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魯迅先生和胡適先生同為新文化運動的大將,在1920年前後二人一度交往密切,關係火熱時不僅互通書信,更是在自己文章中引用對方的詞句。但是兩人最終不相往來，胡適更是成為了魯迅挖苦和諷刺的對象，但胡適似乎一直對魯迅保有一份敬重之心。很多人因此評判說：胡適大氣，魯迅小氣；胡適包容，魯迅刻薄；胡適有大家風範，魯迅像小家毒舌。但我覺得這樣的評判是不公正的，因為歷史上缺的從來不是老好人，而是真君子。另外胡適表現得大度，一是跟他的社會地位有關，二是他或許從來就沒有關心過魯迅為什麼會討厭他。如果一個人的大度建立在無視的基礎上，而非理解，那麼這樣的大度有什麼意義呢？
魯迅先生
如果以後視的眼光將胡適和魯迅之間的事情覆盤，大家會很容易的得出一個結論：魯迅和胡適之間關係的破裂是必然的，因為一個靠近國民黨，一個靠近左聯。但追本溯源的話會發現，政治立場其實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在新文化運動後期，關於文學是否避談政治也產生了很大的爭論。在陳獨秀提出關於《新青年》如何繼續辦這個問題的時候，胡適的回覆中說到了“公開聲明不談政治”，這或許是胡適的意見，也或許是其他編委的意見。對於這種示弱和妥協的行為，魯迅是極為反感的。魯迅深切地知道一點，無論《新青年》雜誌發表的刊物有多避談政治，當局都會想把它牢牢控制住，而主動發表示弱性的話語，只會讓自身的立場更被動。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胡適，對待政治的態度其實是比較曖昧的。
陳獨秀先生
真正使胡適和魯迅走向決裂的是“三一八慘案”，在這個段祺瑞政府製造的事件中死傷多達200餘人，年輕的女學生劉和珍付出了生命。這一天，被魯迅稱為民國最黑暗的一天。在這之前，許廣平、劉和珍等幾名學生就被開除了。說起許廣平這個名字大家應該是十分熟悉的，因為她後來成為了魯迅的夫人。當時的魯迅，對於學生運動是非常支持的。但當時社會上也有很多名人不支持學會運動，其中以陳源為代表。胡適和魯迅是朋友，和魯迅也是朋友，當魯迅和陳源互相懟得天昏地暗之時，胡適並沒有選擇支持誰的觀點，而是當起了勸架的老好人。
劉和珍君
胡適在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 我深知道你們三位都自信這回打的是一場正義之戰，所以我不願意追溯這戰爭的原因與歷史，更不願評論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當日各本良心爭論之中，不免都夾雜著一 點對於對方動機上的猜疑；又這一點動機上的猜疑，發生了不少筆鋒上的情感；由這些筆鋒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層層猜疑，層層誤解。猜疑愈深，誤解更甚。結果便是友誼上的破裂，而當日各本良心之主張就漸變成了對罵的筆戰 。
從中我們不難讀出胡適的一番好意，雙方都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朋友間能夠握手言和友好共處。但是胡適把問題的關鍵說成是因誤解對方筆端的文字，從而產生更大的猜疑，導致友誼破裂，就顯得比較天真了。鄭源支持獨裁專制政府，魯迅支持正義的學生運動，這從根本上就不可能調和，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更不存在什麼誤解。更重要的是，此時魯迅對於胡適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厭惡心理。胡適還傻乎乎的來勸魯迅，不僅無功而返，更加深了魯迅對他的厭惡。此後，胡適之名消失於魯迅日記之中，轉而變成了雜文中挖苦、諷刺和嘲諷的對象。
胡適先生
平心而言，在這場註定破裂的友誼之中，胡適和魯迅兩人都沒有錯，錯的是這個時代。如果換成和平年代，兩人或許會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但那個時代，需要的是一個愛憎分明、金剛怒目的魯迅啊。雖然胡適的態度值得稱讚，因為即使魯迅攻擊他，他還是能對魯迅做出比較公正的評判（蘇雪林想對魯迅進行鞭屍運動，但胡適並沒有搭理她），並且在魯迅死後幫忙出版了《魯迅全集》。但我還是更喜歡那個金剛怒目的魯迅，因為他是真的猛士。
參考文獻：
魯迅 《魯迅書信選》
胡適 《護士書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