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在朋友圈看見謾罵魯迅的文章，我的朋友圈，應該是些很乾淨的人。對他們的謾罵魯迅，我很詫異，這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我只能談談我理解的魯迅，希望能讓遊移者對魯迅更多一些理解。
早晨又重溫幾篇魯迅的文章，感覺魯迅乃是一個純粹的人道主義者，他下意識同情那些受苦的人，至於會不會因此赤化，不在他的考慮之內。他不是精明的政客，不會計較諸多利害。他只是看見苦難就不平，實在是個有赤子之心的人，當然也有點世故。他恨鐵不成鋼，卻還懂得適可而止，懂得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
我認為魯迅一生都在為國人的心理痼疾而悲痛，他多麼希望國人能治癒這些痼疾，能回返文明和正常的民族之林。他的憤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因此不惜嫉惡如仇，得罪人無算。有些流氓也看出了國人心理的痼疾，但並不為之悲痛，反而心中竊喜，因為利用這些心理殘疾，很可以為自己撈一把。在一般人，則把紅腫說成燦若桃花，讓國人沉醉在虛幻的自尊當中，渾渾噩噩，不知生死；在“英雄”，則用之打江山坐江山，奠定自己魚肉國人的地位。魯迅就如一個善良的長者，在街上看見一個殘疾小孩，悲憫不已，急欲將小孩帶到醫院醫治，卻無能為力；因為正有另一種人，在逼迫這小孩去乞討，甚或加重小孩的殘廢，以博取更大的同情，為自己獲取更大的收益。誠然，魯迅和後一類人是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目光敏銳，看到了國人的心靈扭曲，而對待他們的態度和目的完全不同。有學者叫李劼者，將兩者相提並論，可謂皮相之見。
魯迅和施蟄存之間有一個著名的筆仗，施推薦學生讀《莊子》，被魯迅激烈批評。若斷以常理，魯迅的確略微過激，然而不理解那時的環境，又怎能理解魯迅的反應？他說：“‘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老新黨們知道國家要臻於富強，必須學習西方；新遺老卻記吃不記打，又要回歸傳統，把玩國學，又要在糞水裡載沉載浮，教他怎不憤懣。
魯迅讚揚日本人做事認真，“詆譭”中國人，“連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很少看見五毛罵他漢奸，倒是見很多公知罵他顛覆中華傳統，卻不知那傳統吞噬了多少生命，催生了多少血淚。這個國家，真是無可救藥？
胡適對馮友蘭極為厭惡，對魯迅則極寬容，說魯迅是“我們的人”。可惜很多公知不懂，還把魯迅和胡適作為對立面，捧胡抑魯。胡適和魯迅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對於文化傳統的態度，他們都敏銳地看出，中國黑暗的文化傳統對人格有何等大的戕害。
有人說魯迅的問題，就是沒留學過歐美。我不這麼認為。一個人形成何種見識，恐怕更和性格和悟性有關。馮友蘭留學過歐美，卻滿腦子帝王意識；傅斯年留學過歐美，卻滿腦子叢林思想。魯迅的悲天憫人，對弱小者本能的同情愛護，很多留學歐美的人皆未夢見。
魯迅說，寫文章的人總不會去描繪大便和蛆。其實大便和蛆也是值得描繪的，至少可以給後人警醒，遠離大便和蛆。他還是仁慈。
崇拜屠夫，大概是原始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在野蠻社會中，最能殺人的那位，肯定被目為英雄。這種思維，日漸文明後，才能逐漸擺脫。魯迅也曾為此深深痛苦，因為國人的思維恰恰還處在原始時代。
魯迅還沒有想到有些國人的壞，壞得比他所說的“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還要徹底。那麼多國人已經移民西方，在文明國家享受文明的好處，卻從故紙堆裡尋章摘句，歌頌中國的劣根性。這樣的生物，他絕沒料到。
有個朋友周遊全球，曾對我說：“多出去看看，你就明白魯迅為什麼那麼著急，中國的人，心智落後一百年不止。”我說：“我不出去，早已知道魯迅為啥那麼著急，因為眼前的荒誕，已經看飽。”在中國，有些右派也大罵魯迅，不承認中國愚昧，要麼是裝傻意有所求，要麼是真傻無可救藥。
魯迅曾感慨，日本人辦事真是認真：“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裡。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只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我從中看出了魯迅對中國人的悲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凡事只是做做樣子；有人卻看出了魯迅漢奸，對中國人被抓說風涼話。人和人的大腦結構，竟如此大相徑庭。
看西方的史書，可以看到兩千年來，他們一直沒中斷思考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包括中世紀），任泉問題；看中國的古書（除了少部分純粹文學性、工具性的書），全是講“牧民之道”，牧者，治也；牧者，養也。都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語氣。看得再多，也得不到一點現代政治的知識。所以，魯迅勸人不看或者少看中國書，是很明白的，因為腦殘就是這樣逐漸鑄成。
古文給人的閱讀感很好，這大約是白話文所不及的。我回憶中學語文課本，幾乎唯一有閱讀感的白話文是魯迅，“我在年少時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只覺口舌生香，想一氣讀下去。
早晨迷迷糊糊尋讀了幾篇魯迅的文章，感覺自己比魯迅要直接一點，真誠一點。魯迅還是有些世故。他的某些觀點在嘴邊呼之欲出，但絕不出。因為他知道，有些真話，在這個可怕的國家裡，愚昧的人群中，還是不能說的。
美的文學作品，以及藝術作品，和美的女人一樣，最本質的特徵是潔淨。所以我不大愛看中國的農民小說，不潔淨。魯迅的文章最好，就好在潔淨。好的論文也潔淨。一切的美，都因為潔淨。
現在彷彿又是魯迅所處的民國時代，一些偽遺老遺少聚在一起，天天舉著儒學傳統文化的大旗吆喝，想佔山為王，也不過為了點蠅頭小利。可笑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估計連古書都沒翻過幾本。我有幾個一向尊敬佩服的學者，他們在古代經典方面功力精湛，但據我的親身交往，以及道聽途說，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幹這種無恥之事。想想魯迅對《學衡》派諸君的挖苦，時光又在倒轉；越是半桶水不到，越喜歡渾水摸魚。
重讀魯迅的文章。我感覺，那些恨魯迅的，看不到魯迅的單純，看到的只是他們不單純的心中那個偏狹的自己。
李慈銘寫《越縵堂筆記》，魯迅說其多偽，下筆之初，已經決定出版的，讀來很不舒服。胡適卻對之推崇備至，且追慕效法之。從此可見胡、魯性情的不同：胡適多少追求點偽，這符合人情；魯迅卻極意求真，難怪讓很多人不舒服。我個人雖覺得胡適不錯，但又極愛魯迅，大概既討厭虛偽，又對真誠的偽也能容忍。
魯迅對文章的審美早已經被章太炎固定了，簡約而詩意，還有內在的古樸，一輩子也沒掙脫（當然也沒必要掙脫）。他好可憐，雖然他對晚年的章太炎只有腹誹和憐憫。
魯迅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也是一種幸福。”說得多麼的好啊！這是多麼純淨的心靈！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那麼討厭魯迅。
我認為白話文最好的標準是：簡約而又充滿詩意。點檢白話文興起以來的作家，只有魯迅達到了。其他人就算文學史上排行第一流的，也比他差一大截。簡約而充滿詩意的作品才經得起細讀。
1930年9月，胡適致信給一個叫夏蘊蘭的人，說：“你不願學英語，但我勸你學，因為這是一條打開眼界以求知的生路。故紙堆裡翻筋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應該走的。”這和魯迅的勸青年不讀或者少讀中國書，何其相似乃爾。胡適和魯迅，真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雙子星座。
《胡適年譜》一書，眉目清晰地勾勒了胡適一生的活動與思想。我愈發感覺胡適和魯迅真是同道，他們都認為，中國真正的惟一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封建主義，不是軍閥，而是愚昧。愚昧！！
蔣廷黻曾見魯迅和一群孩子玩一門青銅玩具炮，魯迅說它可能是唐代設計的，但他買時價格很低，因為他不信那是古董。蔣問為何。魯說：“如果我一定說是唐代的古物，別人就一定說他不是；如果我一開始說它可能不是，就不會引起爭論了。”魯迅其實是個與世無爭的人，誰知陰差陽錯，竟成了一個文學政治紛爭中的重要人物。
重讀魯迅的《采薇》，倍覺悲涼，伯夷、叔齊兩人並非被統治者所殺，而是被那些愚蠢殘忍的普通民眾所殺。“不食周粟”有什麼道理？可牲畜圈裡的牲畜就認同這套邏輯，哪個奪了天下，一根草就都該歸它。它的眼光本也照顧不到這麼遠，然而自有牲畜幫它監視。兩千年來，牲畜們都自告奮勇戴上街道的紅袖章。
剛讀到魯迅的文章：“我認識一個醫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擊，有一回，自解自嘆道：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你把拿破崙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寫的也是中國人對殺人英雄的崇拜，這幾句又極簡約，文字搖曳生姿。
總見很多人說，看不起魯迅，後期只會寫雜文。如果把雜文寫成時評，那魯迅確實沒什麼了不起。但魯迅的雜文卻不僅是時評，他深挖時事的最深層根源，輔以最精湛的文筆，他的雜文因此不朽。
魯迅的小說，最喜歡的是《孤獨者》，可以看出某些中國人每一滴體液中深藏的卑俗和低賤，以及卑俗和低賤中可笑而愚蠢的得意，浸透著魯迅的痛苦和絕望，令人窒息的深刻，無人能及。這是真正的思想者小說，單純的描摹世像百態的小說，寫得再生動，也無法與之比肩。
魯迅扯著喉嚨吶喊，喚醒了鐵屋子裡睡著的人，但結局只能令他大跌眼鏡：一小部分人確實四處尋找工具，要砸碎鐵屋，但很快被其他人按住捆了起來，當成精神病處理；剩下更多的人打著呵欠修補鐵屋，又罵罵咧咧地墜入夢鄉。領導環繞鐵屋子轉了一圈，拖著一小撮精神病，滿意離開。
沒有魯迅那樣深邃的思想，就無法理解魯迅的痛苦；沒有魯迅那因深邃的思想帶來的絕望，就無法理解魯迅的睚眥必報和一個都不寬恕；謾罵魯迅刻薄的人，是思想的可憐蟲；開口閉口寬容的人，他和魯迅有精神隔閡和性格隔閡。寬容很重要，但用在魯迅的文章語境，是驢脣不對馬嘴。
魯迅是中國白話文學史上最最偉大的作家，他天才的語感，深邃的思想，敏銳的觸覺，癲狂的神經質，讓他成為中國白話文學史上的唯一。什麼沈從文、張愛玲，都只能瞠乎其後。
看胡適的言論，我總感覺他是一個欲言又止的周作人。特有周之心，無周之膽耳。
1930年七月，梁漱溟致信胡適，對胡適提出質問：“大家公認中國的第一大仇敵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封建軍閥。您卻認為不是，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這有什麼道理。”從此可知至少在1930年，梁漱溟屬於貨真價實的腦殘。胡適回答他：“什麼都歸結於帝國主義，張獻忠洪秀全又歸咎於誰？鴉片固由外國引進，為何世界上長進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滿天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帝國主義強迫我們種的？帝國主義扣關門，為何日本藉此一躍而起，成為世界強國？”語氣沉痛，可惜舉國若聾。
胡適曾在日記中說：“張其昀和錢穆從未出過國門，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跟沒出一樣，實無所見。這些人的見解都很反動，擁護集權的態度也很明顯。”其巨眼灼灼，馮友蘭後來奴顏婢膝，錢穆頑固憃愚，皆為其所中。
有人說老舍比魯迅水平高。老舍確實不錯，但和魯迅，還不是一個重量級的。老舍靠方言取勝，我認為靠方言取勝的作家，都不是一流作家。只有像魯迅這樣採用共同語寫作，而又讓人百讀不厭，才是語言大師。老舍的語言質樸，而魯迅的語言充滿詩意。
魯迅對馮雪峰說：“你們成功了，首先會殺掉我。”可他為什麼還要和對方合作呢？這就是“我以我血薦軒轅”了，他大概認為對方成功了，社會總會變好一點，即使自己上了祭壇，也是值得。
我感覺，魯迅真不是用來啟蒙的，若自己悟不到，也就永遠讀不懂他；哪怕喜歡，也其實有隔膜。
魯迅剛回國在那什麼破學堂教生物的時候，學生們萬想不到這個不到一米六的小矮子，會是顆文化巨星吧。我真想穿越過去，上一堂魯迅的課啊。
我爺爺是稻農，從我少時的觀感來看，沒有農民會愛上種田這行當，我所見農民，其心態和包法利夫人裡法國老農的看法一樣：種田是個老天詛咒的行當。所以，我無法理解《白鹿原》之類小說裡那些莊稼漢的莫名自豪感：“不搶不偷，正正經經的莊稼漢“，感覺帶著宣傳敘事的假。魯迅筆下的農民，奸猾而麻木，才真活靈活現。
日本人回憶，魯迅有意思，周作人沒意思。外人見了魯迅，魯迅可以聊天抽個煙，很親切，倒茶倒水，很人性化；周作人就坐在那讀書，不理外事。魯哥真是太可愛了！外人所說的他圓滑，大概正是由此。
魯迅的文章，即使是最油滑最幽默的，也蘊藉爾雅，俗中帶雅。沒有魯迅的學養，是學不來的（《摩羅詩力說》《淑姿的信序》，古文駢文，隨手寫來）。硬學，只顯得鬧騰。
那些把胡適吹上天，把魯迅踏下腳底的自由派們，難道沒想到，胡適們的不成功，正映證了魯迅的偉大嗎：這種吃人的文化傳統，沒有強大的啟蒙，是孕育不出憲正民主的。
魯迅作為作家，至今無人能夠超越，是因為魯迅首先是個思想家，沒有思想，你只配登小說月報。
好多人都說周作人的散文強過魯迅，我是萬萬不能贊同的。周的文字淡乎寡味，一會引一段一會引一段，他那不是文學，是寫論文。但又沒證明什麼，純屬無聊。
通俗小說的最重要的標準是，經不起回味，哪怕當時看得津津有味。每次我在別人的勸告下試圖接受金庸的小說是好小說時，就開始回憶其內容，結果竟然提不起回憶的興致（雖然我依舊認為他寫的是最好的武俠小說），就像想到了兒童遊樂場。而魯迅的小說則會立刻讓我悚然，彷彿看到了過去的整個人生。
魯迅寫小說，比較晚，接近四十歲，那時思想已很深沉，所以，他的小說才像冰山，露出海面的是尖尖角，看不見的基座很大，經得起反覆讀。他以思想駕馭小說，一篇就是一篇，擲地有聲。現在大多數小說家沒讀幾本書，只是一個勁瞎寫，雖然貌似一篇接一篇發表，卻像灰塵漂浮，不過終歸泥土。
魯迅文章的晦澀，毫無疑問，主要因為他怕死。因為怕死而不敢明說，所以只能隱晦。魯迅怕死嗎？那當然，瞭解他生平的，都知道他很怕死，尤其怕被權力搞死。但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缺點，要承認，這世上怕死的是絕大多數，否則世上就不存在什麼暴政。但晦澀也給他帶來了另外的收穫，因為遣詞造句的斟酌，意蘊反而更加豐富。
有人對胡適說，我們讀書，要做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胡適打斷他，問：什麼叫為天地立心啊，你解釋給我聽。那傢伙傻了。胡適道：孩子，不要說自己都不理解的話。我特別佩服胡適這點，直率犀利且邏輯精密。其實這類古文和黨八股一樣，都是不切實際的昏話。還有位老同學說：“吟誦也分了陰柔陽剛和老陰老陽少陰少陽”，說真的，我最怕什麼陰陽五行，更怕什麼老陰老陽少陰少陽這類玄虛得沒邊的東西，在我看來，凡是用正常人話講不清楚的東西，都很可疑。我這是向胡適學的，他一生諄諄告誡，我認為是胡適思想中最偉大的部分。
胡適曾經寫了一首六言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似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郭沫若無恥地說：“倒不如把‘拼’字改成‘奉’字，顯得老實一點。”在奴才的心目中，所有人都一定是奴才，以己度人，恬然不以為怪。
1933年，胡適寫信給孫長元，說孫氏文章有一個毛病，喜歡用些抽象名詞，“封建勢力”“國際帝國主義”“民族資本”等，此外還有“最後的原因”“根本的解決”“溫情主義”，說這些詞沒有經過分析，一不小心，就會讓它們代替自己的思想。
1930年11月，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發表文章謾罵胡適，說胡適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是中國急切的要求，肯定是“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贊助和榮寵”“居心險惡，行為卑劣”， “真可以不與共中國了”。按，胡漢民身為國民黨大佬，見識窳劣如斯，措辭之粗鄙，與當今MF無別，國民黨本身之愚昧，可見一斑。
胡適曾開過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把《九命奇冤》列入，引起一片譁然。其實《九命奇冤》比十三經更有資格稱為國學，裡面官吏無法無天，百姓進京上訪，偶然碰上明君批覆，才能冤案昭雪，至今仍舊是中國社會的寫照；明君聖主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非最好的國學課本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