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持在回憶38版《魯迅全集》時，曾經說：
寂寞時讀它，我就不寂寞了；情緒惡劣時讀它，我就神清氣爽了；糊塗時讀它，我就知道自己是誰了；思想阻塞時讀它，我就豁然開朗了。
那時，《魯迅全集》是我們的精神食糧。
他還曾提到全集剛出版時的盛況。
1938年夏，上海法租界巨籟達路二號，一幢三層樓房的客堂間非常活躍，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聽到消息，紛紛湧來，淪陷區的讀者們欣喜而吃驚：“八塊錢，這樣的二十大本！”
《魯迅全集》當年的出版，非常不易，它從組織、整理、編輯、校對，到出版、發行，凝聚了無數人的心血，此正如姚鬆柳先生所說，這是中國第一部魯迅著作全集，中國出版史上一部規模恢宏、裝幀考究的稀世珍本，只可惜當年那些人物都已不在，這部全集編輯出版過程中的許多不為人知的珍貴史實，恐怕都已成謎。
姚鬆柳這句話，倒讓我很慶幸自己的藏書裡有許多這方面的回憶史料，整理出來，可能會使同好者有更多的瞭解。
《魯迅全集》的出版，實際上是在魯迅先生去世之後，就呼聲一片的，只是因為他的文章有很多“不合時宜”，所以當時的出版社就根本不敢接手。
為此，魯迅夫人許廣平曾經去找過胡適。
胡適與魯迅的關係，一般人都認為非常不好，這其實是一種偏見。許廣平能去找胡適幫忙，這本身就已很能說明問題，而胡適當時恰恰也有特殊表現。
蘇雪林，作為民國的才女，在文學上、學術上都有驕人的成就，她也是一位愛國人士，但是她在對待魯迅上，卻顯得很令人詫異。
魯迅生前，蘇雪林是讚不絕口的，她不但曾對魯迅執以弟子之禮，還曾說，魯迅僅僅靠兩本《吶喊》與《彷徨》，就“已經使他在將來的中國文學史上佔到永久的地位了”，魯迅作為“中國最早、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能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
但是魯迅死後，她忽而搖身一變，就開始了“半生反魯”，像“偏狹陰險，多疑善妒”，“聲色內荏，無廉無恥”，“興風作浪”，“含血噴人”，“禍國殃民”這類話語，扔得就如爆豆一般。
甚至於“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這樣的話，都說了出來，魯迅的雜文乾脆就“一無足取”。
蘇雪林對魯迅態度的變化，這是民國文化史上的一段公案，到現在也難以完全理清，這裡不論。
我要說的是，蘇雪林在魯迅去世，開始反魯之際，大概為援引同道，曾給胡適去過一封信，罵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劣又無比的小人。”卻不料魯迅的論敵，胡適先生倒立刻予以毫不留情的批駁，做了魯迅的維護者。
他說：“凡論一個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非黑即白，只見他人黑，不見他人白，這實在也是現在網絡上常見的情形。胸襟見識到底與眾不同的胡適，晚年據說還曾說過，魯迅是我們的人，只是他的話，蘇雪林並沒有聽進去。
胡適當年接到許廣平的信之後，是曾積極活動過的，負責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就是因他的接洽，決定接下這個重任的。
只不過，這還只是其中一關，《魯迅全集》的出版，還需要獲得國民政府恩准。
多條線的接洽，其實是同時進行，當時負其總責的，是魯迅紀念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卻是蔡元培和宋慶齡。
蔡元培、宋慶齡在民國的地位與影響力這是不須多說的，蔡元培對魯迅更曾有特別的，持續的眷顧。
他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學者、教育家，資格既老，威望又高，還曾在民國政府數次擔任要職，多年來力挺魯迅，真是不遺餘力。
魯迅最初在教育部的工作是他給的，他就是在魯迅後來蟄居上海，專門為文的時候，都曾“以權謀私”，一連四年，月月用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特約撰稿員”的名義，給魯迅送去三百銀元。
魯迅這份乾薪，卻是到1932年才以魯迅“絕無成績”（啥事沒幹，還搗蛋）取消的，這當然並非蔡元培的意願，所以他此時為魯迅做點什麼，就更會覺得義不容辭。
魯迅紀念委員會當年由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慶齡署名的啟事，曾把魯迅稱為一代文宗，他們說，出版魯迅全集的意義，在於“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砥礪士氣”，他們的出面，和他們這些話，都曾得到廣泛支持，使國民政府頗感棘手。
但是這依舊不夠。
民國那時的文網，基本掌握在浙江人手中，這些浙江人中，既曾有魯迅的許多論敵，及呈請通緝魯迅的許紹棣、葉溯中之流，卻也有胸懷博大、品行高潔的蔡元培、陳布雷、邵力子一類，後者都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陳布雷是民國新聞界翹楚，蔣介石的文膽，國民政府宣傳工作的主持者和決策者，他之所以甘為蔣介石做嫁衣，無非為報答知遇，但他到底是一個有秉守，有原則的人。
邵力子作為民國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老同盟會員，雖幾經周折，側身權門，貴為宣傳部長，但他開明、民主，仍舊是一介清流。
所以一再“希望政府‘仰輿就情’”，並看重鄉誼，對魯迅充滿敬意的他們，在當時就都對《魯迅全集》的出版，態度積極。
有人找到陳布雷，陳布雷立刻去找了邵力子，邵力子當即批示：“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摧殘。”於是《魯迅全集》的審核，就在他們的干預下一路綠燈，迅速通過。
當此後魯迅逝世八週年之際，戰時首都重慶舉行紀念活動，鄭介民要以“魯迅曾受日本浪人內山完造之津貼”發佈新聞，予以破壞時，出來阻攔的也是陳布雷。
“這樣的消息不宜由中央社發佈”，陳布雷的話雖然說得很婉轉，但鄭介民也只好作罷，事後唐縱在日記裡說道：“佈雷先生是一極端慎重之人，所見亦遠！”顯而易見，他們都是反對捕風捉影，因政見不擇手段，去惡意傷害這樣一位逝去的文化領袖的。
早年即曾在新聞界混過的陳布雷，對於言論自由、魯迅的難得，恐怕更有體會。
陳布雷支持，宣傳部放行，蔡元培、宋慶齡負責，這些都讓《魯迅全集》的出版干擾煙消雲散，然而這之後因為戰火連綿，上海淪陷，商業停頓，商務印書館最終卻並沒有把這事做成。
《魯迅全集》的出版意義重大，寄予了無數人的希望，它到抗戰時期就更加意義重大，代表了一種文化搶救，精神傳播，抗戰號召，所以這件事，聚集在上海的那些文化人，是決不肯放棄的，他們隨後就徵得王雲五同意，自己做了起來。
當然，那時候國民政府的影響力在上海依舊存在，如果不是陳布雷、邵力子、蔡元培、宋慶齡等人的作用在持續發揮，僅僅王雲五同意他們先行出版，那肯定還是會阻力重重的。
主體仍是魯迅紀念委員會，他們為此又成立了一個編輯委員會，還是蔡元培等人掛帥，但具體負責的，卻是進步文藝團體“復社”，和一些志願者，他們把這當成了紀念魯迅，弘揚魯迅，抗戰救國救民的一個大任務。
這其中包括張宗麟、胡愈之、許廣平、許壽裳、王任叔、黃幼雄、胡仲持、周建人、鄭振鐸、吳耀宗、陳鶴琴、沈體蘭、孫瑞璜、馮仲足、唐弢，等等等等。
沒有錢，復社成員自己捐獻、籌集，他們也曾採用交錢預定的方式。沒想到，交款者眾，初版很快就被定空。甚至於華南因為有茅盾、巴金等號召，漢口因為有邵力子、沈鈞儒等傳播，美國因為有陶行知等推動，南洋因為有王紀元等發力，各處都極其踴躍，供不應求。
所有的人都為這事開足了馬力，因為當時環境險惡，工廠關門，各大書店內撤，就連租界裡的很多老報館都已經停刊，所以這件事的完成也靠了技術工人們的奉獻。
在那些文化人的熱情感染下，他們不但沒有為工資計較，也態度認真，工作忘我。有人甚至為此放棄了回鄉省親的機會，有人會因為發現一個五字號的邊角略淡，就立刻停機填版。還有一個夥計自動從店裡拿來了超過原定質量規格的材料來用，寧願讓老闆貼點錢。
各個環節齊心協力、密切合作之下，這套質量上乘，多達600多萬字，三個版本的《魯迅全集》，竟用了不到四個月，就全部出齊了，出版之後，分送預定用戶完畢，最終竟只剩下幾十本。
這其中卻還有兩件事是必須要提的。
第一件。
杜月笙在其中也出了大力。他曾買了許多《魯迅全集》，燙上“杜月笙贈”四個大字，分送到各大圖書館。這後面他對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也曾如此。
第二件。
《魯迅全集》出版發行的各個環節都非易事，因為魯迅著作有許多絕版、散佚的緣故，集稿也是其中一大難處。
《月界旅行》，是從楊霽雲先生那裡借來，《地底旅行》開頭二章，也是他從《浙江潮》第十期中抄錄寄來，剩下的則是阿英聞訊，從藏書中找到補齊的。
《域外小說集》缺下冊，蒯斯曛當即也從藏書中獻出。
《藝術論》兩種、《現代新興文藝的諸問題》、《文藝與批評》、《文藝政策》等，則都是周文、胡愈之費力蒐集而來。
《會稽郡故書雜集》手寫本，原存在周作人那裡，是由魏建功出面借來，再由茅盾專門派人輾轉送到的。
而《譯叢補》，則得力於謝澹如先生。
謝澹如早就曾將魯迅翻譯佚文，分類抄成目錄，還在集稿時，寄來了《前哨》、《萌芽》、《十字街頭》、《在沙漠上》、《奇劍及其他》、《朝花週刊》等書。只是由他的目錄來看，魯迅譯文仍舊缺失不少。
此外，柳亞子、徐川、唐弢、席滌塵、周建人、鄭振鐸等，都曾有過此類貢獻，很多人還因為孤本、魯迅手寫本太過珍貴，為抄錄付出不少。這其中包括王賢楨、單亞廬、周玉蘭、吳觀周、王光青等人。
標點是國學大家鄭振鐸、吳文祺、馮都良等人，編輯以鄭振鐸、王任叔為主，校對是朱礎成、林珏、周玉蘭、唐弢、柯靈、吳觀周、許廣平等等，這套書幾乎每一環都有當時著名的學者、作家參與，實際都算自願，不計外圍，就多達近百人，這絕對是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觀。
非常惋惜的是，這套38年版的精品《魯迅全集》，除了幾本館藏及個人收藏之外，已經幾乎絕跡。紀念本毛澤東留下了一套，上海魯迅紀念館有一套，魯迅博物院有一套。
這再加上週恩來當初送給西哈努克親王，和周海嬰在胡風家中見到的一套，以及許廣平留存的那二套，大概就是目前已知的存在。
“天下文章一石，子建獨得八斗。”這樣的讚譽如果加到魯迅先生頭上，肯定會有人反對，但是“辯時俗之得失”，筆下無空文，字字帶血，業績不滅，墨香久遠的評語，魯迅卻是絕對當得的。
此等深邃、廣博、透徹、辛辣、雋永，只怕再也難有。
END
文 | 九鴉
圖 |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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