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赫斯因素”的揚棄和超越,既體現在其批判現實世界的深度和廣度上,也體現在對未來世界構想的科學性上。而馬克思拜物教批判以商品作為邏輯起點,按照螺旋上升的方法,將批判領域從商品拜物教擴大到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深入到資本主義物質生產領域,這是赫斯所無法企及的。
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成功結合的典範,它從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中汲取了豐富的思想養料。然而,較早對這三大理論淵源進行整合的探索者卻另有其人,他就是馬克思的同時代人、“德國社會主義之父”——莫澤斯·赫斯。過去學術界比較側重強調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影響,對赫斯的研究稍顯不足。探究馬克思思想中的“赫斯因素”,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的形成過程,有利於還原一個立體的、本真的馬克思。
圍繞馬克思思想中的“赫斯因素”產生爭議
馬克思思想中是否存在“赫斯因素”,是國內外學術界頗具爭議的一個問題。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思想形成過程中不存在“赫斯因素”。盧卡奇就是持這種看法的典型代表,他認為赫斯是馬克思“失敗的先行者”,對馬克思沒有實質性影響。民主德國學者門克認為,不是赫斯影響了馬克思,恰恰相反,是馬克思促進了赫斯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赫斯相關著作的日譯者山中隆次、畑孝一對“赫斯因素”也持基本否定態度,認為赫斯對馬克思的影響最多僅限於《德法年鑑》時期。我國學者韓立新對學術界“回到赫斯”運動表示擔憂,認為這種學術進路存在一定的理論風險,容易誇大“赫斯之於馬克思影響的傾向”。
與此相反,許多學者認為赫斯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針對盧卡奇等人的否定結論,法國學者科爾紐發起了一場“回到赫斯”的運動,認為赫斯關於行動哲學、經濟異化問題的分析對馬克思有著很大影響。英國學者麥克萊倫認為,馬克思在準備把經濟學領域作為關注對象的關鍵節點,“從赫斯那裡吸取了所有重要的論點”。波蘭學者羅森、日本學者廣鬆涉等甚至認為赫斯對馬克思學說產生過“決定性”“壓倒性”影響。我國學者侯才、張一兵、聶錦芳、陳東英等也都肯定了赫斯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其中張一兵就認為赫斯是馬克思下定決心研究經濟領域的“重要導因之一”。
筆者認為,不應片面否定或誇大“赫斯因素”的影響,而應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進行分析。許多學者否定“赫斯因素”的主要依據是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寫作時間早於赫斯的《金錢的本質》,但事實上,赫斯與馬克思的交往從19世紀40年代初就開始了,赫斯的一些觀點在《金錢的本質》之前就已經引起了馬克思的注意。直至馬克思發生哲學變革的初期,赫斯還是馬克思的“同路人和合作者”。在文本方面,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一些行文思路、論述邏輯、表述方式都或隱或現地滲透著“赫斯因素”。因此,赫斯是研究馬克思思想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人物,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此後的分歧而否定“赫斯因素”。
“赫斯因素”影響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的形成
恩格斯指出,研究馬克思“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從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論不僅體現在《資本論》的某個章節,它的形成發展過程涉及馬克思的整個思想體系,並與馬克思本人思想的成長曆程密不可分。在這個過程中,“赫斯因素”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首先,“赫斯因素”的橋樑作用。哲學批判與經濟批判的有機結合,是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形成的前提。如果說費爾巴哈為該理論提供了重要哲學方法論的話,那麼赫斯則是推動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式哲學話語向經濟學視角轉換的關鍵人物。赫斯的貢獻在於對費爾巴哈異化理論進行了“修正”,並將其運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進而在費爾巴哈與馬克思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這一時期,馬克思雖然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批判了金錢拜物教現象,但還缺乏理論層面的分析和具體論證。而赫斯不同,他抓住了商品經濟的核心要素“貨幣”,並以此作為切入點從社會交往的角度揭示了貨幣異化的本質和根源,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交往已經被貨幣所控制,貨幣拜物教促使人的關係全面異化。這種從經濟學角度探尋人的異化問題的認識無疑是深刻的,與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進路也是相契合的。
其次,“赫斯因素”的啟發作用。馬克思所指的拜物教強調“物的人格化”,在商品經濟中,人與人的關係必須通過物與物的關係表現出來;交換關係使物顯示出比自身更強大的力量。拜物教批判就是要揭示這種被物的關係遮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馬克思之前,赫斯對貨幣本質的揭示也採取了主客體和主體間的雙重視角。赫斯認為,人的社會交往尤其是“生產性”的交往是人的本質。當社會出現了單個人與類本質的分離,貨幣就成了人的社會交往的中介。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幣已經從交往的中介異化成人的價值的衡量標準,貨幣異化反映的是人們社會關係的異化。這種通過“物”看到“人”的批判思維和方法,對馬克思後來的拜物教批判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最後,“赫斯因素”的促進作用。馬克思在揭示和批判拜物教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消除路徑,即構建“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這一思想的形成明顯受到德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家的啟發。對此,馬克思自己曾毫不避諱地指出:“不消說,除了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這些著作就包括赫斯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較為全面論證的文章。馬克思在後來談及政治經濟學研究動因時也曾表示,除了“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外,在《萊茵報》上“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也是重要因素。赫斯作為德國社會主義之父,顯然是這種“回聲”的主要發出者。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赫斯在馬克思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在消除拜物教路徑的探索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馬克思拜物教批判揚棄“赫斯因素”
馬克思對“赫斯因素”的揚棄和超越,既體現在其批判現實世界的深度和廣度上,也體現在對未來世界構想的科學性上。赫斯雖然已經從交往關係的視角論證了人的類本質的實現方式,但他把現實生活更多地理解為個人利己主義的“小販世界”,從而把對金錢異化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停留在了流通領域。而馬克思拜物教批判以商品作為邏輯起點,按照螺旋上升的方法,將批判領域從商品拜物教擴大到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深入到資本主義物質生產領域,這是赫斯所無法企及的。此外,赫斯的相關論述雖然也涉及“資本”概念,但對這一範疇並沒有足夠重視,而是僅僅將其作為國民經濟學的觀點加以引用和複述,馬克思卻把“資本”作為揭示和批判現實世界的核心範疇和銳利武器。
在人的解放方式上,雖然赫斯和馬克思的答案都是共產主義,但是他們的“解題思路”有著本質區別。赫斯毫無批判地接受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批判,認為共產主義是實現人的自由活動和類本質的迴歸,可以通過“愛”的教育和漸進的社會改革實現。馬克思在發生哲學變革後,強調共產主義不應該是一種被假定的理想狀況,而是“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對於兩者的差異及根源,盧卡奇曾進行入木三分的分析:“同在向共產主義轉變的馬克思和赫斯,在他們思想形成的最後一個環節,即如何面對黑格爾時,兩個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赫斯否定了黑格爾辯證法,回到了費希特和費爾巴哈;而馬克思則批判地吸收黑格爾的辯證法,前進到了黑格爾與國民經濟的結合。”這確實是馬克思與赫斯最關鍵的區別,也是馬克思之所以能揚棄“赫斯因素”原因所在。
拜物教批判被認為是馬克思經濟思想中最具哲學意味的理論,它成功地將唯物辯證法運用到資本主義經濟領域,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視角提出了消除拜物教的科學構想,從而實現了對“赫斯因素”的揚棄和超越,這一理論也成為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和構建全新理論的重要武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專項項目 “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論的當代審視”(16JD710018)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9年7月30日 作者：李瑞德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