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近代史，做一件事就能影響整個中國發展進程的人，其實不多
張學良一個人做到了兩次
一次是“東北易幟”
還有一次就是“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不光是對中國，對世界的格局變化都可以說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而對這個震驚中外的事變，直到現在，依舊眾說紛紜
憑藉一篇短短的推送，自然不可能把這件事的過程、影響全部都說清楚
但是還是想單單探討下張學良這個人
熟悉“饅頭說”的讀者都知道，我之前在多次推送裡，對張學良的評價不高
但在“西安事變”裡，張學良卻不是一個可以“一刀切”的形象
千古功臣？
千古罪人？
如果你回到那個年代，代入張學良這個角色就會知道
一切都沒有那麼簡單
【今日主打】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爆發
1
還是先簡單說說“西安事變”吧。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在西安對當時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施行了“兵諫”——簡單來說，就是把老蔣給抓起來了。
抓起來以後幹嘛呢？就是逼迫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這件事看起來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合謀”，但當時的東北軍比西北軍不是強大一點半點，而雖然是楊虎城最早提出的點子，但從頭至尾，主要實施的，是當時蔣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張學良。
所以，張學良無疑是整個“西安事變”中的關鍵。
2
好了，現在讓我們回到1936年，全民抗戰爆發的前一年。
如果你是那時候的張學良，心裡應該很苦。
那一年，張學良35歲。27歲就當上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的他，此時卻在遭受全國的唾罵，他的外號，變成了“不抵抗將軍”。
當然，張學良得到這個外號，完全可以說是咎由自取。在整個“九一八事變”中，確實是張學良自己一槍不放，讓日本關東軍侵入東三省的。（延伸閱讀：《“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四張面孔》）尤其是“江橋抗戰”後，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孤軍抗日，（延伸閱讀：《一位孤懸東北的土匪將軍》），手握重兵的張學良不發一卒救援，全國憤然，呼籲“嚴懲張學良”，他的聲名已跌到谷底。
當年神抖抖的東北少帥張學良
但張學良還是覺得，自己也在替蔣介石“背鍋”。
因為，“避免激怒日本人”，“忍讓忍讓再忍讓”這些觀點同樣也是蔣介石的堅定主張。張學良的不抵抗，是不希望東北軍以一己之力對抗日本人（也打不過），打光拼光，怕自己的老本都沒了。而蔣介石的不抵抗，依舊是希望“攘外必先安內”。但無論兩人的出發點如何，最終目的是一致的——能息事寧人，就息事寧人。
關於避免激怒日本人這件事，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前有多次交流，雙方意見完全一致。
但現在“不抵抗”這個鍋，全讓張學良一個人頂了。
為了避風頭，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曾經出國考察。但回國後他發現，日本人的侵略並沒有因為佔領東北而停止腳步，而數十萬東北軍被迫離開故土，近百萬平方公里的東三省領土已經喪失，數千萬東北同胞成了亡國奴。
從小到大養尊處優，從小到大一帆風順，現在丟的是他張家的地，損的是他張家的兵，但全國罵的還是你張學良。
如果你是張學良，你說你心裡苦不苦？
3
體會到張學良心中那份苦，接下來就該體會他那團怒火了。
“九一八事變”之後，數十萬東北軍背井離鄉，其實軍中要求打回去的呼聲一直很高。但蔣介石卻給張學良的東北軍一個全新任務：剿共。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陝甘，和當時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一起，剿滅共產黨的軍隊。
張學良和楊虎城
短短兩個多月時間，東北軍和共產黨的軍隊打了兩場大仗（勞山戰役和直羅鎮戰役），被殲滅三個整編師，兩名師長陣亡。
更關鍵的是，面對東北軍的損失，蔣介石一不補充糧餉。二不補充彈藥，一切需要東北軍自支。在南京，張學良提出請求，希望給陣亡的兩名師長每人10萬元撫卹金，蔣介石一直置之不理。張學良曾拍案怒罵：“我張某人混得連10萬塊都不值了！”
儘管張學良曾在自己回憶錄裡說過：“東北軍成了我的包袱”，但促成他“九一八事件”中如此消極的一大動因，還是他認為抗日已經是全國的事了，不該由他的東北軍獨抗。
換句話說，他還是珍惜他的東北軍的。1937年前的中國，其實只是形式上的統一而已，一些地方的軍閥只是以“服從中央政府”的名義各玩各的，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有槍，才能保證自己的地位。
但現在，張學良終於體會到了蔣介石的“良苦用心”：原來你對我張學良，和其他軍閥也沒啥區別，都是藉著共產黨來消滅我們啊！
1936年12月4日，在解決了“兩廣事變”（陳濟棠和李宗仁反蔣）之後，蔣介石把他的主力中央軍開始北調，並親自飛到西安督戰“剿共”，謀劃第六次圍剿。當時蔣介石給張學良兩個選擇：要麼，在中央軍的監督下，全力剿共，要麼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一起，調離西北，把位置騰出來給中央軍（事實上，當時蔣介石已經準備用蔣鼎文和衛立煌來取代張學良和楊虎城了）。
這兩點，都是張學良無法接受的。尤其是後一點，東北軍一旦離開西北，那麼返回東北故土，更不知何年何月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前往西安，強令張學良、楊虎城執行“剿共”命令。圖為蔣介石到達西安時張、楊前往迎接。左起：蔣介石、楊虎城、邵力子、張學良
為此，張學良找蔣介石談了好幾次，其中12月7日的那一次，還是一次“哭諫”。張學良希望能停止內戰，去打日本人，但每次蔣介石都把張學良罵得狗血淋頭，更有一次，當眾說：
“有的人放著眼前的共產黨不打，要去打遠在千里之外的所謂日本人，這種人就是漢奸，豬狗不如！”
蔣介石在這一點上，真是對自己太自信了，也小看了張少帥的脾氣。在張學良後來的回憶錄裡，他當時說了一個發動“西安事變”的理由：“老頭子居然敢罵我！”
這時候，“一二·九”運動又成了另一根導火索。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的數千名大中院校師生，上街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在“一二·九”運動一週年之際，西安又舉行紀念活動，1萬多學生再次上街遊行。
“一二·九運動”
在西安的蔣介石聞訊後大怒，下令張學良馬上鎮壓，甚至要“格殺勿論”。張學良忙上街去阻止學生們的遊行。當時他說：
“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槍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在回去吧！”
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裡，有不少東北大學的學生，他們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回東北去！”
當著學生的面，張學良的回答是：“一週內給你們答覆！”
如果你是那時的張學良，是不是也會“怒向膽邊生”了？
4
純粹的發怒有意義嗎？一槍崩了蔣介石有用嗎？
這個時候，你該瞭解一下那時候張學良所抱的希望了。
張學良那時的希望，來自中共，確切地說，是來自中共背後的蘇聯。
張學良那個時候，確實是已經走投無路了：論地盤，東三省全沒了，論部隊，他的東北軍打一點少一點，沒有人員補充，沒有裝備補充（東北張家原來有自己的兵工廠），連糧餉都是基本上要自籌（根據張學良1993年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的回憶）。
這個時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對手：共產黨。
早在1936年4月，張學良就自駕飛機去過延安，和周恩來密談。當時張學良的想法是：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希望共產黨在外圍逼，他在裡面勸，爭取勸蔣介石早一點抗日。
那次會談，據說張學良不僅拿出自己的2萬塊大洋贈送給共產黨，還送給周恩來一份中國地圖，寄語：共同保衛中國。
“西安事變”時的周恩來。在張學良晚年回憶中，依然很佩服周恩來
之後，東北軍和共產黨的軍隊其實一直保持著祕密聯繫，張學良給共產黨軍隊送過錢，而葉劍英更是成為了共產黨在東北軍的黨代表。
因為張學良曾和中共商議組建“西北國防政府”的事，所以後來有人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是假，割據稱王是真。但這個說法缺乏依據——張學良本來就是全中國最大最強的軍閥，他要自立為王，完全不必“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還需要到荒蕪的大西北去割據稱王？
那張學良的希望究竟是什麼？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張學良的希望，還是能夠通過聯共，進而聯蘇，最終一起抗日，收復國土——當然，也包括他張家留下的東北故土。
當時可以打，有實力打日本人的，只有蘇聯人了。
但既然要和人家聯合，尤其是要讓強大的盟友（蘇聯）相信自己，那麼自己是不是也要準備一份“投名狀”？
當時張學良的手裡，有一張最大的“投名狀”——
把蔣介石交給你們，難道還不能顯示我的決心嗎？
當時的張學良，充滿了希望。
5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點，槍聲大作，“西安事變”終於爆發。
當張學良得知自己的警衛營營長孫銘九終於在華清池後山活捉了蔣介石，不由長吁了一口氣。
但接下來，你就該體會一下張學良當時的驚恐心情了。
“西安事變”爆發後，南京政府迅速組成以何應欽為總司令的“討逆軍”，由東、西兩路進逼西安，空軍甚至已經開始轟炸西安的周邊地區。
不過這些，應該都沒有脫離張學良的預料。
但隨後而來各界的反應，卻讓張學良難以接受。
12月13日，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為。
12月14日，蔣夢麟、梅貽琦、李蒸、翁之龍、劉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別致電指責張學良。復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致電張學良表達對事變的擔憂。
12月15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100多家報館通訊社聯署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反對扣押蔣介石。
12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反對扣押蔣介石。
12月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
12月21日，意大利外長齊亞諾致電張學良：“汝系吾友，茲若與共產黨聯盟，即成吾敵，中國苟無蔣介石將軍，即不見重於人。”
學生，那些張學良曾著力保護的西安學生，以為可以給他們一個滿意答覆的學生，也在“西安事變”後上街示威遊行，要求立刻釋放蔣介石，甚至一度和東北軍
西北軍產生衝突。
原本以為一抓蔣介石，天下歡呼雀躍，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還有中共的態度。
儘管雙方保持祕密聯繫，但現在沒有史料表明，中共當時知道張學良會發動“西安事變”。以至於事變爆發後，中共內部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公審蔣介石，然後槍斃，而另一派主張要和平解決。
這個時候，最關鍵的是誰的態度？當然是蘇聯的態度。
這也是讓張學良最驚恐的——蘇聯嚴肅批評了他的“錯誤行為”。
現在回過頭來看，蘇聯當時批評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一方面是出於對張學良本人的不信任：當年他老爸張作霖派人衝到蘇聯大使館裡抓了李大釗最後絞死，而作為東北軍的繼承者，張學良上臺沒多久就挑起了“中東路事件”（延伸閱讀：《一場以卵擊石的衝突》）。
另一方面，還是因為斯大林本人的意見。
1936年的蘇聯，西邊已經受到了法西斯德國的嚴重威脅，蘇聯無法承受東邊再受到日本的夾擊。這個時候，能拖住日本的，只有中國。而中國當時只有一個堪稱領袖的人，那就是蔣介石。如果蔣介石一死，本來就已經暗流湧動的中國勢必馬上四分五裂，日本將輕而易舉地騰出手來，對付蘇聯。
出於對蘇聯的國家利益，斯大林堅決不允許處死蔣介石。
應該說，從張學良到當時的中共，都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當時在中國的聲望，以及抓捕蔣介石後會帶來的嚴重後果。
也正是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周恩來代表中共，奔赴西安談判，著力推動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第三天，張學良閱讀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帶來的宋美齡的信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蔣介石後提出的八項主張：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應該說並沒有什麼有悖情理之處，但為什麼會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引起那麼大的負面反響？
可能還是因為這種“下犯上”的方式，以及當時沒有人能替代蔣介石。
後來有過好幾個張學良表示“後悔”發動“西安事變”的版本，但基本都是當時在蔣介石控制下的產物，可信度存疑。
張學良晚年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時聲稱，“我為了停止內戰，全國抗日，發動西安事變，我沒有錯。也許方法欠妥。”
他也在自己的口述歷史中表示：
“”我也帶兵，也帶過部下。假設我的部下這樣，我就把他槍斃了……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和宋美齡返回南京，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機
5
最後再來感受下張學良的“義”吧。
“西安事變”解決後，周圍所有的人都勸張學良，不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就連蔣介石本人都勸他不要送，但他堅持要送。
他為什麼要送？
因為他認為自己應該講義氣，有擔當。
“很多人講，我不該親自把蔣先生送回南京。那怎麼講話？這話不對！我這個人不同，也許與旁人不同的是，我這個人是這樣，我是個軍人，我自個兒做的事情，我自個兒負責任，殺我的頭我也負責，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說假話。”（出自《張學良口述歷史》）
1946年，被幽禁在臺灣新竹井上泉溫泉的張學良
但是，張學良真的什麼都無所謂了嗎？
張學良曾對當時的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說：
“我這次冒生命危險，親自送委員長回京，原想扮演一出從來沒有演出過的好戲。如果委員長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風度，放我回西安，這一送一放，豈不成為千古美談！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戲竟演壞了！”
你看，他真的以為，政治能像演戲一般，按照設想的結局發展。
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隨即就被拘禁，自1937年開始，到1990年終，軟禁53年。
所以張學良有一句自評：
我的人生，到了36歲就結束了。
【饅頭說】
關於“西安事變”，到現在都一直有各種爭議。
有人說，張學良是受了共產黨的煽動要抗日，全國人民當時都受了共產黨的煽動。
說實話，我不太認同。如果連抵抗外族侵略的情緒都需要煽動，那這個國家早就完蛋了。從1931年開始，當時的抗日情緒蔓延全國，完全是自發的。如果說要怪，只能怪其實也是民族主義者的蔣介石自己太自信，太獨斷，自己覺得“這裡面的道理你們都不懂，你們要等我先安內再攘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了民眾的承受底線。
張學良自己有過評價：“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又有人說，如果張學良不發動“西安事變”，蔣介石早就統一中國了，現在的江山就是國民黨的了。
我還是覺得未必。當時的中共確實處於低谷，被國民黨合圍，第六次圍剿即將開始。應該說，“西安事變”確實大大緩了中共一口氣。但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共肯定會被消滅？那還真的未必。
還是張學良在回憶錄裡的話：“作為一個曾經與中共交過手、打過仗的人，我必須承認中共的軍事力量不可忽視。……面對這樣頑強善戰的軍隊，既然消滅不了他，最好就與他合作。……我自己也是帶兵的人，深知帶兵不易。中共能夠在經過長途行軍後，仍然保持軍容實力，的確不能忽視，想消滅他們，談何容易！”
別的不說吧。1945年抗戰結束，共產黨的軍隊確實比之前要壯大不少，但蔣介石的威望也達到了歷史頂點，所有的割據軍閥通過抗日戰爭都已消失，手裡的軍隊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從德械師改成了美械師）都比抗日前只好不差，而且已經無需“攘外”，可以專心“安內”了，那麼戰爭的結果呢？
還有人說，都怪張學良，“西安事變”提前了全面抗日的時間表，如果給蔣公多準備一段時間，抗日戰爭未必有那麼慘。
這個觀點，我覺得又把日本人想得太天真了。如果按照這個觀點，日本軍國主義者是日日夜夜守在邊境線，等著蔣介石慢慢休整和訓練的，是要堅持等到蔣介石全部準備好，才肯全面侵華的。換句話說，沒有“西安事變”，就不會“七七事變”，日本人是不會主動發起全面侵華戰爭的，他們都是按照蔣介石的時間表來的。
張學良這個人，是複雜的，但只有複雜的人，才是真實的。
必須承認的是，大陸以前的一些教科書和一些宣傳手段，對在抗日戰爭中同樣拋頭顱灑熱血，承擔正面戰場阻擊任務的國軍將士，是很不公平的（所以“饅頭說”一直希望能多寫一些這樣的故事）。所謂“物極必反”，這也造成了現在一些人又片面誇大乃至神化蔣介石和國軍，進而神化那個“完美的民國時代”。
張學良是人，蔣介石也是人，周恩來是人，毛澤東也是人。是人都會有錯，關鍵是，我們評價一個人，不能脫離了當時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用“上帝之眼”來做事後諸葛亮。
這或許也是中國近代史的迷人之處：中國人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掉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激烈旋渦，每個人身處鉅變的時代，都展現出了最真實的人性，他們的行為，往往會導致最錯綜複雜的事件結果。
從來沒有完美的人。
也從來沒有一無是處的人。
還有，歷史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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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溫度》
張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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