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曾為西安事變“懺悔”：“立志救國，反而誤國”

中國近代史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抗日戰爭新京報 2018-12-17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走向。此後的人生，張學良多次談及自己對西安事變的看法，其中他在被軟禁期間寫下的回憶，與獲得自由後在訪談中所說的內容，截然不同。

法庭上，張學良將西安事變比作“二次革命”

張學良第一次就西安事變公開發表評論，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負責主審的李烈鈞問：“你脅迫統帥，是受人指使呢？還是你自己策劃的呢？”張學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所做的事，我自當之。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呢？”他還拿李烈鈞發動“二次革命”的歷史，反問：“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為的是反對袁世凱的專制與稱帝，對嗎？”然後說：“我在西安的行動，為的是諫止中央的獨斷專行。”①

從張學良在法庭上的發言，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一、當時張學良自居為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謀；二、張學良視西安事變為“二次革命”的同類事件，後者在國民政府官方敘事中，具有當然正義性。因此，張學良說，“我對於我們違反紀律之行動，損害領袖之尊嚴，我是承認的，也願領罪的。我們的主張，我不覺得是錯誤的。”

張學良（前排左）與蔣介石。

軟禁期間奉命撰寫回憶，對西安事變進行“懺悔”

1956年，蔣介石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時，要求張學良“將西安事變前後事實，寫一回憶呈閱”。張隨即給蔣寫下兩封長函，回憶了西安事變全過程。函件經蔣經國訂正，定名為《西安事變反省錄》（有刪節本，易名為《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此外，張學良回憶錄《雜憶隨感漫錄》中的一些章節，及《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中，都有對西安事變的“懺悔”。②

蔣介石讓張學良寫回憶的目的，在於總結大陸失敗原因。故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被要求著重寫西安事變發生前後，其同中共的互動。張學良對此總結說，“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一往迷惑，空虛幻想，反躬思來，羞愧自憾無已”。但他同時也強調自己的民族情懷，稱“良本一狂熱愛國者，痛恨被人侵略，不願受日人之壓迫，與不願受俄人之壓迫同”，“良有家仇國難，抗日未敢後人”。

總體而言，張學良對西安事變是“懺悔”的，他說自己“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致良釀成巨禍，百身莫贖，中國今日之浩劫，不悉禍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張學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值得注意的是，他這時說，“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③

為迎合蔣介石，曾主動撰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

1957年，張學良完成《雜憶隨感漫錄》，延續了對西安事變的“懺悔”：“今日思來，行動的魯莽，思想的幼稚，可恥而又可笑！既稱尊崇領袖，而舉措脅迫，形同叛逆，我所謂‘利令智昏’……事發之後，我深悔孟浪，彷徨無策，遂邀周恩來來西安會商。西安事變的荒謬的舉措，除我之少數僚屬及楊虎城知曉外，共產黨事先未參與也”。張學良還檢討自己性格上的缺陷：“自幼就具有不柔順的性格：違犯我的父母，違犯我的老師，違犯我的長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對方，甚至欽佩我的敵手。”

1958年，張學良主動要求撰寫的《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亦大略如此。

其後，張學良獲准同蔣介石會面。談話間，蔣說“西安之事，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張學良在日記中說，“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④此時張雖顯露明顯之“懺悔”，但結合晚年所說，可知並非真心。

張學良被移居臺灣初期，位於臺灣新竹縣清泉部落之故居。此為依原貌新建，地點亦非原址。

1990年，張學良90大壽後，逐漸恢復自由，開始接受媒體的公開訪談，其有關西安事變的言論，同之前相比發生極大變化。此一時期，張學良留下的相關材料，包括唐德剛所做的口述、日本NHK電視臺的專訪、郭冠英的紀錄片，及哥倫比亞大學做的口述。⑤

接受唐德剛採訪：“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

1990年上半年，唐德剛採訪了張學良。在這次口述中，張學良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裡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他說“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至於為何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重複了自己早年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它不是更亮了？”意即西安事變是幫了蔣的忙。

張學良自稱，“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槍決了，我不敢說，要是我部下這樣子，我就把他槍決了。那我對老先生，我要負起責任吶，可以說，大部分的決心我是下定要死了。”“他不在了，現在我講，否則，我不講。本來我是決心至死不說出來這個事情的，西安這事，至死我不說出去的。不是因為面子的事情”。⑥

顯然，張學良有意重塑自己的歷史形象。不過，揆諸史料，“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這些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如張前往南京，實際上是在得到了宋氏兄妹的安全保證之後才做的決定。因為存有一種極其樂觀的預判，張在南京受審期間，曾致電毛澤東：“弟在此盡力奮鬥，雖多困難，尚可順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幾天即回”。

同年，張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凡是涉及有關西安事變的問題時，張學良總是非常慎重，或乾脆緘口不言……不過，儘管他時刻都在提防著自己，也提防著我們，但他還是選擇了一句恰當的語言，向我們顯示一點兒事情的真相：‘周恩來見蔣先生是我領他去見的。’也許，他是想通過這句話告訴我們：我與周恩來是在同一種思想的指導下行動”。⑦

唐德剛（左）和張學良在一起。

對話美國之音：“放棄花花公子出來做事，就是決心對國家有所貢獻”

1991年，張學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談起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張說了兩點，一是要為國家做貢獻：“我這個人從來不喜歡自我表白，既然你問我，可以說我是個愛國狂，年輕時，人家說我是個花花公子，我放棄花花公子出來做事，就是決心對國家有所貢獻”。二是反內戰，要求抗日：“從事內戰，使我心裡不舒服，因為我看到敵對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敵人，只是政見不合，或是為了一些不相干的。我們本來當面的敵人是日本，我從來就恨日本軍閥，日本軍閥的狂妄、侵略。我是個中國人，我受不了”。張不再提及中共對他所產生的影響。

記者還問張學良：“您說送蔣回南京是準備受死，你有沒想到一去會軟禁50年，軟禁50年這日子不好過的，假如時光能倒流，您還會如此做嗎？”張回答說：“我還是一樣那麼做，我是軍人需負責任，被審是我應負之責，我做的事我負責，沒什麼後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還是那麼做，別說軟禁50年，槍斃了，我都不在乎”。⑧

同張氏姐妹談話：“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勞都是我的”

1991年—1993年，張學良同哥倫比亞大學的張之宇、張之丙姐妹對話作口述歷史。張學良重申了自己“義無反顧”的歷史形象：“西安事變是我個人決定的事情，為什麼決定，那我就不說了。將來總有知道的那一天”。不過在訪談中，留下不少張學良對西安事變的評論，如他說發動事變“那是我成心那麼做”，“我也考慮我的前途，但那個時候我不這麼做後果更壞，害了中國的命運，害了我的部下，害老百姓。”“西安我不講那也可以，國家糟糕就糟糕吧，我認為事情應該那樣做就那樣做。”⑨

訪談中，張學良簡單解釋了他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我想起這內戰，跟你們說起來，那難過呀，可是你難也得要打仗啊！我說，就是我父親讓我打，我沒法子，要是有法子我這點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變。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都不幹，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現在西安事變，你道是什麼？共產黨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產黨，我跟蔣先生說了，所以現在可以說，祕密就是四個字，翻過來調過去。蔣先生說是‘安內攘外’，我是‘攘外安內’，就是倒過來。”

張學良還說到西安事變後他同蔣介石的關係。張學良分析說，“我的判斷，蔣先生討厭我極了。怎麼討厭？所以後來蔣先生不能讓我自由的原因，因為我是主張抗日，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勞都是我的，所以他對我討厭得很。換句話說，我是他的一個大敵手，在政治上的大敵手。” 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