東北軍要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他十分震怒。但很快就冷靜下來,經過一夜的考慮,認為張學良這個人的性質和所處的環境,是不可能自由行動的。蔣認為的環境,估計是指東北軍已經沒有地盤,怎麼可能自由行動?張學良的身世,又怎麼能夠信仰共產主義?何況,張學良還曾和蘇聯軍隊打過一仗。社會各界對東北軍和張學良也沒有好感。蔣安慰自己,並且定下規矩,以後晚飯以後,不要處理重要的事情,以免情緒衝動,作出錯誤的決定。10月22日,蔣介石巡視西北,到達西安,部署剿共,安撫張學良。在蔣介石看來,紅軍只是殘部,不難剿滅,他攘外必先安內的大功即將告成,可以專心對付日本侵略,而不必兩面作戰了。但這時候的張學良和蔣介石在戰略思想上產生分歧,張認為只有攘外才能安內,也就是隻有抗日,才能讓全國團結起來,避免分裂。28日,張學良面見蔣介石,把和共產黨合作抗日的主張,直接擺在了蔣介石的面前,遭到蔣介石的申斥。至此,蔣介石才意識到東北軍有“變亂”的可能。在蔣介石眼裡,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不願剿共,是這個人“無最後五分鐘的堅定力”,“小事精明,心態不定”,很可悲。29日是蔣介石的陰曆生日,回到洛陽避壽。
12月2日,蔣介石為了監督東北軍剿共,避免他的剿共大業功虧一簣,決定將生死置之度外,進駐西安鎮懾,逼迫東北軍剿共。蔣介石是一位敢於冒險的人,一生屢歷險地,即於4日從洛陽到臨潼,5日進住華清池。西安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駐地,不在蔣介石軍事勢力的控制之內。10日,蔣介石決定找張學良談話,並在日記中告誡自己:“對漢卿(張學良字)談話不可太重。”他畢竟有所顧忌。但蔣介石的暴烈性格,豈是改得了的?
當天下午與張學良談話的時候,蔣介石的主張遭到張學良強烈的反駁。從來沒有人敢當面頂撞蔣介石,只有少帥沒有顧忌。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蔣介石身邊的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恐怖的場面。蔣介石忘了自己對自己的告誡,他也忘了當年訓斥劉湘說話的教訓,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無法再控制的了,依然大發脾氣,痛斥張學良。
這下可真的招來了不測之變。少帥可不是劉湘,能夠權衡利弊,他從小受到嬌寵,也從來沒有受過上司的責罵,因為少帥沒有上司。這次蔣介石擺出了統帥的權威,張學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刺激,又怎能嚥下這口氣?盛怒之下,回到西安城裡後就決定抓蔣介石。
捉蔣之前數小時,張學良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宣佈他的決定:“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如此大變,竟然說得非常輕巧。于學忠質疑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學良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大少爺的脾氣,掌管了國家命運,把軍政大事視作兒戲。張學良在口述歷史中解釋西安事變說:“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當時,蔣介石剛剛慶祝了五十大壽(虛歲),張學良才36歲(虛歲)。他決策過程就很簡單:“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裡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近代中國的高層政治,竟是如此地原始粗放。他所謂的沒有私心,只是因為權力和財富來得太容易,因而滿不在乎而已。
西安事變的發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如此莽撞的事件,令人無法想象。蘇聯正在和中國談判合作制約日本的問題,蔣介石的危險處境,也影響蘇聯的國家利益,因而強烈譴責這次事變。其實,當時蔣介石已經在考慮與共產黨妥協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話說“收編”的方式,只是一時間日本對華侵略有所和緩,他還感受不到抗日的緊迫感,因而專意剿共,來完成他的統一大業。因此,當時並非沒有其他途徑引導他聯共抗日。當然,在蔣介石的詞典裡,“聯共”或“國共合作”的概念是沒有的。但這只是個名詞而已,並不影響問題的實質。
西安事變,儘管結果圓滿,國家實現了團結抗日,但如果蔣介石當時有所不測,在當年的私兵體制下,黃埔系都會分裂,國家分崩,也就難以抵抗日本侵略,危險之情,非言語所能形容,並不是如我們現在想象的那麼輕巧。何況,現代國家的軍政事務,又豈能如此草率?從張學良本人來說,老帥的遺產,從此被少帥揮霍一空。東北軍作為當時中國第二大軍事派系,因為群龍無首,很快就分裂內鬥,被蔣介石肢解。東北軍部隊在抗日戰爭中,也就鮮有驕人的戰績。除了西安事變,人們對東北軍的印象,更多的是不抵抗和潰敗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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