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芷淵】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
一九九六年七月，香港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在亞特蘭大奧運中為香港奪得第一面奧運金牌，英國國歌奏響，港英殖民地旗幟徐徐升起。老師告訴我們，要好好記住這歷史一幕，因為從下一屆奧運開始，如果香港運動員奪金，升起的將是香港特區區旗，播放的將是中國國歌。於是我帶著疑問牢牢記住了。
那時候我還在讀小學，對香港即將要回歸一事一知半解。只知道突然有一段時間，身邊很多同學不見了，後來聽說他們跟爸爸媽媽移民了。
李麗珊奪金使我第一次發現，香港於我而言是那麼的不同和重要，儘管當時我還不懂，骨子裡有一種叫“本土意識”的東西正在醞釀當中，讓我對這片土地有著不一樣的歸屬感。
一年之後，香港迴歸。那是一個雨夜，從告別儀式到凌晨的主權交接儀式，家裡的電視一直開著。那晚，維港上空煙花綻放，整個香港就像過節一樣。七月一日一覺醒來，港督府的英女王王冠徽號被拆除了，所有政府機構都改為懸掛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再後來，錢幣的樣子變了，英女王壽辰假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國慶日、佛誕等公眾假期。
我就讀的小學那幾年在翻新重建，我們租用了另一座學校大樓。迴歸那年，我們開始學普通話。老師當時是這樣講的：“香港是個特別行政區，和內地其他城市不同，但她與內地其他城市都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就像你們學的普通話課是個特別課程，和中、英、數等科目不同，但都是你們要學習的課程。”老師說，待學校大樓翻新完成我們就會搬回去，就像英殖民地租期到了，香港主權就要回歸。
我是香港人VS我是中國人
初中之後我們開始接觸中國歷史科，詳讀了鴉片戰爭和香港淪為英殖民地的來龍去脈，但隨之而來的，是對自己身份的迷思。我們八零後這一代，中學時幾乎都有辯論過這樣的題目：“我是香港人VS我是中國人”。
支持“我是香港人”的同學認為，香港一直處於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香港人就要捍衛自己的身份；認同“我是中國人”的則反駁，“香港人”這種本土認同的前提是國家認同，就好像有些人說“我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前提是他們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在我們心中相互拉扯，國家隊在比賽中勝出時，我們以身為中國人自豪，但當內地有一些負面新聞，例如食品安全問題時，香港人的本土身份又會變得更強。
那個年代，“本土”不是敏感詞，我們都視之為對香港的一種歸屬感、自豪感，更不知道什麼叫“港獨主張”。因為我們的身份本來就存在所謂的“二元認同”，也就是我既是香港人，也為中國人。
迴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在我讀高中時，當時的教育統籌局舉辦《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班》，透過選拔選出每團一百多名學生，到北京參觀學習和與內地學生交流，瞭解內地在經濟、政治、科技和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
為了讓更多學校的學生有機會參與，當局設下一個規定，每團每間學校只能錄取一名學生，於是身邊的同學朋友對被選中參團的我們都羨慕不已。那時候，我們學習的國情內容深入全面，包括國家發展的優勢和不足，香港學生和內地學生的交流開放坦誠，兩地媒體的報道很積極正面，學習國情被視為理所當然，就好像在其他國家一樣。
凡事訴諸血緣、地緣、歷史淵源。長輩們經常說，以前的香港是一座經濟城市，茶餘飯後大家不太談論政治，政治意識也沒那麼強。
只不過迴歸後這些年，香港經歷了太多的痛。慶過迴歸就爆發亞洲金融風暴，樓價暴跌；剛平靜一些就遇上二零零三年的SARS，香港經濟跌入谷底，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愁雲慘霧……
本文作者香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黃芷淵，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沒有硝煙的戰爭
SARS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但經歷了這一疫，卻令香港人更為團結。
非典型肺炎於二零零二年在廣東順德首發，短時間內擴散到東南亞及全球多國。二零零三年的春天如約而至，然而事情並沒有隨著花兒萌芽變得美好，只有更差、更壞。三月，SARS病毒快速在香港擴散，威爾斯親王醫院疫情爆發，淘大花園超過三百人患病，死神無情地奪走一個又一個生命。港府史無前例地把淘大花園E座隔離十天。
那一年我讀中四，中五會考準備得如火如荼中。那段日子我們要戴口罩上學，老師每天早上在校門口為學生量體溫，校園處處都是消毒洗手液。因為疫情嚴重，學校讓我們自行選擇是否回校上課。來上課的同學越來越少，四十人的班級試過只有三四人來上課。整個香港就像打仗一樣，坐車有人打個噴嚏，附近所有人都會閃開，學校陸續停課，醫護人員相繼染病甚至過世，世衛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社會經濟全面蕭條……誰也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過去。
我們這一代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崇尚個人主義，生於物質富裕的年代，原本根本無法體會七十年代“獅子山下”香港精神那種逆境自強、刻苦奮鬥和所謂的本土集體意識。但因為一場SARS，讓我對這個城市有了新的反思。黑暗之中我們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輝；失望之中我們看到香港人守望相助的價值；逆境之中我們看到這個文明社會的優秀素質。
儘管當時獅子山下不再只有貧民區，但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仍常掛在我們嘴邊。而我所說的掛在嘴邊，不僅僅限於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還包括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新一代，甚至在香港成長的內地新移民。如果要說本土意識，相信SARS時社會融合團結、共同奮鬥的本土意識比什麼時候都來得強。
SARS是一場磨鍊，卻讓愛滲透在香港每一個角落，反觀今天的社會沉浸在謾罵鬥爭文化之中，那段日子就像沙漠中的甘泉，滋養著香港人的心房。
內地-香港“矛盾”背後
過去數十年，香港的經濟一直處於高增長的繁盛期。但內地經濟快速發展，令香港在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逐漸減少，從前擁有的一些相對優勢也漸失。加上當年SARS之後內地以CEPA（內地與港澳簽署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觀察者網注）及赴港自由行協助香港經濟復甦，內地高消費族群紛紛赴港消費，香港人較內地人優越的感覺日漸消沉，排外心理不然而生，內地-香港“矛盾”也越來越嚴重。
隨著內地赴港自由行的規模不斷擴大，香港與內地的民間“矛盾”也逐漸升溫。
二零一二年一月，國際名店D&G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照，並稱“如果是內地人就可以”。事件在香港引起極大迴響，有網民發起萬人集會，內地與香港罵戰更一觸即發。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卻反映了香港人因難以接受在本地受到歧視而激起的強烈本土意識。
再後來，從雙非孕婦湧港產子到本土團體抗議內地遊客並稱之為“蝗蟲”，從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到針對內地遊客的衝擊行為，兩地“矛盾”不斷加劇。
以水貨客問題為例，這原本涉及社會政策的問題，卻成為內地-香港“矛盾”的根源。為了從多方面瞭解水貨活動的影響，那幾年我多次走訪新界北區，採訪水貨客及當區居民。
記得有一次，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在網上號召發起抗議水貨客示威行動，有示威者一看見有講普通話的疑似水貨客或內地人就上前謾罵，也有示威者聲稱被內地水貨客襲擊，警方需將示威者和操普通話的人士分隔兩邊。
作為記者，我們總希望能儘可能地平衡兩邊的意見。我先走向內地人一邊進行採訪，之後轉到示威者人群，打算訪問示威者水貨客活動怎麼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怎料我還沒開口徵求採訪，有示威者就情緒激動地大喊：“大家不要接受她採訪，我聽到她剛剛用普通話採訪對面的‘蝗蟲’！她不是香港人！”然後一眾示威者隨即向我報以噓聲。
我用純正的廣東話迴應道：“不好意思，你誤會了！我是香港人，我是記者！”我冷靜地安撫示威者的情緒，並採訪了其中幾位示威者。正當我心裡慶幸終於順利完成採訪之際，內地人一邊又開始起鬨。有人指著我說：“原來你是他們的人，怎麼可以利用我們對你的信任！”
那一幕，那種無可奈何的感覺，我至今歷歷在目。
變質的“本土”
今天的香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無論政治立場偏左、中還是右，都愛說自己支持“本土”。既然如此，為什麼社會上還會有那麼多爭拗？“本土”的真正定義又是什麼？
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國共內戰時香港還是廣州文化的一部分，當時並沒有所謂的“香港身份”。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嬰兒潮”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成為社會人口主要結構主流。香港經濟騰飛，締造了“亞洲四小龍”的神話，粵語流行文化優勢掘起，香港社會福利普及化，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逐漸成形，本土的優越感也開始萌芽。
那時候，香港處於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內地的改革開放還處於初期，所以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有兩重意義，一是“香港比中國其他城市優越的特殊性”，另一層面則體現為“愛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思想與主張。七十年代，專上學聯每年都會舉辦“中國周”，並興起以“反殖”和“認識祖國”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所以在那個年代，“本土”就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迴歸後，新一代的香港人大多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年輕人。對他們而言，“本土”指的就是“香港”本身。隨著世界經濟步入全球化，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開始大力發展基建，漸漸催生越來越多年輕人為保衛香港文化或集體回憶而發起的社會抗爭，例如保護海港運動、保衛利東街行動、守護天星碼頭、反高鐵保菜園村運動等等。這種圍繞土地發展、舊區重建等的議題，觸動著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另一方面，人對於不熟悉的外來文化一般都會心存排斥，如果這種排斥感不妥善處理，無法融合就會導致分歧，甚至從純粹的排斥變為對一切異見存有不信任與怨恨，從而走上極端偏激之路。內地赴港自由行開放後，內地-香港文化差異激發更多新一代關心政治，連串突顯內地-香港“矛盾”的事件更加深了部分人“去中國化”的情緒。
二零一四年的政改風波，激發了持續近八十天的“佔領行動”，走上街頭的盡是九零後的稚嫩臉孔，他們有些人不再依規行事，要透過自己的行動去證明、去爭取。一些年輕人的本土意識高漲，矛頭更直指向中央和特區政府。
隨後的幾年，一股變質的“本土”極端勢力浮現，“傘後組織”紛紛成立，一些打著“本土”旗號的組織，不僅僅針對內地人，甚至以外來族群或異見者為“敵人”，港獨、自決、自治的意識在政經及社會議題上發酵。
《我們是香港真本土》論壇及新書發佈會，左一為本文作者，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本土不是港獨
“本土派”的出現不足為奇，可是現在不少香港人將之與“港獨派”混為一談，我覺得這並不恰當。
近年，我一直為香港一個社區網絡平臺撰寫小文，介紹香港一些懷舊老店、一些歷史古蹟、一些感人故事。穿梭在不同地區大街小巷，傾聽有著不同背景的香港人訴說他們的故事，我詫異這座城市有太多的多元性。
有一次一位老奶奶問我：“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你會對這些老店、老人、老故事感興趣？”
我說：“時代變遷，香港很多老店逐漸被淘汰，有些行業漸漸式微，我希望在它們消失前，用我的文字留下一個印記，寫下一段見證。”
老奶奶迴應道： “這些是香港本土的價值，你這才是真正的‘本土’啊！”
“真本土”，我頓時感覺這個身分有點沉重。
也許，一些標榜“本土”的“港獨派”人士，他們只知道極力主張在政權上與國家割裂，強調“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追求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但真正“本土派”主張的是保護香港的文化風貌、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推動宣揚香港的傳統價值觀念，而這些人在政治取態上，深知香港是隸屬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他們沒有分離意識的傾向，甚至強烈反對港獨。
我們常說的“本土主義”，英文叫Localism，原本只是相對全球主義（Globalization）下的在地認同。這種“本土意識”與“國民意識”本該和平共處，唯獨當“本土意識”發展成鼓吹自治運動時，變質的“本土”則成為與“國民意識”對立的碰撞。
我是在國民身份迷失中成長的一代。在全球化過程中，每個城市都需要重新定位，香港不例外，香港人更不例外。我們在相互排斥、爭拗、怨恨的時候，能否停一停、想一想，我們崇尚的真“本土”到底是什麼？別忘了，真正的國民身份認同，除了有對國家的認識，更重要的還有我們香港本土的核心價值認同，包括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面對眾多挑戰和變幻莫測的未來，但願香港人仍能“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
《大公報》刊文，認為“真本土是建設非破壞”，《我們是香港真本土》一書揭示了對立的“假本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原文載於《我們是香港真本土》一書，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獨家刊發，部分內容有刪節）