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公號：南方歷史網
王樹增，1952年生於北京。著有長篇紀實文學《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上、下）及《1901》《1911》等。作品曾獲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大獎、魯迅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等。
導讀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86週年，被稱作"第一部屬於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首發《當代》2015年第四期，我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該書單行本已入圍第十四屆“五個一工程”獎。對這本耗時六年、查閱近千種史料的心血之作，作者王樹增說："這本書一則是給軍事發燒友提供一個較為明晰的讀物，更重要的是為青年讀者寫的，和青年們探論一點精神質量問題，希望他們能就此建立強大的民族自信心。"
節選自《抗日戰爭》 王樹增 著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九三一年，沒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國家已經大難臨頭。
這一年，軍國主義在日本已經形成強大勢力，主張佔領中國東北地區的叫囂已經完全公開化。來自關東軍的聲音是：“要建設大日本超級大國，很顯然，必須取得相應的領土或具有同等價值的東西……這就需要把滿洲置於我國絕對權力的統治之下。”在主張武力擴張的日本軍人中，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和作戰主任石原莞爾中佐最為激烈而強硬，他們提出了以“佔領滿蒙”來“轉變日本國運”的侵華建議。
石原莞爾認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洋文明”和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開戰，而下一次世界大戰將是“人類最後的大戰”。為了備戰，同時也為解決日本國內危機，必須入侵中國——“武力解決滿洲問題已成為陸軍省部主要課長等幕僚的堅定信念。”因此，關東軍的首要任務是佔領滿蒙地區。板垣徵四郎強調：“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重要的關係。”石原莞爾的建議本不新鮮，但在日本深陷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的時刻，這一建議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熱烈追捧。——日本軍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擴張擺脫國內危機上達成了高度一致。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猝然爆發。
日本關東軍偷襲北大營的時候，中國東北的軍政大員們正安閒自在：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長期駐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門外中和劇院觀看梅蘭芳表演的京劇《宇宙鋒》；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正忙著給他父親做壽；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福麟也在北平，他將黑龍江的軍政大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為其父奔喪回了錦州，軍政大權由他的參謀長熙洽代理。——瀋陽城內的東北地區以及遼寧省的軍政要員們大半不在崗位上，就連東北軍重要的北大營軍營駐軍、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也不在軍營裡。
關東軍開始攻擊後，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命令部隊進入陣地，同時用電話向王旅長和榮參謀長報告。榮臻給趙鎮藩下達的命令是：“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這種軍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時分，本莊繁命令關東軍所能調動的部隊全部向瀋陽開進。四時，駐紮鐵嶺的部隊抵達，配合獨立守備大隊佔領北大營；五時三十分，趙鎮藩帶領退出北大營的第七旅到達瀋陽東山嘴子；六時三十分，駐紮海城和遼陽等地日軍趕到，佔領瀋陽內城後，聯合向東大營發起攻擊，東北軍和講武堂官兵不戰而退；八時，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廠、機場以及所有的軍政機關和金融機構均被日軍佔領，軍警全部被日軍繳械。日軍猶如進入無人之境，僅在瀋陽兵工廠就繳獲步槍十五萬支，手槍六萬支，重炮和野戰炮二百五十門，各種子彈三百餘萬發，炮彈十萬發。張學良多年購買的三百餘架飛機也全部落入日軍之手。
蔣介石和張學良，為何在“九一八”事變後選擇不抵抗？
這一事件中的兩個史實甚為重要：一是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自一九三一年事變時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兩國置於戰爭狀態長達十四年之久。二是關東軍發動事變時，雙方的兵力異常懸殊：日本關東軍正規部隊和非正規部隊各一萬人，滿鐵沿線的警察約三千人，總計約兩萬三千四百多人；而中國東北邊防軍總兵力約三十萬人，除因軍閥之戰十一萬人被調入關內，留在東北地區的部隊尚有二十萬人。特別是，事變爆發時，攻擊北大營的日軍僅有六百五十人，而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有一萬兩千多人，但是，這座堅固的軍營竟很快就被日軍佔領了。
“九一八”事變後，僅僅一週之內，兩萬多日軍在中國東北的廣闊地域上幾乎兵不血刃地相繼佔領了遼寧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眾多相關歷史陳述都言是國民政府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關於這一點，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張學良對採訪他的記者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當時，因為奉天與日本的關係很緊張，發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幾個事情。那麼我就有了關於日本方面的情報，說日本要來挑釁，想借著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政府給的回答不外乎是兩句話，就是你妥善辦理，相應處置。”
按照張學良的說法，那時候日本關東軍經常尋隙挑釁，走在街上看見東北軍官兵的刺刀，上來就在刺刀上劃火柴，如果碰上脾氣大的東北軍很可能一刀捅過去，因此張學良曾下令“絕對不許抵抗”，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讓你有藉口”。——事實上，這是一種令人困惑的選擇：如果說擁有飛機大炮的數十萬中國軍隊駐紮在東北地區的目的不是對付日本人，那麼，用百姓的血汗供養的中國軍隊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老子就是不讓你有藉口”之說，將那一段的中國歷史弄得荒誕不經。
儘管日後張學良的抗戰信念逐漸堅定。但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他給東北邊防軍下達的第一個命令確實是“不抵抗”……
東三省“易幟”後，張作霖家族不再是獨立於國民政府之外的地方軍閥，東三省已經有了名副其實的“中央”。因此，關於“不抵抗”問題，作為國民政府首腦的蔣介石難脫干係。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關東軍圖謀製造事端的跡象愈加明顯，蔣介石曾在給張學良的電報中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為此，張學良電令他的參謀長榮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張學良，日後證明他們都逐漸成為堅定的抗日統帥和將領，但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面對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侵略，他們的抉擇是忍讓。
蔣介石和張學良都認為，日本過於強大，中國過於貧弱，中國尚沒有力量與日本全面開戰，一旦全面戰爭爆發，中國將在極短的時間內全部淪陷。近代以來，中國曾有過“天朝上國”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種自豪在列強的不斷入侵中逐漸消蝕乃至消失，最終形成了“中國無力有效地抵抗外來入侵”的集體性共識。這一民族心理上的無奈，令中國的仁人志士在憂患時肝腸寸斷，令中國的軍人們在抵抗入侵時顏面盡失，也令中國的政客們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甚至想到，如果與日本全面開戰，不出三天，日軍將佔領中國的長江流域，切斷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命脈：“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再者，那時的國民政府始終對“國際調停”抱有幻想。“九一八”事變的第五天，張學良派他的副司令長官萬福麟面見蔣介石，蔣介石在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告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籤喪土辱國之約。倭人狡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國際聯合會）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無論是“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歷史，還是戰爭全面爆發後的中國歷史，都證明了一個真理：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絕不能將捍衛主權與領土的希望寄託於“國際道義”。最後，對於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來講，消滅國內的共產黨力量與抵抗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兩者權衡前者更為重要。“九一八”事變前的七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發佈作戰命令，率三十萬大軍對共產黨的瑞金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他在《告全國將士書》中表示：“赤禍是中國最大的禍患。”張學良隨即致電蔣介石，願率東北軍“唯鈞座之命是從”。之後，蔣介石又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首次提出“攘外應先安內”的國策：“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禦侮。”蔣介石擔心全國的排日情緒被共產黨利用，要求無論官民要“抑制”排日情緒：“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時，恐被其利用共產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無論後人如何評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在歷史上的政治博弈和武裝鬥爭，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日本的政客和軍人始終把“反共”作為入侵中國的一個重要藉口，而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軍隊的“圍剿”，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給日本侵略中國造成了一種有利的局面。這一點，連中國的普通民眾都看得清楚。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相繼爆發大規模的抗日遊行，民眾，要求政府停止內戰，收復東北，對日宣戰。事變發生十天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赴外交部請願，學生們衝入部長室，打傷了王正廷部長。接著，全國各地的請願學生湧入南京，總數達到七萬之多。無奈之下，蔣介石接見請願代表，並發表了一番講話，這番講話繞來繞去，令請願代表無從捕捉到任何確切答案：
關於抗日情事，假如本人想要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對日本宣戰，全國國民一定稱讚我。我為什麼不這樣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為國家的前途打算，要為民族的前途著想，不能為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縱令不致永久滅亡，或者滅亡不過是幾十年或幾百年，還是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辦法可以使中國不亡，使中國不致受幾十年或百年亡國痛苦，我們為什麼不採用？為什麼反而願意冒幾十年或幾百年的痛苦？
作為一國政府的首腦，這番話表達了一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的中國人都難以解讀的邏輯：面對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為了國家前途著想不能抵抗，因為抵抗就會亡國。為什麼抵抗了反而亡國，難道不抵抗就不會亡國嗎？——蔣介石沒有解釋。
之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學生書》發佈：
……自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侵佔遼瀋以來，風聲所播，全國民氣如湯之沸。青年學生有盡質其衣履以賑災，隻身請求入伍者；有熱血奔湧，無可遏抑，自殺以殉國難者。此種捨身為國之精神，已足為國必不亡之徵象……宣戰問題，決不能以學生之罷課與否為衡者。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畢，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完妥，而不敢戰以亡國，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時，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願以與國與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託，秉唯一之權能，以定唯一之大計耳……
在中國舉國民情激憤之時，日本也同樣舉國民情鼎沸。“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入侵中國的行為不但得到日本國民的廣泛支持，而且日本國民就此沉浸在了軍國主義的集體狂熱中。土肥原賢二在致東京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的電報中說，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襲擊了日軍守備部隊。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認為，這無異於給了日本以“建立滿蒙獨立國家”的“最良機會”，聲稱必須“以此事件為契機求得滿蒙問題的解決”。——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集體性狂熱尚武的國家，武士道精神和極端民族主義相結合，致使日本的少壯派軍人更加肆無忌憚。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軍人衝入首相官邸，亂槍打死了首相犬養毅。十天之後，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內閣成立。——日本政黨內閣終結的結果是：軍國主義者開始控制整個國家的政權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